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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部全面、翔实的秦汉历史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始，至汉献帝禅让帝位终，以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权力迭兴为主要线索，记述了秦汉帝国兴起、发展至衰亡的全过程，对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皆有涉及，使读者可从中大致了解秦汉历史的发展脉络。
2.史观正确，知识严谨
作者马孟龙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专研秦汉历史多年。本书讲述了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汉承秦制，在四百四十余年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汉统治者虽然倡导“独尊儒术”，实则是“霸”“王”二道并用。秦汉是开放的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的传入，皆在其时。书中对大小战役的叙述以及与周边政权关系的解读上，尤其可见作者对历史地理知识的熟知。
3.文本通俗，图文并茂
作者秉持丛书理念，在通俗讲史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其文字通俗，最显明的表现即其故事化的叙述方式，在可读性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使久远而生疏的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全书辅以大量插图，以图佐文，图文并茂，方便大众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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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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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汉承秦制，在四百四十余年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汉统治者虽然倡导“独尊儒术”，实则是“霸”“王”二道并用。 秦汉是开放的时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的传入，皆在其时。本书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始，至汉献帝禅让帝位终，以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权力迭兴为主要线索，记述了秦汉帝国兴起、发展至衰亡的全过程，对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皆有涉及，使读者可从中大致了解秦汉历史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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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孟龙
历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秦汉史、历史地理和出土文献，代表著作有《西汉侯国地理》，在《考古》《历史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史研究》《南开学报》《复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曾获第四届谭其骧禹贡基金青年历史地理论著奖论文类三等奖，2014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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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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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 001
第一章 秦朝的建立
新制度的创立 / 007
统一战争的进一步扩大 / 015
展示帝国实力的伟大工程 / 020
第二章 秦朝的灭亡
帝位更替 / 031
关东的义军 / 039
第三章 楚汉之争
项羽集团的崛起 / 051
刘邦集团的崛起 / 057
楚汉决战 / 064
第四章 西汉的建立
天下秩序的重建 / 079
汉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 / 088
第五章 文景之治
吕氏集团的覆灭与文帝即位 / 097
文帝的“宽严兼济” / 103
景帝面临的挑战 / 112
第六章 武帝的励精图治与西汉盛世
初露锋芒 / 121
反击匈奴 / 126
开疆拓土 / 132
经营西域 / 141
新的经济政策 / 149
强化皇权与统治政策的转变 / 156
文化繁荣与宗教改革 / 162
第七章 武帝末年的统治危机
全新的帝国 / 171
对外征伐的失利 / 177
皇室内乱与地方叛乱 / 181
第八章 霍光专政与宣帝中兴
昭帝时代的“与民休息”政策 / 189
霍光权势的确立 / 195
霍氏覆灭与宣帝亲政 / 203
边疆秩序的重新安定 / 208
第九章 儒学治国
元帝、成帝对儒学的推崇 / 219
儒家学术的繁荣 / 226
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 / 233
第十章 王氏专权与短命的“新朝”
王氏外戚势力的确立 / 241
王莽篡汉 / 248
新朝：遵循儒家理念构建的理想国家 / 257
新朝灭亡 / 265
第十一章 东汉的建立
刘秀的发迹 / 277
经略河北与刘秀称帝 / 282
天下的重新统一 / 294
东汉新政 / 302
第十二章 东汉的复兴
重塑皇权 / 311
儒学的重新定位 / 316
中原王朝威望的重建 / 322
第十三章 东汉的衰落
外戚、宦官专权 / 333
士人集团的形成与党锢之禁 / 340
北疆统治秩序的崩溃 / 347
第十四章 东汉的灭亡
地方门阀与经学世家的崛起 / 355
黄巾起义 / 361
群雄纷起与汉室流亡 / 368
结束语 / 377
主要参考书目 / 379
附录一：秦汉大事记 / 381
附录二：秦汉皇帝世系表 / 387
重版后记 /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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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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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 17日
序 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 19日
导 言
《秦汉史》所涵盖的历史时期，起自公元前221年的秦灭关东六国最终统一全国，迄于公元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东汉王朝灭亡，这期间主要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历时凡四百四十年。
这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诸多史事差不多影响了整部中国历史的发展，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健全并得以初步确立的时期。在此前的数百年间，人们饱受社会无序、地域分权之苦。各地诸侯和地方势力为了争夺土地和民众而展开的战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死于战乱，使更多的民众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民心思定，民心思统，民心思安。人们期盼着“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莫不安所”（《史记·秦始皇本纪》）局面的尽快出现。
于是，随着天下一统王朝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局面和体制应运而生。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又聚焦于皇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所谓的“上”，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秦始皇创立了“皇帝”这个名号以后，这个称号在中国一直沿用了两千余年，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皇帝制度相适应的是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在中央政府，皇帝以下设丞相、御史、太尉以及诸卿、僚属；地方上设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吏。这一套统一而严密的官僚体系，保障了专制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地实施于全国各地。从社会层面上讲，这种制度又很好地确保了整个社会的相对平稳和统一，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要求和意愿。
这是一个由文化多元走向文化思想相对统一并确立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秦统一全国以后，有效地实施了“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书同文”标志着在统一王朝有效统治的范围内文字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行同伦”反映了人的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方面的一致。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在统一文化思想上进一步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手笔，以“大一统”观念驾驭整个社会，使“乱国政”之言无所容身。
汉家王者在文化气度上大大超越秦始皇。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实施粗暴的“焚书坑儒”，对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汉家王者要聪明得多，也洒脱得多。他们采取的是“设五经博士”等教育手段，对儒家之外的各家名为“罢黜”，实则有效地进行吸收，法家的“刑”，道家的“无为”思想，都被吸纳进了汉的统治思想之中。早有史家说了，所谓“独尊儒术”，实际上还是霸道、王道杂用。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真正形成和得以稳固的伟大时代。这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春秋时期的民族大家庭初步形成到此时的真正形成，时间之流又淌过了七八百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民族大家庭中进一步融合，这时的“中国”已涵盖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长城内外以至粤江地区，是一片十分广袤的地域。
这是一个以开放和发展为主题的大时代。汉武帝派出张骞等通西域，这是件值得大书于竹帛的盛事。“西域”这一名称始见于汉人的记录是在《汉书·西域传》中，“西域以孝武时始通”。可见，中土与西域之间的正式交往起于斯。汉代开通了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使之成为东西方经济交流千年不败的桥梁。昭、宣时期，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说明今天的新疆地区当时已归属于汉王朝中央政府统辖。汉代的开放也表现在文化上。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了中原，开始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此时兴建的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形成和创建的。
秦汉时期为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认识世界打开了第一条通道。这期间，有“西风东渐”，也有“东风西渐”。通过当时的“丝绸之路”，芝麻、胡麻、石榴、黄瓜、大蒜等食品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原，玻璃、海西布（呢绒）、药剂、罗马胶等新奇物品也来到了中原，汉武帝还从大宛引进了数以千万计的良马，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中国的丝绸、钢铁、水利技术也传至中亚、罗马和其他欧洲地区。据说罗马皇帝还穿上中国丝绸制成的袍子，扬扬自得地接见群臣呢！西方人由此永远记住了中国人。时至今日，世界上不少国家还称中国为“China”，那显然是“秦”（Chin）的音译，有些国家也将中国人笼统地称为“汉人”。
既然秦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有这样崇高的地位，它又对整个世界影响深远，那么就让我们意兴盎然地来共同阅读这样一段有着离奇曲折故事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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