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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部全面、翔实的西周历史
周武王灭商后建国，定都于镐，史称“西周”，历十一代、十二王，绵延二百七十五年。西周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后世历史文化有很深影响，如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等，对从秦汉到明清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分别从西周历史、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着手，结合考古遗址、出土文物以及传世文献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予以深入浅出的全面展现，阐述了西周制度和文化对后世产生的那些深远影响。
2.作者专业，知识点信实
本书作者黄爱梅是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先秦史研究多年，成为关注早期国家形成进程、政治形态演进和出土文献的相关问题。因而作者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很多第一手金文和古典文献资料，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探讨精神书写这部西周史。同时，作者在信实的基础上做到了语言通俗，在写作上也更多地采用专题的形式，略于事迹，重于制度、社会、经济等能够反映时代本质和广泛面貌的内容介绍，使这部西周史成为一部较有学术含量的专业入门读物。
3.文本通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
全书辅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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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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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灭商后建国，定都于镐，史称“西周”，历十一代、十二王，绵延二百七十五年。西周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等，对从秦汉到明清整个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形态、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分别从西周历史、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着手，结合考古遗址、出土文物以及传世文献资料，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予以深入浅出的全面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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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黄爱梅
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秦汉史研究，关注早期国家形成进程、政治形态演进和出土文献的相关问题，曾发表《西周金文诸侯称“王”现象辨析》《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从王官继承现象看西周王权与贵族家族的关系》《士山盘铭补义》《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的妇女婚姻家庭生活——以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为主要研究对象》《秦汉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的阶段与特征》《先秦秦汉时期“江南”概念的考察》《春秋晚期的“夷夏之辨”与吴国的“华夏化”》等多篇论文，参加《王国维全集》整理、点校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吴越地区早期政治形态演进研究》，著有《江南城镇通史（先秦秦汉卷）》、《国学经典导读》（与于凯合著）、《器之藏：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上古文明》（与于凯合著）、《趣味历史》（与于凯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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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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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 001
第一章 先周历史
后稷传说 / 003
周人迁徙 / 005
周原创业 / 011
第二章 周邦肇始
文王之前的殷周关系 / 017
文王建业 / 021
武王克商 / 025
第三章 “其命维新”
平乱与东征 / 035
周人的天命 / 044
第四章 “封邦建国”
成康大分封 / 055
封建的性质和效果 / 063
第五章 西周政府的架构
中央政府的组成 / 077
政府的运作与管理 / 089
刑罚和军队 / 095
第六章 周王与贵族
贵族家族及其结构 / 111
君臣关系的建立 / 120
“世官”与王权 / 125
第七章 诸侯与“四方”
“畿内”诸侯 / 143
诸侯与王室的关系 / 159
王朝与周边的战争 / 166
第八章 礼乐制度
“五礼”与乐 / 177
青铜礼器 / 191
祭祀和信仰 / 207
第九章 城市与乡村
西周的城市 / 215
城邑与乡野 / 230
城乡差别与管理 / 235
第十章 西周的社会经济
农业的发展 / 245
手工业和商业 / 248
科学技术 / 256
第十一章 内外危机与王朝覆亡
西周国家制度的隐患 / 263
西周的地理格局和军事危机 / 276
振兴的努力和最终覆亡 / 281
第十二章 西周的遗产
结束语 / 301
主要参考书目 / 303
附录一：西周大事记 / 305
附录二：西周世系表 / 311
后 记 / 313
重版后记 /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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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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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 17日
序 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 19日
导 言
孔子曾经说过：“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代借鉴和吸收了夏、商二代的文化成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浓郁、繁华的周文化，所以孔子说：如果要我对三代文化发表一点儿见解的话，我更加倾向于表彰和提倡周文化。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打开周史奥秘的一把钥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长篇记述了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一事。故事很生动：季札首先听了《周南》《召南》《卫风》《唐风》《陈风》等各地民歌，赞叹各地的乐曲都是那样美好，而且各个乐曲都展现了本地区独特的美好风貌。后又观看了武王时代的乐舞《大武》，说：“好啊，周王室盛极一时的风貌是这样的啊。”接着看了禹王乐舞《大夏》，说：“好呀，勤劳治水而不居功，除了大禹，又有谁能建立这样的大功呢？”看了虞舜的乐舞《韶箾》后说：“舜的功劳大到顶点了，像苍天那样覆盖了一切，像大地那样承载所有，真是尽善尽美啊！”季札当时也可以说是周游列国，而要数在鲁停留的时间最长。
这里介绍一下季札其人。从季札往上推，他的二十世祖就是周文王的兄长太伯和仲雍。为了让贤能的周文王能继位，兄弟俩一同出走，来到当时的蛮夷之地，建立了吴国。他这次造访中原，完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他的身上流淌着周人的血，带着周人的气息，同时又有着南方吴人的气韵。由他来品评周文化，是再妥帖不过的了。可不是吗，他从周乐中看到了三代文明的传承，看到了三代中前代对后代的影响，看到了周代文明在各地的繁荣。
周代那种“郁郁乎文哉”的文明，是一种礼乐文明。吴公子季札之所以对周的乐文化赞叹不已，是因为这种乐文化中透露出深厚的礼文化要素。在中国，礼、乐从来不分家。周代的《诗》分为“风”“雅”“颂”三体，代表着礼的不同文化层面。“风”指民风，是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精粹，体现着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雅”是周王室及京畿的乐曲，是中原华夏地区的礼仪载体；“颂”是周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和其他重大典礼的乐歌。“风”“雅”“颂”用途不同，声调不同，所用的乐器不同，演奏时的听众也不同，歌舞时的礼制也不同，一点儿也乱不得。看，礼和乐二者多么水乳交融。
以礼乐文化为轴心形成的社会秩序，在周初达到了完美的极致。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是给整个周代社会定下了基调。中国是诗之国，诗是一种娱乐形式，更是一种教育手段，名之为“诗教”。诗教把人们的精神振兴起来，这叫“兴于诗”。“兴”的目的是“立”，最终要大家立身于礼，成全于乐。这里的“乐”已经鲜有纯娱乐的意味，而是“礼”的一件华丽的外衣。
诗教、礼教、乐教三位一体，这就是周文化。周代的种种社会存在，都是与这种周文化关联着的。西周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的成熟阶段。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周朝的形成，借鉴了夏、商的传统。近人王国维先生又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表明周朝的政治和文化，与夏、商相比已经有较大的进步。要知道，这一时期，周王朝在实现统治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原则或制度，例如分封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等，都堪称西周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对从秦汉到明清的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形态、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意识形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西周制度和文化的创制之功，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那么，周人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变革，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的走向呢？
首先，周人建立了分封制度。分封制度是西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目的就在于“兼制天下”（《荀子·儒效》）。怎样去“兼制”这么大的一个天下呢？单靠武力显然是不够的，必须靠文治。周公很聪明，他在授予诸侯国土地和人民的同时，还授予仪仗、礼器、乐器，要他们一切依礼乐而行。比如正式场合奏乐歌舞时，“天子八佾（一佾为八人的行列），诸公六，诸侯四”（《公羊传·隐公五年》），一点儿都乱不得。巡视的人到列国明察暗访，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了，对周天子忠不，从礼乐上就可以一眼看出。
其次，周人建立了井田制。井田制是周代的重要经济制度。井田制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得清了。但西周时实行过井田制，大致上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大家把田方方整整地划成井字形（大致上），其中大部分是私田，少部分是公田，也称籍田。天子以及各级贵族最关心的是籍田。这里也有礼制：一是“公事毕然后敢私事”，先公后私，先耕好公田（籍田），然后各自去耕私田。二是实行“籍礼”。耕籍田时贵族到现场看护，带领众民行籍礼——唱赞歌、举行典礼，大约还有宣誓之类的仪式。周代的礼乐文化进入了田头地角，简直是无所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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