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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部全面、翔实的战国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导致天下最终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变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各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效果最著，影响最深远，即所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战国时代产生了活跃在社会各层面的士阶层，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本书吸收近些年较新的考古成果，详细地讲述了战国时代的方方面面，对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变革、各行各业的发展和重要历史人物都做了解读，并着重从宗法、制度、经济、军事、社会阶层、风云人物等各个层面描绘这一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
2.重新修订，补充最新研究成果
此次再版，作者特别修订，重写了《导言》《结束语》和《后记》，使之更加集中地展现出战国历史“战争”“混乱”“变革”的总体概貌与基本特征；同时，对各章内容也做了一些新的补充和调整，新增添了新发现的战国史料的相关内容（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考古发现中的战国历史。
3.文本通俗，图文并茂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多篇战国史相关论文。作者在章节安排上，以时间为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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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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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导致天下最终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 变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各国变法中商鞅变法效果最显著，影响最深远，即所谓“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战国时代产生了活跃在社会各层面的士阶层，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本书吸收近些年较新的考古成果，详细地讲述了战国时代的方方面面，对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政治变革、各行各业的发展和重要历史人物都做了解读，并着重从宗法、制度、经济、军事、社会阶层、风云人物等各个层面描绘这一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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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于凯
历史学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等。发表论文有《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从战国农业政策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小农之关系的确立》《中国古代国家化进程中的邑落形态演进》《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战国世局变迁与古代中国的治理转型》《早期古史书写及其体例的流变与分衍——以近40年新发现涉史类简帛为中心》等，出版著作有《趣味历史》（与黄爱梅合著）、《器之藏：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上古文明》（与黄爱梅合著）、《国学经典导读》（与黄爱梅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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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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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 001
第一章 “战国”：大变革之时代
“战国”之名的由来 / 013
战国历史的起点 / 015
战国历史的分期 / 017
第二章 宗法国家的凋零
三家分晋 / 023
田氏代齐 / 030
第三章 列国变法
李悝变魏 / 039
吴起变楚 / 048
申不害相韩 / 052
邹忌相齐 / 057
商鞅变秦 / 060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 065
燕哙让国与燕昭图治 / 069
第四章 战国制度变迁
战国制度变迁的总体趋势 / 077
战国官制的变化 / 081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度的建立 / 091
乡里制度：基层社会治理架构的形成 / 098
军功爵制：居民政治身份的重塑 / 103
第五章 战国生产方式的变革
国家授田制的推行 / 112
编户齐民的出现 / 118
小农生产方式的确立 / 120
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 / 124
第六章 列国争雄
魏国始强 / 131
齐魏争霸 / 137
秦之崛起 / 140
合纵与连横 / 143
齐燕互侵 / 152
秦的远交近攻 / 155
秦灭六国 / 161
第七章 兼并战争形势下的军事变革
战国兼并战争的基本特点 / 171
列国军事变革措施 / 173
战国军事技术的发展 / 176
战国时期军事理论的创新 / 179
第八章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 / 185
战国时期手工业的发展 / 191
战国时期的商品流通、市场与货币 / 197
战国时期城市的发展 / 207
第九章 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
小农阶层的分化 / 214
豪强地主和军功地主的出现 / 216
战国时期的奴隶 / 217
战国士阶层的变化 / 219
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社会风气变化 / 221
第十章 百家争鸣
战国诸子之学的兴起 / 229
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 / 235
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 / 241
战国时期的墨家学说 / 249
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 / 254
战国时期的名家学说 / 257
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说 / 261
第十一章 战国风云人物
吴起：执着功名，兴魏变楚 / 267
商鞅：变秦易俗，峭法任力 / 269
孙膑：身残志坚，兵法修列 / 272
“战国四公子”：封君与门客 / 275
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 288
苏秦：信如尾生，谍间齐燕 / 293
范雎：睚眦必报，快意恩仇 / 297
穰侯魏冉：权倾六国，身折势夺 / 301
吕不韦：奇货可居 / 303
屈原：汨罗悲吟 / 307
荆轲刺秦：悲壮的余音 / 312
第十二章 考古发现所见战国历史
消失的古国：中山国 / 319
远古的乐声——曾侯乙墓编钟 / 325
官员“喜”与他的事业 / 331
两千三百年前的家信 / 335
楚竹书背后的精神世界 / 340
结束语 / 355
主要参考书目 / 361
附录一：战国大事记 / 363
附录二：战国时代列国世系简表 / 374
后 记 / 381
重版后记 /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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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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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所撰讲义（出版后书名《国史大纲》）一开头便标举：“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增强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词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上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且在“通俗化”方向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才能俗。”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８月 17日
序 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回忆起吴晗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编纂这样一套书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做。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做了大致的概括：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残酷战争”描写的局限，注重阶层、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和“否帝王将相”两个极端的局限，注重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表为相关历史表述提供佐证。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套书的作者团队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产生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的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读者从中可以汲取最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最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她在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人们对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这一切，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作者在通俗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作中进行了刻苦的再学习。从史实的查证到篇章的构架，再到文字的通俗化以及图片的遴选，都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丛书采用章节结构的叙史形式，目的在于令读者通过目录就能够对书中的大概内容一目了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读史者历来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讲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来，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本丛书注重以故事取胜，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吸引人，感动人，启迪人。图文并茂也是本丛书通俗化的一途。中国历来重视“右文左图”，以文注图，以图佐文。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佶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要的出土文物予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提供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让读者对本段时期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意在让读者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君的传承有所知晓。另外，所列主要参考书目，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相关资料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最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８月 19日
导 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这一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止，持续了250余年的时间，是衔接中国古代文明前后两个2000年历史的转折点。战国之前，是夏、商、周（包括西周和东周的春秋时期）为主的“三代礼乐文明”；战国之后，是以秦汉王朝为开端的“大一统”帝国。战国历史居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在他所著《读通鉴论》一书中，对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有一个简要的评价。他指出：
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与《尚书》、孔子之言背道而驰。
王夫之崇尚儒家“仁政”“爱民”之说，对战国时期混乱失序的历史变迁抱有严厉批评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时也正确地指出，战国世变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是非常到位的历史评价。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战国时代的世局变迁，是古代中国从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文明“1.0版”，迈向以秦汉帝国为起点的文明“2.0版”的过渡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转型的枢纽期和思想文化变迁的轴心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整体性历史剧变的时期。这种历史变化，并非局部或单一某个方面的变化，而是一种全方位、系统性、整体性的社会剧变，涉及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象，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
战国历史的总体情状，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他所著的《史记·六国年表序》中有一段描述。他说：
（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通“纵”）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
司马迁分析了春秋晚期以后“礼崩乐坏”治理失序的情形，把晋、齐两国政治危机所引发的政局剧变，作为战国历史的开端。晋、齐两国都是“春秋五霸”中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霸主，对时局演变有着重要影响。春秋后期，以晋、齐为代表的霸主国家，不断兼并周边弱小诸侯，领土面积日益扩张，内部政治冲突激化，原有的宗法国家的政治秩序解体，国君权威失落，导致权臣擅政、政出多门、民众离心，最终酿成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政治事变，战国历史的闸门因此而被打开。在这里，司马迁还概括了战国历史的基本特点：一是“海内争于战功”，二是“务在强兵并敌”，三是各国“谋诈用，而从（纵）衡短长之说起”，由此导致“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最终引发了全面的社会失序。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在其《季春纪·先己》中，对战国世道变迁也有所概括：
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吕氏春秋》用“巧谋”“诈术”“攻战”“亡国辱主”等词来形容战国世局变迁的总体特征，与《史记》的判断大体相合。
由此可见，频繁的战乱、兼并与严重的社会失序，是古人对战国历史的总体印象。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战国历史的基本特点呢？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的话，战国历史，大致可以“战”“乱”和“变”三个字来描述。
“战”是战国历史的鲜明特征。
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国时代的命名，与这一时期的持久、频繁的兼并战争是密不可分的。据学者统计，在战国的250余年间，前后共发生各类战争468起。战争的烈度和规模，比之前代也更为惨烈。总体来看，春秋时期的列国战争，还保留着一些贵族时代的战争传统。交战双方动用的兵力通常只有数千人，最多也就万余人；交战过程也相对简单，双方排好军阵，然后对攻，几个回合下来，就分出胜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春秋晚期的宋国与楚国的泓之战，宋襄公坚持讲究“仁义”，要等楚兵渡河列阵完毕后再开战，结果大败，丢了性命。毛泽东形容宋襄公的做法是“蠢猪式”的仁义，但若以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宋襄公所坚持的，恰恰是早期历史的两国交战的基本规则。
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战争早已不是这般的“温柔”了。随着各国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兵额数量也持续增加。小国拥兵数十万，大国军队则可达上百万，这已是当时的常态。一些实力较强的地区性大国，不断吞并周边的中、小诸侯国家，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发育成了拥有广阔疆域面积的“跨区域国家”，最终形成了韩、赵、魏、齐、楚、燕、秦等“战国七雄”。《战国策》中常以“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来形容各国的军力之盛。
战国时期，列国交战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进。攻城用的云梯、抛石机，还有连发的弩机等，都开始用于实战。战争的破坏力也大大增强，列国交战旷日持久，战场围攻有时可持续数月，有些大型的战役甚至持续数年之久。交战各国为消灭敌国有生力量，常常采用大规模战场杀戮的手段，导致战况空前惨烈。
《孟子》中有“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记载，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其中典型的案例是秦赵的长平之战。这是战国后期决定秦、赵两个大国国运的战略决战，在历史上相当有名。赵军的统帅，先是老将廉颇，后来换成了喜欢“纸上谈兵”的青年将军赵括；秦军的主帅是著名的秦将白起。史载，赵括军败之后，秦军几乎把40余万投降的赵军全部坑杀。前些年考古发现揭露了长平之战的战场遗迹，遗址内层叠堆积的赵军将士的累累遗骨惨不忍睹，令人倍感惊怵和震撼。
“乱”是战国时局的突出表现。
战国时期，社会失序现象日渐突出。在列国之间频繁进行的高烈度兼并战争的压力下，原有的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旧有秩序格局自此彻底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又远未成型，各国陷入了“天下竞于气力”的混沌状态，一切都在流变之中。由此引发了列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严重失序。世袭宗法制解体，不少贵族子弟失去靠山和依托，“降在皂隶”，沦落到了社会底层；而原居社会下层的一些有才之士，则可以凭借军功授爵或因知识而拜官，获得上升渠道，成为官员或列国客卿。战国时期，各类风云人物，“朝秦暮楚”，交通往来，四处流动，代表着旧有社会秩序的解体。列国之间的关系，合纵连横，分合不定，代表着战国时期列国间国际秩序的失衡。诸子学说各持己见，相互诘难、辩论与争鸣，反映了旧的意识形态瓦解与新的思想观念的纷争。但诚如古人所言，“物极必反”“拨乱反正”，在战国诸种“乱”象的背后，社会变革的新活力被激发，新的社会秩序的萌芽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萌生。
“变”是战国列强的时代选择。
在兼并战争的情境下，各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其间产生了空前巨大的竞争压力。“战”和“乱”的常态化，激发了各国的变革活力，由此带动了社会秩序的深刻变化。在汹涌而至的历史洪流面前，面对兼并战争的严峻挑战，各国不得不顺应时代要求，纷纷推出变法措施，以求破旧立新，强化国家集权，增强治理能力，由此直接催生了战国变法运动。
战国变法，以魏国为先导。与其他国家相比，魏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长期处于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最先感受到了兼并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也就有了更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公元前406年，魏国的国君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开始推行变法，揭开了战国时期列国变法的序幕。李悝变法，使魏国国力迅速崛起。
魏国变法的成功，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各国纷纷跟进、仿效，陆续采取变法措施。其中：吴起变楚（公元前382年）、申不害相韩（公元前351年）、邹忌相齐（公元前356年）、商鞅变秦（公元前356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公元前307年）、燕王哙“让国”（公元前316）。这些变法措施，除了燕王哙教条地模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国子之而引发内乱，沦为历史笑柄之外，其他各国的变法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变法最彻底、成效最显著的，当数秦孝公时期秦国推行的商鞅变法。战国变法，以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重点强化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二是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而这两个方面的国家能力，恰恰是从古至今国家能力建设的两大主题。
从历史结果看，战国变法带来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变法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催生了中央集权的垂直行政的地域管理模式，带来了地方行政体制的深刻变化。变法强调“因能受职，因功受赏”，以职业官僚取代世卿世禄，创新了人才选拔机制。变法推行以授田制、乡里制和军功爵制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国家将土地分给一家一户的小农，有利于充分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单位面积劳动生产率，也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形成了集权国家与小农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共生互动关系。这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和经济汲取能力，为秦汉大地域帝国政治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成为影响古代中国治乱兴衰的“内在密码”。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效果，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才将战国变法视为“现代国家的最早起源”。
变法运动启动了战国社会转型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带来了战国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的深刻变迁：
首先是社会阶层分化与社会风气变化。战国变法，瓦解了以等级世袭制为特征的传统宗法秩序，打破了西周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分业”状态，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各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快，社会流动空前活跃，社会风气也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战国时期，人群社会的分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催生了以“士”阶层为代表的数量庞大的“自由职业群体”。他们或是出身各国贵族的破落子弟（如商鞅），或是出身平民阶层的读书人（如苏秦），大都接受过一定教育或有一定文化素养，不事田产，而靠智力谋生。各国为吸引人才，争相开出优惠条件以招贤纳士，为士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些人经常在各国间流动，以学干禄，他们或担任国家职务，或成为各国权臣所豢养的门客，用则留，舍则去，成为当时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
生产变革和社会分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人阶层的活跃。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达，高利贷、大宗商品贸易都有极大的发展，商业因素空前活跃。在各交通要道或各国交界的地区，如宛、陶等地，形成了若干大宗贸易集散中心。各国贵族也喜欢同商人往来，商人阶层的社会活跃度与政治影响力远超常人所料。有些商人甚至做起了政治投资。秦相吕不韦就是典型代表。
商品经济的活跃还带动了城市的发展。战国城市中聚集着很多游民，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行业。战国末期，韩非子著《五蠹篇》，对当时的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等五种“乱国之俗”的社会闲散阶层提出要加以取缔。这五类人都是当时社会变迁而衍生出来的新社会阶层。他们不事生产，不能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还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国家耕战。因此，韩非子主张要对他们采取严格限制的措施。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化，最终引发社会思潮的整体变化。以战国诸子为代表的百家学派开始出现，思想争鸣。各家围绕突出的时代问题与重大理论难题，提出了各自观点，形成百家之学纷争的局面，这就为中国古代思想的进一步发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带动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
从战国诸子学派思想演进的总体情境看，诸子学派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交流和关联。大致而言，战国前期以儒学和墨学为“显学”，战国中期出现了道家和法家两个学派。道家主要流行于楚地和齐地，专讲长生不老之术和阴谋治国之术，后来演变成战国秦汉的黄老之学。法家的源头是三晋地区（韩、赵、魏）流传的刑名法术传统，后衍生出以法、术、势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法家之学，后来流传到秦国，成为秦始皇帝国制度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
诸子学说，学派纷呈，彼此交流、相互渗透。到战国晚期，分别在东方齐国和西方秦国形成了两个学术中心：东方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后来汇编有《管子》；西方以召集门客撰写了《吕氏春秋》的秦相吕不韦为中心。这两个学术中心杂糅诸家之学，带有鲜明的思想整合趋势。此外，从新发现的上博简、清华简等古书情况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区，也有各家学说的交融互动与交叉传播。诸子百家之学互为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政治秩序的建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转型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历史影响。
从整体趋势看，战国历史既是西周以来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早期“大一统”政治解体的历史结果，又是以秦汉王朝为开端的“大一统”帝国政治的历史孕育，是古代中国文明演进的重要转折时段。对战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为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古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走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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