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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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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乡村原有的社群纽带逐渐松懈。本书为关于乡村文化振兴赋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本书旨在实现凝聚居民共识、培养互助精神、重塑社区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为探索乡村振兴实践路径和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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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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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间的内在关系来看，从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从未来乡村治理发展趋势来说，文化治理都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本书通过梳理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和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山西典型村庄的实践经验为例，总结和梳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通过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来促进乡村文化治理，为乡村振兴增添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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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慧斌，男，1986年生，山西陵川人，政治学博士，现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城乡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山西省智库协会特聘专家。主要从事资源型地区基层治理与政府改革、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农村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及山西省软科学、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和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项目20余项。曾获民政部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百部（篇）工程”二等奖。
张慧兵，男，1985年生，山西长治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山西传媒学院副编审，山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山西东方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图像史、艺术史、编辑出版。在《中国编辑》《编辑之友》《中国书法》等期刊发表论文10多篇，主持国家艺术基金、国家文化产业资金、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4项，主持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等省级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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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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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00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003
第二节 研究现状 00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011
第四节 主要观点 012
第一章 文化治理与公共精神：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 017
第一节 文化治理的内涵和功能 019
第二节 文化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022
第三节 文化治理的效能在于培育农民公共精神 024
第二章 传统德孝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及实践探索 035
第一节 传统德孝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038
第二节 德孝文化的实践探索：L村的德孝大评比 049
第三章 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经验及典型红色村庄的发展 075
第一节 红色八路军文化的历史经验及时代价值 078
第二节 典型红色村庄的发展历程与治理困境 094
第四章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案例 121
第一节 西沟村劳模涌现的历史经验与实践价值 124
第二节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吕梁山护工 142
第三节 党组织带动下的C村群众性文化活动 152
第五章 以文化促转型的部分资源型乡村典型案例 157
第一节 “文化富民，乡村都市”的皇城村 159
第二节 “易村为城，塞外明珠”的西易村 175
第三节 “如诗如画，公园新村”的兴王庄 188
第六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党建引领文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199
第一节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强化核心价值导向 202
第二节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巩固制度保障地位 207
第三节 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激发农民情感认同 209
第四节 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实现集体自觉治理 212
第五节 改革政府服务方式，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214
附录 创建文化治理示范村（社区）的基本指标 219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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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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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在乡村振兴中要注重农民的精神风貌，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乡村原有的社群纽带逐渐松懈，迫切需要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其中乡村文化治理要通过利用文化资源，强化社区功能，激发群众自主自立精神，促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态，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刻理解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
但以往的乡村建设过多重视文化设施、场所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忽视了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治理功效，尤其是存在就文化建设谈文化建设的现象，没有把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相衔接，忽视了文化治理的作用，弱化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功能。无论从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间的内在关系来看，从我国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求出发，还是从未来乡村治理发展趋势来说，文化治理都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意蕴，其关键和保障在于加强基层党的领导，通过文化治理，培育农民公共精神，最终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从实践可以看出，虽然每个村庄的类型各不相同，文化治理特征也具有明显差异，但无论是传统德孝文化、红色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共同的内在逻辑就是将文化运用到村级治理当中，实现文化与治理的结合，将文化的软约束上升为治理的硬制度，不仅实现了治理治效，也培育了良好的村风民风。本书通过梳理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和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山西典型村庄的实践经验为例，总结和梳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文化治理的经验，以文化促治理，创新农村文化治理模式，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巨大潜力，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加其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获得感，最终实现凝聚居民共识、培养互助精神、重塑社区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为探索乡村振兴实践路径和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乡村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乡村振兴是“五位一体”全方位的振兴，既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更需要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如果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基础，那么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则蕴含着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乡村文化建设绝非简单的输入就能完成，它需要在田野上、村庄中找回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这就需要将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实现文化治理，即以乡风文明促进治理有效，以治理有效保障乡风文明。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尊重和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在实践中要注重农民的精神风貌，大力开展农村文化建设。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乡村原有的社群纽带逐渐松懈，迫切需要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其中乡村文化治理通过利用文化资源，强化社区功能，激发群众自主自立精神，促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山西是文化资源大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是全国古村落保存最完整的省份之一，而且山西广大农村地区具有丰富多样的特色文化，如根祖文化、德孝文化、圣贤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劳模文化、民俗文化等，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尤其是山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不仅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也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源地，是党带领革命先辈抗日的主战场之一，在华北战场乃至在全国抗战中处于关键地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专门指出，山西也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战争主战场之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闻名中外，太行精神、吕梁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都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为山西发展提供精神力量。因此，通过挖掘、整理、提升、创意、生产等途径，将优势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富的文化产品，既能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能塑造良好的文化形象，提升山西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为山西的转型发展、乡村振兴提供巨大的内在动力。开展文化建设、加强文化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政府从广大农民最根本、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出发，创新农村文化治理体制，把乡村建设成为治理有效、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我国乡村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农村特色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必然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通过挖掘和整合农村特色文化，以文化促治理，激发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与热情，对于推动乡村内生力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但以往的农村文化建设过多重视文化设施、场所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了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治理功效，具体表现为：一是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由单一的政府职能部门供给，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主体参与度不足，地方政府的文化供给与基层居民的文化需求并没有实现有效衔接；二是存在就文化建设谈文化建设的现象，没有把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相衔接，忽视了文化建设对农民思想价值引领、精神面貌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忽视了文化治理的作用，弱化了乡村文化建设的功能。因此，本书旨在从文化治理的视角，试图通过挖掘和整合山西农村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促治理，创新农村文化治理模式，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人文历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点，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巨大潜力，进一步强化乡村居民对村庄（社区）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加其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获得感，最终实现凝聚居民共识、培养互助精神、重塑社区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为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探索乡村振兴实践路径提供巨大的内生动力和模式创新。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诞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二战以后国外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产业含义及其功能的研究；二是对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三是对文化产业个案、行业、区域以及人文理论的研究。20 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如 Graham（1987）对公共政策和文化产业进行了比较分析；Neuhauser、Bender、Stromberg（2000）从文化从业者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其工会组织情况等方面，分析纽约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David Throsby（2001）阐述了文化产业在经济和就业方面的影响；Mueller Stephen A（2001）在研究中特别提到文化产业与农村发展之间的问题，指出了文化旅游产业在农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农村地区要想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文化旅游、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宝贵资源，发挥其自身的优势及富足资源让农村在旅游产业中获取收益，从而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Dr Andy C Pratt（2002）研究了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二者之间的关系；Allen J.Scott 等（2004）阐述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在促进城市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Andy C Pratt（2010）根据英国的创意城市发展经验指出，政府政策制定必须突出文化产业中艺术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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