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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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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之里程碑意义——提出“双百”方针，号召“向科学进军”;
一日轻松读国史：感名家学术精粹，品朴实畅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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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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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本丛书分别选取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12个年份为切入点，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这些年份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本书以生动的文笔和翔实的资料记述了1956年那个风生水起、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史实，比如提出“双百”方针，号召“向科学进军”等。本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将研究性成果以讲故事的形式诉诸文字，作者权威，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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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参加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主编）、《新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研究（1949—2016）》（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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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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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五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一、“鸡毛上天” 004
◎毛泽东认识的转变
◎“下马”与“上马”之争
◎“小脚女人”一词的由来
◎毛泽东夺了农村工作部的权
◎六中全会一锤定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编的唯一一本书
◎毛泽东说：1949年解放时，他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鸡毛”真的上天了
二、《农业发展纲要》和“浮夸”的苗头 016
◎《农业发展纲要》的出台
◎毛泽东过于乐观
◎麻雀被列入“四害”
◎“纲要”的粮食产量目标太高了
◎双轮双铧犁走入误区
◎在北方推广种植水稻
◎阳谷县的“养猪经验”
◎急于求成的“扫盲运动”
三、“好的很”与“糟的很” 027
◎高潮留下的后遗症
◎铺张浪费是合作社普遍现象
◎年初的计划几乎都没有完成
◎王观澜发现农村副业普遍下降(只有王观澜敢提出问题)
◎毛泽东再用“阶级分析”方法
第二章 “先上船的有好座位”
一、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 034
◎从“吃苹果”和“吃葡萄”
◎要“统筹兼顾”，不会“嫌贫爱富”
◎全行业公私合营方式的确定
◎毛泽东批评极左思想
二、“慈航普渡，同登彼岸” 045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交底”
◎争相上船，唯恐落后
◎从“坐三望四”到“皆大欢喜”
◎资产阶级的“肺腑之言”
◎资本家“有名、有利、有权”
◎“包下来”与“量才录用，适当照顾”
◎公私共事关系“大多数不够正常”
◎毛泽东强调改造
◎陈云强调使用
◎章乃器受到批评
◎资产阶级“两面性”依然存在
三、手工业者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064
◎个体手工业改造形式的确定
◎手工业合作社的初步进展
◎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
◎高潮兴起后的纠偏
四、“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资本主义” 072
◎“资本主义绝种”的后遗症
◎陈云最先发现问题
◎“东来顺”的羊肉不好吃了
◎“全聚德”的烤鸭也不好吃了
◎药片“顽固不化”
◎香皂被称为“皮香肉不香”
◎“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再搞资本主义”
第三章 冒进与反冒进
一、批判“小脚女人”波及建设速度 082
◎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
◎“右倾保守主义”被列为“两次重大的斗争”之一
◎反保守导致了冒进
◎毛泽东的一篇序言成为冒进的“罪魁祸首”
◎经济建设反保守事出有因
◎经济建设的全面冒进
◎“三管齐下”与经济“紧张”
二、反冒进 091
◎周恩来最先提出“反冒进”
◎《人民日报》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
◎使毛泽东生气的“反冒进”社论
◎“一幅不成联”——民主党派也认为冒进了
◎周恩来一再压缩计划指标
◎双轮双铧犁由500万部压缩到175万部以下
◎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认为“冒”了
三、八大前后的继续反冒进 102
◎压缩“二五”计划指标
◎周恩来说：“必须采取退的方针”
◎陈云说：“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
◎这件事情并没有完
第四章 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一、三个伟人的调查研究 112
◎刘少奇首先开展调查研究
◎刘少奇说：用消费刺激生产是进步的
◎“流动的个体劳动者无论如何不能减少”
◎毛泽东“床上地下”，连续听取汇报
◎“汇报”中提出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形成
◎薄一波对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补充
◎邓小平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
◎《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局限
◎长达三个半月的体制会议
◎周恩来提出“改进体制，逐步实现”
二、“党委领导制”的形成 123
◎苏联的“一长制”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地制宜，企业领导体制多样化
◎1953年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的原因和效果
◎毛泽东肯定党委领导制
◎1956年重新选择党委领导制
三、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145
◎中国为什么会选择苏联模式
◎1956年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
◎八大前后对苏联模式认识的深化
◎提出自己的工业化战略
◎对于经济体制的新见解
◎探索的历史局限
第五章 向科学进军
一、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 162
◎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周恩来为知识分子改变“身份”
◎知识分子成为党组织重点“发展对象”
◎重视知识分子还体现在工资上
◎毛泽东亲自听科学家们上课
二、“百家争鸣” 168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民主党派热烈响应
◎罗隆基畅所欲言
◎自然科学界反响强烈
◎社会科学界不甘落后
◎《人民日报》思想更“解放”
◎马寅初也参加了“百家争鸣”
◎允许“宣传”唯心主义
◎为摩尔根学派“平反”
三、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里程碑 181
◎制定12年科学规划
◎600多万字的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
◎科学规划促进了我国科学和技术的全面发展
四、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190
◎向科学进军的紧急措施
◎开始发展导弹和利用原子能
◎汉字简化
◎推广普通话
◎扫盲运动
◎建立奖励机制
第六章 文艺的春天
一、“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 204
◎走出“胡风事件”的阴影
◎“百花齐放”方针的提出
◎文艺界的响应
◎一致批评过去领导粗暴干涉
◎张恨水：“创作题材应该广泛”
◎汪静之：“让多数种子都具备开花的条件”
◎贺敬之《放声歌唱》
二、此起彼伏的争论 216
◎关于新诗与旧诗的争论
◎毛泽东发表旧诗词，但不提倡写旧体诗
◎关于外国音乐与民族音乐的争论
◎毛泽东充当了一次裁判
◎电影界敲响争鸣“锣鼓”
◎毛泽东批评电影局“开门不够”
◎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发热烈讨论 三、方兴未艾的文艺创作 232
◎毛泽东赋诗言志
◎文坛的空前活跃
◎杂文的复苏
◎周恩来谈暴露批评阴暗面
◎“暴露”文学异军突起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话剧的繁荣
◎电影界也端出了几盘好菜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盛会
一、有史以来的会前筹备工作 250
◎毛泽东解释两次大会相隔十年的原因
◎准备工作“好事多磨”
◎“政治报告”修改稿达80多份
◎邓小平担纲修改党章
◎周恩来起草“二五计划”报告没有受“冒进”影响
◎七中全会确定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提议选举李立三和王明
◎八大预备会议确定候选人
◎毛泽东称赞举荐邓小平、陈云
二、空前公开，高朋满座 264
◎“开幕词”出自田家英之手
◎刘少奇唱了主角
◎邓小平担当重任
◎民主党派的礼品和欢呼
◎宋庆龄的心声
◎高朋满座
◎与外国代表团广泛交流
◎不同国家和政党的反应
三、辉煌的成就 276
◎最佳领导集体的建立
◎毛泽东准备“退位”
◎反对个人崇拜和加强集体领导
◎八大删掉了“毛泽东思想”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经济建设方针的确定
◎陈云关于经济体制的新思想
第八章 坐看风起云涌
一、关于斯大林的“是”与“非” 290
◎“秘密报告”石破天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
◎中国的态度：《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
◎中国仍然挂斯大林的像
◎对苏共二十大总体还是肯定的
二、支持与警惕 298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东欧对“秘密报告”的反应
◎哥穆尔卡上台
◎刘少奇、邓小平调解苏波关系
◎纳吉被杀
◎铁托“普拉演说”
◎毛泽东说：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毛泽东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三、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反应 319
◎支持埃及将运河收归国有
◎毛泽东表示无偿支援
◎郭沫若要当“志愿军”
◎强烈谴责英、法武装侵略埃及
◎数百万人大游行
◎埃及使馆门庭若市
◎英国代办处怒吼如雷
四、睦邻友好，朋友遍天下 328
◎毛泽东畅谈民族平等和反对侵略
◎苏加诺首次访华
◎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
◎周恩来参观“二征王庙”
◎在印度三次会见达赖喇嘛
◎对外援助慷慨解囊
◎“打开西面的大门”
◎毛泽东教驻外大使写文章
结语：回顾历史的兴奋与思考 /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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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1955年跨入1956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怀着一种解脱和兴奋心情的，1955年那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前夜的紧张、沉闷空气，被突然到来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扫而光。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摆脱了落后的小生产者形象；资本家则庆幸可以摘掉“剥削阶级”的帽子了；“向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知识分子不仅有了“用武之地”，而且心情舒畅。党的领导阶层，也因为八大的民主、和谐备受鼓舞。
总之，1956年的“意气风发”，既是由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时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基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和建设热情。1956年的主流可以说是热烈、欢快、振奋、舒畅。一是社会主义改造虽然终于到来但是并不可怕，反而是“争先恐后”，形成“一日数变”“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二是“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向科学进军”“扫盲”运动鼓起了人们求强求富、追求现代生活的迫切心情，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众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运动；三是“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八大表现的党内民主化，使得政治空气和社会生活空前宽松，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四是知识分子待遇提高、工人工资普遍增加、资本家拿到超过预期的“定息”、农民也得到国家大量贷款，基本上都还满意和高兴(只有部分农民秋收以后没有增加甚至减少收入，不满意)。上述四个方面的浪潮融汇成中国大陆1956年的主旋律。
但是，1956年也潜伏着危机：社会主义改造的“四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已经埋下了微观经济运行的问题；而“冒进”造成的经济紧运行和“反冒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给宏观经济综合平衡造成较大困难；此外，对于知识分子认识的局限性，也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57年以后难以奏效。另外，从国际来看，1956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因苏共二十大引发了“去斯大林化”的浪潮，并影响了国内思想界和知识分子阶层，中苏关系也由亲密无间转向求同存异状态。这些问题都对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章 五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和国家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经过近一年的酝酿，特别是全国财经会议的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于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关系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开始从以“共同纲领”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转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制度，以逐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上议事日程，列入1953年至197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中国几乎不停顿地再次进入一个经济体制剧烈变动时期。
一、“鸡毛上天”
◎毛泽东认识的转变
◎“下马”与“上马”之争
◎“小脚女人”一词的由来
◎毛泽东夺了农村工作部的权
◎六中全会一锤定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编的唯一一本书
◎毛泽东说：1949年解放时，他都没有这么高兴过
◎“鸡毛”真的上天了
由于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1955年初中央决定对合作社进行整顿。本来毛泽东是同意对合作社进行整顿的，“停、缩、发”方针就是他在1955年3月上旬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汇报时总结提出的。当谈到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地区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解放区)适当发展一些。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邓子恢5月6日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结论中，还谈到毛泽东在春天时关于合作社发展方针问题的意见，邓子恢说：“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下来，以后毛主席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天再看，停止一年半。”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页。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1957年入社农户发展到占总农户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邓子恢当时还坚持50%的设想，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因此，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就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到1957年)的合作社发展定为占农户的1/3。
四五月间，毛泽东外出视察，并于5月17日在杭州召开了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对合作化是积极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大家认为农业社“好得很”，农业生产形势也不像原来听说的那样严重。这就使毛泽东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不够真实。与此同时，1954年水灾和粮食统购较多造成的农村粮食紧张，也被地方证明为许多喊缺粮的农民并不是真缺粮——毛泽东将其概括为：“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上述毛泽东对农村形势估计的变化，使他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合作化方针及整顿工作都产生了不同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并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在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开始就预言：“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在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合作化方针和实践结果后，对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及有些人低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领导力量，已经落在了群众运动后面。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邓子恢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也发言，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参见《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月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5月17日(毛泽东主持的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大发展。准备工作加巩固工作不会冒险。准备工作第一项就是批评错误思想。以此次会议为标志，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实际上改变了农业合作化发展方针和进程。8月26日，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和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于是，毛泽东开始亲自主管农业合作化运动。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批语，连续批转了湖北、安徽、山西、河南、浙江等十个省委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部署合作社发展计划、加快发展速度等方面的报告。
8月31日，毛泽东在批转安徽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说：“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撰写《通知》，将修改后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请他们印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发到农村支部。
尽管毛泽东7月31日的报告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导意见，但毕竟还只是个人意见。为了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报告上来，将自己的农业合作化主张付诸实施，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共中央全会。
1955年10月4～11日，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除了6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上海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388人列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80人作了大会发言，167人作了书面发言，一致赞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分析和主张。
邓子恢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主要是检讨自己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邓子恢的检讨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我的主持下，曾于1953年春至1955年春先后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是1953年春将农村的“五多”与合作化运动的“急躁冒进”混在一起，片面强调“稳步前进”，结果变成“宁缓勿急”“稳步不前”。第二次是1955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我却采取了相反的、消极的、错误的指导方针。对于某些地方因受“适当收缩”方针影响造成的错误行为和损失，应该完全由我负责任。
（二）产生上述错误方针的主要原因是我思想上的右倾，即对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对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
（三）此次错误除上述右倾思想外，还由于我长期存在两个错误的机械论点：第一是过分强调土改可以大胆迅速，而合作化则必须谨慎小心；第二是过分强调合作社“发展容易巩固难”“建设容易办社难”。
（四）为什么我会产生上述右倾思想并长期存在不能改变？其根源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动摇抵触情绪在我思想上的反映。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
（五）我此次错误之所以形成，还由于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如浙江省合作社收缩的方针，未请示中央，即发出电报；5月以后，毛泽东几次批评，思想仍未通，总以为自己只是在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上同中央存在不同意见，而未认识到这是方针路线的不同。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也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从骨子里看，还是从1953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会后，杜润生又于10月25日，再次向中央提交了检讨报告。
10月11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会议总结发言。毛泽东说：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呢！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
……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
……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在此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除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外，还对合作化速度作了如下大致规划：在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到1957年春季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即农民基本上都加入初级社；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在1958年春季前，先后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既落下了半年来关于合作化速度争论的定音锤，也敲响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战鼓。
农业合作化高潮骤然而起，许多人，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是缺乏知识和经验准备的，国家甚至还没有一个正式规范的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直到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才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给各级干部和农民提供一部发展合作社的参考书，毛泽东亲自主编并出版了一本书，即当时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早在1955年9月，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右倾保守主义”之后，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即着手编辑一本农业合作化经验的书，书名叫《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先请廖鲁言和农村工作部的人从各种刊物上的1000多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中，挑选了121篇比较好的报告，然后自己用了11天工夫，杜绝各种打扰，关起门仔细阅读了这121篇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修改，撰写了按语。毛泽东说：“因为这些刊物是零零碎碎发下去的。它不是集中比较好的典型。现在农村刊物又叫党内刊物，秘密不外传，其实毫无秘密。这些刊物有什么秘密呀!现在我们的书准备公开出版，由人民出版社出，民主人士也要卖给他一本。”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毛泽东着手编辑该书时，他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到农村的党支部，各地已经开展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农业合作化指标正在层层加码。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意，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一)中说：“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于9月份编好后，印了400本作为样本，发给参加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的负责人。
七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们对此书称赞不已。但是不少人提出：有些材料过时，需要补充新材料，于是毛泽东嘱咐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回去后尽快将新材料送来。另外，参加全会的jiao育部的同志还要求把一条涉及学龄儿童入学比例的数字加以更正，毛泽东也采纳了这条意见。
到10月25日，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11月份，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约了一些具有特点的稿件。例如，11月2日，中办致电黑龙江省委说：“《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需要有一篇文章介绍在土地特多、人口特少的地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的经验。这篇文章要说明在这种地区取消土地报酬比较容易，并且介绍牲畜公有化的条件和办法。希望你们能从已有的材料中挑选一篇，修改好文字，注明作者、写作时间、原载报刊等，于11月10日前送来。”
12月份毛泽东重新编这本书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形成，不仅农业，而且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改造速度问题也已经解决。于是，毛泽东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焦点就从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到各个领域。毛泽东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经过抽掉过时材料、补充新材料，毛泽东保留了样本121篇报告中的91篇，又补充了新报告85篇，总共176篇，并将书名定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以下简称《高潮》）。12月20日，毛泽东看完该书最后一部分稿子后，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张批条：“书名叫《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那一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田家英未改，仍然维持了原书名。
据当时与田家英一起协助毛泽东编辑该书的逄先知回忆：
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稿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三十三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九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变成了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多么吸引人!逄先知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1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写的第二个序言脱稿，30日他在上海写信，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审阅。同时，毛泽东还指示田家英，将排出的该书清样送上述四人审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本书是非常看重的。
1956年1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式出版发行。尽管报纸、电台没有发消息，该书还是迅速传遍全国，人们争相购买。据逄先知回忆，该书出版时，毛泽东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
从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全国开展了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这就给农业合作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党内外各级干部不甘也不敢落后，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就掀起了一场农业合作化高潮，其势头之猛、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七届六中全会的规划。到1955年年底，全国初级社的数量即由年中的65万个增加到190多万个，入社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63%左右。1956年1月，毛泽东编辑并亲自写了两篇序言和大量按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公开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3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到年底，则达到97%。农业合作化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
初级社发展的辉煌成果，又诱发人们加快向高级社的发展速度。本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就大力提倡高级社和办大社，于是1956年春全国农村又掀起了建立高级社的高潮。6月30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同时宣传舆论工具也大造声势，使得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争先恐后地将初级社转变成高级社。在1955年7月农业合作化高潮前，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民仅4万户，到1956年3月，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已达6000万户，到年底则达到107422万户，已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至此，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事情，现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就提前完成了。
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重要变化。因为初级社是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人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可以作为股份参加分红，社员入社退社自由，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和积累归公，初级社的规模也不大，1956年以前平均每社20余户农民。这种股份制形式的经济组织，虽然在当时被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但它与当时农村的部分经济发展要求还能适应，这也是1951年至1954年初级社能够不断增加并巩固的根本原因。但是即使是初级社，它的普及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而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不仅公有化程度高了，即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产权模糊了；而且规模也扩大了，平均每社拥有200户农民，相当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这种公有化程度高和组织规模过大的情况，对于基本上仍然处于传统农业水平的农村和农民来说，经营管理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之多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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