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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纪之问：苏珊·桑塔格错了吗？
?因为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中的一句论断：150年前最早的战地摄影，可能是摆拍的？较真的纪录片大导埃罗尔·莫里斯不远万里，亲赴克里米亚古战场解谜。
她到底错了没有？莫里斯在意的，并不只关乎照片真假。一发不可收拾的全球真相追踪之旅，即将颠覆你观看世界的方式……
?侦探小说版《论摄影》，全景调查式《观看之道》
?福尔摩斯般的谜题轮到你：摄影是证据记录？艺术作品？还是宣传工具？抑或三者都是？
???追击摄影之谜，“纸上纪录片”寰球放送，领航员名叫埃罗尔·莫里斯
- 一系列著名照片谜案：“孪生照片” “戴头罩的人”“神秘的微笑”“移动的牛头骨”“闹钟迷案”“战区里的米老鼠”“无名士兵”，涉及摆拍、造假、操纵、误导。千分之一秒的决定性瞬间，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 像侦探：用论证，推演现场；像法医：用剖析，拆解线索；像心理学家：用探查，揣摩人心。太阳轨迹图，法医成像程序，审讯档案，EXIF数码文件，物品陈列清单，往复书简，证据足够多了吗？
- 只需紧跟埃罗尔·莫里斯的脚步：一位拿遍国际各大电影奖项、被尊为“直接电影大师”、曾逆转死刑案判决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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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这个影像爆炸的时代，我们习惯性地对图片编辑和修饰，而摆拍、AI深度合成和配图文字，则动摇了我们的判断。有图就有真相吗，还是正相反？埃罗尔·莫里斯提出的方法是：回到对图像本质的观察。
因为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里的一句话，莫里斯开始了他对一系列世界著名照片的解谜之旅：
◎最早的战地摄影“孪生照片”
◎虐囚丑闻中的“戴头罩的人”“神秘的微笑”
◎美国农业安全局纪实摄影“移动的牛头骨”“闹钟谜案”
◎“战区里的米老鼠”新闻照片
◎客死战场的“无名士兵”
……
他用侦探调查的方法向真相进发，复原现场、调取档案、遍访当事人，曝光了摄影“既在场又缺席”“既揭露又掩盖”的矛盾性。摄影是证据记录？艺术作品？宣传工具？抑或三者都是？本书将告诉你终极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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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1948—）
美国著名导演、编剧、制作人，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其执导的纪录片《细细的蓝线》，获“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年度最佳纪录片奖”，《战争迷雾》，获“第7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标准流程》，获“第58届柏林电影节评审团银熊奖”。 英国《卫报》在“史上四十佳导演”专题中将其排在第七位。《细细的蓝线》因成功推翻了一名死刑犯的判决，在全美引起巨大反响，也为纪录片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仰
摄影师、译者，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在读。2015—2022年，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外聘）摄影课程教师。作品曾在多个国际摄影年展展出，并获集美·阿尔勒-Madame Figaro女性摄影师奖提名、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提名。
近年来还致力于摄影文论译介，翻译出版《凝视的训练》《美国表象》《每一个疯狂的念头》《安妮在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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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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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
（摄影师的意图）
第一章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003
关于阿布格莱布
（照片既揭示又掩盖）
第二章
真正“戴头罩的人”
能否请你站出来？ 097
第三章
最离奇的事 127
摄影与现实
（图片说明、宣传，以及欺诈）
第四章
不合时宜的闹钟谜案 161
第五章
事情从一只老鼠开始 243
南北战争
（摄影与记忆）
第六章
他是谁的父亲？ 285
后 记 349
注 释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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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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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本书中的文章应该被视为一系列神秘故事。想象一下，在阁楼上找到一只装满了照片的箱子。每一张照片都将我们抛入一场调查。这些人是谁？他们的照片为何被拍了下来？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能述说哪些关于其自身的事情？我们能就摄影师及其动机了解些什么？每一个问题都能将我们引入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这是一次远足，既深入过往的迷宫，也进入现实的肌理。
我自己对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摄影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无尽问题，始于我父亲的照片。我的父亲在1950年12月10日去世，那时我将近3岁。他与我母亲一起参加派对，抱怨胸口疼痛，然后骤然倒地。由于心脏病突发，他在几分钟内就离世了，于是我的母亲在32岁成了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我和哥哥诺埃尔，他比我年长约6岁）。另外，家中还有一位深受爱戴的管家，玛丽·简·哈德曼，我们则喊她“哈迪”。这张我父母与哥哥在一起的照片大约拍摄于1943年，当时父亲作为军医驻扎在俄克拉何马州的锡尔堡（Fort Sill）。他在部队中是一位上尉。
我对父亲完全没有记忆。除了少数几张照片，我仅存有一幅精致的石版画，绘有以《独立宣言》中的文字勾勒边缘的骷髅：“我们认为这些真相不证自明。”这是他在爱丁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为表彰其优异而赠予的奖品。（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很难进入美国顶级的医学院，因为有名额限制。因此，父亲去了爱丁堡。）
我的母亲、哥哥和其他家族成员都很少回忆父亲。我相信哥哥因为父亲之死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因此从来不提他。1没有故事，没有奇闻。什么都没有。（或许我也不太愿意去问他，但他从未主动提供信息。）母亲也很少述说。就好像父亲身上带有某个秘密，而我得去挖掘出它是什么。不过，母亲常常建议我应该成为一名医师—“像你父亲那样”，她会说—我则告诉她，我希望像她一样成为艺术家。毕竟，我熟悉母亲，而我不了解父亲。
在父亲去世后好几年，他的医生办公室依然占据家中的一席之地—就在楼下，后来那个空间成了起居室。那里有数百本医学书籍，其中包含各种疾病和畸形的可怖图片。还有他的椅子、他的烟斗、他的烟草罐子。但他本人缺席了。然而，我的母亲则一直在场。她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茱莉亚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一位出色的即兴演奏家。直到20多岁时，我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母亲都能演奏舒曼的《狂欢节》（Carnaval）或者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Wanderer Fantasy）。2
在我行为不当时，哈迪常常拿父亲来警告我。“你父亲绝对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她会这样跟我说。但父亲已经故去，因此他会不会容忍我的行为，这个问题似乎无关紧要，最多也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后来，我从哈迪那儿了解到父亲常常与我哥哥争吵，并且把我叫作“小教授”。
另外还有父亲的照片。照片中这个男人是谁？一方面，我对这些照片十分熟悉。在我成长过程中，它们就摆在家中各处。其中有父亲和母亲的合影，当时他还在部队；父亲和母亲以及哈迪的合影；哥哥和父亲的合影。我并不完全确定成长过程中对这些照片有什么想法，但很多年后，有人观察到，父亲的表情严肃而凝重，这让我十分惊讶。
某种程度上，这些照片既将父亲带给了我，又将他带走。照片将他的形象带到我面前，但它们也尖锐地提醒我他的缺席。对我来说，他主要存在于照片之中，伴以概略的家族故事。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他曾经与我们一起住在这房子里，尽管如此，我本质上对他一无所知。他是谁？我不知道。我有照片，但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只能靠想象。
还有一个因素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就在父亲去世后，我的眼睛开了刀。我患了斜视，即有一只眼球偏移了位置。我患的是外斜视，就像让—保罗·萨特。斜视患者的眼睛本身在功能上没有问题，只是眼球移位。只要通过手术将眼球放回到正确的位置，大脑就能够将两只眼睛之所见合成为一幅完整的立体图像，也就是说，它能够产生正常的视觉。为了促进“弱视眼”（lazy eye）的发育，要给正常的眼睛戴上眼罩。这种疗法并不总能奏效，而我又总是将眼罩摘掉，因此进一步减少了我那仅有的恢复正常视力的机会。母亲给我买了一台飞歌（Philco）电视机，作为戴眼罩的奖励。我尽职地当了观众，看了《温克·丁克秀》（Winky-Dink and You）、《豪迪·杜迪秀》（The Howdy Doody Show）以及《电视游侠》（Captain Video），但我依然拒绝戴眼罩。这是我的错，以致现在我并没有正常的立体视觉，左眼的视力也有限。
滑稽的是，进行眼科手术的是本·埃斯特曼，我们的家庭眼科医师，20年后他成了我的继父。我稍稍长大后，母亲告诉我她在手术后不久到医院看望我的情形。我的双眼都被纱布包裹着，就像黑色电影中的场景，只不过我是个小孩。我未来的继父对母亲说：“别说话。别让他知道你在这儿，因为如果他看不到你，会很难过。”我妻子朱莉娅称之为新版的俄狄浦斯故事：我未来的继父遮住我的眼睛，然后娶了我母亲。不过最终这是个幸福的故事。在我20岁出头时，母亲嫁给了本，如今他们已经结婚近30年了，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我不可能成为作家和电影制作人。
如果我与俄狄浦斯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便是问太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会以这样的方式看事物？我想这可能与我对视觉持怀疑态度有关。这是否影响了我观看静态照片的方式或者我对纪录片制作的怀疑态度？我希望自己能更准确地弄清楚这些问题。或许这正是我在此试图做的事情。
第一章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第一部分
在理想
与现实之间
在意向
与行动之间
落下了阴影……
—T. S. 艾略特，
《空心人》（“The Hollow Men”）
“你是告诉我，你大老远跑到克里米亚，就因为苏珊·桑塔格写的一句话？”我的朋友罗恩·罗森鲍姆似乎觉得不可思议。我告诉他：“不，实际上是两句话。”
我提到的这两句话出自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她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下面就是这两句话：
难怪，很多正统的早期战争照片，后来被证明是经过刻意安排的，或其对象被摆弄过。芬顿坐在马车拖的暗房里，抵达靠近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被大炮猛轰过的山谷后，曾从同一个三脚架的位置上做了两次曝光：那张被他称作“死影之谷”的著名照片的第一个版本（虽然标题这么说，但是“轻旅”发动那次惨败的冲锋时，并不是越过这片风景）中，炮弹是堆在道路左边的地面上，但是在拍摄第二张照片（这才是那张被不断复制的照片）时，他先让人把炮弹散布在道路上。
先提供一些背景，1855年，出版商托马斯·阿格纽父子公司（Thomas Agnew & Sons）让备受尊敬的英国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去拍摄正在进行中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另一方则是俄国。在四个月之中，即1855年3月8日至6月26日，芬顿和他的助手约翰·斯帕林（John Sparling）用马拉着暗房，在英军前线的后方进行工作。他们一共拍了360张照片，其中名为《死影之谷》（“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的两张照片最为著名。
尽管两张照片具有标志性的地位，但它们并未出现在桑塔格的书中。桑塔格从不在书中提供照片，只是提及照片。1我则打算减轻读者的负担，展示芬顿所拍的两张照片，根据桑塔格的描述，是“从同一个三脚架的位置”拍摄的。我给它们分别命名为：“路边”（OFF）和“路中”（ON）。“路边”是那张炮弹在路边的照片，
而“路中”则是炮弹在路中间的照片。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观看这两张照片，思考桑塔格的这两句话。无疑，桑塔格并未宣称芬顿在拍下照片之后对其中某一张进行了篡改—只不过他改变了，或者说，通过改变现场地貌“摆拍了”第二张照片。但桑塔格如何知道芬顿改变了地貌，或者，就此照片而言，“他先让人把炮弹散布在道路上”？
显然，关于这个问题，任何证据都必须独立于照片存在。我们并未在任何一张照片中看到芬顿（或者其他任何人）出现在照片中，弯下腰，仿佛正捡起或放下炮弹。桑塔格怎么知道芬顿在做什么或者他为何那么做？更进一步，桑塔格的文字还暗示芬顿颇为懒惰，似乎他自己还不屑于捡起或放下炮弹，而是监督或指导别人去散布它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傲慢的芬顿的形象：“就说你呢，把炮弹捡起来放到路上去。不是那儿，还要靠左一点。”或许也不是偷懒，可能他背不好。这位行动不便的芬顿会说：“年轻人，我的背不行了。你能帮我捡些炮弹放到路中间去吗？”
当我与这些问题纠缠时，突然想到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桑塔格如何知道照片拍摄的顺序？她怎么知道哪张照片是先拍的，“路边”还是“路中”？可以假定，必然有一些补充信息让人可以判定照片的顺序：先拍的和后拍的。如果她以此为基础断言第二张照片是摆拍的，难道不应该提供一些证据吗？
桑塔格的书中并没有脚注，不过幸运的是最后有致谢部分：
有关芬顿的《死影之谷》存在着两个版本的资料，我受益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马克·霍沃思—布思（Mark Haworth-Booth）；两个版本收录于乌尔里奇·凯勒（Ulrich Keller）的《终极奇观：克里米亚战争史图像集》［The Ultimate Spectacle: A Visual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2001］。
我买来一本乌尔里奇·凯勒的书，并立刻翻到第四章关于这两张照片的部分。我发现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凯勒声称自己有一系列历史发现—即存在着两个版本的照片，两张照片略有不同，以及第二张照片中炮弹被芬顿本人或者在芬顿的指导下被放置在那儿。
下面就是这段文字（部分字句的强调为我添加）：
芬顿在这一现场拍的两张照片存在细微但重要的区别，摄影史学家们似乎并未留意到这点。第一个版本显然呈现了摄影师看到这条通往战壕之路时它的状态，炮弹都排列在路边。在第二个版本中，我们发现一个新的特征。可以看到，一些炮弹现在被散布在路面上—仿佛这些炮弹是刚刚被投掷到这儿，让摄影师置身于火力之中。因为对第一张照片中记录的平静状态不满意，芬顿显然重新布置了这些证据，以便创造这个场景原本缺少的戏剧感和威胁感。
另外，这段话标了一个脚注，其中凯勒进一步详述了他对于芬顿人格的断言：
芬顿倾向于夸大他的摄影远征中的危险，这一点也可以从1855年9月20日的《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中看出来，其中罗列了一系列死里逃生的经历，比如他的暗房车……常常引起俄国人的怀疑；他本人被炮弹炸伤；他的助手被米尼步枪的子弹打伤了手。
但这里哪有夸大？《每日新闻》的文章中没有支持凯勒断言的材料。要说起来，这篇文章与凯勒所说的有冲突。凯勒是否认为芬顿对《每日新闻》的记者说了谎（当然，也有可能是记者而不是芬顿本人夸大了芬顿所说的事情）？凯勒是否知道暗房车没有“引起俄国人的怀疑”或者芬顿的助手斯帕林并未“被米尼步枪的子弹打伤了手”？凯勒从哪里揭示出芬顿所说的是谎言？芬顿自己写道：
拍这张照片是车夫［斯帕林］当天的预防措施，他建议，由于那处山谷很可能会使马车和车夫无法再踏上旅途，在出发前留下这两者的照片，会显示出先见之明。
同样，这也可能是夸大或虚假的陈述，但照此推测，斯帕林担心他可能要踏上一条去往前线的不归路。
凯勒说，第一张照片显然“呈现了摄影师看到这条……路时它的状态”（“路边”），且第二张照片（“路中”）中芬顿显然“重新布置了这些证据”，即炮弹。
没有任何事情会一目了然到能说“显然如此”。当有人说什么事情显然如此，几乎可以肯定这事情一点也不显而易见—甚至对他们本人来说也是这样。用“显然”这个词就暗示了逻辑论证的缺失—仅仅通过喊得响一点，就想要让读者相信某一言论就是真相。
读了他的书之后不久，我给凯勒打电话，讨论被桑塔格复述的他关于芬顿的说法。
埃罗尔·莫里斯（以下简称“EM”）：我在读苏珊·桑塔格时了解到你写了一本关于芬顿的书［《终极奇观》］。她谈到你对于两张名为《死影之谷》的照片的分析，并表示芬顿摆拍了其中一张。
乌尔里奇·凯勒（以下简称“UK”）：没错。
EM：她的材料似乎大多来自你这里。
UK：是的，我想可以这么说，没错。
EM：让我感兴趣的是认为其中一张照片为摆拍的这个想法。即有一张照片是假的。
UK：某种程度上，它经过了加工或者被人为摆布过，以便增加一些原本不存在的戏剧感。我不会说它是假的，但是具有欺骗性。这一点无疑。
EM：在哪方面有欺骗性？
UK：就是说，其欺骗性在于它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照片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拍下来的，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EM：两张都是吗？
UK：第二张。显然，炮弹在路中间的那张照片一定是后拍的，显而易见。
EM：为什么？
UK：应该说，由于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的炮弹都在路边的沟里［“路边”］，而另一张里炮弹散布在路中间［“路中”］。我们更容易假定芬顿将这些炮弹从沟里拿出来并散布到路上，而不是反过来。他将原本在路上的炮弹移除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因此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你对此有疑问？
EM：没错。我在想你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即炮弹在路上［“路中”］这张照片是后拍的。你认为芬顿并没有遇到危险，但想要通过使他看起来好像正遭到袭击，而让这个场景更具戏剧性。芬顿想要给照片潜在的观看者传达一种英勇无畏的虚假印象。但为什么你会确信这一点？或许我的用语不太恰当。如果有什么不妥，我先道歉。
UK：可以说，我能想到他将炮弹从沟里取出并散布到路中间的动机。我能理解这个行为。我觉得这是人们很有可能做的事情。反过来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样做。我觉得那不太可能。
EM：所以是因为想不到合理解释，才让“反过来”显得不可能或者不可思议？
UK：没错。
但若是芬顿将炮弹从路中间移到路边，这真的如此不可思议吗？正如我的研究员安·佩特龙（Ann Petrone）告诉我的：“炮弹肯定是从路上被移除的。难道他们不需要从路上通过吗？”她将这称为常识。
也可能有艺术方面的原因。芬顿有可能喜欢光秃秃的路所带给他的审美特质。他有可能由着炮弹散布在路上并拍下第一张照片（“路中”），然后将它们移到路边去，再拍第二张（“路边”），因为他更喜欢后者的简洁。或许他看到路上的炮弹，感觉它们看上去有点假，于是将它们移开，以便拍摄看起来更诚实的照片。
在凯勒的书中，有一封芬顿在1855年4月24日写给他妻子的信。2下面是节选：
昨天在拍完最后一张全景照之后，我让约翰爵士借给我几头骡子，拉着我的暗房车下到一个被称为“死影之谷”的山谷，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落在那里的俄国炮弹非常多……我们在出发时耽搁了，因此昨天大概下午3点才到那儿。我让马车尽可能按照设想深入，然后去找已选定的位置。我才刚刚起步，突然面前的炮台后面扬起一大团尘土，有什么东西正向我们靠近，我们看不清楚，但是又有一团扬尘靠近，表明它从正面过来了，那一刻我们看到它直直朝我们袭来。快靠近时它掉转了方向，我没看到它去哪儿了，因为一颗炮弹打到了同一个位置，击中了它［原文如此］，引线熄灭了，没有爆炸就加入了它那一大片兄弟们。显然火线移动到了我所选择的这个位置上，于是我只得不情愿地移动到山谷另一边，距离最佳位置大约100码 。我将车停下来，架起相机，在对焦时另一颗炮弹从更偏的方向打过来，和其他炮弹一样射到了炮台后面，但它没有落在路上，而是落在距离我们左侧50码的山坡上，然后径直滚到我们脚下。我把它捡起来放到车里，希望能给你当作礼物。在这之后再没有炮弹打到这么近的地方，但有很多从两边掠过。我们在那儿待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拍到两张好照片，带着战利品凯旋，去完成当天剩余的工作，将车驶到了轻骑兵前面山顶的迫击炮台那儿。
下面是这封信中能够得到的事实：
1. 照片拍摄于1855年4月23日，写信的前一天。
2. 芬顿在死影之谷拍了这张照片，它获得这个名字是由于“落在那里的俄国炮弹非常多”。
3. 这两张照片拍摄于下午3点至5点之间。他们在“下午3点”到达，在那儿停留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4.芬顿和他的助手在一个危险的地方架了相机，然后沿路向上撤退了100码。即便新的位置并不是直接在火线上，他们依然冒着很大的风险。
5.芬顿捡了一颗炮弹回去，准备当作战利品送给妻子。
这封信简直是天赐的礼物。它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没有这封信，我们可能没办法确定照片是在何时何处拍摄的。但这封信并未提及两张照片拍摄的先后顺序，也没有提到炮弹是被放到路上还是从路中间移除的。
我继续阅读凯勒的书，但并未找到芬顿让人散布炮弹的出处。我开始好奇：如果不是出现在芬顿的书信中，那这一想法从何而来？孰先孰后？凯勒是先根据（真实的或想象中的）芬顿的意图假定了照片的顺序，还是先掌握了确切的历史信息—比如芬顿自己写的什么东西—作为他判定照片先后的理由？若是芬顿给他妻子的信中写了他让人散布炮弹，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至少我们会知道芬顿自称做了这样的事，无论他实际上做没做。
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是马克·霍沃思—布思，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前摄影部策展人。无疑，霍沃思—布思是桑塔格的第一信源。是他告诉她乌尔里奇·凯勒写了关于芬顿的书，所以我必然对这一过程的细节十分好奇。
马克·霍沃思—布思（以下简称“MHB”）：马克·霍尔本—桑塔格在伦敦的编辑—打电话给我，说桑塔格在找关于芬顿的资料，于是我给他发了一些很久以前写的文章的复印件。他转给了桑塔格，她对此十分感激。但她并没有准确地引用它们。她夸大了我所写的内容，这种情况在她的写作中十分普遍。相比我原本的话，变得更加非黑即白、更加尖锐。我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但是她将我的怀疑当作事实陈述，而不是一种猜测。不过，我很感激她在致谢中提到了我。
EM：这一猜测本来是什么呢？
MHB：我大约25年前留意到《死影之谷》存在着两个版本，这让我思考：其中一张照片无疑比另一张更有趣、更富表现力。因此我开始好奇是不是芬顿和他的助手通过自己移动炮弹来提升画面品质。这是我作为猜想提出的。
EM：稍等一下，我家那条老狗想要到椅子上来。那么，关于芬顿有两张照片这个问题，你是第一个留意到的人？
MHB：据我所知是这样。其他人也如此声称，但他们是在我之后很多年才这么说的。我知道有人自认为是第一个发现这一点的，还写了一本关于克里米亚战争中那些不同的再现的书。我记得他的名字是乌尔里奇·凯勒。
EM：是的，我已经与他通过话。我很熟悉那本书。
MHB：那很好。他的书很棒，不过，他以为自己首创了那个想法。但我在1981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猜测，因此可以说我比他早很多。我的意思是，很明显是有两张照片，但据我所知之前并未有人留意到这点。我在吃午饭时正好有两本书同时摊在面前的桌子上，于是就留意到两张照片有所不同。
多年来，我自己在各种书中多次看到“路中”这张照片，无一例外地伴有图片说明，告诉你对此照片应作何感想。它常常被描述为第一张真正关于战争的照片。你被告知，通过散布在山谷中的炮弹，可以推断出视线之外的杀戮。照片很神秘，但当你得知实际上存在着两张照片时，神秘感更浓了。而当有人已经给两张照片排了先后并告诉你这一顺序意味着什么时，谜团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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