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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著名音乐学家塔鲁斯金耗时三十载独立写就的西方音乐通史，音乐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维度交叉融合的立体画卷
奖项：
2005 年度霍金斯专业学术出版杰出成就奖。
《旧金山纪事报》2005年度图书。
《华盛顿邮报》“十年十佳：古典音乐”。
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出版商协会迪姆斯?泰勒奖。
美国音乐学会金克尔蒂奖。
书评：
古典音乐的大多数新闻都被剧场或唱片占据。但此刻，最大的事件之一正在纸书上发生……——《纽约时报》
没有一页不洞见，没有一章不在颠覆已有认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重新评估你所知的关于古典音乐的一切……不可不读……本年度甚至本年代的焦点性音乐书。——《环球邮报》
塔鲁斯金为音乐学树立了新标准……其批评文章和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改变了我们对音乐的认知，打破了传统音乐批评与音乐学，以及历史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界限，开创了音乐研究的新领域……对世界音乐文化贡献甚大。——2017年京都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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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著名音乐学家塔鲁斯金以博古通今的一家之论，将西方音乐从源头至今的故事娓娓道来，成就了享誉世界、屡获殊荣的五卷本《牛津西方音乐史》。
第一卷《从最早的记谱法到16世纪》遍览数个世纪的音乐创新，揭示了形塑西方古典传统的各种早期力量。起笔于千年前音乐符号的发明，塔鲁斯金处理了一系列主题：格里高利圣咏，奥古斯丁和波埃修斯的音乐之思，宾根的希尔德加德的教仪剧，音乐印刷业的发展，文学革命与英国牧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影响，以及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凭借出彩的洞见、回味无穷的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政治、艺术、文学、宗教和音乐之交叉作用的全景呈现，本书将是渴望了解这一多彩时代的人必不可少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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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理查德·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202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学名誉教授，当代著名音乐学家、音乐史家、音乐批评家与古乐演奏家，“新音乐学”代表人物。塔鲁斯金著作等身，数次荣获世界性学术奖项（包括2017年“京都奖-艺术哲学奖”），五卷本《牛津西方音乐史》更是轰动了整个音乐学界。
译者简介：
殷石，音乐文献译者，厦门大学法语学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文献翻译专业硕士。译有《法国巴洛克音乐》、《牛津音乐词典（第六版）》（合译）、《西方应用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合译）等。
宋戚，音乐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洪丁，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人才”。有关中西音乐理论、西方音乐史学、当代音乐美学等方向的研究以中英德俄等文字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出版过音乐表演、音乐治疗方面的文集，以及梅西安音乐理论的译著。
甘芳萌，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西方音乐史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西方音乐分会理事。研究领域为西方音乐史与西方音乐理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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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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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什么的历史？
第一章 帷幕拉开
第二章 新的风格与形式
第三章 音乐的再理论化
第四章 封建制度音乐与优雅之爱
第五章 实践和理论中的复调
第六章 巴黎圣母院
第七章 智力与政治精英的音乐
第八章 商用数学、政治与天堂：新艺术
第九章 马肖及其后辈
第十章 “令人愉悦之处”：世纪的音乐
第十一章 岛屿和大陆
第十二章 象征与王朝
第十三章 中级与低级
第十四章 若斯坎与人文主义者
第十五章 一种完美化的艺术
第十六章 完美的终结
第十七章 商业音乐和文学音乐
第十八章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第十九章 激进人文主义的压力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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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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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艺术
我们习惯上称呼自己的传统为读写传统。法兰克的音乐作品即是这一传统中最早的作品。正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它与我们习惯上对音乐作品的设想常常产生矛盾——我们在做出这些设想的时候甚至通常是不自知的，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设想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正常情况下，我们既不会对其进行反思，也不会考虑其他可能性。而非常古老的音乐时常须要我们考虑其他可能性，并进行反思。
例如，关于进堂咏的附加段，人们可能会问，在何种意义上，对既已存在的作品的一系列附加，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首“作品”。它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一致的，既不是统一的，又不是独立的，而所有这些形容词的属性都是我们心照不宣地期待一首音乐作品所应具备的。事实上，进堂咏本身一旦成为附加段的宿主，也就失去了它的连续性、一致性、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否因为受到了其他东西的入侵，它就失去了其作品的属性？而且，如果它如此轻易就能失去其作品性，那它最初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与其想当然地根据它们的一致性来评判附加段或者其宿主（这样的评判只能是不公平的），我们倒不如利用附加段给予我们的机会，对那些期待进行批评。因为要是对音乐的期待在跨越了1000年的时间之后仍未改变的话，那才叫人称奇呢。
首先可能受到诘问的准则就是这样一种观念——一部音乐作品应该仅凭着一己之力就能［65］流芳永世，这样才值得去考虑。这一观念催生了其他的诸多观念。它要求音乐的存在要脱离其语境、其观察者，尤其要脱离其使用者。这被称为自律论原则，它在今天被较为普遍地视为审美的要求——也就是对艺术作品的评价。附加段显然无法通过这项测试，而且它那个时代其他的音乐产物也都无法通过。
音乐直到不再有用的时候才能成为自律的；并且，直到条件允许其发生时这才发生。这些条件中有些早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当用书写记录音乐的方法存在时，自律的潜力就存在了。直到那时，音乐都只是一项活动——也就是你做的事（或者你做别的事时，别人所做的事）。到现在为止，所有我们探讨过的音乐都属于这一类别。它们在字面意义上和修辞意义上都是仪式音乐［service music］：为神圣仪式所作且服务于神圣目的的音乐。但神圣仪式终究是一项人类活动，并且伴随着这项活动并赋予之形态的音乐是与之在共生关系中行使职能的音乐，它有其社会框架且无法与日常生活剥离开。有很多音乐仍旧如此；我们称其为“民间”（音乐）。但是，有些音乐从此就被客体化为“艺术”。这发生在舞台之上，而我们所知的最早的舞台就是书写。以书写形式呈现的音乐，最终具有了（或者说可能具有）某种独立于创造它并重复它的人之外的物质实体。（并且它可以到达我们这些不再使用它的人手中。）它可以以静默无声的方式再造，并从作曲家那里向表演者那里传播，并因此第一次对二者的角色进行区分。几乎整整500年前，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并且几乎是引入音乐书写以后正好500年），复制变得容易且廉价。音乐得到了比以往更为广泛的传播，并且愈加与个人无关。音乐以印刷图书的形式可以更容易地被理解为一件事物而非一项行为。对于这种概念的变形，哲学家们有一个词：他们称之为物化（reification，该词来自res，就是拉丁语的“物”一词）。这种可持续的音乐物开始显得比转瞬即逝的音乐制造者更加重要。经典——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美学客体——的观念即将诞生。
它的诞生尚需等待“美学”的诞生，其原因我们将要在后面予以详细探讨。“美学”是浪漫主义的副产物，是18世纪晚期的一项智力和艺术运动。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遇到超然的和自律的艺术这一概念——它主要是为冥想而存在，而非为了使用，并且是为了时代而非你我而作。自那时起，随着真正的录音的来临，音乐的物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导致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物，如光盘和数字音频磁带。多亏了这些，音乐在20世纪的商品化达到了以往不可想象的程度，并且它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完全地经典化了。相比以往，一部音乐作品的录音更是一件物品，并且我们对于何为“一部作品”的认知也就相应地（并且也是字面意义上地）固化了。
所以，如果一组间插的附加段——或者一段游移不定的花唱，抑或忽隐忽现的普罗苏拉——挑战了我们对一部作为［66］自律艺术的音乐作品的认知，或者“使其问题化”，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由此产生的问题完全是我们的问题，它是由时代错位而导致的。我们对于音乐和艺术做出的非正规设想，与1000年前激励了法兰克音乐家们的设想不再一致。意识到这一点，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加实际地接近久远过去的艺术产物，也能帮助我们接近我们最为熟知的艺术产物——这恰恰是因为，在另一种视角下，熟悉的东西就变得不再那么熟悉了。当事物不再被当成是理所当然之时，人们才可以对其做出更清晰、更有意义的观察；当我们允许我们的价值观经受不同价值观的挑战时，它们才能被更加完全地、更富洞见地理解。事实上，一旦我们对其进行反思，它们才会变得更加属于我们。
这完全没有暗示1000年前的音乐家们以及聆听他们演奏的人不能从感官上享受其作品。实际上，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就承认了仪式歌唱的乐趣。不过，尽管他承认了其乐趣，却并没有认可之。他认识到“在歌声和嗓音中有特别的调式，它们与我的各种情感相关联，并且因为二者之间有着神秘的关联，因此可以激发之”，他一直保持着警惕：“莫使我的感官满足麻痹了我的思想，感官常使其陷入歧途。”圣奥古斯丁在4世纪时表达出的这种矛盾心理一直是西方宗教对音乐看法的一个特点。
但如果中世纪早期的基督徒对我们这样的“美学”并没有认知的话——这种美学不合时宜地暗示一种对美做“纯粹的”（也就是无利害关系的）冥思，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不能用审美的方式去理解古代教会的音乐产物——比如一首进堂咏。（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附加段的原理是什么的话，我们在有附加段的进堂咏方面就不会遇到任何美学的问题；它就只是一首更长一些的进堂咏而已。）就像圣奥古斯丁暗示的那样，亦如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证实的那样，一部艺术作品（或者谨慎一些地说，能够被视为艺术的作品），其宗教的或感官的或美学的“内容”，并不是这些作品固有的属性，而是观察者的决定导致的结果。它定义了观察者和受观察物之间的关系。当这样的决定不是有意识做出的，而是一种文化预设的结果时，它们就很容易像是作品的属性，而非观察者的属性了。
现在，古老仪式音乐的美学接受已经很好地确立了。格里高利和中世纪圣咏对我们来说可以是一种音乐会类型的音乐（并且实际上，已然成为这样的音乐）。我们而今在新的环境（音乐厅、我们的家、我们的汽车里）中，出于新的目的体验它。1994年，也就是本章内容初稿撰写那年，一张由西班牙僧侣合唱团演唱的格里高利圣咏激光唱片出人意料地窜至流行音乐销售榜榜首，预示着理解（和使用）这些音乐的全新方式。或者也许并非那么新：对圣咏的流行化接受也许与其说是一种新的美学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形式，它受到了以追求平和安宁为目的的“新世纪”冥想的调和与改变。这种新形式正是我们故事开头的intellectus（智慧者）阿马拉尔所赞美过的。
［67］即便如此，让我们想象自己处于圣咏同时代人的位置上，可以使我们获得我们永远无法体验的意义。并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中，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加疏离的视角，赋予我们一种难得的批判意识。这些就是研习历史最具效力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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