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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our，1947—2022），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有《实验室生活》《我们从未现代过》《潘多拉的希望》《着陆何处？》等。 尼古拉·张（Nicolas Truong），法国著名越南裔记者，《世界报》“辩论思想”栏目负责人。 译者：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译著《食人资本主义》《存在与事件》等。 目錄： 序 言 第一章 改变世界 1 第二章 现代性的终结 11 第三章 盖娅的正式宣告 21 第四章 着陆何处？ 30 第五章 新生态阶级 39 第六章 发明集体装置 48 第七章 宗教的真理 58 第八章 完成的科学 67 第九章 实存模式 78 第十章 政治圈子 88 第十一章 美哉，哲学！ 99 第十二章 致李洛 110 致 谢 113 译后记 114 內容試閱： 序 言 尼古拉·张 他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流传和解释。这也是为了解释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所探讨的多样而分散的问题，似乎让人们无法琢磨其思想的连贯性。在巴黎的公寓里，布鲁诺·拉图尔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带着喜悦，铿锵有力地接受了这一系列访谈。在访谈中，他的言辞既十分迫切，又抚慰人心。在这个访谈的现场，他有一种紧迫感。这次访谈信息如此密集，且言简意赅，似乎他在安排着一切。他关注的问题十分清晰，他的对话幽默风趣，他的言辞如同表演的艺术。仿佛随着他临终一刻的临近，一切都变得如此透彻。布鲁诺·拉图尔于2022年10月9日去世，享年75岁。他是同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之一。2018年10月25日，《纽约时报》写道：“他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也是被误解最多的哲学家。” 拉图尔在国外享有盛誉，他的研究成果曾荣获霍尔贝格奖（2013年）和京都奖（2021年）。不得不说，他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生态学、法律、现代性、宗教，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他对实验室生活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并具有轰动世界的影响力。 除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拉图尔曾与他共同撰写过一本访谈录《澄明》［éclaircisse-ments］）之外，法国的哲学往往与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保持着距离。 社会学家布鲁诺·卡森提（Bruno Karsenti）曾回忆道：“他是第一个意识到政治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生态问题的人。”1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 nature）就是证明，该书的思路与米歇尔·塞尔的《自然契约》（Le Contrat naturel，1990）一脉相承。 一、反传统的社会学家 但毫无疑问，正是两本以提问形式发表的生态学专著《着陆何处？》（Où atterrir?，2017）和《我在何方？》（Où suis-je?，2021），让公众更广泛地了解了这位特征鲜明的社会学家。 他于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博讷（黄金海岸）的一个资产阶级大酒商家族，现在已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激励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去拯救各种生态灾难。 正如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在《拉图尔—斯唐热，比翼双飞》（Latour-Stengers，un double vol enchevêtré，2021）一书中所记述的那样，拉图尔与斯唐热在思想上长期保持着友好的交流，自“盖娅入侵”（l’intrusion de Ga?a）1以来，拉图尔从未停止过对我们所处的“新气候体制”的思考（《面对盖娅》［Face à Ga?a］，2015）。他解释说，自从人类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已成为一种地质力量，“我们的世界已经被彻底改变”。他断言，“我们不再栖居在同一个地球上”。 从十七世纪开始，现代人认为自然与文化、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离已经实现。他们认为，“非人”（non-humains）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事物，尽管他们一直在与之互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在其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中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 二、生命体创造其生存的条件 不过，拉图尔说道，有一项发现也许“如同伽利略在他的时代的发现一样重要”，这就是英国生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 —2022）在《地球是一个生命体：盖娅假说》（La Terre est un être vivant：L’hypothèse Ga?a，1993）一书中的发现：生命体为自己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正如微观生物逻辑学家林恩·马格里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所证实的那样，大气层不是给定的，也不是恒定的，而是由栖居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创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就生活在这层薄膜上，这层薄膜覆盖着全球，一些科学家，比如地球化学家、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热罗姆·盖拉代（Jér?me Gaillardet）将其称为“临界区”（zone critique）。我们现在必须“着陆”于此，而不是去离地生活，以维持宜居条件的包络（enveloppe）。拉图尔将盖娅（Ga?a）命名为“临界区”，盖娅既是一种科学假设，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指的是“大地之母”，是所有神灵的母体。 我们的宇宙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对世界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生命的表述已不再相同。正如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说，伽利略革命使地球与其他天体更加接近，从而使我们“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伽利略将目光投向天空，洛夫洛克则将目光投向地面”。拉图尔总结道：“除伽利略的运动的地球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洛夫洛克的变动的大地，这样才算完整。”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哲学能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生态危机。但我们同时也要采取行动，“着陆于这个新大地”。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通过自我描述，让每个公民“不是描述我们生活于何方，而是描述我们为何而生活”，并描绘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大地是什么样子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中，第三等级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并列出了不平等现象。因此，他断言，“一个懂得描述自己的民族能够在政治上重新定位自己”。 他的方法是什么？探究。他从未停止过对其力量的确认和检验（《探究的力量》［Puissances de l’enquête］，2022）。作为一个务实之人和经验论者，在“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之后，拉图尔领导了“着陆何处？”运动，在拉沙特尔（安德尔省）、圣朱利安（上维埃纳省）、里斯-奥朗吉斯（埃松省）和塞夫朗（塞纳-圣但尼省）举办了一系列自主陈情的讨论会。“你靠谁活着？”是一个核心问题，是“从无言的抱怨转变为不满”的关键，这个问题有益于建立新的联盟。 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拉图尔展现了这种提问的艺术。他在第一次疫情封控期间推出该问卷，以自主陈情的辅助形式，吸引了大量关注，其开头的一个问题引发了许多被封控者的思考：“对于那些在疫情封控下已暂停的活动，你希望不要恢复其中哪些活动？”（《想一下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生产的各种封闭态度》［Imaginez les gestes 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AOC，2020年3月30日） 三、集体合作的思想 《着陆何处？》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手段，就像这位集体思想家从未停止过建立的研究手段一样，就像他最近策划的两个展览一样。一次是2002年在卡尔斯鲁厄的ZKM艺术与媒体中心（展览名为“临界地带”），与奥地利艺术家彼得·魏贝尔（Peter Weibel）和“偶像破坏”组织（Iconoclash）合作；另一次是在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展览名为“你和我，不在同一行星上”），与马丹·圭奈尔（Martin Guinard）和林伊娃（Eva Lin）合作。 这些作品由装置和表演组成，其目的不是阐释某种思想或哲学，而是进行“思想实验”。它们将其他学科与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对这种新的宇宙观进行反思。他说：“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解决我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请教那些比我了解更多的专家，以及那些个性截然不同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让我产生了思考。” 不得不说，拉图尔是在集体和个体的协助下，以小组和团队的形式进行思考的。就像在巴黎政治学院时一样，在他担任科学院院长期间（2007—2012年），他创建了多个项目：媒体实验室（Médialab，2009年成立的跨学科实验室），旨在研究数字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由社会学家多米尼克·卡丹（Dominique Cardon）领导；Speap（2010年成立的政治艺术学院），现由科学史学家兼剧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Frédérique A?t-Touati）领导，他曾执导拉图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表演《运动的地球》（Moving Earths，2019）。 拉图尔还发起了由社会学家尼古拉·本维努（Nicolas Benvegnu）领导的“科学与技术分析辩论图谱”（la cartographie des controverses à l’analys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公众辩论的复杂性，并将其变得清晰可见。这些辩论杂糅着社会、空间、地理、科学问题，他最近关于外来入侵植物的辩论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此外，拉图尔还启动了“大地形态”（Terra Forma）项目，该项目由亚历山大·阿雷涅（Alexandra Arènes）和阿克塞尔·格雷戈瓦（Axelle Grégoire）领导，这两位年轻建筑师将景观问题与领土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着陆何处？”运动，拉图尔在其中与建筑师索艾伊·哈基米尔巴巴（Soheil Hajmirbaba）和作曲家让-皮埃尔·塞沃斯（Jean-Pierre Seyvos）等人合作。 他的妻子尚塔尔·拉图尔（Chantal Latour）是一位音乐家，也是S-composition（专门从事共同创作的工作室）的协调人、中间人和艺术合作者；女儿克洛伊·拉图尔（Chloé Latour）是一位演员和导演，她与弗雷德里克·艾伊-图瓦提一起将拉图尔构思的剧本《盖娅全球马戏团》（Ga?a Global Circus，2013）搬上了剧院。他开玩笑说：“这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农场，有父亲、母亲和女儿。” 第四章 着陆何处？ 张：了解如何描述自己，特别是如何回答“我靠什么，依靠谁而活着？”，根据您的说法，对于“着陆何处？”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还要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这种做法如何让我们在今天的政治中找到方向？ 拉图尔：二十世纪主要的政治现象再次出现：整个文明在面对自己完全了然于胸的威胁时，为何没有做出反应？ 问题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迷失方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你可以说这是因为游说，也可以说有太多的事情在阻碍着我们，这也没错。但我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找其他原因来搪塞。 我建议提出如下问题：“你如何期望人们能对宇宙学如此彻底的转变迅速做出反应？”而我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返璞归真。我所说的返璞归真是指在一张纸上写下你所处的局势。这就引出了领地（territoire）问题。这个概念看似简单或肤浅，但其实与通常所说略有不同：领地不是地理坐标意义上的所处位置，而是你所依赖的东西—因为依赖已成为根本问题。以前的世界是以解放问题为基础的。在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新世界里，根本问题在于你的依赖性，你的依赖性决定了你是谁。这与之前的版本完全不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你们在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如果想有办法了解它，就需要一种描述它的方式。不是像外面的人告诉你身处另一个世界那样客观地描述它，而是自己去描述它。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对描述很着迷。描述也就是坐下来，安顿下来，有一个基础。对于哲学和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可以称为实用的、经验主义的解决方案。我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列出你究竟在依赖什么。你依赖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东西。”或者说：“你所依赖的东西将决定你的领地在何方。”这就是我的目标。 从政治角度看，这为什么很有趣？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政治观点与前一个世界相关联。因此，我们必须改写观点并说：“对不起，我们对你的政治观点不感兴趣。”这就是我提出的建议的简单表达方式。 张：我有幸参加了你们“着陆何处？”运动举办的几次研讨会。你们在上维埃纳省的圣于连市、里斯-奥朗吉斯市和塞夫朗市举办的这些自我陈情研讨会上，要求与会者说出他们赖以生存并受到威胁的实体。您还称之为“鞋里的小石子”。 拉图尔：这是一种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当人们被要求谈论政治时，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必须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普遍水准。他们的立场接近卢梭，即放弃自己的观点，加入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卢梭认为，切断自身的一切联系以参与公意，正是政治表达的定义。 张：“让我们把事实讲清楚。” 拉图尔：让我们放下陈见，防止任何对意见表达的影响，最终获得公意。这从来就没有任何意义，在当前局势下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基点……我们的基点就是脚！我们的脚下有石头，踩在上面很疼。杜威有句话说得很好：“只有穿过鞋子的人，才知道鞋子中哪里让我们感到疼。”谈论“痛处”能让我们避免过快地陷入泛泛而谈。 我仍然喜欢集体的概念。集体是必须“聚集”的东西。如果聚集得不好，我们就无法表达任何东西。因此，这不是一个用社交网络和流传的东西取代你自己的意见的问题；那样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自己的立场。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只是从伤害出发，而不是从一般问题出发。例如，我们的一位农民朋友以他所加入的农民联盟（FNSEA）的形式开始了他的描述，即以农会成员的身份，通过攻击农业机械来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时候，你就必须站出来说：“不，不是这样的。请列出你所依赖的所有人的名单。”你无法独自描述事情，你需要向人们施加强大的压力，逼迫他们去做。 回到他的描述，我们的朋友意识到他所依赖的很多东西都受到了威胁，尤其是在利穆赞地区。他所依赖的欧盟农业政策法案（PAC）正在布鲁塞尔的某个地方被改写。他依赖供应商，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不依赖这些供应商卖给他的东西。但怎么做呢？他开始列出自己依赖的所有东西的清单……他需要帮助。因为他看到了其他人的反应，他设法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可以生活在与我现在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前面所定义的“领地”。一年后，这位农民开始了一场类似革命的蜕变，尽管他仍然是农民联盟的成员，但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农场。 这是为什么呢？通过描述，我们可以将情况形象化，然后再进行安排。这就是我对“着陆何处？”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核心样本，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我们就是在这个细微处上进行基础研究的。我一直在重复自己的话，但有必要再次指出，我的研究模式是“陈情表”：在一个特定的领地上，对不公正情况的描述揭示了向机构、国家或当时的国王陈情的可能性，以及对其管理提出影响深远的变革建议的可能性。倘若你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领地上，那么，你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可能毫无意义。但是，既然领地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政府现在必须认识到，我们自战后以来为使法国现代化而建立的行政体系也不再合适。 根本没有生态国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模式，它既能带来富足、自由，又能保持解放，同时还能适应封闭的环境，即宜居的环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没有人对此有任何观念。然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尝试和摸索这一模式。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像大革命时期那样，从单打独斗开始，“着陆何处？”让我能够在我们采集的极小核心样本中验证这一点。然而，这在今天要困难得多，因为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描述已因三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全球化而变得无限复杂。虽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你生活在利穆赞、布列塔尼或其他任何地方时，你所依赖的世界与你相距甚远。例如，布列塔尼的猪需要来自巴西的大豆。如果我在布列塔尼，当我关注布列塔尼人民的时候，我不能说这是巴西的事情，从而忽视我所依赖的这个世界。如果我承认，我必须理解并调和这两者，那么政治任务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当你描述你所依赖的事物时，所出现的问题对政治问题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制约。 这就是我所说的阶级是如何出现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而是地缘社会阶级（classes géo-sociales）。例如，当你允许巴西大豆问题在布列塔尼内部爆发时。如果你想了解布列塔尼的宜居性问题，你就必须先了解巴西的大豆问题。对于那些最终会问自己“我在那里能做些什么？”的人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会感到很沮丧。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可能感到沮丧，但他们的身体状况却不尽相同，因为这种描述所产生的意识也重新创造了行动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在“着陆何处？”运动中特别感兴趣的点：能够对自己说，我们可以着陆；能够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够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做事，那么我仍然有行动能力，因为小范围指的就是世界的合成。 当我们重新开始描述工作时，我们就避免了所有政治讨论的过错，或者至少避免了灾难。我们必须系统地立足于更高的层次，然后走向另一个普遍性制度。政治不是要改变普遍性的层次，而是要顺着我们的依赖和隶属关系网络走得越远越好。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治疗，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恢复人们的政治能力。显然，这只是很小范围的层面，但大局无小事。新冠疫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那就是这种微小的、不断扩散的新冠病毒在短短三周内就占领了整个地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如何从小的多方面联系组成大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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