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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刊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注全球中文使用，推动全球中文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全球中文的发展和研究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焦点。本刊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推动全球中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将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公正、公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的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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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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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旨在以全球中文发展研究为特色，关注全球中文学习的政策与方略、全球中文发展的话语创新与舆情研判、全球中文语言生活调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等方面的研究，同时积极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本刊聚焦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涵盖广泛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刊通过推动全球中文发展的研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刊将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开放、公正、公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为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的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提高做出积极的贡献。主要栏目拟包括：1.全球中文发展理论研究；2. 区域国别中文发展研究；3.学术争鸣；4.汉学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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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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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是著名语言学家、中英双语专家，在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西方翻译理论等方面均具重要影响。出版有《韵图考》、《汉语的构词法研究》、《汉英语对比纲要》、《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翻译专业用）中文读写教程》、《朱熹的自然哲学》、《赫兹列散文精选》等专、译、编著4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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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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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重视基础理论鼓励学术争鸣／潘文国／3
全球中文发展理论研究
论中文的中文性／申小龙／15
从对比语言学看全球中文发展： 谈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
／王菊泉／36
再说中文第二语言文字教育中的分裂问题： 国际中文教育史上
“缺失之环”——德范克／［法］ 白乐桑／60
中文与华文教育在东南亚的新定位： 一个东盟学人的视角
／［新］ 梁秉赋／80
国际中文教育第三空间理论研究述评／费燕洪／92
区域国别中文发展研究
新时代东盟国家本土中文教师职业认同实证分析／李欣卢雁玲／109
《罗马尼亚初高中中文教学大纲》的特征及其修订、推广与应用
／曹瑞红［罗］ 白罗米／132
非洲来华留学生“中文 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李怡／150
学术争鸣
博弈之苦乐／［德］ 朗宓榭／167
汉语是否难学／［埃］ 大海／170
汉语难学的各层面分析／刘英凯／173
汉字中文是最易学的文字语言／欧阳贵林／199
汉学家专栏
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的传奇人生
——白龙先生忆父亲／张红／237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征稿启事／251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杂志刊例／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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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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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重视基础理论 鼓励学术争鸣
潘文国
《全球中文发展研究》第二辑与大家见面了。 本辑设了两个新栏目———“全球中文发展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这体现 了本刊的一些新思路。一个是对基础理论的关注，一个是对学术争鸣的期望。这里稍加展开。
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可说不言而喻。但在实践中却未必人人如此。尤其对于偏重实践性的学科如对外汉语教学来说认识未必一致。我们一直认为，学科研究按其性质可由高到低分成四个层次，高位层次对低位层次的研究 有指导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低位层次的发展则受到上位层次发展的制约。这适用于所有学科。语言学科的四个层次是：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实践。对语言本质等的探讨在第一个层次，普通语言学和具体语言学理论在第二个层次，语言教育理论和翻译理论等在第三个层次，而语言教学法、翻译技巧研究等在第四个层次。第一、二层可概括为理论语 言学，第三、四层可概括为应用语言学。2024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里，把原先学科目录里 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调整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这两个独立的二级学科，体现了这种认识，还体现了对各自研究的重视。根据这一划分，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种语言教学，处在第三、四层次的位置。它的发展必然受前两个层 次发展的制约。以前对外汉语教学对前两个层次的理论关注不够，一定程度上 被制约了发展，借当前推动全球中文发展之机，重提应用语言学背后的理论语言 学探索，以从根本上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也是我们创办这个集刊的初心之一。设立“理论研究”栏目，体现了我们这一追求。恰巧，所收的5篇文章也从5个方面体现了我们的关注。
第一篇是申小龙教授的《论中文的中文性》。申小龙是国内外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家，他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文化语言学主张，一度曾引起轰动，卷起一股人称“龙旋风”的热潮。多年之后，他于2019年又推出了一部45万字的新 著———《中文的中文性研究》，集中了他20世纪以来对这一理论的新思考。这部书的书名“中文性”很有哲理性，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请他能否以此为题，把那本书的观点浓缩在一篇文章里，以使大家了解他的新主张，于是有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最大意义在于它的哲理性。从哲学语言学的立场看，学术研究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具体结论，而在于研究过程以及在过程中体现的新思路新方法。申小龙的文章常有这样的性质。80年代为什么会刮起“龙旋风”？就是因 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下吹响了对《马氏文通》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语言学进行“反思”的第一声号角。几十年过去了，“文化语言学” 也许许多人已经淡忘，但由此而引起的“反思”精神却在新时期的中国语言学者 中扎下了根，其后以“中国特色”为追求的各种语言理论和主张，包括徐通锵和我的“字本位”理论、冯胜利的韵律语法、吕必松的“二合机制”、沈家煊的对言语法，等等，其中几乎都有申小龙理论的影子。如果说80年代申小龙主张的关键词是“反思”，那么本文的关键词可以说是“回归”。中文研究从依托外语和洋理论回归到挖掘中文和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文的中文性”这个命题是德国学 者布里吉特?欧恩里德（犅狉犻犵犻狋狋犲犎犺犲狀狉犻犲犱犲狉）提出的，是她研究中国文化语言 学的一部专著的书名，也是她对申小龙研究思路的一个概括。申小龙通过张汝伦教授将它译成“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并以此作为一种标帜，以与百余年来我们习惯的“寻找汉语特点”研究相区别。在他看来，“寻找汉语特点”的研究是以外语和外国语言学为本位的，两者都是从外观中的。前者是先看外国语言里有什么，然后看中文里有没有，如果没有，那就是“汉语的特点”。例如“助字者，华文所独”，以及上百年来罗列的一大堆汉语“特点”。后者是先看 在印欧语基础上产生的“普通语言学”或“普遍语法”提到了什么，然后看其在中文里的表现。例如先找到一个“形态”的概念，对照中文得出结论——“汉语缺少严 格意义上的形态”，以此作为汉语的“特点”。“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希望抛开这两种模式，不以外语或外国理论为参照点，直接从中文自身来研究中文何以成为中文。这个主张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必将带来中文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变化。
“汉语特点研究”以外语和西方语言学为坐标，从外观中；“中文的中文性研究”与之针锋相对，新的范式需要新的坐标，这个新坐标申小龙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来得及说，我想替他补充两条，第一条是变由外观中为由中观外，以中文为坐标去观察外语。我曾写过两篇专文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展开；第二条变由外观中的平面研究为由古观今的立体研究，这是要补上当今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缺陷：无视古代。说到底，现代的中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现状和成因从外语和外国语言学中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从中国历史及发展中去找。这是一条寻找“汉语特点”的正路。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武夷山朱熹园时说了一段话：“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中国特色” 要从中国历史上去找。这也适用于中文及“中文性”的研究。
第二篇文章是王菊泉教授的《从对比语言学看全球中文发展：谈谈对外汉 语教学的学科建设》，我把它看成是理论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赵元任先生说：“什 么是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是拿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加以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我据此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的命题。以两种语言为对象 是对比，以多种语言为对象是比较，比较和对比的总和就是普通语言学。对比和比较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也是基本的方法论。对比语言学的应用主要在三个领域：语言教学、语际翻译和民族特色语言学的探索。王菊泉从总结国内 外对比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于二语教学及民族特色语言学探索表现出特别的关注。针对当前的形势，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汉语国别 化原则的提出为汉外对比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赋予了新的使命；二是汉外对比研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都受制于汉语自身研究的相对滞后，因而必须加强对汉语自身的研究。这些都很有启示意义。
第三篇文章是国际著名汉学家、汉语教学家白乐桑先生的《再说中文第二语言文字教育中的分裂问题：国际中文教育史上“缺失之环”——德范克》。“再说”是针对“初说”“曾说”而言的，“分裂”是指汉语教学中只承认“词”的，以及兼重“字”和“词”的两条教学路子。白乐桑的“初说”见于他的《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一文，发表于1997年。 这是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名文。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危机”论，并指出：“确切地说，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的设计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地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所特 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他还提出了有“合并”（即字被词占领）和“自主”（字、词均有独立性）两条教学路子。后来他把它发展成“二元论”与“一元论”的对立。如在本文中所说，“从国际中文教学理念来看，中国国内主流是以‘词’作为本位的‘一元论’中文教学理念；而法国等国则采用‘二元论’中文教学理念，‘字’‘词’兼顾，且特别注重‘字’这个中文教学的独特单位。”白先生的“初说”与“再说”相隔近30年，而他本人编写的二元论教材《启蒙》比这还要早，在1989年。但他谦虚地认为，他不是二元论的最早开拓者，这一名誉应归之于美国汉学家、语言教学家德范克（犑狅犺狀犇犲犉狉犪狀犮犻狊）。他为中国学者和对外汉语界不知道德范克而感到遗憾，希望补上这一“缺失之环”。这就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在这篇文章中，白先生从6个方面介绍和概括了德范克二元论教材的特点与优点，对于国际中文教学及教材的编写无疑会有很大的启发。对于这篇文章，我想有三点补充。第一，德范克的教材是他语言教学思想的体现，而他的语言教学思想来源于他的语言观。因此白乐桑这篇文章虽然可以定位在我上面说的第三层次，但追根溯源的话，还可以回到第二乃至第一层次，是根本的语言观或者语言文字观的问题。就德范克而言，白乐桑提到了他在教材之外的三部专著和一部词典。其中我认为最值得中国学者读的是他的《看得见的言语：不同文字系统的同一性》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德范克说：“这是海外汉学家写的关于文字的第一部书，可以纠正以往充塞在汉语研究中错误的汉字观，并由此对总体文字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以前习惯了外国语言学者对文字特别是汉字的批评，像这本书以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英国语言学家罗伊?哈理斯（犚狅狔犎犪狉狉犻狊）的《文字再思》等“反思”西方传统文字观的著作非常值得我们一读。第二，所谓“二元论”的语言文字观，追溯起来，其实更早提出的是中国学者郭绍虞。他在1938年就指出：“所以词本位的口语虽有趋于复音的倾向，而在 字本位的书面语中，依旧保存着较多的单音语词，这就引起了语词本身的不固定 性，这不固定性即是我们所说的弹性作用。”只是他谈的不是语言教学，而是语言的运用。然而语言教学的目的不正是为了语言的运用吗？第三，许多人以为字本位只是古汉语文言文的事，现代汉语不适用，而当代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沈家煊说：“汉语的组织和运行以单音的‘字’为基本单位，……古汉语固然以‘字’为基本单位，现代汉语依然以单音字为基本单位，尽管双音词已经成为一种强势单位。强势单位不是基本单位，二者不可混淆。”沈家煊在这里提出了“基本单位”和“强势单位”两个概念，为“二元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
论中文的中文性
申小龙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并深入开展文化语言学研究以来，以文化认同为导向的汉语汉字研究揭开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学的崭新一页。它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欧洲汉学也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中文研究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自觉。在90年代初，德国汉学家布里吉特?欧恩里德博士为研究中国的文化语言学思潮，在中国各地高校搜遍了八九十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公开出版的文献（除了各地内部刊印的报纸和学刊外），并且专门到复旦大学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2004年这位德国汉学家给我寄来她写的一本德文新著，这本书由德国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厚达460余页。我请熟悉德文的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翻译一下书名，他译为“中文的中文性研究———申小龙与文化语言学”。
在我们国内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对自己的思考给定的范畴是“汉语特点研究”，更具体地说，是汉语和汉语学的文化建构的研究。而在欧洲汉学家的视角里，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在揭示人类语言的一种新质态，而且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正在进行时”。复旦大学德语系的王滨滨教授对我直言，这个书名的 德语意思就是“中文有多中文”。显然，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和汉语特点研究之不同，在于后者着眼于汉语相对于英语的不同，这个不同点可以在英语世界提供的“普通语言学”和“普遍语法”的基础上考察，就像汉语语法研究总是把类似“主谓宾”这样的西方术语视为语法描写的基点，在这个基础上谈汉语的特点；而中文的中文性研究则一空依傍，它不再依附于西方提供的语言学术语，而将西方语言学仅仅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
中文的中文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一、中西语文的意合和形合
意合和形合，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言学提出的两个中西语言比较的范畴。形合的形，是指语言的形态变化。欧洲语言的组合，需要词的形态变化相互配合。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汉语的组合靠的是单位之间的意义联系。中文的意合，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字的意合。汉字是表意字，字形在表意中起很大的作用，是表意的基本依据。当我们谈汉字字形的时候，我们谈的还是字的意义。意合形合是语法单位组合的范畴，而字形是文字的范畴，“形入心通”是汉字理解的方式，不同于拼音文字“声入心通”的理解方式。汉字的字与字的组合，其合理性，不是字形的相互配合，而是字义的相互配合。如果说汉字的组合有时 候也会考虑字形配合的问题，例如给“丁宁”都加上口旁，成“叮咛”，那也是字形表意的问题，不是词的形态以变化求配合的问题。汉语意合的问题，我们可以微观地认识，也可以宏观地认识。
（一） 微观认识： 中文的文法哲学
如果说西方语法是一种形合语法，即它通过词形变化和各种连词、介词来表现词语的相互关系，那么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
1. 汉语语法的逻辑底色
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词的组合在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事理逻辑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事理逻辑问题。汉语的两个词并列组合，其合理性不在两者词形上是否配合，而在事理逻辑上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等级不相交叉的概念。汉语的两个词的偏正组合，其合理性不在修饰语和中心词在性、数、格的形态上是否一致，而在两者是否存在修饰、限制、补充的关系。
我们把一个个句段组合成句子，如果是叙事，考虑的是先来后到，鱼贯而入，顺藤摸瓜，井然有序；如果是评论，考虑的是提纲挈领，朗若列眉，纵横恣肆，娓娓道来，最终达到事理明白、有条不紊的效果，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说的是句子结构，其实汉语的单位组合都有这个特点。“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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