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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浪漫主义文学的宇宙中，没有束缚，情感浓郁而激荡。
在这里，人们心驰神往，渴望无垠。
鲁迅/苏曼殊/郭沫若/郁达夫/汪静之/徐志摩
闻一多/丁玲/萧红/沈从文/废名/梁晓声/史铁生
回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百年流变
武汉大学教授，知名学者陈国恩代表之作
在表达自由精神、追求自由的境界的意义上，浪漫主义就是自由的精灵、生命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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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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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立足中西方文学文化交流背景，打破现当代文学分割的流行思路，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贯穿整个20世纪的事实进行回顾和总结， 力求从其与西方文学思潮的联系中、与现代主义思潮等的相互渗透中、与启蒙思想等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中，描述其发展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书稿将历史评价与艺术分析、宏观研究与微观剖析相结合，既富有理论深度，亦饱含情感张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和阐释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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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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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恩，浙江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教学名师，历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现兼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项和其它省部级项目十余项，成果多次获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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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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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呼唤摩罗诗人
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
现代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先声
“情僧”苏曼殊的浪漫小说
五四浪漫主义思潮
在新文化运动中
作家个性与浪漫主义
接受西方文艺影响的特点
“自我表现”的风格
从苏曼殊到郁达夫
局限与新变
浪漫抒情的乐章
“男性的音调”：郭沫若的《女神》
“感伤的行旅”：浪漫抒情小说
清纯的恋情:“湖畔”与“新月”
建构浪漫主义的新形态
社会革命与浪漫主义的调适
30 年代：从中心走向边缘
寻找精神家园
禅意与佛性
自然与道心
沈从文：30 年代的“最后一个浪漫派”
在烽火岁月里“归来”
40 年代浪漫主义的回归与泛化
郭沫若历史剧
新浪漫派小说
闪光的流星
新时期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相关的几个问题
浪漫主义与宗教
浪漫主义与现代派
浪漫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
结语：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
附 录
后 记
人、偶然性与文学经典——重版后记与文学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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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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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僧”苏曼殊的浪漫小说
文艺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彼此又隔着相当的距离。一般地说，从理性上意识到的东西，未必就能 被情感所接受而在行动上反映出来。理性认识，到感情上认可这些价值观，再到一个人的行动，是实践中人的认识深化并转化为自觉行动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迄今为止还未被完全揭开的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全部奥秘。文艺创作是作家完整人格的显现，是需要作家知、情、意诸种心理要素相互协调地参与进来的一项创造性活动。如果个性解放还只停留在理性认识上，自由的精神还未深入到情感世界，也就是说，人格还未获得完全解放，那么这样的人也许高举着个性解放的旗帜，但要他写出充满浪漫精神的作品来，却是勉为其难的。20世纪初的中国，先驱者呼唤着摩罗诗人，可真正具有现代浪漫主义性质的作品却几乎没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们从渴望自由到在行动和创作中充分地表现出自由解放的浪漫精神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人们要消化对自由的认识，把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这才能够从心灵深处喷发出强烈的反封建的激情，只有那时，才会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作品。
但是，也不能因此认为，20世纪初在文学创作上就没有出现一点浪漫主义的迹象。一种文学思潮，即使在它的萌芽阶段，也总要在创作上有所表现，尽管它的色彩只是淡淡一抹，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20世纪初，率先在创作中表现出浪漫主义倾向的，也是鲁迅。鲁迅1903年译述《斯巴达之魂》，作品写的是斯巴达三百将士在温泉关抗击数倍于己的波斯侵略军，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其中一个斯巴达妇女，认为她丈夫因病没有战死沙场是个奇耻大辱，于是吻剑自杀，她丈夫猛然悔悟，后来在另一场激战中戴罪杀敌，壮烈殉国。这表现的是斯巴达式的荣誉观，他们把公民的责任置于个人的生命之上，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鲁迅的立足点显然是放在中国的，他激动地发问：“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 必有掷笔而起者矣。”这既是面向读者的发问，又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勉之辞，反映了他早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人生观。整篇作品气势磅礴，充满神奇色彩，语言饱含激情，这一切构成了它内在的浪漫主义气息。
但《斯巴达之魂》毕竟不是独创的作品。创作小说并在20世纪初到五四这一过渡时代表现出浪漫主义精神的则是一个奇人——人称“情僧”的苏曼殊。新文化运动的老将钱玄同曾表示苏曼殊与新文学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他说：“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是为新文学之始基乎?”创造社成员陶晶孙也认为：“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代罗漫主义文艺者，就是苏曼殊; 而曼殊的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
苏曼殊身世复杂，有难言之隐，生性又敏慧，这造成了他愤世嫉俗的个性，时而多愁善感，时而狂放不羁。柳亚子在《燕子龛遗诗序》中这样写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苎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又嗜吕宋雪茄烟，偶囊中金尽，无所得资，则碎所饰义齿金质者，持以易烟。其他行事都类此。人目为痴，然谈言微中，君实不痴也。” 嗜食至腹痛，囊空则拆下金牙“持以易烟”，这般行状已悖常情，所以人说他“痴”，他的朋友辈则给了他一个“情僧”的雅号。这正反两面的评价，都表明他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而养成了落拓不羁、浪漫潇洒的个性。他的小说的浪漫气息，归根到底就是这种个性的表现。
苏曼殊写小说始于民国初年，处女作是《断鸿零雁记》。这部数万言的小说写一个名叫三郎的青年当了和尚，却运交华盖。先是未婚妻雪雁不满她父亲嫌贫赖婚，暗地里资助他东渡日本寻找生母。到日本后，又有聪明美丽的表姐静子爱上了他。只因为他已遁入空门，只得一一割断情丝。可说空未必空，一听说雪雁为他殉情，他又五内俱裂，历尽艰险去凭吊雪雁坟墓。这写的纯粹是主人公三郎的感情磨难，究其根源，全是因为他恨世而欲求解脱，想出世而又过于多情。说穿了，这其实也是苏曼殊自己的苦处。他身披袈裟，似乎一本正经地在宣扬四大皆空的佛理，可他把姑娘写得太可爱，爱情写得太缠绵，三郎写得太伤心，反而暴露了他自己情根难断的苦衷。可以理解，像苏曼殊这样连生母是谁都搞不清楚、身世有“难言之恫” 的人，迫切需要感情上的慰藉。失之于生活，得之于玄想，周作人说静子和雪雁都是和尚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的虚构，的确是一种精当的见解。
从《断鸿零雁记》发表至1918年逝世，苏曼殊一共写了五篇小说。这些作品大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爱情的缠绵和幻灭。《碎簪记》写庄湜与灵芳、莲佩间的爱情关系，由于庄湜叔父反对自由恋爱，三个青年全部殉情。《绛纱记》中的梦珠，先是不理会女友秋云的火热爱情，不告而别当了和尚，看似无情，可他在无量寺坐化时，怀中还藏着秋云所赠的一角绛纱。《非梦记》写海琴自小跟薇香定亲，后来婶娘嫌薇香家贫，离间他俩感情，最后薇香投水，海琴出家。有情人难成眷属，写尽了苏曼殊内心对爱的向往和拘于佛教戒律、宣扬虚无哲理之间的矛盾，象征着他人生观中出世和入世的两个方面。对于他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调和内心矛盾的巧妙办法：既能陶醉于姑娘的倾心之爱，又装作超离了红尘。当了和尚，还能做情种，难为他煞费苦心，想得周全。
由于苏曼殊写的全是儿女私情，且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故事模式，即两个痴情美女追求一个多愁善感的公子，几经缠绵，最终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因而很容易被人归入鸳鸯蝴蝶派小说一类。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早期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或以“发乎情，止乎礼”为美德，表现了很浓的封建色彩，或苦于没有新的人生观和审美理想作基础，结果从反传统开始而坠入了庸俗媚世的趣味。苏曼殊则有所不同。他在日本出生，后来又多次东渡求学，懂得多种外语，翻译过歌德、拜伦、雪莱等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人中，他是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熏染的。因而他既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大胆披露内心的苦闷，又把爱情视为一种美好的情操加以咏叹，所以作品的格调比较清新优美，不像鸳鸯蝴蝶派小说那样俗气。这表明他并没有走鸳鸯蝴蝶派的创作道路。
苏曼殊青年时代是个很有抱负的志士。他在编译小说《惨世界》中表示，要“破坏了这旧世界，另造一个公道的新世界” (《惨世界》，与陈独秀合作的小说，根据雨果的《悲惨世界》编译而成，有一些自己添加的情节)，还参加过留学生的拒俄义勇队和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革命运动，甚至打算暗杀保皇党人康有为，后来一直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如此血气方刚的人，为何后来忽然要悲悼起自己的身世，写起伤心的恨事来?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个人的身世之外，显然还与他既失望于辛亥革命，又受到佛教的影响有关。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正滞留新加坡，他闻讯大喜，苦于没有旅费，甚至想典当衣物赶回国内。但他期望过大，失望也特别沉重。袁世凯篡权后，他愤而发表《讨袁宣言》，可总的看，这前后是理想成为泡影后对社会和人生的日益失望。在《绛纱记》 《焚剑记》里，他开始赞美起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这与他早年在编译小说《惨世界》中所表达的豪情相比，判若两人。
苏曼殊是因个人生活的不如意，愤而当和尚的。“愤”，使他难成虔诚的信徒。所以他有时披披袈裟，行动上却不受佛门戒律的束缚。他一生中不乏风流的传闻，因而获得了“情僧”的美名。但他后来把佛学视为一种人生哲学，对此深有研究也是事实。1908年他与章太炎一起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和《告宰官白衣启》，一面怒斥“附会豪家，佞谀权势”的佛门败类，一面竭力为佛教辩护，反对“新学暴徒”焚烧寺庙，宗教热情显得尤为强烈如此长期熏陶，人生观上难免受到佛学的影响。他小说中的青年男女，除了情死以外，最后都是出家为僧为尼，便是佛教的影响造成的。不过苏曼殊入世太深，只能得佛教虚无思想的皮毛，为自己悬想一条出世的逃路。所谓“悟得生死大事”，如同他的披袈裟，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刻意追求的姿态，也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变相牢骚。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他常是放浪形骸的，或吟诗作画以示高雅，或讽世骂人借以泄愤。这种日渐失望于社会，而又难入涅槃境界的精神状态，最终使他自哀自怜，咀嚼起个人的悲欢，醉心到虚幻的爱情故事中去了。
因此，苏曼殊的小说大致是倾向于自叹身世，或写他个人胸襟的。在梦珠的洒脱不羁，三郎的多愁善感，海琴的缠绵悱恻，独孤公子的孤洁清高，以及他们浪迹江湖、出家为僧的经历中，都可看出苏曼殊的影子。他们一步三回头地走向空门，也是苏曼殊既有意于宗教，但又无法完全超脱尘世的内心写照。从少女的娇美姿色和惊人才情中，同样可以看出他刻意美化的痕迹。这种美化，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多情和为了寻求心理补偿的表现，她们的凄凉命运又往往透露出他的伤心和自怜来。正是这种偏于写自己身世和心情的艺术倾向，缠绵的爱情故事、哀婉伤感的情调，以及作为一个情僧对待爱情若即若离的态度，构成了苏曼殊小说的浪漫风格。中国自古有抒情的散文、诗词，但受制于礼法，很少有涉及作者隐私的抒写个人身世怀抱的叙事文学。苏曼殊率先把自己的身世引入文学，肯定爱情的美好，倾向感伤的情调，给清末民初文坛吹进了一缕以个性意识为核心的浪漫清风。这种对于浪漫小说的初步开发之功是不应抹杀的。事实上，他的小说正是凭着这种浪漫风格在比较开明的读者中觅得了知音。《断鸿零雁记》很快被译成英文，又被改编为戏剧，有些新文学作家把自己的创作与他联系起来，连并不怎样赏识其小说的郁达夫也说：“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但是，不能因此认为苏曼殊开创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新纪元。尽管他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比一般人强的个性意识和民主思想，可是他也处在时代的局限之中。在他的时代，文化领域还没有形成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儒家思想在社会上还很有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他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他的思想实际上既有西方的，又有传统的，还有宗教的。这些思想因素尚未混成一体，不能不影响到他创作中的伦理判断和审美评价。比如《碎簪记》中的爱情悲剧，本是封建势力横加干涉和男主人公性格软弱造成的，可是苏曼殊另有看法。他同情庄湜和灵芳自由恋爱，可是觉得莲佩学贯中西、温良端庄，包办婚姻也不错，因而要规劝庄湜把爱灵芳之心移诸莲佩，以求情理两合。庄湜夹在两个姑娘间犹豫动摇，似乎苏曼殊也很难抉择。他最后的结论是“天下女子，皆祸水也”，在无法调和新旧伦理矛盾时，便简单地把悲剧的责任推诿给无辜的女子。显然，这是由于他思想上对妇女还持有封建的偏见，但也不能否认佛教色空观的某些影响。其实何止伦理意识，就连他的审美理想也是既新又旧的。且看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既要有西洋女子的热情才识，又得有东方女性的深沉含蓄，似乎非中西融合不可：时髦女郎太野，传统女性又太呆。至于行文落墨，处处讲究情感的节制修饰，务求文笔典雅，风格含蓄，给人的感觉不是刺激，而是惆怅，则又显然是跟诗教的传统连在一起的。
总之，无论是从思想意识还是审美特征看，苏曼殊的小说只能算作是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萌芽。它有反封建的民主因素和浪漫抒情的艺术风味，对以情节取胜而以“载道”为旨归的传统小说是一次突破，艺术上的成就超过此前鲁迅的译述之作《斯巴达之魂》。可它的反封建不彻底，写意又过于含蓄，浪漫抒情仅是有节制地体现为主人公的生活情趣和气质，没有充分地转化为作品的叙述原则，情调有新意，可还没有找到相应的新而有力的表现手段。这一切表明，它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在对传统的背离中，又有某种向传统复归的潜在倾向。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曾指出：“苏曼殊通过他的作风和艺术，不仅‘体现了旧时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的新鲜的鼓舞人心的浪漫主义的巧妙融合’，而且体现了他那个过渡时代，整个情绪的无精打采、动荡不安和张皇失措。”这是切中肯綮的。而从另一方面看，由于个性意识尚未广泛地深入大众，许多读者的小说观念还是陈旧的，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看待苏曼殊那些抒写个人身世和内心矛盾的小说。他们虽不至于像封建卫道者那样责之以诲淫之罪，但往往也把它视为消愁解闷的闲书。这就从作家主观条件和读者素质两方面决定了苏曼殊的小说不可能在文学界掀起一个彻底反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他是一个过渡人物，而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是一批浑身充满生气、精力过人的新人。这是些不好对付、随时准备捣乱而又受到新时代欢迎的“恶魔”，他们想用“摩罗”诗人的伎俩把文坛掀个底朝天，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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