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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心理学大师卡伦·霍妮代表作，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心灵疗愈指南。完整全译本，随书附赠思维导图，翻开金句导图，快速阅读本书精髓，给你的心做个按摩。
2.卡伦·霍妮心理自助书代表作，直面软弱、焦虑、嫉妒、自卑，洞察自我矛盾的根源。做自己的精神分析师，和精神困境说再见，做内核稳定的人。
3.卡伦·霍妮心理自助书双壁，《我们内心的冲突》自1945年出版以来，70多年长盛不衰！洞察自我与人性，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经典著作。
4.卡伦·霍妮，20世纪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先驱、新弗洛伊德学派代表人物，与荣格、阿德勒、弗洛姆齐名，是开创了一个精神分析思想流派的女学者。
5.李松蔚、武志红、张德芬等心理学家推荐阅读卡伦·霍妮，化解内心冲突，真正认识自己，减少焦虑，走出精神困境。
6.在这个“发癫”的时代，情绪不一定要稳定，但要学会剖析自我，不被精神问题困扰！
书中金句
1.不屈不挠追求的人，就不是不可救赎的。
2.每种自我反省都代表着试图挑衅平衡。
3.无法成为自己是一切绝望的根源。
4.触及某些真相不只是会给人带来困扰，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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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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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是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作。卡伦·霍妮通过对病人和自身的心理分析的经验总结，讨论了人内心主要的冲突类型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分析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些冲突所扰之人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怎样导致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同时提出了解决这些冲突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设想。这部心理学著作深刻剖析了冲突的根源，并提供了自我疗愈、化解焦虑、解决冲突的切实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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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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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霍妮，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与阿德勒、荣格等齐名的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曾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做过精神病医院医师，担任过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她是社会心理学早期倡导者，曾追随弗洛伊德学派，后在神经症研究上与其分道扬镳，主张以文化决定论替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主要著作有《我们内心的冲突》《自我分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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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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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
前言 01
导论 05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及为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
第一章 神经症冲突的惨痛 3
第二章 基本冲突 13
第三章 亲近人 27
第四章 对抗人 42
第五章 逃避人 52
第六章 理想化形象 75
第七章 外化 94
第八章 追求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110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第九章 恐惧 123
第十章 人格的贫化 135
第十一章 绝望 160
第十二章 施虐狂倾向 172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办法 198
自我分析
前?言 01
第一章?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和合意性 001
第二章?神经症的驱动力 019
第三章?精神分析的理解阶段 047
第四章?精神分析过程中病人的贡献 067
第五章?精神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的贡献 083
第六章?偶尔的自我分析 103
第七章?系统自我分析：初步 119
第八章?对病态依赖的系统自我分析 130
第九章?系统自我分析的宗旨与规则 172
第十章?阻抗处理 187
第十一章自我分析的局限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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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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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精神分析最初是作为一种严格医学意义上的治疗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曾发现某些使肢体受到限制的失调症，并没有明显的肌体上的病因，如癔症性抽搐、恐惧症、抑郁症、毒瘾，以及功能性消化不良，但是可以通过发现背后的无意识因素而得到治愈。此后，这类紊乱被统称为神经症。
在近30年间，精神病学家们认识到，神经症患者要遭受显性症状的折磨，甚至仅是处理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都困难重重。精神病学家们还发现，众多具有人格障碍的患者并无任何明确的症状，也就是并无用来确诊神经症的特征。换句话说，神经症并非一定表现出明显症状，但是其人格障碍一定存在，这一结论变得越发清晰。因此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这些不太明确的人格障碍构成了神经症的基本核心。
认识到这一事实，对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建设性作用，不仅可以增强其治疗功效，同时也可以扩大其范围。明显的性格障碍，如强迫性的选择困难、重复性选错朋友和恋人，以及无法发挥工作能力，成为与临床症状一样的分析对象。然而，我们兴趣的焦点并不是人格及如何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理解并消除明显病症，而对性格进行分析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的整体发展因此更上一层楼的话，那只能说是分析过程中的意外收获。
精神分析现在是且未来也仍然是治疗特定神经症的一种方法。但是精神分析可以协助整体个性发展这一事实已经开始被人们接受。人们越发愿意求助于精神分析，并不是因为具有抑郁障碍、恐惧症或类似的症状，而是发觉自己无法妥善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抑或发现内在的各种因素阻碍了自身的发展，破坏了人际关系。
就如每当新的愿景开启时，人们往往先是高估其重要性一样。以前，人们经常提到精神分析是促进个性发展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至今依然传播甚广。但是毋庸置疑，这并不对。生活本身就可以对人们自身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帮助。生活除了强加于人们苦难，如远赴异国他乡、深受病痛折磨、饱尝孤寂之苦等，也会赠予人们礼物，如让人们收获良朋益友，甚至仅仅是与真诚可靠、值得珍惜的人相处，以及让我们收获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帮助人们激发无限的潜能。但是，这种帮助是有弊端的：有利因素不会像及时雨一样总是在需要时出现；苦难也可能不仅仅挑战我们的积极性和勇气，而有可能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击垮人们。最终人们或许会深陷精神挫折的囹圄，从而无法利用生活提供给人们的帮助。因为精神分析没有上述弊端，所以顺其自然获得一席之地，成为协助个性发展的一种特定方法。不过，精神分析也存在其他弊端。
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荆棘丛生的境况。这使得任何有助于促进人格发展的方法都变得尤为重要。但是即使很多人可以获得专业分析的帮助，精神分析学家也很难做到将专业分析提供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便是自我分析具有重要性的原因了。人们一直认为“认识自己”不仅有价值，而且是可行的。而精神分析的新发现可能极大地有助于自我分析。另外，这些发现也前所未有地揭示出自我分析中根深蒂固的困难。因此，对于任何关于精神分析自我检查的讨论，我们都要保持谦逊态度，并充满希望。
这本书的目的是，在充分考虑到种种困难的基础上，谨慎地提出自我分析的问题。我也曾试图做出一些关于自我分析程序的基本考虑。但是因为在该领域少有实际经验提供指导，所以我的目的主要是提出问题，鼓励大家努力探索建设性的自我检查，而不是提供明确的答案。
首先，尝试建设性的自我分析对个人而言十分重要。这样的尝试给个人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不仅可以发展尚未施展的特殊天赋，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各种严重的强迫症，发挥自己的潜能，从而成为强健而完整的人。但是这也涉及一个更宽泛的议题，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民主理想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即个人乃至每个人都应该将潜能发挥到极致。帮助个人进行精神分析，不能治愈整个世界的顽疾，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冲突，厘清误解，消除怨恨，减轻恐惧，抚慰伤痛，关照弱势，这些恰与世界的弊病互成因果。
在之前的两本书中，我列出了一个神经症的理论框架，在这本书中我将对其展开详述。我本想避免在这本书中呈现和解释这些新的观点，但是对有益于自我检查的事情避而不谈，似乎并不明智。虽然我努力将这些新观点删繁就简，使其不至于喧宾夺主，但是心理学问题的高度复杂性是既定事实，这一点我们不能也无法隐瞒。我充分认识到了其复杂性，所以尽量不用晦涩难懂的术语使其难上加难。
借此机会，我要向伊丽莎白·托德小姐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敏锐的理解力，帮助我组织本书的材料。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维夫人，感谢她的不懈努力。同时也要向允许我将其经历写进此书的患者们表达感谢。
第一章?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和合意性
每一位分析师都知道，患者的配合程度与分析过程的速度和效率成正比。谈及配合度，我认为并不是指患者礼貌顺从地接受分析师提出的所有建议，也不是指患者有意识地自愿吐露心声。尽管大多数自愿寻求分析的患者迟早都会意识到，并且承认毫无保留地表达自我是何等必要。我所指的配合度是一种自我表达，是一种几乎不受患者意识控制的自我表达，正如作曲家要在音乐中抒发情感一样。如果有内在因素阻碍其表达，那么作曲家铁定就无法创作，江郎才尽了。同样，即使一位患者十分愿意配合，但是一旦受到“阻力”，整个分析就不会产生结果。因此患者自由表达自我的时段越多，他便越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的配合也会越有意义。
我经常和我的患者讲，如果分析师仅仅扮演在艰难的爬山之行中导游的角色，指明哪条路可行、哪条路行不通，那才是一种理想状态。准确地说，还应该补充一点，分析师应该并不十分熟悉此程的山路，因为即使登山行家，他也没有攀登过当前的这一座。这一事实使得患者的精神积极性和生产力变得更加合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分析师的能力之外，另一个决定分析时长及结果的因素是患者建设性活动的积极表现。
患者状态较差时，各种原因使得分析不得不被打断或者终止。这时患者的精神积极性在分析治疗中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而患者和分析师对所取得的进步也并不满意。但是在分析停止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患者取得了重大且长久的进步。分析师如果经过细致的检查后，发现患者在所处境况中并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解释这种进步，那么进而可以证明这是分析的延后效果。不过这种延后效果很难解释，因为其中涉及多种原因。可能是先前的工作使患者能够准确地进行自我观察，使其比以前都更深信自身存在困扰，甚至可能发现自身的新问题。或者是患者可能将之前分析师的意见当作外部干扰，如果患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自我洞察时，便会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功劳。再或者，如果患者面临的问题是极其想要高人一等，处处打压别人的话，那么他可能不能给分析师带来分析成功的满足感。而只有分析师退出分析时，患者才可以恢复。最后，我们要牢记的便是，延迟反应也会存在于其他情境中，比如过了很久，我们才明白之前对话中的一个笑话或者评论的真实含义。
尽管以上解释各不相同，但是都指向一个方向：它们都表明患者一定会有一些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或者说，至少存在无意识决定的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甚至是有意义的定向活动，确实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我们曾做过有意义的梦，也经历过这些：晚上还在为一个难题困扰，一觉醒来就知道答案了。不仅著名的数学难题会在早上醒来迎刃而解，晚上犹豫不决的决定也会在一觉之后恍然大悟。白天毫无察觉的怨恨可能会在晚上敏锐地活跃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让我们在凌晨五点的时候突然惊醒，清晰地察觉到受到的挑衅和做出的反应。
事实上，每一个分析师都要依赖于这些隐蔽的精神活动。这种依赖隐藏在这条原则下，即如果“阻力”排除后，分析便会顺利进行。另外，我想强调的还有积极的方面：患者对解脱的动力越强、受阻越小，他进行的活动就会越有成效。但是，无论是强调消极方面（阻力）还是积极方面（动力），内在的原则是相同的：通过排除阻碍或者积攒充足的动力，患者的精神能量开始生效，最终会导致进一步的深入洞察。
本书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往前再多走一步。既然分析师凭借的是患者无意识的精神活动，那么如果患者有独立解决某些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经过审慎处理后应用于其他方面吗？患者可以用自己的批判能力仔细审查自我观察的结果或联想吗？通常患者和分析师是分工明确的。总的来说，患者把自己的想法、感觉和冲动表现出来，而分析师运用自己的批判能力识别出患者的行为动因。分析师会质疑患者陈述的有效性，并将表面看起来并无关联的材料放在一起，对可能隐藏的意图提出建议。我之所以要说“总的来说”是因为分析师会利用自己的直觉，而病人也可能会把事情串联起来。不过，总体而言这种劳动分工是存在的，并且对分析过程确有裨益。这种分工可以让患者放松，他们只需要表达出内心的想法。
但是分析过程中的空闲期怎么办呢？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使两次分析的间隔期延长又怎么办呢？任由事情发展，让事情在不经意间得到解决，这样的处理方式合理吗？我们能否做到鼓励患者进行审慎明确的自我观察，并且通过自身的推理能力解决问题呢？诚然，这项艰巨的工作有一定的风险和局限，这点将会在后面讨论，不过我们还是要问：自我分析是不可能的吗？
在一个更广阔的参考系里，有一个古老的问题：人可以认识自己吗？尽管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但是人们经常认为人是可以认识自己的。这一点十分激励人心。但是这种激励收效不大，因为前人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大相径庭。尤其在弗洛伊德的一些基础发现问世以后，我们知道这个问题远比前人想象得更为艰难与复杂。甚至仅仅是严肃地提出这一问题就好像是在未知世界探险一样。
很多已出版的书籍都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改善自我，以及妥善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其中一些书，比如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书中很少提及自我认知，但是或多或少给出了一些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的常识性建议。也有一些书直指自我分析，比如大卫·西伯里的《自我发现的冒险》。如果我感觉有必要撰写一本“认识自我”主题的书，那便是因为我觉得即使像西伯里这样的优秀作家，也没有充分利用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而对人们的指导也是不充分的。此外，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这一点通过“自我分析很简单”这样的标题就显而易见。这类书在某些对精神病学的人格研究方面表达出来的意向是含蓄的。
所有这些尝试都表明认识自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这是一种错觉，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是一种积极但是有害的幻想。踏上这条看似简单的道路的人们，或是获得一种虚假的沾沾自喜之感，认为自己能全面认识自己；或是在第一次遇到阻碍之时就灰心丧气，进而放弃探索自我的真相，并认为探索自我十分糟糕。如果意识到自我分析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时常会让我们感到痛苦、沮丧，并且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去做，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避免上述两种结果的出现。
一位经验丰富的分析师永远不会盲目乐观，因为他深知在患者可以直面自身问题之前，要经历怎样千磨万击、几近绝望的斗争。所以分析师宁愿倾向于另一个极端，即否定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他之所以会这样，不仅是因为自身经验，同时也是基于理论依据。例如，他会提出这样的理论，一位患者只有重新经历婴儿般的欲望、恐惧及对分析师的依恋后，他才能摆脱自身的困境。如果让患者自己解决认识自我的问题，充其量只能得到无效的、“纯理性”的见解。如果继续深究的话（在这里我们不做这种深究），最终会总结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患者本身没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可以让他们克服自我认知道路上的重重阻碍。
我强调这一点是有充分理由的。患者想要实现某一目标的动力在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患者对自我分析有一个预期目标，那么分析师再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患者超过其对自我分析的预期目标。但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患者有分析师的帮助、鼓励和指导，这三点的价值我们会在另一章讨论。如果患者只能利用自身资源的话，那么激发患者的动力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事实上，其重要性在于，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就取决于患者动力的强度。
当然，弗洛伊德认识到，由神经症带来的巨大痛苦可能会给患者提供这种动力。但是如果患者剧烈的痛苦在治疗过程中从未存在或者已经消失的话，显然他就会感到不知所措，进而无法产生自我分析的动力。弗洛伊德还提出，患者对分析师的“爱”可能也会提供动力，但是这种“爱”不是指具体的两性关系的满足，而是患者在接受分析师的指导和帮助后所产生的满足感。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容忽视的是，因为大多数患者过度的情感需求和获得他人认可的需要，所以几乎所有神经症患者，爱的能力都会严重受损。
我觉得弗洛伊德已经考虑过这类患者了，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来讨好分析师，比如或多或少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分析师的建议，努力表现出自己的进步。但是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分析师的“爱”，而是为了缓解内心深处对他人的恐惧感。或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这也是患者因无法独立面对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方式。因此，患者期盼把事情做好的动力完全取决于与分析师的关系。只要患者遭到拒绝或受到批评，这些情况就很容易发生，他会忽略掉自身利益，而精神分析活动就会变成患者用来怨恨和报复的一场斗争。这种动力并不可靠，分析师必须弱化这一点。患者有着只为满足他人行事，却对自己的愿望熟视无睹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患者患病的关键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分析这一倾向，而不是将之利用。因此，弗洛伊德认识到患者唯一有效的动机，仍然是他们自身对于摆脱剧烈痛苦的愿望。正如弗洛伊德正确推断的那样，随着症状的减轻，这一动机也会相应削弱，因此这一动机的作用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如果消除症状是分析的唯一目标，那么这种动机可能就恰到好处。但是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弗洛伊德并未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如果仅认为患者应该具备工作和娱乐的能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对工作和娱乐这两种能力做出规定。这种能力是可以胜任日常工作的能力还是可以进行创造性工作的能力？是指有享受鱼水之欢的能力还是能享受日常乐事的能力？同样，“分析应该作为一种再教育”这个观点是模糊的，因为对于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并没有答案。对于这一问题，弗洛伊德可能并没有进行深思熟虑，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还是晚期的作品，他的关注点主要是治疗神经症。他关心人格的改变，只是因为人格变化可以确保消除所有症状。因此弗洛伊德的目标本质上是以消极的方式来定义的：得到“解放”。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家，则以积极的方式制定分析目标：让患者摆脱内在束缚，使其能够自由发挥出最大潜力。这听起来可能只是侧重点不同，但是就算只是侧重点不同，也足以彻底改变人们对动机问题的看法。
只要患者自身的动机足够强大，而且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感官能力，发掘已有的潜能，学会自我控制。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患者具备成长的动机，尽管有时也必须经历种种磨难，只要用积极的方式确定目标就具有现实意义。
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后，我们会明显发现，这不只是涉及的侧重点不同。因为弗洛伊德断然否定自我发展愿望的存在。他甚至对此嗤之以鼻，仿佛提出这样的愿望是一种空洞的理想主义。他指出自我发展的动力源于“自恋”的欲望。也就是说，这种欲望代表的是自我膨胀和希望优于他人的倾向。弗洛伊德很少基于理论上的考虑做出假设，实际上他总是善于敏锐观察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观察的结果是，自我夸大的倾向有时是自我发展愿望的强大动力。弗洛伊德否认这种“自恋”因素只是自我发展的一个促成因素。如果对自我夸大的需求进行分析，并将其抛开，自我发展的愿望仍然存在，那么自我发展的愿望会变得比以前更加清晰有力。“自恋”因素虽然点燃了成长的愿望，但同时也阻碍了愿望的实现。引用一位患者的话：“‘自恋’的冲动是可能会发展出一个虚假的自我。”培养虚假自我的代价往往是牺牲真我，真我会被蔑视，或者患者顶多会认为真我是微不足道的。我的结论是，虚假的自我消失得越多，真我就越会受到重视，患者也更加希望摆脱内部束缚，并且强烈希望在既有环境下过上充实的生活。不过，在我看来，发挥个人能量的愿望属于不可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努力探索的范畴。
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否认了自我发展的愿望与他的假设有关，他假设“自我”是一种薄弱的力量，会在本能驱动、外部世界及严峻的道德约束间摇摆不定。然而，归根结底我还是相信对分析目标的两种阐述体现了关于人类本质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信仰。麦克斯·奥托说过：“人生哲学最深刻的源头，也就是塑造和滋养人生哲学的源头，是对人类抱有或缺乏信任。如果他对人类有信心，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美好的事物，并且得到与他的信任感相和谐的世界。相反，信心的缺失可能会遭遇生活的不如意。”不过，弗洛伊德在他的《梦的解析》一书中，至少含蓄地承认了某种程度的自我分析是可能的，因为他在书中就分析过自己的梦。这一点十分有趣，因为他的整个哲学观是否认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的。
但是即使我们承认一个人具有充足的自我分析动机，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一个缺乏必要知识、训练和经验的“门外汉”是否可以进行自我分析。我可能会遭到有些人的严厉诘问：你的意思难道是能用这本书的第三章或者第四章的内容代替专家的专有技能吗？我当然不认为这是能被代替的。我甚至都不希望会有近似的替代品。因此我们似乎陷入了僵局。如果专家的专业技能是无法被替代的，那么自我分析还能进行下去吗？通常运用一个非黑即白的原则尽管看似合理，但也有可能出现一些谬误。我们最好记住这一点，充分尊重专业化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过分敬畏专业化会阻碍人们发挥主动性。我们都过于相信只有政治家才懂政治，只有机械师才会修车，只有训练有素的园丁才会修剪枝叶。经过训练的人做事自然会比未经训练的人更加省时高效，而且在很多时候未经训练的人还会面临场面不可收拾的情况。甚至人们想象的两者之间的差距比现实的两者之间的差距更大。对于专业化的信赖会轻而易举变成盲目敬畏，从而扼杀了人们对新事物的尝试。
这样综合起来考虑，还是振奋人心的。为了恰当评估自我分析在技术方面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专业分析师的素质。首先，对他人进行分析需要大量的心理学知识，需要了解无意识力量的本质、表现形式、形成原因、造成的影响及揭示它们的方式等。其次，还需要通过接受训练和积累经验培养相关的技能：分析师必须清楚如何和患者相处；在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材料时，分析师必须明确地知道哪些因素应该处置，哪些可以暂缓；分析师也必须具有可以“洞悉”患者的高超能力，这是一种能够感知心理暗流，几乎可以称得上第六感的敏感性。最后，对他人进行分析要求分析师充分了解自己。分析师在给患者分析时，必须让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自有其特点和法则。这是一个危险性极高的事情，分析师很可能会被误解、误导，甚至会受到伤害，这不是因为分析师的恶意，而是他粗心、无知或是自负导致的。因此，分析师不仅要对自己使用的工具和技能了然于心，与患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样重要。上述三类要求是缺一不可的，不具备这些要求的人不应该承担为他人分析的责任。
这些要求也不能被自动归结为自我分析的要求，因为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自我分析和分析他人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所描绘出来的世界并不陌生。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唯一知晓的世界。诚然，神经质患者已经疏离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并且十分抗拒目睹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并且，还有一种危险总是存在，即在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往往会把某些重要因素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事实上这依旧是他的世界，他所需的全部知识也都源于此。他只需要通过观察，利用观察出来的结果，就可以找到通往自己世界的道路。如果他热衷于找出困难源头，并且能够克服在认识自我过程中的阻碍的话，他就能在某些方面比旁人更好地观察自己。因为毕竟他日日夜夜和自己相处。在自我观察的过程中，他可能与一位时刻不离患者的聪明护士相比。然而，分析师一天最多只有一小时观察患者。虽然分析师有更好的观察方法、更清晰的观点进行观察和推断，但是护士有机会开展更广泛的观察。
这一事实在自我分析中十分重要。它确实降低了对专业分析师的第一个要求，也取消了第二个要求。因为自我分析不需要像分析别人那样运用那么多的心理学知识，也根本不需要掌握与他人相处时所需的战略性技巧。自我分析中至关重要的难点不在这些领域，而在于使我们对无意识力量视而不见的情感因素。也就是说，主要困难是情绪上的而非智力上的，这也证实了分析师自我分析时，他们并非明显优于非专业人士，尽管我们一直倾向于相信分析师在自我分析时是具有优势的。
因此从理论上讲，我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证明自我分析不可行。即使很多人因深深陷入自身问题的囹圄中而无法自我分析，即使自我分析永远无法达到专家分析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即使某些阻力只有通过外界帮助才可以克服，也不能证明自我分析这项工作在原则上是不能完成的。
然而，仅仅以理论思考为根据，我不敢冒昧地提出自我分析这个问题。我关于自我分析具有可能性的经验，使我有勇气提出并且认真处理这一问题。这些经验有我自己积累下来的经验；有同事分享给我的经验；也有患者受我激励后，在分析治疗之外的时间段进行自我分析的经验。有关自我分析的成功尝试并不仅仅解决表面的一些问题。事实上，通过自我分析能够解决非常难的问题，哪怕那些问题在分析师的帮助下都被认为无解。但是这些成功的尝试也都是在一项有利条件下发生的，那就是所有这些人在尝试自我分析之前都接受过他人分析。这意味着他们熟悉分析方法，并且能从过往经验中知道在分析中对自己坦诚最为有益，尽管对自己坦诚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如果没有先前的经验，自我分析还具有可能性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能性呢？这不得而知。令人振奋的是，很多人在接受分析治疗之前，就已经对自己的问题有了准确的洞察。虽然患者洞察得的确不够充足，不过事实仍然是其在没有任何分析经验的情况下就了解了自己的问题。
因此，在一个人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分析的条件下（这一点会在后面谈及），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大多数分析中，患者可能会在分析间隔期较长时进行自我分析：比如假期，因为出差或个人原因离开居住地等种种情况。专业的分析师只存在于少数几个城市，如果患者所在的城市没有专业分析师，可能他自己要尝试进行主要的分析工作，偶尔会去找分析师进行检查。对于那些虽然居住的城市有分析师，但是出于经济原因而负担不起常规分析治疗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如果一位患者过早结束了分析，也可能需要自己再进行分析。自我分析不需要外部的分析帮助或许是可行的，尽管这里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使在一定的条件下自我分析具有可能性，那么这样做可取吗？没有专家指导就可以把分析当作工具来使用，这不危险吗？弗洛伊德不是把分析比作手术吗？尽管他补充道，患者会因为手术失败而死亡，但不会因为分析错误而死亡。
一直莫名担忧绝对成不了事，因此我们试着仔细研究一下自我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首先，很多人会认为自我分析会使人们做出更多不健康的内省。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有人提出这条反对意见来反对所有类型的分析。但是我想对此重新展开讨论，因为我确信如果分析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指导就可以进行的话，分析有可能进行得更好。
反对观点认为，分析可能使一个人更加内省，这种观点也许源于一种生活哲学，这在《已故的乔治·阿普利》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书认为个人的感受和努力无足轻重，而融入环境、服务社区、履行职责才是重要的。因此，任何个人的恐惧或欲望都应该被控制，自律是最高的美德。过度关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自我放纵和“自私自利”的表现。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最具代表性的看法就是既强调对他人负责，也强调对自己负责。因此并不会忽视追求幸福这一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包括认真对待内心自由和自主发展的权利。
对于这两种哲学观的价值，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如果一个人选择了第一种，那么和他争辩自我分析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定然觉得过多分析自我和自身的问题是错误的。我们为了安抚他，会告诉他分析的结果往往会使个人变得不那么自私自利，建立更牢靠的人际关系。这个人充其量只可能会承认，内省或许只是一种虽有价值却值得商榷的有效手段。
秉持另外一种人生哲学的人，可能认为内省本身不应受到谴责。在他看来，自我认知与对环境中其他因素的认知同样重要。寻求自我的真相，与寻求生活中其他领域的真相同样有价值。他唯一担忧的问题便是内省是具有建设意义的，还是徒劳无功的。我认为如果自省能使人变得更美好、更富有、更强健，换言之，如果自省作为一种实现自我认知和改变终极目标的可靠手段，那它就是有建设意义的。而如果自省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是盲目地对与心理学有关的事物感兴趣，仅仅为了艺术而艺术，那么很容易陷入休斯敦·彼得森所说的“心理学狂热”。如果仅仅是沉浸在自恋或者自怜中，抑或沉浸在无尽且空洞的自我沉思中，自省同样是徒劳无功的。
这里我们探讨一个相关的观点：难道自我分析不是很容易变成毫无目的的沉思吗？从我与患者接触的经验判断，这种危险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普遍。我们似乎可以假设，只有那些即使分析师为其分析，也会不断陷入死胡同的人，才会面临这种危险。这些人没有指导就会迷失在徒劳的沉思之中。但是即使他们对自我分析的尝试失败了，这几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不是自我分析使他们陷入沉思的。在接触分析之前，他们便会对腹痛、外表、自己的错误、他人的过失进行思考，或者编造出复杂但毫无目的的“心理学阐述”。他们运用或者滥用分析，将其作为继续在旧圈子里打转的理由。这意味着，分析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假象，认为兜圈子是一种诚实的自我审查。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失败的自我尝试是自我分析的局限性，而不是自我分析的危险。
在考虑自我分析可能存在的危险时，核心问题是自我分析是否会存在对个人造成明确伤害的风险。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历险，难道不会召唤出其无法应对的隐藏力量吗？一个人如果意识到了一个关键的无意识冲突，在没有找到出路前，他会不会已经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和无助感，感觉自己会抑郁甚至自杀？
在自我分析时，我们必须区分暂时性损害和永久性损害。每场分析都定会出现暂时性损害，因为接触到被压抑起来的内容，一定会激起焦虑情绪，只不过这些焦虑情绪之前由于被防御而有所缓解。同样，分析工作也一定会激发生气和愤怒，这些情绪是之前无法被意识到的。这种冲击效应如此强烈，不是因为分析让患者意识到自己具有某些不可忍受的邪恶的心理倾向，而是因为它破坏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虽然不稳定，但能防止患者在各种分散混乱的内驱力中迷失方向。我们稍后将讨论这些暂时失调的性质，在这里仅说明它们会发生这一事实就足够了。
分析过程中患者遇到这种干扰时，他可能会感觉极度不安，或许还会旧病复发，那他自然也会感到沮丧。一般情况下，这些阻碍通常会在短时间内被克服。一旦他们开始新的自我反省，这些阻碍就会消失，让人产生前进一步的良好感觉。这些阻碍是改造生活必须经历的冲击和痛苦，它们也隐含在建设性过程之中。
正是这些内心剧变的时期，患者会特别需要分析师的帮助。但是我们太理所当然地认为专业帮助会让整个过程变得顺利了。在这里，我们担心的是，个人可能因无法独自克服这些紊乱而受到永久性损害。或者当他觉得自己的基础被动摇时，可能会不管不顾地做出一些事情，例如危险驾驶或赌博，想要由此来危及生命或企图自杀。
在我观察到的自我分析案例中，没有出现过如此不幸的结果。但是这些观察十分有限，不足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例如，我无法证明在一百个人里面，仅有一个人遭遇这种悲惨结局。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危险罕见到可以忽略不计。每次在观察分析案例时，患者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使他们免受没有能力承受的洞察所带来的损害。如果患者得到的解释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可能会下意识拒绝，或者选择遗忘，或者撇清和自己的关系，又或者通过辩论避开它，也可能心生怨恨，将之视为不中肯的批评。
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假设：这些自我保护力量，会在自我分析中发挥作用。一个试图分析自己的人，根本不会让分析产生无法接受的洞察结果。或者他在解释自我观察时会略去重点。又或者他只会试图迅速而浮于表面地纠正他认为错误的态度，从而停止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因此，与专业精神分析过程相比，自我分析实际遇到的危险其实是比较小的，因为患者通过直觉可以得知要避免什么问题。而一个专业的分析师即使十分敏锐，也可能会犯错，他们也许会给患者提供不成熟的解决方案。再者，自我分析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因过多回避问题而徒劳无功，而不是实质性的损害。
如果有人真的遇到了一些深深困扰他的问题，我认为可以思考以下几点。一是触及某些真相不只是会给人带来困扰，随之而来的也有解放。这种真相固有的解放能力，可能一开始就取代了困扰，解脱感也会随之而来。即使干扰的效果占了上风，发现自身的真相仍然意味着找到出路的曙光。即使现在还看不清出路，但是凭直觉可以感受到，从而使分析者产生继续前进的力量。
第二个考虑的因素是，即使真相会让人恐慌，这也只是一些有益的恐慌。例如，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正在悄悄地被引向自我毁灭，而他对这种引导力量具有清醒的认知，这比让它悄悄发生要好一点。认识到自我破坏虽然可怕，但是只要有任何求生的意愿，就一定会激发出与之对抗的自我保护能量。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求生欲，无论有没有进行自我分析，这个人都会彻底崩溃。我们可以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表达类似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发现关于自己的某些令人不悦的真相，我们便可以完全相信，他的勇气可以使他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帮他渡过难关。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简单的事实可以表明，他处理自身问题的意志足够强大，可以防止自己被击垮。但是在自我分析中，从着手处理问题到解决并整合问题，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
最后，我们一定要牢记，实际分析中出现的令人担忧的困扰很少，可能只是因为患者当时无法正确理解、解释的内容。更常见的是，事态发展变得令人不安的真正原因：解释本身或者整体的分析情况激起了对分析师的怨恨。如果这种怨恨未被意识到，从而也不能被表达出来，则会强化患者现有的自我毁灭倾向。而让自己彻底崩溃也可能变成一种报复分析师的方式。
如果一个人独自面对令人沮丧的洞察结果，他能做的只有单枪匹马与之斗争。或者他谨慎行事，不想把责任推卸给他人，以逃避观察。谨慎行事确有其理，因为如果患者让他人对自己缺点负责的倾向很强烈，且尚未意识到自己要对自己负责的必要性的话，一旦他在自我分析时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他便可能突然暴怒起来。
所以在我看来，自我分析具有可能性，而且造成确定损害的危险性也相对较小。当然它也存在各种缺点，这些缺点本质上或多或少有点严重，简要来说，包括从分析失败到延长分析过程等各种情况、抓住问题并解决问题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除去这些缺点，毫无疑问有诸多因素，使得自我分析具有可取性。首先，有前面提到的显著外部条件。自我分析对于那些因为金钱、时间或者地域因素而无法接受常规治疗的人而言，是具有可取性的。甚至那些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在分析间隔期或者在分析过程中受到鼓励，进而鼓起勇气积极独立地进行自我分析的话，可能也会大大缩短整个分析过程。
除了这些显著的理由，那些能够自我分析的人也会有所收获。这些收获属于精神层面的，无形但真实存在。这些收获可以概括为增强了内在力量，进而增强了自信心。每一次成功的分析都会增强自信心，但完全靠自己的主动性、勇气和毅力克服困难，也一定会有意外收获。分析中的这种效应，同样也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独自找寻到上山之路，比走别人的老路更有力量感，尽管付出的努力是一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成就不仅会产生一种无可非议的自豪感，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可靠的信心感，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困境，并且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也不会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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