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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是一位天才人物，他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写出了美国最好的书。 ——美国文明之父　爱默生 美国文学中无可争议的六本或八本传世佳作之一。 ——美国著名批评家　约瑟夫· 伍德·克鲁奇 19世纪初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刚摆脱战争创伤，元气得以恢复，国内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俨然跻身一流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科学发明创造与大规模开发自然，一方面使美国人过上了空前富裕舒适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掠夺性开发自然，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原先纯朴恬淡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销声匿迹。这时候，有一位独具慧眼、颇有忧患意识的伟大思想先驱，切中时弊，大声疾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就是新英格兰著名作家、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始祖亨利·戴维·梭罗。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于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康科德四乡风景如画，梭罗喜欢经常到野外去，独自徘徊在树木花草、鸟兽鱼虫之间，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1833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好学不倦，是班级优等生；1837年毕业后返回故乡任教两年（1838—1840），还当过乡村土地测量员。但他毕生酷爱漫步、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大量日记，其中积累了他日后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他与大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相契，于1841—1843年住在爱默生家里，成为后者的门生兼助手。于是，他弃教从文，在爱默生的激励下，开始写诗与论说文，起初给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旋后也给其他报刊撰稿。 1845年，他在离康科德两英里远的瓦尔登湖畔（爱默生的地块上，事前征得恩师同意）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在那里度过的两年多的岁月中，他完成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两部作品（均在他生前出版）。1847年梭罗返回康科德居住，其后就在故乡从事写作、讲学及观察、研究当地动植物，偶尔也出门作短程旅行，以广见闻，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有时，他还得到父亲的铅笔工厂去挣点钱维持生活。1862年5月6日，梭罗因患肺结核不幸去世，年仅44岁。他生前一直默默无闻，并不为同时代人所赏识。直到20世纪，人们方才从他的不朽杰作中开始普遍地认识他。实际上，他真正声名日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 1846年2月4日，梭罗在独居瓦尔登湖畔期间，曾经给康科德乡民们做过一次学术性的演讲，题为《托马斯·卡莱尔及其作品》。演讲结束后，乡友们如实相告，对于这个不可理喻的苏格兰诗人和他的著作，他们压根儿不爱听。说真的，他们很想听听他谈谈个人湖畔林居的所见所闻。对于乡友们的这一诉求，梭罗倒是非常心领神会。于是，在1847年2月10日，他以《我的个人经历》为题，在康科德再次登台演讲，结果令他喜出望外，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听众们甚至劳驾他在一周后再次讲演一遍，希望他的讲稿还可以进一步增补内容。是故，此次演讲以及后来类似的演说，就成为《瓦尔登湖》一书的雏形。梭罗于1847年9月完成初稿，1849年打算出书，可万万没想到会受到挫折。因此，他不得不历时五载，将此书反复修改、增补、润饰，前后计有八次之多，终于使它成为一部结构紧凑、文采斐然的文学作品。《瓦尔登湖》在19世纪美国文学中，被公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作品，迄至今日已有两百种以上不同的版本，同时在国外也有不计其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译本。 《瓦尔登湖》一书副标题为《林居纪事》，一望可知，乃是梭罗本人入住瓦尔登湖畔林居的实录。此书一开头，作者就声明是为了“乡友们细致入微地探听我的生活方式”而写的。他选择湖畔为未来住所，就地取材，亲自搭建小木屋，恰巧于1845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入住，种庄稼、栽菜蔬，过着独立不羁、悠闲自在的生活。当时在美国，就有人拿这本书当19世纪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来阅读欣赏。没承望《瓦尔登湖》书中充满风光旖旎的田园般的魅力，足以诱惑数以百计的读者退隐山林，或者傍湖筑舍，竞相仿效这位贤哲俊彦的生活模式。一般说来，这种趣事是人们都所始料不及的，殊不知梭罗仿佛料事如有神似的，早就预见到会有如此众多之门徒，所以，他在书中语重心长地奉劝过读者诸君，说很不希望有任何人采取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人们很容易把《瓦尔登湖》看成逃避现实的隐士幽居胜地或者世外桃源，事实上，这恰恰有违梭罗的初衷。梭罗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过，他之所以入住瓦尔登，是要探索生活的真谛，思考人与大自然这个重大问题，显然不是消极的、出世的，而是积极的、入世的。实际上，梭罗入住之后，并不是茕茕孑立，与人老死不相往来。恰好相反，他一方面经常出门走访，回康科德做学术讲演；另一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来客专程前来登门造访，有的还冒着大风雪赶来，与作者倾心交谈。所以说，梭罗始终置身于这个社会大家庭中。再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鲁滨孙漂流记》毕竟是笛福的虚构小说，而《瓦尔登湖》乃是名副其实的非虚构作品，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从某种程度上说，《瓦尔登湖》就像是康科德地方志中的动植物篇。诚然，梭罗大半辈子在康科德与瓦尔登湖边度过，始终致力于观察与研究飞禽走兽、草木花果，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进程。他写到的草木、禽兽如按生物纲、目、科分类粗略地估算一下，动辄数以百计，他还给它们分别标上拉丁文（或希腊文）学名，追溯渊源、观察研究之如此精当、地道，事实上与博物学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更有甚者，通过生花妙笔，梭罗的心得体会得以点染在自己的描述中，从而被誉称为《瓦尔登湖》一书中的精华所在。难怪19世纪美国书评家奉劝读者不妨跳过《瓦尔登湖》中颇有哲学意味的片段，直接去品味赏析描写大自然的那些篇章。梭罗是当之无愧的描写大自然的高手，他在促进生态文学创作发展方面确实功不可没。虽说在他之前，美国也有过好多专门描述大自然的作家，但他们仅仅报道科学界的一些发现，显得相当单调乏味，是故，能以神来之笔描写大自然而成为独具一格文学之作的，毫无疑问，梭罗堪称个中翘楚。美国有的批评家曾经举例指出，单单是《瓦尔登湖》中有关潜水鸟的描写，若与约翰· 奥杜庞所著《美国鸟类》一书中潜水鸟章节作一比较，两者显然有霄壤之别，后者纯属科技性的报道，前者则是艺术作品。同样，我在译书过程中也觉得，梭罗不论对红黑蚂蚁大战的描写也好，还是对灰背隼、红松鼠、猎狐犬等的描写也好，都是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引人入胜，真可以说是旷世罕见的华章。 作为艺术品的《瓦尔登湖》，在美国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散文的最早范本。《瓦尔登湖》的风格，若与它同时代的作品，比方说，具有写作天才的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等人的作品相比，都是迥然不同。那主要是因为梭罗这种独特的体裁颇具20世纪散文风格。当然，《瓦尔登湖》的主题，显而易见，写的十之八九是19世纪的人和事，然而妙就妙在，作者对字句文体的选择似乎有些超前，颇具20世纪的风格。句子写得率真、简洁，一扫维多利亚时期那种漫无边际的文风，而且用字极其精当，富有实体感，几乎不用模糊抽象的字眼。因此，梭罗这篇写于19世纪的散文，除文体多变化外，实际上似与20世纪海明威或亨利·米勒的散文并没有多大差异。 写作手法上，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有不少独创之处，特别是比喻的运用，几乎达到了极致。读者可以发现各类著名比喻语之实例，包括从音节的调配到意重语轻的反语法，或者比较通俗的从明喻到双关语等。读过《瓦尔登湖》的人都知道，梭罗特别喜爱使用双关语，在全书中俯拾即是，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读者不妨试着编成类似索引，的确耐人寻味。精彩绝妙的双关语，我在这里信手拈来一两个，仅供读者细细玩味。梭罗写到一个在瓦尔登湖没有钓到鱼的渔夫，管他叫作修道士（Coenobites），作者在此不仅暗示此渔夫乃是虔信宗教人士，而且我们读者要是稍加留意，听一听“修道士”这个英文词儿的发音，立时会发觉，其实，梭罗是在说：“你瞧，没有鱼上钩。”（See， no bites.）再说，他写到作为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标志—铁路时，既表示铁路的开通有利于人际往来、城乡交流，但对铁路建设破坏自然生态等，却又深表不满，就借“枕木”这个双关语写道：“如果一些人乐乐呵呵地乘坐火车在铁轨上驶过，那肯定有另一些人不幸地在下面被碾压过去。”他说“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说一个北方佬”，“他们可睡得很酣”。作者在这里通过英文枕木（sleeper）这个双关语，比喻那些为修造铁路卖命而又昏睡不醒、毫无觉悟的人。对于这些劳工，梭罗确实满怀同情，真可以说，哀其不幸，怒其昏睡不醒。总之，梭罗笔下那么多的双关语，我在译述时不由得一一加注，我想，说不定我国读者也会倍感兴趣。 从《瓦尔登湖》中的双关语，我们不禁联想到梭罗那种独特的幽默感。尽管当时文坛上很有权威的洛厄尔撰文说梭罗没有幽默感，不少批评家却反驳道：缺乏幽默感的倒是洛厄尔，而绝不是梭罗，因为人们在阅读《瓦尔登湖》时会发现字里行间都闪耀着梭罗的智慧光芒。他的幽默不见得都是喧哗的，就像喜剧性那样俗不可耐。梭罗的幽默感饱含着一种批评性的、亦庄亦谐的韵味，它不仅使读者看在眼里，自然心情轻松，乃至于忍俊不禁，而且还像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或萧伯纳的幽默，发人深省。比方说，19世纪上半叶，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还不太久，人们老是觉得自己脱不掉乡里乡气，一切时尚紧跟在欧洲后头，特别是以英国、法国马首是瞻，乃至于东施效颦也数见不鲜。因此，梭罗就在《瓦尔登湖》中写出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便群起仿效”。读者不难揣想，美国人读到这类俳谐字句，管保暗自发笑，毋庸否认，这笑声里头还包含着梭罗把他们当作猴群的默认呢。总之，像上面这样连类不穷、涉笔成趣的诙谐幽默的词句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梭罗就是通过它们来揭示：我们人类是何等愚蠢啊。 梭罗还擅长夸张手法。最好的实例就是当年《瓦尔登湖》初次问世时他在扉页上所写的题词：“我无意写一首闷闷不乐的颂歌，可我要像破晓晨鸡在栖木上引吭啼唱，只要能唤醒我的左邻右舍就好。”不言而喻，作者旨在说明自己不愿做什么闷闷不乐的哀叹，他要使自己写在书中的切身感受对人们多少有所裨益。反过来说，作者写在书里的是一首精神抖擞、乐观向上、歌唱生活的欢乐颂。这是全书的宗旨，气势豪迈而又言简意赅，原本印在卷首，意在引人醒目。不知何故，后来数以百计的《瓦尔登湖》版本几乎全给删去了，依我看，显然拂逆了作者的初衷。他有时还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比方说，在《消极抵抗》的名篇中就是这样，他写道：“我衷心地接受这箴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相信这箴言等于说——‘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接着，梭罗就笔锋一转，对自己过分激烈的观点有所收敛，采用委婉的口吻说：“我不是要求即时取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有个较好的政府。”从而表明了自己绝不是政府废除派的立场。但是，弦外之音，反过来说，政府要是逼迫人民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人民就应该拥有消极抵抗的权利。《消极抵抗》一文，原先也是应乡民们诉求所做的讲演而写成的，旋后不胫而走，远播海内外。没承望梭罗这种单凭个人力量的“非暴力抵抗”的主张，极大地激发了世界各国仁人志士——比方说，圣雄甘地、列夫· 托尔斯泰和马丁· 路德· 金——的灵感，显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垮掉的一代”中最出名的小说家杰克· 凯鲁亚克（其代表作是《在路上》）等人，也对当时尽管繁荣但无生气的美国文明作过真正的抗议。美国文学史家据此指出：他们就是继承了美国悠久而了不起的抗议传统，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梭罗的风骨。 梭罗还在书中谈天说地、纵古揽今时，一边立论公允、痛斥时弊，一边又提出不少积极性的批评与建议，其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饮食文化、住房建筑、生态环境、学校教育、农贸渔猎，等等。他反对当时严重脱离实际、费用高昂、培养年轻学子的学院式教育，提倡“与同时代中最有教养的人交游，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那是压根儿不需要付什么钱的”。显然，这是梭罗根据自己追随爱默生、获益匪浅的可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十分精彩有力，至今仍然启迪后人深省。他一贯主张生活简朴、社会公正，在书中这么写道：“我深信，如果人人都像我当时那样过简朴的生活，那么，偷窃和抢劫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之所以发生，盖因社会上存在贫富不均。”寥寥数语一针见血地触及当时美国社会上贫富悬殊的要害。梭罗还根据个人耕作体验，认为“一年里头只要工作六周，就足够生活开支”，或者换句话说，一周之中只要工作一天，剩下六天时间，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或者从事艺术创作，等等。要知道，在当时，一周以内，人们六天工作，一天是安息日，这向来就是上帝的安排。梭罗身为基督徒，却大唱反调，主张工作一天，休息六天，岂不是大逆不道吗？反正在本书中，读者时不时会碰到类似上述的逆反言论，如果说梭罗是一个社会批评家，也是一点儿不过分。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用很大篇幅谈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草木鸟兽和谐相处，这样的精彩片段有许许多多，恕不一一列举。我打算日后另撰专文予以介绍。这里着重提一下，梭罗还主张社会内部各族群之间和谐相处。邃古以来，北美大陆的主人、原住民是各部落的印第安人，欧洲殖民者到达“新大陆”后不仅肆意残杀无辜的印第安人，使其濒临种族灭绝的境况，而且彻底毁掉了悠久的印第安文化与生活方式，还对印第安人持极端歧视的态度。殊不知梭罗乃是狷介之士，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书中常常笔酣墨饱地写到印第安人的种种美德，甚至说，即使是“野蛮民族”，美国人也“不妨学一学，也许大有裨益”，具体地说，就要学习各部落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风俗文化，比如，“新果节”“辞旧迎新祭祀活动”，好像是在“蜕皮求新”“净化自己”，等等，试想远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梭罗就具有上述真知灼见，确实值得世人们称道。 闻　籁 然而，我们所谈的不越出书本范围，尽管这些书是经典精品；我们读的只是一种特殊的书面语言，它们本身无非是方言土话；我们险些把另一种语言给忘掉了，那是一种所有事物不靠比喻就能说出来的语言，唯独它最丰富，也最标准。公开发表的东西倒是很多，但印成书的却很少。从百叶窗里透进来的亮光，只要百叶窗全给打开了，就再也没人记得了。任何一种方法或训练，也都无法替代永远保持警觉的必要性。一门历史，或者哲学，或者不管选得如何之精的诗歌，或者是顶呱呱的社会，或者是最令人艳羡的生活常规，如果跟永远着眼于可预见之物的准则相比，又都算得了什么来着？你乐意仅仅做一个读者，或者是一个学者，还是做一个预言家？不妨预测一下你的命运，看一看你的面前是什么，就径直迈向未来吧。 第一个夏天，我没有读书，我锄豆子地去了。不，我做的常常比这个还好哩。有时候，我真舍不得把眼前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任何工作，不管是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我喜欢给自己的生活留出更多空间。夏天一清早，惯常洗过澡之后，有时我就独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口，从日出一直到正午，出神冥想，置身于松树、山核桃树和漆树丛中，四下里一片孤寂和宁静，唯有鸟儿在近处歌唱，或者悄没声儿地掠过我的小屋，直到夕阳余晖照在我的西窗上；或者远处的公路上，观光客的车马的辚辚声隐约可闻，这时我方才不禁想起了流光易逝。在这些季节里，我就像夜间的玉米一样在成长，它们比任何手干的活儿都要神妙得多，事实上，不但无损于我的生命健康，反而使我延年益寿。我这才悟出东方人所谓玄思和赋闲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我并不在乎韶光的流逝。白昼走在前头，仿佛为了照亮我的工作；刚才还是早上，可是瞧吧，一晃眼就是晚上，令人难忘的事儿并没有完成。我可不是像鸟儿似的歌唱，我是在默默地笑看着自己的好运纷至沓来。麻雀落在我门前的山核桃树上一个劲儿啭鸣，而我呢，有时也会暗自发笑，要不然就遏制住自己的笑声，生怕也许它会从我的巢中听到。我心目中的日子，并不是指一个星期里头的哪一个日子，没有用异教徒的神祇来命名的，也没有被分割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让座钟的嘀嗒声使你烦躁不安；因为我的生活就像普里印第安人，据说普里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只用一个词儿，他们用手所指的方向来表示三者的不同含义，比方说，用手指向后面表示昨天，指向前面表示明天，指向头上表示今天”。这在我镇上的乡友们看来，毫无疑问，纯属无稽之谈；但是，如果让花鸟按它们的标准来估量我的话，那我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人必须寻找自我需求，信哉斯言。顺应自然的日子是非常平静的，很少会指责他的好逸恶劳吧。 有一些人为了娱乐消遣只好外出上剧院，与人交际应酬，相形之下，我在自己的生活方式里至少就有这么一点儿好处：我的生活本身已成了我的娱乐，而且还历久常新。它是一个多幕剧，没有结局。如果说我们确实想要过上好日子，按照我们学到的最新最佳的方式来管理生活，那么，我们断断乎不会被百无聊赖所困扰。紧紧地跟随你的天性，它会时时刻刻给你展示一个崭新的前景。在家里干活儿乃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屋子里地板脏了，我就起个早，把家具一股脑儿搬到屋外草地上，床和床架码成一堆，往地板上一洒水，再撒上一些湖里的白沙，稍后用一把扫帚擦洗得白白净净；等村民们刚刚吃过早饭，太阳已经把我屋子里晒得干透时，我就可以把家具搬回去，而我的沉思默想几乎没有中断过。我喜滋滋地看到，我的全部家当在草地上很抢眼，码成了一个小垛堆，活像吉卜赛人的行李似的；而我的那张三条腿桌子，置放在松树与山核桃树底下，桌子上的钢笔和墨水我全都没有取走。它们看样子也高兴到屋外去，还不乐意搬回去哩。有时候，我心里真巴不得在它们上头支起一顶帐篷，我就安坐在那儿，看着太阳映照在它们上头，听听微风吹拂着它们，真的太有意思了；熟稔的家什在屋外看上去要比在屋子里更加耐人寻味。小鸟落在附近的树枝上，永久花长在桌子底下，黑莓的藤蔓缠绕着桌子腿；松果、栗子以及草莓的叶子俯拾即是。仿佛它们这些形态就这么着转化为我们的家什，桌椅、床架子—因为我们的家什原先就来自这些草木之间。 我的小屋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紧挨着一大片树林子的边缘，四周围长满幼小的北美油松和山核桃树，离湖大约六杆远，有一条狭仄的小路从山脚下直通湖边。我的前院里，长着草莓、黑莓、永久花、狗尾草、一枝黄花、矮橡树、沙樱、乌饭树和落花生。临近5月底，沙樱（拉丁文学名Cerasus pumila）在小路两侧缀满了娇嫩的花朵，短短的花梗周围宛如一簇簇伞状花丛，入秋后沉甸甸地垂着个儿大又好看的樱桃，形成花环似的在闪闪发光。感谢大自然的恩赐，我品尝过它们，尽管它们并不好吃。漆树（拉丁文学名Rhus glabra）在我屋子周围疯长，第一季度就长高了五六英尺，把我砌好的一堵矮墙都给拱了起来。它那阔大、羽状的热带树叶子，望过去尽管有点儿怪，但还是招人喜爱。暮春时节，硕大的蓓蕾突然从仿佛死掉的枯枝上冒出来，像变魔术似的长成了淡雅嫩绿的柔软枝条，直径倒有一英寸；有时候，我坐在窗子跟前，由于它们漫不经心地猛长，树杈不堪重负，我会听到咔嚓一声，一根鲜嫩的树枝有如一把扇子冷不丁坠落，其实这时一丝儿风都没有，是给它自己的重量压断了。8月间，漫山遍野的浆果，在它们的开花时节，吸引了许许多多野蜜蜂。浆果渐渐地也染上了鲜艳的天鹅绒般的深红色，同样因为不堪重负，它们柔软的枝条也都给压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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