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安全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社会地位（名位）竞争，错误的竞争方式会导致共同体瓦解。春秋诸侯国体系是等级性国际体系，是合作规范被高度内化的诸侯国体系。霸权国出于对威望、地位的渴望，也出于合作规范的要求，时常采取自我抑制、自我约束的态度，甚至不惜用土地、军事权力等重要战略资源来换取威望和地位。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体系（下文简称春秋诸侯国体系）展现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问题：高度社会化的体系能产生新的稀缺利益，特别是大国追求的“国际社会”领导地位。如果大国对地位的竞争成为最主要的社会互动，那么竞争的方式和过程是怎样的？竞争行为又会对国际规范产生怎样的影响？本书通过研究大国间社会地位竞争来进一步回答这些问题。
其次，通过分析春秋时期的大国竞争和制度瓦解，我们可以发现获得国际体系领导权的几个重要标准，也会发现“国际社会”和合作制度需要对领导权竞争进行协调与管控。
体系衰退总是伴随着旧霸权国权威的下降和崛起国对权威的争夺。要保持各国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大国争霸的过程就应当是合乎规则的、有序的，崛起国的领导权需要依据某些规则而被各国认可，因此也需要各国特别是霸主国创建提升领导地位的相关制度，至少是新的范例。新制度会依据时代的需要重新定义霸主国，以及获取领导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社会地位和领导权依靠社会规范、规则来支撑，具有极强的社会性意义。通常来说，相关制度会赋予国际安全责任的承担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以领导地位，这是对大国竞争性互动的管理。否则，大国针对领导地位的竞争、对制度性权力的竞争就可能失控，进而引发冲突。各国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对领导权的争夺就可能越激烈。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公共产品与维持领导权挂钩，提出一系列领导地位维持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问题不仅是物质权力、生产力水平的消长，也是话语权威、社会地位的转移，需要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和创建行为作为支撑。崛起国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提出令人信服的规则、规范，在重大国际政治场合和仪式中发挥领导作用，与其他竞争者达成彼此认可的社会地位安排等，与提供公共产品一起构成权力转移不可或缺的制度性需求。
最后，从中国古典思想和具体文化实践中寻找解释路径。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古典思想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探索儒家思想与东亚朝贡体系下的长期和平之间的关系，Erik Ringmar，“Perfor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Two East-Asian Alternatives to the Westphalian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6，No1，2012，pp1-25;David CKang，“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4，No1，pp1-29儒家思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意义，中国古典战略思想与中国当代战略理念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参见秦亚青：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阎学通、徐进等： 《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本书希望从中国古典思想和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互动历史中发掘有解释力的素材并将其理论化。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概念和逻辑对春秋诸侯国体系有深刻的解释力，但主要体现为抽象的哲学话语，虽简短而深刻，却不是在具体历史案例论证下的国际关系理论。本书关于大国争霸的解释逻辑能够与儒家相关经典解释相互对应、相互补充。
以孔子提出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这个对春秋诸侯国体系瓦解的解释为例：
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礼乐征伐从诸侯出”来解释春秋乱世，随着发号施令的不同层次的政治行为体的变化，政治体系有序、有效的存在时间不断缩短，只有政令从天子出才能保障体系的稳定、和谐。这里面包含上行下效、名实相符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机制。
名分、名位确立了上下关系和相互责任。孔子提出为政的第一要求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参见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1—132页。从互动的方向看，西周的规范体系和政治权威存在上行下效的逻辑机制。从规范的内容看，“德”是西周体系权威架构的重要内容，讲求行为体通过自我牺牲为他人提供帮助，在这一过程中，牺牲者能获得社群的治理权威，“德”也要求处于上位的行为体发挥道德示范作用。由此，礼乐征伐需要从处于最高地位的天子或天子的代表者发出，他们需要靠履行职责来维护自己的名分，而处于下位的各国君主和公卿大夫则会效仿天子或霸主，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天下体系则稳定有序。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以追求“方伯”的名位（“伯”即“霸”，意为诸侯之长），该名位具有较高的“德”，应当牺牲自我利益帮助其他诸侯，这是上行下效逻辑的起点。但大国采取一系列破坏规范、规则的竞争战略（礼乐征伐从诸侯出），错误的竞争方式对小国的决策也起到示范效应。此外，小国对规范的违背没有大国来约束。当然，小国破坏规范也并非出于本意，因为在大国争霸的环境下，安全公共产品缺乏，小国维护安全的成本更大。齐、晋等大国的错误示范逐渐瓦解了支撑霸主国身份的规范，这是地位、社会位置的去意义化，也是规范退化直至消亡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名实相符中的“实”——礼乐征伐的错误运用是对诸侯国关系的错误治理甚至破坏，导致名实不符。“名”的意义被歪曲、解构，产生新的意义。
本书对礼乐仪式等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将上行下效、名实关系等古典解释理论化，此外，还将引申这些古典命题，丰富其解释逻辑。早期研究主要观察诸侯国战争行为、诸侯国军事力量对比，用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视角进行分析，容易忽视春秋时期诸侯国政治的血缘因素和情感关系因素。近年来，国际关系学对微观的社会仪式、社会实践展开理论研究，为我们结合春秋时期礼乐文化的微观特性、仪式特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国际关系学更为深入把握古代中国文化实质的有效路径。
春秋时期，大国误用、强制使用礼乐仪式的现象比比皆是：大国为了争取小国支持，对其反复施压甚至攻打，迫使小国对其举行投降仪式（投降仪式意味着等级关系的确立和对霸主的认同）；面对小国的领土被“夷狄”侵占，大国不帮助小国真正解决威胁；诸侯国会盟过程中，大国以提升礼乐仪式规格的方式拉拢他国的使者或君主，小国为求大国庇护，以超规格礼乐仪式接待大国君主和卿大夫；大国为了得到中等诸侯国的支持，默许中等诸侯国打击小国等。长期的礼乐误用破坏了“伯”（霸主）的象征意义以及仪式原有的严肃性、神圣性和血缘情感基础。本书会对这些误用、强制使用礼乐仪式的现象进行分析，有利于将先秦思想家对春秋时期的解释理论化，弥补现代国际关系学对春秋“国际体系”研究的薄弱环节，进一步丰富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成果。
讨论到此，我们可以发现，大国在合作制度内无序竞争，难以克服合作困境等问题能够与名实不符、礼崩乐坏等古典命题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本书对春秋“国际体系”的研究并不拘泥于单一理论范式。春秋“国际体系”涉及权力结构变化、合作制度的效率、社会规范变迁等问题，同时涉及多个研究范式，需要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因此，本书针对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关系、大国争霸、礼崩乐坏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进一步发掘儒家经典文献中的相关概念，以获得对规范退化问题更为深入的解释，也以此启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丰富中国本土国际关系思想。
五、内容安排
第一章讨论如何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春秋诸侯国关系的研究，如何把握春秋诸侯国体系的独特性，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如何与中国古典话语融合这些基本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书提出符合春秋史实和中国古典话语的研究路径和基本方法。
首先，对春秋诸侯国体系的研究应尊重以下基本历史现象：血缘和宗亲的情感关系、“国际制度”的互助收益以及华夏文化认同三个要素统一于华夏诸侯国共同体中。我们应当界定出春秋时期影响诸侯国互动的文化变量和社会关系变量，考察这些变量与国际关系学中的制度安排、合作收益、生存等变量之间的关系。
规范、道德等文化因素赋予华夏诸侯国以独特性，华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具有高度的社会学意义，在等级性“国际社会”中作为一种上对下的“教训”，而不是消灭、威胁。家族情感关系、允许他者生存和祭祀的共生性文化使各国间的战争仪式化，为战争划定了限度和规则，战争应当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维护体系规则的手段（如在周王授命下，各国通过军事力量制止“兄弟国家”间的战争），各诸侯国间天然的亲缘关系确立了允许生存的最根本原则。
其次，诸侯国之间的合作困境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切入点，也是血缘情感关系消散、礼仪荒废的核心表现。礼乐征伐是权威和权力的施加方式。正是错误的施加方式导致规范退化和体系瓦解。周王室衰落后，礼乐征伐必定从诸侯出。但礼乐征伐出的方式和途径是可以选择的。我们需要解释春秋时期的战争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合作制度为什么未能阻止战争，反而导致共同体内部的争霸战争。需要分析为何各国以违背规则、歪曲原本意义的方式举行众多会盟、朝聘等仪式。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缺乏春秋体系的历史语境，由此导致相关研究解释不足。古代思想家对春秋诸侯国体系的瓦解提出经典命题，通过上述研究路径，可以对这些命题进行理论化和再阐释，以弥补当代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不足。
最后，本书在理论形态的选择上，采用跨越范式的理论形式，参见［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季玲译： 《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对弥散着礼乐文化的春秋体系进行研究，注重呈现（represent）或意象（image）的理论定位，即理论是对历史的某种抽象和表现，理论将对现实的解释以某种简洁深刻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过分注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价标准。因此，本书会将古典概念、史实与当代分析工具结合，重视历史语境、逻辑简介与解释力之间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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