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从一开始，独立的印度就是“一种专门且刻意的创造行为的结果”（Corbridge and Harriss，2000，第xvii页）。它的政治体制、宪法、经济体制和社会都是由后殖民主义政治精英自觉塑造的。印度国民大会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的领导者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这是一个主要由高种姓人构成的群体，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说英语。他们为印度独立奋斗了不止一代人，在英国放弃对印度的控制之后于1947年8月15日接管了政府。尽管权力转交十分匆忙，“印巴分治”伴随着大量暴力事件，以及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复杂、极度贫困的国家带来深远影响，但是这个群体欣然抓住在印度构建全新国家和社会的难得机会。当然，他们并非完全局限于“对印度的设想”，而是充满干劲且怀揣目标地着手创建一个新国家，建立管理分歧的机构与程序，并改造社会。他们决定在5年内使印度拥有一套民主的政治体制，认为联邦制是管理这个多元国家的最佳方式，国家不应该将一种宗教置于另一种宗教之上，政府应该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制定了一部雄心勃勃的宪法，举行大选，出台一个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并通过一系列非凡的外交活动支持去殖民化、裁军及和平解决争端。
当然，国大党和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领导的在观念上“创造的印度”（Tharoor，2003）未能让所有人满意。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本已对“印巴分治”感到沮丧，他们严厉批评尼赫鲁政府对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承诺及效仿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愿望。他们想要一个推进印度教教徒利益和价值观的印度，治理方式应当与他们认为的真正的印度思想和实践相一致。
这些观点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才得到广泛支持。那时候，“尼赫鲁模式”显然没有实现所承诺的一切。贪污腐败、政治暴力、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分离主义和族群紧张都困扰着印度。印度与包括东亚和西方大部分地区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关系削弱且极不稳定。对此，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原书中写的是Rahul Gandhi——译者）领导的印度国大党政府特别是拉奥（P. V. Narasimha Rao）政府开始实施经济改革，试图消除或至少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治。
科布里奇与哈瑞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些改革是试图“再造”（reinvent）印度，目的是改变尼赫鲁和国大党在1947年之后实行的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Corbridge and Harriss，2000，第xix页）。尽管改革并非没有问题，或者说确实有许多批判声音，但是改革成功地使印度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实现更高增长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改变了印度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为更加自信的印度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们并非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再造”印度的唯一尝试。这些经济改革与当时另一种产生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并不断积聚力量的努力同时进行，有时相互交叉并产生冲突。这项运动旨在消除后殖民主义政治安排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国家不得干预宗教事务原则，包括关于离婚和国家不应偏袒某个宗教社区等问题的法律。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在如何取代上述原则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它希望废除由尼赫鲁制度化、由其继任者扩展并由国家领导的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这些问题在1998—2004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政客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的联合政府时期凸显出来。印度人民党内外的强硬派主张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宗教群体的“统一民法典”，要求修建印度教寺庙，包括在北方邦阿约迪亚（Ayodhya）这一争议地区，那里的一座清真寺在1992年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拆毁，并要求全面改革学校课程。他们还呼吁废除给予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特殊地位的宪法第370条。然而，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在国内实行经济自由化，对外则实行实用主义接触政策，尤其是对美国，因为它无法说服执政联盟对内政外交及印度本身进行彻底的“再造”。
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关于消除国大党在1947年之后创建的印度并用别的东西取代它的愿望并未消散或消失。尽管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的选举中失利并当了10年的反对党，但它仍然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倡导的“再造”印度这一愿景继续吸引着许多选民。2014年5月，当莫迪以再次崛起的印度人民党领袖的身份上台执政时，这一愿景再次引人注目。莫迪在出任总理前后，毫不掩饰地对尼赫鲁关于印度和后殖民主义国大党政治遗产之想法的蔑视（Mantri and Gupta，2013）。他提出“新印度”概念，以不同于尼赫鲁及其政治盟友的原则为基础，而尼赫鲁及其政治盟友对内追求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对外采取“不结盟”和激进主义。莫迪要求“变革授权”，以促成内政外交中的“思维”转变（MEA，2017a）。与瓦杰帕伊政府不同的是，莫迪在议会下院人民院（Lok Sabha）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这至少在理论上给予他实现“再造”印度的更大机会。
本书探讨莫迪在2014—2019年的第一个任期，凭借其拥有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在对外政策领域所做的事情。它列出莫迪及政治盟友“再造”印度对外政策的议程，并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国际关系的思考追溯其起源。本书反对将莫迪描绘成对外政策中的实用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说法，认为他在这一领域——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是一个自觉的变革型领导人，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议程，该议程具有清晰的优先次序和解决关键问题的方法。最后，本书评估莫迪的改革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表明谁在制定和实施印度的对外政策，以及他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做。
第一章 导 论
2019年5月底，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顶住政治压力，以比2014年更大的优势从激烈的竞选中脱颖而出，这超出了许多分析人士的预期。他的胜利被印度媒体称为“纳莫海啸”（TsuNaMo），这对应的是2014年5月让他上台的“莫迪浪潮”（Modi wave）和他的一个绰号“纳莫”（NaMo）（Kohli，2019）。选举结果证明，莫迪是当代印度的主导政治力量，这是一个令数百万人称赞又让许多人害怕的数字。他的压倒性胜利不但证明他有精心创建吸引大众叙事的能力，也证明他上台以来重塑形象的努力取得成功，对外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
将莫迪及信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推上执政地位的2014年5月大选，是印度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超过8.14亿人投了票，投票率略高于66%，此前从未有如此多的印度人有资格投票。据可靠估算，这次选举支出超过50亿美元，此前的竞选活动从未花费如此多的资金（Kapur and Vaishnav，2018，第4页）印度人民党从未在议会下院人民院赢得过绝对多数席位，更不用说和政治联盟一起获得543个席位中的336个了。曾在后殖民时代主导印度政治的国大党，它的地位和选举开支都被印度人民党超过，前者在这次选举后仅剩44名议会成员。
此次选举的核心人物是印度人民党指定的总理候选人莫迪，他是当代印度最成功和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莫迪1950年出生于一个相对贫穷的家庭，通过在同样有争议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中担任职务而声名鹊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莫迪通过印度人民党中“国民志愿服务团”成员的引荐，担任该党的策划者、战略师和发言人。2001年10月，他首次担任政府职务，成为他家乡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5个月后，他面临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危机，这令其备受国内外关注。2002年2月27日，一列满载印度教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的火车停在戈德拉镇（Godhra）。随后，这列火车在乘客与当地穆斯林发生冲突时被有意或无意地点燃了。事件造成59人死亡，由此导致的社区暴乱在这个有悠久暴乱历史的邦蔓延开来（Shani，2007）。又有一两千人被杀，更多的人受伤、被抢和流离失所。
莫迪的领导力在这些事件中受到包括印度人民党在内的各界广泛批评，这损害了他随后多年的声誉。他被指在制止骚乱，特别是在保护穆斯林社区方面做得不够。一些人甚至认为他领导的邦政府命令警察在发生暴力时不要介入，在暴力发生后也不得调查犯罪行为。有人批评莫迪在暴力事件前后，特别是在2002年底的竞选活动中，煽动和利用社区关系紧张谋取政治利益（Nussbaum，2007）。有人甚至给他贴上“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Nandy，2002）。用国大党领袖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在2007年古吉拉特邦竞选期间演讲时的话说，他是一个“带来死亡的商人”（maut ka saudagar）（Times of India，2007）。西方政府将他作为“限制入境的外交官”（off-limits for diplomats）对待，美国议员向国务院施压后，他被拒发赴美签证（Verma，2014，第357—362页）。
当然，莫迪的支持者对他的评价截然不同。他们否认莫迪在2002年的社区暴力事件中存在过失或串通一气的说法。同时，他们为他公开承诺捍卫印度教教徒社区和印度教教徒的利益以及古吉拉特邦的声誉而欢欣鼓舞。强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称赞他为“印度教的守护神”（Hindu Hriday Samrat）或“印度教民心之王”（King of Hindu Hearts）（Jaffrelot，2016）。自豪的古吉拉特邦人赞赏他为驳斥来自印度内外声称该邦是社区暴力温床的指责而做出的努力。他们喜欢莫迪为促进和保护他们独特的“自我”（asmita）所做的努力，赞赏他借鉴古吉拉特邦伟人智慧的行为，包括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K. Gandhi）和萨达尔·瓦拉巴海·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随着时间的推移，莫迪在古吉拉特邦连续赢得选举，其他人尤其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商界和散居海外的古吉拉特邦人开始强调他们所看到的莫迪关于善治和经济发展的承诺，以及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明显成就。他们开始将莫迪视为一个与普通政客截然不同的印度政治家，一个充满活力、能干、技术娴熟、亲商、廉洁、勇于变革的领导人。
莫迪吸引文化民族主义者、商人以及真正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等各类选民的能力，以及他作为战略家和演说家的非凡才能，帮助他在2014年大选前获得印度人民党的总理候选人提名（Nag，2014，第219—225页）。对他能将印度从经济停滞和普遍腐败中拯救出来的信念，以及对他的竞选口号“好日子来了”（acche din aane wale hain）的希望，促成他和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莫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没有丑闻和骗局的“发展者”（vikas purush）形象，帮助印度人民党突破印度北部和西部的传统核心地区，向印度东北部、南部和东部的新地区挺进。通过精心设计的信息吸引印度多样化社会的不同选民，是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琢磨出来的策略，他们吸引了大量的新选民（Jha，2017）。尽管莫迪比他的主要对手、时年44岁的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大20岁，但是他获得了大量年轻选民的支持，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广泛应用新技术的竞选，从有针对性的信息传递到手机和社交媒体，再到莫迪竞选演讲中提到的全息投影的应用（Basu and Misra，2015；Pric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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