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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找到了日本内阁、外务省和帝国大本营销毁的机密文件等一手资料，还原了战前日本与俄国的亲密关系、战时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评价以及随着败局日显，战时领导人制定的生存策略，并客观公正地详述了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 日本史学界的深刻反省之作。 關於作者： 小代有希子（Yukiko Koshiro） ◆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 大平正芳纪念奖得主 小代有希子是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大学、科尔盖特大学、贝茨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客座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东亚和当代中国研究基地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学者。 她所著的《跨太平洋的种族主义与美对日占领》（Trans-Pacific Racisms and the U.S. Occupation of Japan），因为对太平洋地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大平正芳纪念奖。 目錄： 前 言 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 第一部分 “二战”前复杂多元的对苏战略观 第1 章 寻求主导地位：向左苏联，向右美国 14 《苏日中立条约》：企图改变东亚格局的战略性目标 14 近代日本：激进思想和革命运动的交汇 17 预判战后地缘格局的洗牌 28 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新秩序 38 第2 章 “大东亚”精神：占领亚洲的理想蓝图 45 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 46 国际社会的“名誉白种人” 49 《喀秋莎》风靡日本 60 叶卡捷琳娜和她的日本爱人 62 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组织” 71 第二部分 考量东亚大陆的霸权争斗及其归趋 第3 章 在东亚创造权力平衡的理想状态 84 抗衡国民党—华盛顿联盟 84 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士及腐败的军事集团 97 反日情绪与民族革命的成功结合 100 国、共、苏的三角政治 107 “佐尔格间谍组织”与“大陆跨越计划” 115 第4 章 朝鲜：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 124 对日朝一体化的“和平试探” 124 消极被动的机会主义者 128 一边忍受家长式统治，一边遭受骂名 147 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补偿条件 150 第三部分 谋求战后苏美在远东对立的局面 第5 章 和平斡旋：争夺优势而上演的闹剧 154 “尊重”苏联对南库页岛的索取意图 155 《近卫备忘录》：和平主义者之谋 164 “以敌制敌”的终战策略 171 如何在美苏争端中夹缝求生 176 “麦淇淋式马克思主义者” 188 第6 章 挫败苏联独霸东亚的野心 194 “国防圈”策略 194 “大津号作战”计划：应对美苏双线进攻 197 中美联合的“黑金刚石行动” 204 朝鲜半岛：美苏角逐控制权的舞台 211 四国托管的复杂政治局面 218 第7 章 不可一世的帝国：瞬间崩塌 225 “三位一体行动”：“小男孩”与“胖子”唱主角 226 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态度 229 摸不着头脑的投降方式 248 日本没落后，谁能攫取的利益？ 252 附录《关于接受三国公告事宜》 257 第四部分 虚构战争史：欧亚的销蚀 第8 章 回顾战争：美国造成了日本的“拒不认罪” 260 仁慈的上帝、精神的复燃和人性的进步 260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 273 红色中国：美日安全同盟框架内的潜在敌人 277 日本文学里的侵略史 282 走出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历史 287 后 记 重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291 內容試閱： 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 本书根据大量的日本文献，探讨了“二战”前、“二战”期间，尤其是“二战”结束时日本政府的战略思考，其中许多文献之前无人引用或只是用作其他方面的研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对日本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条条框框，它不断地给日本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战争记忆：日本只有败给美国，战后才能复苏并重新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以至于战争结束时，这种印象在日本已经人尽皆知。在这种记忆中，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日本殖民帝国的覆灭，以及日本在1945年8月战后“重生”以来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都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战争目标主要是针对欧亚大陆，而为了尽量还原整场战争的面貌，本书将苏联拉回到历史视野，并将这一战争重新命名为“欧亚-太平洋战争”，深入调查这个由日本政府制定并努力实施，后却不得不放弃的扩张计划。 战前的日本一面编织帝国梦想，一面高度重视欧亚大陆，并把强大的俄国及之后的苏联看作日本与西方文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交流的桥梁。只是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为了整个国家生存的考虑，日本的未来规划者们才不得不把美国纳入到不断变化的欧亚-太平洋地缘政治圈。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叙述消融了日本的“欧亚大陆”概念，促成了战后的日本“集体遗忘”本国的殖民帝国时代。 对“二战”以及太平洋战争历史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关于日本政府领导阶层在战时及战争进入后阶段里对地缘政治的战略思考仍然鲜为人知。1944年秋天，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中就已经有不少成员认为苏联将终对日宣战，但这个结论是如何推断出来的，也鲜有史料记载。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深知莫斯科方面需要与日本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欧洲战场，但德国一旦战败，这种中立将变得毫无意义。日本领导人一方面与苏联举行外交谈判，以期通过苏联的斡旋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一方面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苏联人着手准备发动对日战争。通过密切关注中国和朝鲜内部政治派系的争斗以及它们与美苏的关系，“欧亚-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们得出结论：苏联与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有效遏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他们希望，苏联能够介入东亚，填补日本帝国覆灭后亚洲地区形成的权力真空，并与美国抗衡。 转变作战战略时，恰逢日本战时政府从根本上对作战指挥系统进行调整。这次调整发生在1944年7月，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塞班岛陷落后，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被选为首相，由他接管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在“二战”绝大部分时间内执政的东条内阁。小矶国昭当时并非帝国首相的人选，而且裕仁天皇和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也因为其牵涉进“1931年3月事件”中（即由日本陆军内部“樱花会”发起的一次未遂的政变。——译者注），所以并不看好小矶国昭。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小矶国昭才得以勉强上位。虽然只是个名义上的首相，但小矶国昭却在1944年8月4日成功组建了“战争指导会议”，确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使首相和外相能够共同参与指挥部的决议，以保证战争策略和指令的有效执行。 这是这是在战时决策方面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帝国大本营包揽了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协调工作，拥有指挥特权，政府和首相却无法参与战时行动策划和战略规划。早在1937年11月，中日战争爆发数月后，新改组的帝国大本营成立了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与政府之间的磋商。结果证明，不仅联络会议很难让陆海军在战略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改变军队自行其是的习惯，很难协调政府其他部门的资源和政策，来配合陆海军的军事决策和需求。 小矶国昭于1944年7月22日正式上任，而此时恰逢日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窘境连连。迫于形势，军方领导层批准了小矶国昭的提案，采用新的指挥机制，并同意与非军方机构代表分权。战争指导会议核心成员包括当时同盟国所熟知的日本六大领导人，即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其他高级军官也应邀参加。与此前帝国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所不同的是，新的委员会有日本天皇列席，拥有无上权力，因此在制定战争政策时能够更好地协调政府与军队的关系。有政府和大本营成员的广泛参与，新的日本领导层开始更加关注苏联，同时考虑如何解散日本帝国。 战后，美国作为日本的占领国，通过媒体宣传和学校教育向日本民众灌输以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的战争观，以消除日本的欧亚大陆意识。这种手段成功地将欧亚-太平洋战争初的策划者及其战略思考排挤到主流史料之外。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种族意识、文化差异等错综复杂的因素都被一概抹去，“欧亚-太平洋战争”被简单地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霸权的一次“毫无理性可言的、鲁莽的”挑战。日本向中国、朝鲜和亚洲其他同盟国的投降，则被简单地描述为仅仅向美国投降。日本被美国占领后，苏联在日本人的记忆中渐渐模糊。《美日安保条约》的签订制造了一种神话，仿佛自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打开日本国的大门以来，美国就一直在激励和支持着日本人民，而日本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自然是一种愚蠢的背叛。这种神话同时也催生了另一种战后观念，那就是日本应对美国保护其不受苏联侵略而心存感激，苏联则被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不是作为对美国霸权的潜在制衡。 战时的日本领导层内部混乱，没有能力策划和实施战争，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1946年至1948年间举行的东京审判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念。在美国人写的历史中，就将战时日本领导人描述为“缺乏战略思考同时作战无能”，这使得学者们完全忽略了日本自己的战略思想，并以此来解读日本人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对日使用原子弹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他们认为要迫使日本投降就只有使用“休克疗法”-——要么使用原子弹，要么让苏联参战，或者双管齐下，除此别无他法。关于美国为何使用原子弹，正统的说法是使用原子弹，美国无需进攻日本本土就可以结束战争；新的说法是美国使用原子弹，是为了威慑苏联，以保证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两种说法都很少考虑日本自身的战略思考。原子弹的引爆和苏联的参战是外部因素，它们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无论多大，都无法解释日本为何能够迅速适应战后的世界格局，甚至走向繁荣。这样看来，日本初的战争规划者们确实把战后重建纳入到了他们退出战争的策略中来。 日本的战争首脑们销毁了大量的战争文献记录以掩盖他们的战略思考。就在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内容后不久，日本内阁成员就焚毁了大量官方文件，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很可能由美国主导的战争罪行审判。1945年8月7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和苏联对日宣战的前一天，日本外务省就做出了迅速销毁战时机密外交文件的决定。这个决定比帝国大本营做出的“迅速销毁军事文件”的类似决定来得更早更快，从而使一些比军事文件包含了更多、更广泛机密信息的文件被销毁。有关中国的外交文件是先被销毁的，然后是苏联，后是轴心国之间的外交文件。那些广为人知、没有被销毁的文件，尤其是外交方面的文件，在日本的首脑们看来是安全的，且符合战后美国制定的正义标准。这些文件强调了战争首脑们在做出“玉碎”的决定之时，是多么的无知、无序和无理，而这一点反倒印证了美国人对“欧亚-太平洋战争”的叙述是“正确的”。 尽管我们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关于日本战后生存战略规划的战时文件被销毁，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记录中找到大量证据，来证明这些战略规划确实存在。这些文件大多来自日本政府内部、军部、外务省和一些前日本殖民地的代理人，且长期以来没有列入有关“欧亚-太平洋战争”的官方史料。在一些标有“机密”或是“绝密”的档案资料里，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为制定战后生存战略而进行的一些地缘政治分析资料。这些分析资料还可以从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防研究所的档案资料里找到，它们往往被收录在诸如“共产主义”、“情报”、“欧战”或者是“日本朝鲜驻屯军”这些看似不相干的目录下。这些档案资料看似非常寻常，但却有力地说明了当时日本政府和军方对苏联保持中立不抱任何希望。对于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一事，日本不仅早有预料，而且就这一事件对东亚格局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这一点与战后诽谤苏联搞“突然袭击”的说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战争指导会议的会议记录揭示了当时就苏联参战开展的例行讨论。战争指导会议，又名“核心内阁”，在帝国皇宫举行会议，在统一军事和外交战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一直强调苏联方面在日本战争中的重要性。会议通常包括对外交和军事策略的提案，以及对战争形势的评估与预测的全面报告进行商议。凡涉及关键事务，委员会就会请求裕仁天皇亲自出席，召开御前会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显示，早在1945年6月，裕仁天皇就已经明白苏联极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对日宣战，而日本对此无力阻止。 命令（以天皇名义直接下达给帝国陆军的命令）和指令（由陆军参谋总长下达有关执行命令的指令）都体现出了对苏联即将参战的战略预测。从1937年战争爆发开始，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帝国大本营（确切地说，1944年8月以后是“战争指导会议”）颁发了1 392道命令，这些命令由梅津美治郎、板垣征四郎、东久迩宫稔彦王、土肥原贤二、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畑俊六、杉山元等日军高级将领联合签署。所有涉及苏联的命令都说明，日本在朝鲜、中国内地和中国东北战场的作战计划都是以苏联加入亚洲战场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命令明确指示日本军队在面对苏联发动攻击时，不得发动全面反攻，而是选择被动防御。 机密战争日志作为帝国大本营全面的机密文件之一，同样体现了相同的战略原则。大本营参谋部作战课也以手写日志的形式记录了军部日常活动及计划内容，这本日志长期以来被记录者收藏在一个隐蔽之处，因此当时并没有被美国政府没收。今天，由于这本日志，我们得以深入了解1940年6月至1945年7月间日本军官们是如何看待苏美关系的。也有人认为这本日志无足轻重，因为记录者随意加入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据说当时的陆军军事行动计划处只能有限地获得关于战争进程的关键信息。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陆军军事行动计划处制定的战略与命令和指示一致，都是以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为战略前提的。日本针对苏联的军事策略体现在这一类高度保密的军事文件中。 ...... 第2 章 “大东亚”精神：占领亚洲的理想蓝图 很少人知道，20 世纪上半叶旅居日本的美国人是备受歧视的。相反，共产主义的苏联倒是让日本充满复杂的情感，到底应该和俄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弥漫全日本的泛亚主义又把俄国定位成什么？ 战争爆发前，多数日本人无论从种族、心理还是文化上都对亚欧大陆有一种归属感。相比纽约和华盛顿，莫斯科和柏林离日本更近。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横跨朝鲜和伪满洲国的铁路网已经建立，并与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日本人乘坐火车前往欧洲的速度比海上航行快3倍。从1911年起，日本开始出售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票。从1927年开始，日本游客能够殖民帝国的主要火车站，包括东京、横滨、大阪、釜山、平壤和大连等地，购买到欧洲城市的国际火车票。莫斯科是战前日本通往欧洲的门户。1937年，日本游客花上10 ～11天就能从东京到达莫斯科，13天则可到达柏林，14天到达巴黎。从横滨经檀香山到达美国西海岸的主要港口城市，则需要航行大约２周；之后从西海岸乘坐火车途经芝加哥到东海岸，还需要2天或者更长的时间。三条虚线是连接日本和亚欧的渡轮航线，途径港口分别是大连、釜山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人们可以从莫斯科坐火车到达巴黎、柏林、罗马、斯德哥尔摩、维也纳、伦敦（从法国加来坐轮船），甚至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即现伊斯坦布尔）。 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 在民众心理和政权组织形式上，日本都与俄国更为相似，所以它更加希望与俄国一起建立东亚秩序。相比之下，日本与美国的文化、社会接触较少，与美国建立跨太平洋联盟来扩张日本殖民帝国似乎不太可能。日本一直在宣传日本与俄国文化的相似性，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未停止，因为日本从未想过要以泛亚洲主义之名将俄国从亚洲剔除。 普通民众和学者都认为俄国的人口和文化是多民族的，这促使日本对俄国产生一种亲近感。与战后日本完全不同，战前日本帝国对民族的多样性十分宽容，并接受日本国民与殖民地人民联姻，许多日本女人嫁给了殖民地的男人。 1941年4月13号，《苏日中立条约》签署，这对日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条约，更是日本殖民帝国实现世界主义梦想的保障。据说，在签署该条约后，斯大林拥抱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称赞日苏两国根系亚洲。斯大林还提及自己的故乡格鲁吉亚，强调苏联人也属于“亚洲人种”。一些日本领导人，尤其是东久迩宫稔彦王，强调日苏同样是亚洲成员，因此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抵制英美入侵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种族观念也体现在纳粹分子的宣传资料中。纳粹分子指责俄国人为“亚洲人”和“蒙古人”，称其“天生的野蛮”，导致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狂热。和犹太人一样，俄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正是由于俄国人的“白种人特征”相对少一些，日本将俄国人纳入了“泛亚洲人”。签署《苏日中立条约》时，日本政府称赞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种族歧视。相反，它从未看好另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日本民众认为，黑人、犹太人、美洲印第安人以及亚洲人将永远被美国社会排斥在外。他们认为种族歧视削弱了美国的力量。相反，日本认为苏联与亚洲有着历史渊源，而美国没有，因此对两国得出的评价截然不同。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在其国际关系的每月分析中，正面报道了莫斯科的亚洲特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月刊》也时不时会提及苏联与亚洲的历史渊源，描述13世纪时还是蒙古附属国的俄国，是如何在14世纪吞并金帐汗国，后在16世纪成为横扫西伯利亚的强大力量。《苏联月刊》声称，突厥各民族构成了苏联的历史、种族和情感基础，这些民族包括吐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上述文章还称，苏联建国过程中的种族融合使得苏联人具有亚洲人的某些特征。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小野信尔认为，与其他欧洲人相比，苏联人之所以对非西方民族更加宽容，较少出现大国沙文主义，是因为斯拉夫民族长期居住在亚欧大陆。 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种族、文化平等的传统得到进一步巩固。但研究匈牙利语和芬兰语的语言学家今冈十一郎认识到，苏联内部也存在过国家及种族之间的冲突。斯拉夫民族和俄国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对俄国内部的其他亚裔少数民族也有过迫害及歧视。泛图兰主义（泛图兰主义是阿姆河以北民族图兰人的政治运动，指在成立一个从日本至匈牙利的大图兰国。——译者注）研究专家今冈声称，苏联需要不断应对亚洲裔少数民族提出的保存自身语言、文化、风俗和生活方式的要求，这使得它比其他欧洲政府更了解亚洲人民对解放和自治的期盼。今冈总结道，这段历史让日本人觉得苏联能够理解他们的泛亚主义。 东久迩宫稔彦王与石原莞尔、小矶国昭、久原房之助、后藤隆之助一起，提议要使俄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亚洲人身份。整个战争期间，东久迩宫稔彦王都表达了他对该提议的大力支持，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必须使苏联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员，这样苏联就永远不会站到白人那一边（1942年4月14日）；斯大林已意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员，并对此感到骄傲，因此有必要使苏联人民也有同样感受（1944年9月27日）；必须设法帮助苏联人民确立亚洲人身份，这样两国人民才可能携起手来对抗英美（1945年5月15日）。 1944年5月，《外交评论》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文章认为苏联是一个地理和种族上具有欧洲和亚洲双重特征的二元国家；现代日本也一样，既保留独特的亚洲特征，又吸收西方文明，这有利于两国外交在平等和互利的道路上不断前进。20 世纪初，日本实行大陆扩张政策期间，日本人与俄国人的交往却日益密切，这证实了俄国人对亚洲人的宽容。十月革命兴起之后，数以千计的俄国政治犯在日本本土或殖民地定居。移民美国的日本人频繁引发外交冲突，而移民到日本的俄国人几乎没有与日本人产生文化上的摩擦，即使战时也是如此。但事实上，移民到日本的俄国人远少于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从大正时代（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期，即1912～1926年，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译者注）的世界主义政策到20 世纪30 年代的孤立主义政策，俄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备受青睐。伪满洲国建立后，旅居日本帝国的俄国人被视为日本与西方世界联系的宝贵纽带。日本政府将“种族和谐”作为国家的口号，赋予俄国居民合法权利，允许他们与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通过比较日本人与旅日美国人、俄国人之间的交流，可以看出美国人根本不会试图去消除种族隔阂。相反，战前的各种文献记录证实，对日本来说，相比遥远的美国，俄国是更加亲近的邻居。战争时期，日本有理由继续将俄国视为同盟，并且有理由视其为东亚的一员而非外来的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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