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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刘家和先生在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为未来的文明互鉴和融通做出了宝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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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外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明史论著，集中体现了刘家和先生的基本治学理念，破除西方中心论，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并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
本书选文九篇，共分三辑：第一辑是以探讨古代中国文明特点为主要任务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成果；第二辑是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意义上对世界历史所做的比较研究；第三辑则是从方法论上对于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研究所做的理论反思。
本书收录了刘家和先生在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上的代表性成果，为未来的文明互鉴和融通做出了宝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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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家和，192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在古代希腊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国先秦秦汉史、中外古代历史文化比较以及史学理论等领域皆有精深的研究。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并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北京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世界史杂志》编委等。著有《古代中国与世界》、《史学、经学与思想》、《愚庵论史：刘家和自选集》、《史苑学步》等，主编《世界上古史》、《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
蒋重跃，195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现任中国先秦史研究会法家研究会会长。学术兴趣主要体现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国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等领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著有《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先秦两汉学术思想蠡测》、《道的生成与本体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商君书》、历代名著精选《韩非子》的注译与解读等，主编《古代中国文明》（上卷）、《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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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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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001
第一辑 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 001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 003
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 052
一多相济的发展 080
第二辑 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 123
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 125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138
论通史 151
第三辑 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反思 169
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 171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202
在挑战与回应中前进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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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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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
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的特点：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
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500年，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许多灿烂的古老文明。从它们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文明的连续性颇有不同，中国古代文明在这方面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我们可以从政治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与其他古代文明作一些比较的探索。
首先，从政治史来看。
在历史上，文明大体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和前三千年代。其中以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文明发生最早，约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两河流域北部和腓尼基地区的文明、黄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晚期。
公元前两千年代，在小亚细亚产生了赫梯文明，在希腊半岛上产生了迈锡尼文明。公元前两千年代是青铜器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的繁荣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文明（约于公元前15世纪）、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2世纪）也先后灭亡了。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逐渐在广大的地区里代替了青铜器，文明也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古代世界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就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发生的腓尼基文明、赫梯文明、巴勒斯坦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在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失去了政治史上的连续性。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文明，大多数也没有能保持政治史上的连续性。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文明地区，甚至达到印度河流域，以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征服。在广阔的波斯帝国的旧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Hellenistic）国家。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3世纪初期，安息（Parthia）统治了伊朗以及两河流域。公元3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7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他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了伊斯兰文明的地区。公元前8至前6世纪，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它们落入马其顿势力支配之下。到公元前2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包括了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更古老的文明地区。但是，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危机。4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入侵，帝国分裂。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文明，作为古代地中海地区产生最晚、影响最大的文明，也中断了政治上的连续性。
上述古代文明在政治史上的断裂，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是从大体说来，上述文明是在三种情况下被打断的。第一种是在青铜器时代的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例如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当时文明本身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可以由于内在或外在的原因（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文明的文字尚未解读成功，其具体灭亡原因难以确定，尽管学者们有不同的推测；迈锡尼文明的灭亡则与多利安人入侵有关）而中断，甚至暂时退回野蛮状态。第二种是在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时代的情况下，当时青铜时代的古文明已经衰老，而原先落后的地区则由于铁器的出现而迅速进入文明时期，于是后起的文明征服古老的文明。波斯征服西亚、北非广大古老文明地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三种是铁器时代的帝国在自身衰朽的情况下被外力所征服。例如，波斯帝国亡于马其顿、希腊人，罗马帝国亡于日耳曼人。
导 读
刘家和先生，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六合县（今南京市六合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落入敌手，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沦为亡国奴，大批难民流落关内，已经记事的先生从大人们的议论中得知此事，幼小的心灵蒙受了民族屈辱的伤痛。1937年底，日寇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看到许多死难者的遗体漂到六合的长江岸边，这在一个少年的心灵深处会留下怎样的印记！随后，先生本人在上学路上遭遇日机扫射，虽侥幸逃生，可身处险境的危急和目睹同伴惨死的悲愤，在一个少年的心灵深处又会留下怎样的印记啊！
先生早年上过私塾，拜过孔子；也上过教会小学，唱过赞美诗。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上公立小学时，背熟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训；老师讲解《最后一课》时禁不住热泪涌流。沦陷时期，为了抵制日寇的奴化教育，愤而退学，转入补习学校，涵泳在中华文化之中。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遭遇，先生当时年龄虽然幼小，也会滋生浓烈的爱国情怀和救国志向，也会在懵懂中萌发中外比较的意识。
抗战胜利后，先生已是高中生。由于家乡深厚的文化传统的熏陶，又经过多家教育机构的辗转学习，不但文理知识打下坚实基础，对人生和世事也有了相当深刻的领悟和记忆。我不止一次听先生讲述他的中学老师的故事，从中体会到那时普通读书人的文化趣味和人生艰辛，感慨万千。
1947年，为了能跟钱穆先生学习，先生考入由荣家出资创办的江南大学。其间修过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和秦汉史、谢兆熊先生的西洋通史、束士澂先生的商周史、唐君毅先生的哲学概论、牟宗三先生的理则学（即逻辑学）、冯振先生的文字学、李笠先生的古代文学等课程；也时常向先生们求教，获益良多。在唐至中先生主讲的大一国文课上，获得作文全校第一名的荣誉。对于在江南大学的学习经历和自己的老师们，先生曾有这样的记述：“我一想到他们，就会想起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与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与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与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除了学养深厚，老师们的道德人格更是学生们的人生楷模。特别是唐君毅先生和唐至中先生两兄妹，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对工作和做人责任的勇敢担当，给刚刚步入青年阶段的先生以强烈震撼和深刻影响。每次讲起两位唐先生，先生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崇敬和激动，身为弟子，我听了，也不禁为之动容。
1949年，江南大学的部分专业转入其他学校，先生也随之转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在学期间，听过韩儒林、贺昌群、蒋孟引、刘毓璜等先生的课，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学习一段时间以后，由于严重的失眠症，一度休学。
1950年，先生健康状况有了好转，因仰慕陈援庵先生，遂北上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业。不巧此时陈老已不给本科生上课，先生就通过研读著作，揣摩老先生的治学路数。在学期间，听过柴德赓、金毓黼、漆侠、陆和九、刘启戈等先生的课，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952年毕业，留在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工作。
1955年，考入**设在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青年教师进修班，由苏联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林志纯（日知）先生担任中方指导教师。先生经多方权衡，选定斯巴达黑劳士制度作为论文题目，两年之内完成，共8万字，译成俄文，通过答辩结业。当时的《论黑劳士制度》一文是包含着与中国相比较的内容的，20世纪80年代初只发表了其中斯巴达的部分。
1957年秋季学期，先生返回学校。又经过多方权衡，把新的研究任务确定在古代印度史上。他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即后来的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藏书机构的资源，找到有关佛经的英文译本和20世纪50年代最新版的英文研究著作；同时，追寻陈垣先生和余嘉锡先生的问学足迹，从目录学入手，研读汉文佛教典籍的目录学著作，待摸清了门径，就集中力量对《阿含经》等佛教早期经典作系统研读。经过5年艰苦努力，
1962年，完成《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一文，被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的白寿彝先生发现，推荐发表在该刊1962年第2期上，而且排在首篇的位置。文章首先梳理了英国和印度学者关于印度早期佛教对于种姓制度的态度的研究情况，发现他们的著作要么几乎不予讨论，要么只是轻描淡写，虽然“也说明了一些历史事实”，但是“由于没有联系到当时历史条件与阶级矛盾特点来进行分析，所以没有能充分阐明佛教种姓制度观的真相和历史意义”。于是，文章的选题便有了充足的学术理由。接着运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多种汉译佛经资料，参以英文和俄文的佛经译本及其他相关资料，对论题展开考辨。文章不但把印度早期佛教对待种姓制度的态度系统呈现出来，还深入分析了这种态度的历史与阶级的根源，并对这种态度的历史作用作了恰当的说明。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篇文章也称得上是国际一流水平的优秀论文。想一想吧，1962年的中国，刚刚结束困难时期，能有这样的论文发表，先不说学术影响，单说它在国家的形象方面的意义，就非常了不起。文章发表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受到季羡林先生的高度评价。
先生从1952年起从事世界历史（外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从未放松对于中国史的学习和思考，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很早就成为他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方向。上文提到的《论黑劳士制度》就是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比较研究的成果。此外，他的古代印度史研究也是隐含着与中国史相比较的。为了在历史学科实施课程改革，增强通史和史学史相结合的学术优势，经白寿彝先生的多方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得以成立。当时白先生主持的一个重大项目是撰写多卷本《中国通史》。
为了保证这项工作顺利开展，白先生在史学研究所设立了两个研究室：一个是史学史研究室，另一个是中国通史研究室。为了加强中国通史的研究力量，增强中外比较的学术内涵，1980年，白先生邀请先生到史学研究所的中国通史研究室工作。在从事世界史（外国史）教学和研究近三十年后，先生又回到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轨道上来。不过，此时他所作的中国史已经是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外比较研究了。
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主要侧重在先秦秦汉史，这方面他已经作了长期的准备。有一段“花絮”，可以说明先生对中国古史的准备工作做到何种程度。熟悉的人都知道，20世纪60—70年代的十几年间，只要没有课，几乎每天下午工作间歇的时候，先生都会散步到离家不远的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驻足浏览架上的各类书籍，尤其留意清儒著作，从作者的学术传承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再到书的内容，包括版本和校对质量，看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研究需要，往往是在反复掂量后，才下决心把最合适的书买下。这是个很好的目录学训练机会，是通过“实战”来锻炼学术能力的过程，学术工作的基础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打得更加牢固了。
先生重视目录学，同样重视训诂学。早年读张之洞《书目答问》，就尤其服膺其中的一段话：“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后来先生一直遵循这条治学路数，从来不敢忽视经学和小学基础的培植。结果，日积月累，功夫甚深。20世纪80年代，先生发表了若干篇中国古史研究的有分量的论文，在中国史学界（包括国际汉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史学和经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宗法辨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等，都是运用小学知识，对两千年经学史上的学术公案展开考辨，得出结论。发表后，受到学界好评。不过，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这些文章还是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成果。第一篇所研究的“人历”“人宥”说的是上古商周之际氏族内外的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群；后面三篇则是周代宗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都是作为与古代希腊和印度相关问题进行比较的一方来研究的。
1998年底，先生完成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教学任务回到国内。随后就在思考下一步研究的定位问题。先生的研究从来都是历史、史学和理论融合在一起的，在研究策略上从不在三者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从后来的研究成果看，侧重于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的选题明显加大了。199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与世界》，是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主要研究成果的结集，其中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论文占多数，尽管这些研究都是包含着史学、经学和理论在内的，而侧重于史学、经学和史学理论选题的论文居少数。2005年新的研究文集出版，题名为《史学、经学与思想》，从书名就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的这10年间，先生对原本包含在历史论文中的史学史、经学史和思想史内容专门提出来进行研究。2013年出版的先生主编的《中西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一书，则是历史、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的综合研究，其中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内容明显占了主要篇幅。2019年出版的《史苑学步》，入选的文章更多的是关乎史学史、经学史、史学理论/历史哲学。上述几部著作的基调都是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由此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侧重和基本特色。
先生治学有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论，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并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东北师大进修时，就感觉到苏联历史学界所说的东方奴隶制和东方专制主义很难在中国文献中找到充足而可靠的证据；由此进一步，又发现这些提法其实与美国学者魏特夫的观点一样，其精神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先生的想法得到林志纯先生的赞同。从那以后，先生和林先生不约而同地都在思考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体系，写出有中国史在内并给中国史以应有地位的世界史。这个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目前我国学科目录中的所谓世界史，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因为没有把中国史纳入其中，怎么能是世界史呢？
1979年，林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出版（人民出版社），先生是撰写者之一。该书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主要民族，都经历了从城邦到地区王国再到帝国的发展过程，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大致相同。随后，先生主编的《世界上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也持同样的观点。这说明他们的世界史研究已经突破了国外学者把东方历史看作特殊类型的初级阶段，而跃升到寻求共同规律的第二阶段，为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值得尊重。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先生开始把研究的目标转到在求同基础上对于中西文明各自特点（同中之异）的探索上。他关于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1989）、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1996）、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和发展（2003）、一多相济的发展（2005）、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2009）、以史为鉴的对话（2010）、中西理性结构的异同（2020）都是进一步探索中西历史文化在基本相同的历史阶段上各自的差异和特点的重要成果，已经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进到综合研究的第三阶段。
先生的历史研究方法有自己的鲜明个性，那就是，探寻历史的基本结构及其张力。具体表现在目录学与史学、经学与史学、史学史与历史、文字学与哲学、矛盾分析方法、对历史的内在理解和客观分析、逻辑论证与历史论证、微观和宏观的结合等方面。只要悉心研读，就会发现这些方法在先生的论著中均有生动展现。
在学术工作中，先生在研究的选题上是极其慎重的，没有重大意义不作为研究的任务，而且同一选题很少作多篇文章。阅读先生的文章会感觉到，几乎每个选题都是关乎一个领域的大问题。例如《黑劳士制度研究》《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这三篇文章，分开来看，是三个地区的社会阶层研究，合起来看，就是有代表性地区和文化类型在社会阶层问题上的比较研究，是微观与宏观相统一的研究。
先生的学术境界和成就很早以来就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重视。除了上面提到的早年论文《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曾受到季羡林先生的赞赏，《〈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一文发表后，林志纯先生非常兴奋，他把这篇文章转呈于省吾先生，于老评曰：“用功甚勤，可备一说。”（于老口授，林澐代笔）《宗法辨疑》一文是与金景芳先生的学术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功底扎实，行文得体，金老不以为忤，反而特别佩服。到博士生答辩季节，金老特意邀请先生担任答辩委员。先生到长春后，自然要去拜望金老，没想到金老随后亲自到宾馆回拜，由此可见对先生的推重。先生从不轻言发表，除了因工作所需，主编过两三部**指定的全国通用世界史教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还没有“专著”出版。1995年先生的学术文集《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书出版，那还是学界友人经过多方努力积极促成的。先生的学问和人品不但在境内受到同行的敬佩，在海外也得到饱学之士的赞扬。1986年，先生到美国讲学，与著名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有过数次交往。通过交流，杨先生对先生的才华大为惊异，在日记中叹曰“不及60岁，文史皆精”！读过《〈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说〈诗·大雅·公刘〉及其反映的史事》两篇文章后，径直赞曰“训诂佳”！a此外，与当地其他著名学者如张光直、许倬云、成中英等均有深入交流。1987年春，先生应邀到夏威夷大学讲学。美国世界史协会的学术刊物《世界史杂志》恰好设在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在主办方盛情邀请下，先生担任该刊编委。先生在国内曾担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至今仍为名誉理事长；还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担任有关部门的历史教学指导和教材评审专家，竭尽所能，服务社会。
以上谈的是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经历，下面简要介绍本书的内容。
本书选文九篇，是先生在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上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按选题可以划分为三辑。
第一辑三篇，是以探讨古代中国文明特点为主要任务的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成果。其中第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是应何兹全先生之约，发表在《东西方文化研究》1986年创刊号上的。这篇文章的贡献是在政治史、文化史及两者的关系上对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作了系统的比较研究，首次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最突出的特点是连续性和统一性。在此基础上，还对“四海一家”“天人相应”这些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精神特质的文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
1986年，先生赴美讲学，第一次读到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产生强烈共鸣。雅斯贝斯把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文化作为影响世界不同地区后来历史发展的“轴心文化”，这个思想与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致力于古代希腊、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不谋而合。先生认为，雅斯贝斯的观点对于破除西方中心论有历史性贡献，遂总结三十余年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心得，撰写了《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上。文章就三个轴心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意识关系的反省问题作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在“人类精神觉醒”的高度上对三个轴心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学理价值作了进一步的衡量和评估，也为未来的文明互鉴和融通作出了宝贵探索。
《一多相济的发展》一文系先生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世界史背景下的考察）》一书撰写的导论，最初发表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5年卷。文章把古代史划分为四大时期，分别通过各个时期的世界历史大势与中国历史的对照，说明古代中国究竟是怎样在多样性基础上，通过内部“一多相济”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
第二辑三篇，是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意义上对世界历史所作的比较研究。其中《如何理解作为世界史的古代史》撰写于2008年，是为《世界历史》杂志写的笔谈文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篇文章从理论上说明纵向的历史发展总是以相应的不同规模与层次的横向结构为其载体，因此，横向载体的不断发展正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产生的量变积累过程。各民族语言中“世界”概念本身就有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世界上的历史要从分散到整体、从多到一、从小一到大一，然后才能逐渐演进为世界史。这恰恰说明世界古代史作为世界史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那是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史出现以前的准备阶段，或许也可以说，那是正在孕育中的世界史。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这是先生试图从理论上论说历史比较研究及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第一篇文章。文章指出，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明同异”；而“世界历史”既是由多而一的历史，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要认识前者的由多而一，就须异中求同；要认识后者的一中含多，就须同中求异。也就是说，要把握世界历史，就一定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在“明同异”和“辨一多”的内在联系中，走过否定之否定的三个阶段。这是对历史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内在关系的最富理论意义的说明。
《论通史》发表在2002年第4期《史学史研究》上。文章的最大贡献是运用语言文字之学和史学知识的比较研究，阐明中国有重视通史的传统，而西方史学则有偏向普世史的传统。通史说的是时间上的纵通；而普世史则侧重在空间上的横通。这个差异，其实是中西文化传统使然。
第三辑三篇则是从方法论上对于古代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研究所作的理论反思。其中《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驳论》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上，是先生为所主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三批重大项目“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所撰写的导言。黑格尔从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维度对中国文化传统作了评论和评价，认为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中国史书缺乏理论分析，中国的历史观念中没有理性精神。为了有力回应黑格尔的挑战，就必须同样从这三个维度上进行，为此，先生作了多年的准备。这篇文章是先生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证，从历史、史学和理论三个维度上回应黑格尔挑战的力作，是中国学者在同样高度上与西方第一流学者的一次深度对话。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上。在中国，“以史为鉴”的观念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它的道理何在？怎样从理论上给予论证？则一直没见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在这篇文章里，先生以对话体形式展开讨论。特别是借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本质论的理论，说明通过史书这个中介，读者才可以看到与自己命运相关的某种情形，就像从镜子中看到自己容貌的某种映象一样。这个论证为以史为鉴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性的说明。
《在挑战与回应中前进—刘家和先生谈学术工作的基础》是我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采访先生的成果之一。内中主要是先生思想的阐述，尤其是通过多个具体事例，表现了先生如何在迎接挑战中加固学术基础，开展学术创造性活动的情况，反映了先生治学的精神实质，对于理解先生学术思想有很好的效果。发表后，多次被转载和引用。
和先生发表的其他学术论文一样，这九篇文章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是无愧于时代的知识奉献。
时间进入了2023年，先生从教已过70年，至今仍然以饱满的激情，奋战在学术工作第一线上。三年以来，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带领我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平时我们每周面谈一次，疫情趋紧则电话联系。从内容选择到提纲设计，从史实叙述到人物评价，先生都亲力亲为，而且只要可能，就随时指导，可以说是耳提面命，不遗余力。我则全部记下，悉心领会，争取在不断的学习中不断地进步。我相信，有先生的擘画和指导，有师生二人的共同努力，这部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外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明史著一定会尽早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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