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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作为全面展现华北联大九年办学历程的专著，通过大量鲜活的史料条分缕析、生动清晰地再现了那个信仰坚定、青春激扬的革命年代的新型大学风貌，从中可以感受到非常时期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坚持理想、敢于牺牲的精神境界。
◆华北联大是中共在敌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和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红色联合大学，也是民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联合大学，更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华北联大由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所院校合组而成，甫一诞生就穿越陕、晋、冀三省并辗转于晋察冀边区各地流动办学，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逾万名干部，对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各条战线工作以及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北联大作为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并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联合大学，其九年的办学历程既是抗战大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敌后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华北联大的历史就是敌后抗战史的一个缩影。
◆作者张在军主要研究抗战文化史和抗战大学史，出版了多部抗战大学和联合大学的专著，包括武汉大学、西北联大、东北大学等，对抗战大学的研究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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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39年，华北联大由陕甘宁边区的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所院校合组而成，甫一诞生就穿越陕、晋、冀三省并辗转于晋察冀边区各地流动办学，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逾万名干部，对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各条战线工作以及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全面展现华北联大九年办学历程的专著，本书通过大量鲜活的史料条分缕析、生动清晰地再现了那个信仰坚定、青春激扬的革命年代的新型大学风貌，从中可以感受到非常时期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坚持理想、敢于牺牲的精神境界。
华北联大是中共在敌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和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红色联合大学，也是民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联合大学，更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大作为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并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联合大学，其九年的办学历程既是抗战大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敌后抗战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华北联大的历史就是敌后抗战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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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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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军，原籍荆楚，客居岭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理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艺报》《深圳特区报》《文学自由谈》等报刊发表杂文随笔五六百篇，出版专著《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1937—1946）》《西迁与东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编年史稿》《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一段传奇》《东北大学往事：1931—1949》《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西迁南渡未北归：抗战时期的西北联大》《漂泊东南山海间：抗战烽火中的文化人》《苏雪林和她的邻居们：一条街道的抗战记忆》《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聂绀弩和他的朋友们》等，并多次入选各类图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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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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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神游华北联大（徐光耀） / 001
序章 两面受敌，何去何从？
华北！华北！ / 001
旬邑县的枪声 / 005
第一章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1939.6—1939.9）
第一节 华北联大的诞生 / 013
延安集结 / 013
四部：统一领导，各自独立 / 022
7月7日，一个神圣的日子 / 041
第二节 三千里长征 / 048
告别延安 / 048
东渡黄河 / 055
翻越云中山 / 060
突破同蒲线 / 066
进入游击区 / 072
第二章 在敌后方开展国防教育（1939.10—1940.9）
第一节 建校城南庄 / 081
巧遇陈庄大捷 / 081
“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 087
开学典礼上，传来隐隐炮声 / 096
第二节 复课元坊村 / 102
边区的最高学府 / 102
昔日闺秀变英雄 / 111
一簇小红花——儿童剧团 / 117
第三章 联大与根据地同发展（1940.10—1942.10）
第一节 迁址李家沟 / 125
滹沱河畔的书声 / 125
根据地扩大，联大也扩展 / 133
两周年，为七月节添彩 / 141
在大山沟里突围 / 147
第二节 移师唐河边 / 155
春天，边区来了几个外国人 / 155
整顿三风 / 162
五一“扫荡”和秋冬“扫荡” / 169
平原文工队 / 174
第四章 留下“一粒种子” （1942.11—1945.8）
第一节 神仙山下 / 183
非常时期的教育学院 / 183
从高中班到中学部 / 190
上午学习，下午生产 / 197
政治班：为城工部培养干部/ 202
第二节 抗战胜利了 / 210
反敌“毁灭性‘扫荡’” / 210
为有牺牲多壮志 / 216
最后的决战 / 222
彻夜狂欢 / 229
第五章 进城（1945.9—1946.8）
第一节 全面复校 / 239
进军张家口 / 239
迈向正规化与现代化 / 245
文艺学院与文艺演出 / 255
第二节 新天地，新气象 / 265
圆了大学梦 / 265
学生会与学生自治 / 274
深入生活的第一课 / 282
第六章 重回农村（1946.9—1948.1）
第一节 驻足广灵 / 291
撤离张家口 / 291
行军途中 / 297
“喜儿”郭兰英 / 304
第二节 平原宣教团 / 311
南下冀中，束鹿复课 / 311
乡艺活动与文艺晚会 / 322
《联大生活》与《文学新兵》 / 330
第三节 大课堂 / 340
实习：到战场上去 / 340
大生产运动 / 349
解放新区的工作 / 356
尾声 新生（1948.2—1948.8）
解放石家庄 / 363
迁往正定县城 / 371
迎接北方大学 / 380
附录 华北大学（1948—1949）
南下邢台 / 391
北上进京 / 400
主要参考文献 / 411
后记 /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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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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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神游华北联大
徐光耀
殷杰先生给我送来一部书稿，说我一定会有兴趣看的。
我一看书名《流动的大学：华北联大 1939—1948》，这“华北联大”几个字确实让我兴奋不已。七十六年前，我曾在华北联大上学，那时我才二十多岁，那段经历让人难忘。
抗战胜利后，我一直住在辛集（那时叫束鹿）。冀中十一分区的司政两部，就驻扎在胡合营的道北大院里。那时，我们正忙于反内战的文艺宣传活动。
一天，分区大院忽地喜气洋洋，操场上在搭戏台了。我们前线剧社从不敢在分区大院逞威风，“什么人敢来这里演戏呢？”于是，很快传来消息：要来的是联大文工团。他们刚从张家口撤来，为保密起见，联大不叫“联大”，对外叫作“平原宣教团”。
这不啻在院里放了一颗炸弹。联大文工团，在我们小小剧社的眼里，就是一座辉煌的艺术宫殿啊！
演出进行了两个晚上。第一晚净是歌舞小戏，《夫妻识字》《小姑贤》便在此时相识。记得突出的观感有两点：一是台上的人年纪都挺大，女同志穿一身毛蓝布棉袄裤，棉布帽子掩着两只耳朵，捂得一张脸只剩碗口大，留着鼻子、眼睛、嘴巴勉强能活动就算了。二是他们的歌声整齐洪亮，仿佛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指挥的手势一点，声音“呼嗵”一下就像从炮筒子里打出来似的，然而听起来却又土又愣，怪味十足。后来，人们就把这股怪味叫作“山杠子味儿”。然而，说来也怪，第二日白天，整个分区大院便到处充满了这种“山杠子味儿”的歌声，年轻的、年老的，男的、女的，一张嘴就是“手榴弹呀么吼 —— 嗨”或者“山药蛋呀么哪呀哈……”专意模仿那土愣腔调，一时竟成了时髦……
第二晚演的是全本《白毛女》。这一晚的《白毛女》确实把人“镇”了。歌唱家孟于扮演“喜儿”，她的唱腔优美高昂，激情迸发，一句“我不死，我要活！ —— ”真如长虹喷空，全场震悚，至今还觉荡气回肠。饰“杨白劳”的是牧虹，这角色大约一开始就归他演，全是驾轻就熟，尤其是喝了卤水以后
的大段“舞蹈”，把悲痛凄绝的情感发挥到了极致。陈强演的“黄世仁”不必
说了，他把两个冷眼珠子一拧，立刻使你脊梁沟子发凉，如果不在最后“枪毙”他，人们怎能饶得过呢？饰“穆仁智”的那位，我把他名字忘记了，真可惜。他在《小姑贤》中也演了个角色，秧歌扭得极有风致。此人演戏讲究含蓄，动作表情幅度不大，却把“穆仁智”的奸险卑劣尽含在轻言巧笑之中，韵味深沉耐久。最风光的成功要属演“王大婶”的邸力（人都叫她阿邸），她出场一笑，便赢来满堂热烈的掌声。不知什么缘故，这一次，郭兰英和王昆都没有亮相。
但是，我们小小的前线剧社还是疯魔了。此后十多天，分区政治部做出决定： 把剧社全体拉到联大去，去受几个月训，以便在素质上有个显著提高。这个决定立即受到普遍一致的欢迎，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前线剧社拉进了联大文艺学院，与文工团驻一个村，就由他们具体辅导我们。每日一早，便有陈强、桑夫、吴坚几个人，带我们扭陕北秧歌。他们从察北来，早晨习惯穿厚棉袄、皮背心，两三圈扭过，就不免口喷白雾、汗流浃背了，于是就扒掉棉袄背心，顶着一头汗在排头位置上更扭个生龙活虎。他们被傅作义穷追千八百里，现在喘息甫定，居然还有这么大精气神儿，我们都觉得奇怪。
我在剧社创作组任副组长，其实是瞎混，除了能写两刷子，戏、音、美等一概不行。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虽也跑跑“龙套”，但兴趣未曾在舞台上。
有一天闲遛，我碰到了文学系的学生 —— 活跃人物陈淼。我问他，文学系是学什么的？他十分夸耀地把情况一介绍，立即就把我“抓住了 ”。
那时，我已有本自己作品的剪贴簿 —— 贴着我发表在各小报上的战斗通讯、故事轶闻之类，篇幅多在三四千字之间。我就是凭着这本簿子，通过文学系主任陈企霞的“考试”，做了文学系的插班生。
1947 年 2 月的某一天，我背着小背包，穿着剧社发的带马裤插兜的军装，惴惴地走进了一家农户的大门 —— 到文学系第一学习小组报到。雅静大方的老大姐组长周延接待了我，小组成员还有白石、黄山、叶星、肖雷等人。那时候，我已享受营级干部待遇，却兴致勃勃地跑到这儿当起“兵”来了。
在联大，印象最深刻的仿佛并非读书上课，而是课外活动，是校园（如果存在校园的话）内外的大天地。我进文学系刚及一个月，便赶上全系分散，深入生活：大部分同学到各村采风去了，另有十多人因石家庄的国民党军不断向我区骚扰，藁城、正定、获鹿一带战斗频繁，便由教员蔡其矫（诗人）带领深入西部前线，分在各部队采访、体验、学习、锻炼。因我来自部队，理所当然地分在了这个组。
半月过去，同学们都尝了尝战争的滋味，有参与支援前线的，有和民兵一起埋地雷、割电线的，有访问战斗英雄的，也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大家重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个激情满怀，兴奋异常。蔡其矫那时也是个青年，听了各路人马的汇报，不禁眉飞色舞，激发了诗人气质，大放豪言说：“好！我们回去把事迹集中起来，写它一部《新水浒》吧。”可是，写《新水浒》，谈何容易啊！
下部队参战的事，以后还有多次，值得捎带一提的是贺敬之，他此后不久即参加了青沧战役，并与突击部队一起登上了城头。作战部队觉得，一位写过《白毛女》的作家，能与战士一起冒死爬城，精神可嘉，便写信来校替他请功。年底，全校搞“立功”运动总结，他果然因此立了一功。我那年曾发表短篇小说《周玉章》，因编辑萧殷加按语表扬了几句，也立了一功。但我这一功若与贺敬之的火线登城相比，实在是太便宜了。
至于下乡、劳动、土改、搞群众工作都是日常功课，联系群众的观念是极其明确的。平时与房东、与民众的交往，不只为搞好关系，也与业务血肉相连，向群众学民歌，录曲谱，听故事，收集语汇、剪纸、绣花样子……不论文、美、戏、音，各系皆成风气。文学系的墙报《文学新兵》（创刊时名《草叶》，第五期时更名）上发了李兴华的短篇《红线缘》，从形式、语言到内容都是地道民间风味，立即受到文学系师生的交口称赞。我曾把一段民间故事《县官和他的仆人们》拿到文学系的晚会上去说，不料大受欢迎，又被推荐到文艺学院晚会上去讲。当我再次讲完时，掌声还在其次，诗人艾青（文艺学院副院长）特别找到我说： “听了你的故事很感动，能不能把稿子抄给我一份？”可见，当时对民间艺术的追求，从上到下，充满了何等热情，绝不像而今的某些人一提民族的、民间的，则是嘴角一撇 —— 满脸不屑的样子。
我做了八个月插班生，便在文学系毕业了。论起收获来，也许正是这些耳濡目染的方方面面，给了我更为深刻的熏陶和影响。当然，课堂上（其实是农民的院子里）的教育，也是绝不能轻视的。战争年代，根据地环境，虽然限制了联大的设备条件和教学手段，但也正由于此更显示了学校教学水平和作风的非同凡响。
陈企霞是文学系主任，他相貌瘦削，为人严肃，平时很难接近。可是，我日后的命运，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纠缠”在一起，“大倒其霉”。在当时，文学系同学却是普遍尊敬并喜欢他的。他虽则严肃板正，却学识渊博，性情耿直，具有诗人气质：爱红脸，爱发脾气，也爱开怀大笑，在我们前线剧社演《抓俘虏》那个晚会上坐在前排，笑声冒得最高最响的就是他。他的课是“作品分析”，往往先选出一篇小说，油印后发下来，大家阅过后便在小组里展开讨论，然后课代表把情况向他汇报，他再在课堂上作结论性分析讲解。这么做的好处是：很实际，针对性强，讲师与学生间可以短距离“交锋”，解决问题直接、便当；而他的结论，常是服人而精当的。有一次，他发下一篇孔厥的《苦人儿》，小说用第一人称叙述一个女人的经历，结构顺畅而自然。可有的同学在讨论时说：“这算什么小说？一个人的诉苦记录罢了。”陈企霞在课堂上先把小说的长处和特点分析了，然后面孔板得铁冷地质问那位同学，弄得那位同学很不好意思。
就我个人来说，最觉得益的算来是萧殷的“创作方法论”。 我是插班生，许多课都赶在“半截腰”上，听得没头没脑。何洛的“文学概论”、欧阳凡海的“现代文学史”、诗人严辰（厂民）的“民间文学”，都是这样的。我文化基础差，读书也少，常常半天半天地坐着发蒙。萧殷不同，他比我来联大还要晚一点，是从《冀中导报》副刊岗位上调来文学系的。此人性情温和慈爱，天生一副奖掖后进的心肠，他生前的几部著作及主要功业都突出地表现着他对初学写作者的尽心培育和热情辅导。我从头听了他的“创作方法论”，后来还做了他的课代表，每堂课下来我都赶忙收集同学的各种反映，然后连同自己的笔记一同拿给他看。他总是专注地听意见，记下要点，再仔细改正我记录上的舛误。实在地说，我对文学创作能有个基本的概括的理解，确是从他开始的。日后，他主编《文艺报》的时候，任广东作协副主席的时候，这份奖掖后进的热衷是一直保持始终的。我奉他为文学园地上的“杰出园丁”，当不是过誉之词吧。
那时，我们也隔三差五地听听大课。所谓“大课”，就是全院各系学生聚在一块儿听。这类课，规格总是高些，通常以政治课或文化课居多，如张如心的“毛泽东思想”、俞林的“中国革命史”、于力（董鲁安）的“修辞学”，等等。俞林是河间人，本来是位作家，写过很著名的中篇《老赵下乡》。他还有很不错的外语修养，在专与国民党谈判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工作过。可是，他讲起革命史来，也非常绮丽多彩。每当听他讲课，我都不期而然地有八个字升上脑际来形容他 —— “口若悬河 ， 滔滔不绝”，一连四个小时，你是绝不会走神儿或打盹儿的……
最后，感谢《流动的大学：华北联大 1939—1948》的作者张在军先生，以翔实的史料、朴素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再现了华北联大九年的办学历程，也再次引发了我对华北联大的美好回忆。张先生书稿中的好多史料是我所不知道的，作为一个“联大人”尚且如此，可见这些年来人们对华北联大的研究是不够的。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华北联大在党的关怀下诞生，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同时，讲好党办大学的故事，可以激励后辈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张在军先生与华北联大本无瓜葛，完全靠个人的自发行为进行研究写作，收集资料，辨析疑难，花费很大气力和时光，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令人感佩。三十年前，我与朋友一同去辛集访旧，写过一篇《神游故校》。这次，我便把它略加删改，权充“序言”了。
遥想当年的华北联大生活，真有物换星移之感！今年我已经九十八岁了，最难忘的还是在华北联大的美好时光。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想把那段生活再重新过上一遍呢。
2023 年 11 月 8 日
序章 两面受敌，何去何从？
华北！华北！
厚实的古城墙，未能阻挡侵略者的炮火。准备了三个月的粮草弹药，仅仅坚守了七天。
1937 年 11 月 8 日晚九时，随着日军从城东北角突破口越进越多，太原城防总司令傅作义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乃下令撤退，各部纷纷从大南门、新南门撤出城外。
太原，这座华北重镇遂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中日太原会战，宣告结束。之后，华北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在五个月内相继失掉了察哈尔、绥远、河北三省全部以及山西大部、山东、河南的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华北基本沦入日军之手。此时，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为七个师团，十四万人左右，分别驻守在北宁、平绥、北同蒲、正太、平汉及津浦铁路沿线。
11月12 日，毛泽东在延安掷地有声地宣布：“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1月16日，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一文中，分析了抗战以来的战局，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因为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地形、气候、民众基础等，而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则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
持久抗战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那么，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只有“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这是八路军在华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坚持华北抗战的前提。
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关内的喉要道，直接牵制着敌占之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等交
咽喉要道，直接牵制着敌占之平绥、同蒲、正太、平汉、津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这里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是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到1938年初，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冀西、晋东北、晋中、察南、平西的广大地区，共四十三县，人口一千二百余万，中心区域的五台、阜平等十余县完全连成一片。
所以，日军声称“五台山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并且叫嚣“南取广州，北围五台，中攻武汉”，决定分兵进剿。
武汉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宁（南京）迁汉（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1938年5月底，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
10月25日，华中重镇武汉沦陷。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大和民族狂喜不已，东京到处都是欢呼的声音，他们相信打败中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了。然而，日军在战略上错误地低估了中国政府与民众抵抗的决心，虽然他们部分实现了侵略计划，却陷入了战争持久化的泥潭，处于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窘境，其“速战速决”战略方针已经彻底破产。由此，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占领武汉之后，日军被迫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转而致力于以保守和巩固已占领区域为主。是年秋，其大本营“决定了华北作战指导基本原则，命令华北方面军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并从年底开始以主力回师华北，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及国内抽调部队加强华北方面军。
至 1939年4月，华北日军总兵力达到十五个师团、九个旅团，占其侵华总兵力三十个师团（不含关东军）的一半以上。
在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分析了今后抗战的发展趋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战略任务。六中全会科学地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阶段中，日本侵略军将集中主力保守占领区，向抗日根据地发动残酷的进攻，因此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根据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情况和经验，会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为了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以三个师的主力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和山东地区，执行巩固抗日根据地，帮助当地抗日武装提高战斗力、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时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蒋介石表示中国已到了转守为攻的时期，军事委员会也判断日军对华战争已是进退维谷，“似在长江珠江两岸均改取守势，抽调兵力，注重华北方面，实行所谓‘扫荡’我游击队之计划，妄图巩固占领区域，造成华北军事根据地”。
继南岳军事会议之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主要研究了“二期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问题；同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也是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实际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方针。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密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指出：“共产党在本党权力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组织之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内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本党目前防止异党活动之方，亦惟（唯）有采取此种坚强组织之办法方能奏效，盖即所谓以组织对付组织之意义。”
为了实施“军事限共”，国民党当局于1939年初设立冀察和鲁苏两个战区，逐步向华北和华中敌后增派兵力。这一部署虽然也有“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则是“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
旬邑县的枪声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天堑，边区河防线蜿蜒一千余公里，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从 1938 年 2 月起，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突破西北重要门户，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同年 4 月，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号称“红色御林军”的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武汉沦陷之后，日军调整政策重点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加大炮击黄河西岸河防阵地力度。陕甘宁边区以东黄河防线吃紧，中共中央决定驻国民党统治区泾阳县云阳镇的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撤入关中分区。12月15日，医院一千七百余名伤残学员，在院长王群带领下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旬邑县土桥地区，遭到旬邑县保安团包围后忍辱驻于城外。旬邑县县长张中堂甚至下令，不准向医院人员销售粮食、蔬菜。
1939年1月12日，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在粮草断绝后，奉命开向土桥再遭旬邑县保安团包围，谈判代表被扣留。翌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七行政区调集各县保安队及壮丁队八百余人集结土桥。就在这时，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抗日和反共”为中心议题，国民政府开始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22日，国民党保安队伍二千余众包围驻井坳村八路军第五残废医院，殴打侮辱伤病员，鸣枪威胁并迫令医院退出土桥。为避免冲突升级造成人员伤亡，医院转移到湫坡头镇坪坊村，并改为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校”）。
2 月，蒋介石调胡宗南部及地方武装三十万人，从南、西、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武装摩擦。据旬邑地方党史资料记载，国民党顽固派军事政治手腕并用，加紧反共分裂活动的准备：一面增兵增防强化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驻军力量，一面在与关中分区接壤的淳化、旬邑、宁县、正宁县各市镇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督领保甲训练壮丁，还增设广布特务机关并加强特务攻势。关中分区外沿驻军，在淳化驻军、旬邑县城驻军、职田驻军、马栏驻军之外，新增陕西省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改编第四保安支队一千余人及驻耀县一个保安旅一千五百余人，增驻张洪一个中队、小坵一个连一百一十人。关中分区外沿国民党政府军队、特务机关与特务人数激增，陕西省保安第九团建起特务机构，旬邑县政府一个科增为四个科，国民党旬邑县武装力量时为一个常备中队、三个保安分队和陕西省保安第六团一个大队。
春节期间，国民党军开始袭击旬邑县职田镇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八路军被迫还击。附近的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做了随时参战的准备，白天坚持学习，夜晚武装巡逻。当年的陕北公学第三队学员金岚说：“看花宫以南二里多就是国民党军盘踞的职田镇，他们经常进行挑衅，制造摩擦。我们学校只有一个排的校卫兵，另外还有几十支步枪，为了保卫安全学习，我们晚间要轮流拿着步枪放哨。”毕业留校的胡华回忆：“1939 年春夏之交……看花宫离职田镇不过数里之遥，枪声隐约可闻。在那段时间内，陕公全校动员起来，作好戒备。我们每晚上都派出游动哨，彻夜巡逻。每当轮到我荷枪巡逻时，望着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起这时在祖国广大的抗日战场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黑夜中放哨。我，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战士，为能参加保卫神圣的陕甘宁边区的自由土地而感到自豪。”
4月，八路军抗日荣誉军人学校迁驻旬邑县看花宫。下旬，荣校采购员陈应通，从云阳后勤部采购物资返回，途经旬邑县甘峪坡时，被国民党县保安队枪杀身亡。接着，保安队又向驻旬邑的八路军独立第一营进攻。荣校政治部主任陈振亚得知敌情后，架着双拐（因左腿带伤）来到前沿阵地协助指挥，将敌军击退。事后，荣校校务处派人向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公开认错，并为陈应通召开追悼会，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张中堂不同意。5月25日下午，三十余名荣校代表赴国民党旬邑县政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张中堂仍拒不答应，并令驻旬陕西省保安第六团向请愿代表开枪，当场打死荣校代表九名。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又调集保安队第六团、第九团兵力千余人，包围驻旬邑的八路军独立一营，冲突进一步扩大。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八路军驻军和荣校撤离县城，退至店头等地。至此，旬邑县城被国民党顽固派袭占。这一事件，史称“旬邑事件”。
5月以后，国民党对延安实行封锁的同时，也加剧了对泾阳县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的封锁。“通往安吴堡的各个要道——咸阳大桥、泾阳城及泾渭河畔各渡口点，到处都设立了卡子和驻上军队及稽查人员，完全断绝了安吴青训班与延安的通道。国民党特务采取欺骗手段，向不明真相的学生散发他们的所谓招生简章说他们也在太原、咸阳、西安都办有青训班，实际是集中营。有一些学生因此上当受骗，陷入虎穴；一些来安吴青训班的学生在途中被绑架，送进青年劳动营。”这样一来，青训班的学生来源大大减少，周围形势日趋紧张起来。同时，青训班“要经常轮流站岗放哨，进行紧急集合和夜间演习，以预防顽固派的突然袭击”。
6月4日，日军万余人进占柳林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河防阵地；6日，日军又以一万五千余人进占孟门、碛口，以飞机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城市进行猛烈轰炸。面对日军重兵压境，陕甘宁边区军民全力支援河防部队，黄河以东八路军则破袭日军交通线，致使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
6月10日，蒋介石又密令朱绍良、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等部，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监围”，“严防‘奸伪’向西南流窜”。
日军在逼近，国民党军在封锁，陕甘宁边区遭遇到缺衣少粮的多重物资困难。当时，陕甘宁边区已有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马克思列宁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十多所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干部学校，在校师生逾万人，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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