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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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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生态和社会领域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几十年内，由于适应新的生态和社会约束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将与今天的主导经济制度大不相同。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基础的深刻反思，提出生物经济学，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范式。本书旨在从两个方面总结乔治斯库—罗根生物经济研究的原始精神：第一，收集了乔治斯库—罗根对生物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其中一些尚未发表，并在介绍中首先批判性地描述了人类和科学家。第二，通过恢复生物物理和社会人类学分析的“完整”，这些分析代表了生物经济方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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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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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被认为是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其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他的生物经济理论。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认识论基础的深刻反思，与标准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方法相比，生物经济学代表了一种新的范式。本书收录了代表乔治斯库-罗根对生物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的八篇文章，其中部分文章尚未发表过，这八篇文章总结了乔治斯库-罗根的生物经济研究的原始精神，并通过回顾涉及生物物理和社会人类学分析的“完全多边主义”，阐明了生物经济方法的基本特征。此外，本书编者马乌罗?博纳尤蒂还撰写了“引言”与“结论”两部分，对乔治斯库-罗根的去增长观点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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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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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1906—1994年)，罗马尼亚杰出经济学家。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于1926年获布加勒斯特大学数学学位，193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1932年在伦敦从事统计学研究，1937—1946年担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统计学教授，1948年移居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执教，1949年任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系教授直到1976年退休。乔治斯库-罗根于1971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曾几度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代表作有《熵定律与经济过程》《能源和经济神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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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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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推荐序
致谢
前言
引言
1. 熵定律与经济问题（1970年）
2. 能源和经济神话（1972年）
3. 稳态与生态救援：热力学分析（1977年）
4. 从生物经济学角度看不平等、限制和增长（1978年）
5. 能源分析和经济评估（1979年）
6. 生物经济与伦理道德（1983年）
7. 可用方法与可行技术（1983年）
8. 智者，你要去哪里？（1989年）
9. 结论：从生物经济学到去增长
往来书信
乔治斯库-罗根的书和论文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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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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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日推荐序格致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从生物经济学到去增长》一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论文的集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因石油危机而开启的对增长极限的反思，到今天以“绿色 智能”两个领域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重读半个世纪之前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的这些经典论著，依然感受到强大的理论魅力。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能源和环境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场讨论对后来环境与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中，尤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肯尼思·E.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和赫尔曼·E.戴利（Herman E. Daly）等专家为代表的稳态经济观（steady state）。他们所代表的分析进路与传统的自然社会二分法截然不同，深刻地体现了自然社会的一体分析特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反驳了追求无限增长的错误倾向，强调人类必须也只能追求的终极模式——稳态经济。
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的低熵稀缺观是稳态经济最重要的基石。罗根本人早年从事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并卓有建树，但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农业经济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低熵稀缺的重要意义。之后罗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熵和生物经济学问题上，其理论中对于社会价值的探讨和对个人、集体、社会矛盾冲突的分析，已经体现出与其早期的经济论文完全不同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深邃的思想性。其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熵的沙漏模型（详见本书第114—115页）。在罗根看来，太阳和地球都有低熵，太阳低熵如水流般流过地球并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形成地球低熵存量，人类工业化生产就是不断地消耗低熵和生产高熵废弃物。而物质和能量不仅仅是不灭的，也是不可逆的，一旦低熵转换为高熵，这一过程就不可逆转。因此，人类既不可能创造物质和能量，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取得它们，低熵稀缺是人类经济系统面临的真正约束。在生物物理的意义上，经济过程仅仅是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转换为废弃物（高熵）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效率的本质是低熵使用的效率。在《熵定律与经济问题》这篇论文中，罗根强调只有钱可以在一个部门和另一部门间循环，而能量和物质则不可能以原有的规模循环，无限的生产和消费实质上就是不断地将低熵无可逆转地转换为高熵，最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稳态经济意味着两个系统之间的平衡，第一个系统是物质财富系统，第二个系统是人口系统，这两个系统不会自我恒定，只有两者都处于一个低的流通率时，可持续的稳态才会出现。对于人口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对于财富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应生产使用期限更长、商品耐用性更好的商品，以及花费在生产上的时间更少，从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稳态经济的本质是在地球生态系统生成低熵存量和吸收低熵流量能力许可的范围内，稳定且质量不断改善的经济。在本书第二篇文章《能源和经济神话》的结尾，罗根就此提出了八点具体建议：彻底禁止武器生产，将生产能力用在建设性目的上；资助不发达国家；控制人口增长使之在有机农业的可维持水平上；避免能源浪费；放弃奢侈品生产；摒弃时尚；使商品耐用；重新平衡休闲与工作时间。
在20世纪70年代，稳态经济观及其政策建议，无论是对于还处在黄金三十年余温中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于迫切希望通过工业化实现赶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显然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罗根将经济社会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巨系统的思路，一反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自然社会二分法，成为后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生态问题的出发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那场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进行反思的思潮中，以弗里曼（Freeman）为代表的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 SPRU）的学者们对稳态经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弗里曼等人看来，不加遏制地浪费资源的确将是灾难性的，但问题不在于停止增长，而是调整增长的方向。1992年，弗里曼提出了绿色技术经济范式（green technoeconomic paradigm）概念，认为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者可以兼容，其原因在于，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建立在廉价能源和材料的基础上；但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灵活生产模式可以实现能源和材料的节约。2014年，佩蕾丝（Perez）又在弗里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智能绿色增长（smart green growth）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增加无形资产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生活方式中的比例，同时将全球变暖的威胁和资源限制转化为新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机会”，相较于弗里曼仅基于信息化技术而产生的乐观，佩蕾丝更为详细地论证了3D打印、纳米材料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智能绿色增长的重要意义。她认为随着第六次技术浪潮的逐步展开，尤其是智能化生产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经济有可能实现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从经济的角度而言，绿色和增长的兼容，源于新技术的绿色创造效应和绿色修复效应。所谓绿色创造效应，即新技术本身可以创造出新的绿色经济领域和经济形态，如生物材料、医疗保健、数字化娱乐和教育培训等产业，以及本地生产、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等低能耗经济形态等；所谓绿色修复效应，即新一代技术可以通过对传统高能耗、污染型产业的升级改造或者对环境的修复，重新创造出新的部门分工，如新型建筑材料对传统建筑的升级替换等。通过绿色创造效应和绿色修复效应，不仅可以创造出新的产业部门，从而带来就业和经济产出的增长，也可以实现新的使用价值类型的扩展。简言之，不仅绿色的存在就是财富本身，而且围绕绿色存在而展开的一系列修复、维修和分享等活动本身也是财富创造过程。
在阅读本书时，长达56页的引言部分是不可跳过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有助于理解罗根的生平和思想发展历程，而且对于理解罗根的核心观点以及当代科技的发展也大有裨益。在罗根撰写相关论文的时期，人类捕获、固定和再分配低熵流量的技术能力严重不足，这一点在罗根对可控热核聚变技术、太阳能的一些论述中也得到了体现。因此，稳态经济的倡导就多少有点流于理想化。随着材料科学和能源领域的不断进步，人类已经可以以新的、廉价的低熵流量捕获、固定和分配方式提供能源，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重新平衡休闲与工作时间也正在成为现实。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不仅降低了能源的生产成本，也通过能源的智能化分配实现了能源使用过程的经济化；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使闲置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基于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制造体系将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模式，取而代之的将是更为灵活、更具耐用性的多元化生产和个性化消费。这些变化，都使“绿色”与“增长”双重目标的兼容成为可能。不过，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罗根所揭示的低熵稀缺这一事实，而恰恰是在沿袭低成本高效率地利用低熵去增进人类福祉这一发展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经济学一词有着相当复杂的含义，从1999年创刊的《生物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Bioeconomics）所刊发的论文来看，它涉及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多个交叉领域，如史前经济学、人灵长类非灵长类生物的经济活动比较、社会分工、社区生态、互惠机制、公共利益的起源、道德情感的演化、决策的生物和心理基础等。但罗根思想背景下的生物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等同于广义的生态经济学，《从生物经济学到去增长》所体现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对工业化以来假定人和自然是分离的社会自然二分法的反思和突破。传统社会自然二分法中的社会和自然关系是不对等的，“自然”被视为发展人类文化的一种可利用的“资源”。抵抗和放弃二分法，则经济学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生物物理能量的循环效率问题，它不仅要求采用反本质论的演化思考方式，而且经济学应当通过生物、物理和经济学的知识进行自然社会的有机连接，将经济系统嵌入自然系统进行分析。显然，生物经济学无疑是一个宏大的、极具前景的新领域，对于把握这一领域而言，我强烈推荐由湖南师范大学同一批学者翻译的大卫·兹伯曼（David Zilberman）等专家的论文集《从生物经济走向生物经济学》。如果说《从生物经济学到去增长》一书侧重于思想史梳理的话，那么《从生物经济走向生物经济学》则集中体现了当代进展，将两者结合起来阅读，可以获得更加全面且系统的认识。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青年学者翻译这两部著作，有利于国内读者了解现代生物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国际前沿，这无疑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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