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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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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丝绸之路沿线使者往来络绎不绝，促进了中原和边疆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相较于先秦，秦汉使者在数量、使命类型和出使范围方面均大为扩展，相关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提供了新的信息。本书选定“使者”这一研究对象，意在从皇权政治与官僚体系、行政运作与社会治理、华夏文化与边疆族群的互动关系等视角予以考察，力图呈现秦汉使者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族群交融过程中的历史活动及其特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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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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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男，1983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湘潭大学民族地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秦汉史、出土文献、中华民族交流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在《简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域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相关成果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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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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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韩非使秦与郑国说秦的意图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韩人借外交活动之名，而行阴谋破坏之实。秦始皇固然欣赏韩非的政治学说，但绝不可能接受其“存韩”的提议。因为韩是秦之东邻，秦若想要东进，就必须先灭韩。只要秦致力于天下统一，韩的灭亡就只是时间问题。纵使韩人先以修郑国渠为名妄图损耗秦之国力，后又劝秦伐赵以求遗祸他国，这一历史趋势都不会因此改变。秦、韩不能并存，是地缘政治使然，正如《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所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作为外交使者的韩非，对此形势似乎始终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也许其自恃文笔了得，便毫无顾忌地向秦王兜售其包括“弱秦”在内的诸多主张，秦王虽“悦之”，但“未信用”。有学者指出，秦始皇欣赏的主要是韩非的君主极权论，而韩非人生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只能谈君主极权，而不肯轻谈统一天下，……从而招致祸败，竟至做了统一天下和保存祖国之矛盾的牺牲品”。这一论断有理有据，可谓切中肯綮。也许正是看出了韩非终有存韩之念而无事秦之心，李斯、姚贾向秦王进言：“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对此，“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韩非终于因此见杀，客死于秦。
但需要指出的是，韩非其人并非政治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作为阴谋“弱秦”的韩国使者，其意图是明显的，行动是积极的，证据是确凿的。《韩非子·初见秦》开篇对秦军事实力大加赞美，所谓“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但随后话锋一转，却说什么“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尽管《初见秦》篇可能有后人附入的内容，但所谓“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却很像是韩非在秦所发言论，其目的无疑是离间秦国君臣，进而为韩国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韩非为了达到阻止姚贾出使四国之目的，可谓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事泄被杀。类似言行，是与其图谋“弱秦”，进而“存韩”的使命相符合的。关于韩非离间秦国君臣之事，很可能并非仅姚贾一例，只是见诸史籍的甚少而已。如果将之前的郑国同韩非加以比较，前者坦陈其事，并未因此获罪，反而继续被委以重任，名垂史册。而同样是阴谋败露，加上秦王原本颇为欣赏韩非，为何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将其诛杀？难道不是因为后者对秦国的危害更大吗？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极其残酷的，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固然总是会对失败者寄予较多同情，但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正如有学者所说：“李斯与韩非的矛盾斗争，是紧紧地围绕着赞成还是反对秦统一中国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的。……李斯杀韩非就是这场斗争的必然结局和归宿。它集中地反映了秦韩两国间的矛盾激化和尖锐程度，同时也表现了李斯辅助秦王统一中国的决心和勇气。‘嫉妒’二字是说明不了这一复杂的历史情况和这场斗争的实质的。”司马迁“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似乎不无惋惜之意，但并未洞明其本质原因。作为使者的韩非，确曾为达成使命而积极活动，虽然功败垂成，也算死得其所。对此，王举忠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韩非死于存韩，死于弱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非之死恐怕不能视为“个人利益”之争所造成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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