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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学国史、从历史维度读懂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书运用详尽的历史资料，重现共和国的历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起步，历经探索、改革和发展，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轨迹？本书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借助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历史再现。
2.以史为鉴，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本书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重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深度梳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成就，为新时代更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深刻领悟党的奋斗历史
通过本书，能够更深刻地领会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历经探索、改革和发展，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更深刻地领悟党的奋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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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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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致力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出发，历经探索、改革与发展，正昂首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我们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史轨迹？本书遵循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凭借可靠翔实的历史资料重现过往，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提升自身素养的优质通俗理论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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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崔友平，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主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曾任山东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主任，科研处处长，山东经济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原中央编译局办公厅主任，秘书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机关服务中心主任，信息资料馆馆长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先后参与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等理论著作。出版《走出通货膨胀之路》《熨平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创新型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财经院校教学与科研协调互动视角》《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新读》《美好生活论》等著作，主编《两个转变与通货膨胀和失业》《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摘编》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中央交办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端智库项目等国家级项目10余项，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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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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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理论先导：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一、科学理论的一脉相承
二、科学理论的与时俱进
三、指导思想在党章中的与时俱进
第二章 建国伟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得益于三大法宝
三、新中国成立开华夏亘古未有之先河
第三章 伟大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
二、大刀阔斧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确立的意义
第四章 发愤图强：社会主义建设良好开端和曲折发展
一、党的八大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二、全党整风的适时进行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三、政治上的“左”倾冒进引发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失误
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曲折中前进的10年
五、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
第五章 历史转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思想解放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先导
二、拨乱反正为继续前进铺平道路
三、改革开放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
四、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六、积极调整对外战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第六章 世纪赶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21世纪
一、向着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整装出发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新蓝图
三、在统一思想中制定跨越世纪战略部署
四、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步
五、建设强大国防、维护祖国统一
六、扎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七章 科学发展：在新世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的制定
二、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部署
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五、树立起新世纪的大国形象
六、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推进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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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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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任何重大历史变革、任何伟大历史成就， 都是用“解放思想”之明灯指引走向光明的正确方向，用“思想理性”之光辉照亮通往辉煌的光明大道，用“天下为公”之伟大梦想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用“不懈奋斗”之精神革故鼎新谱写辉煌的历史篇章。回顾历史，这也是我们党10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充分揭示和反复证明了的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故鼎新中跨越时代、在务实奋斗中实现梦想的坚定信念和使命担当。在此，我们从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历史维度，事实、规律、价值相统一的理论维度，现实、理想、道路相统一的实践角度，民族、中国、世界相统一的空间维度，去回顾新中国70多年实现伟大跨越的历史轨迹，去分析中国道路理性选择的自觉自信，去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去探索通过不懈奋斗走向光辉彼岸的现实路径，剖析中国方案，总结中国经验，坚定中国道路，挖掘中国智慧，这不仅对中国人民实现伟大梦想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世界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我们组织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具有相关研究和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重新修订了《历史的轨迹》《理性的选择》《不懈的奋斗》这三本书，作为理论工作者，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做一点事情，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一）伟大跨越的历史轨迹
《周易》有言：“生生之谓易。”然而，由于历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流行，人们对传统的尊重渐渐演变成了厚古薄今的复古心态，“一仍旧贯”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改革创新”往往被斥为“离经叛道”。昔日“苟日新，日日新”的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被“天不变，道亦不变” 、墨守成规的保守文化所替代，形成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国民性格。曾经历史悠久的辉煌古国，一步步沦落到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境地，积贫积弱，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局面跨入了近代。
“穷则思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曾经选择过各种各样的主义，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斗争，包括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旧式民主革命等，最终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 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空前的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冲破了封建罗网， 使中国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打破了中国人民对西方的迷信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中国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主心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二十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由于教条主义的滋长，革命事业也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严重的失败。“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左”倾冒险主义，不但使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丧失90%，而且几乎把中国革命推向了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教条主义，纠正了“左”倾错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成功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大考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以苏联为“向前发展的活榜样”，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的不二选择。但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分别于1956年、1957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开启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先河。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局限，对中国国情把握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左”的思想不断滋长，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整个国家极度混乱，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几乎葬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
正是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自觉自信中，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走自己的路的理性选择
从事实判断的角度来看，中国道路已经成功，这个事实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令国人振奋，也让世界瞩目。既然中国道路已经取得了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就亟须破解。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实中国道路是行得通的。但是，中国道路为什么行？这个问题不仅国际社会想知道答案，而且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回答。中国道路的成功因素固然有很多，既有偶然性因素和机遇性条件，也有必然性要素和规律性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基于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突破了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迷信和禁锢，坚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自信，做出了走自己的路的伟大抉择。
1.我们根据价值理性，坚持人民至上，走出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
在发展的现实实践中，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发展道路， 最初总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才能够发展得更快”以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而往往忽视对价值理性的追问，即思考“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现在所遇到的所有发展问题，包括全球性问题、生态问题、和平问题、贫困问题等，其根源主要在于人们对于发展价值的曲解和无视。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人们在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中忽视了对价值理性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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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对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调整，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开始
粉碎了“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迅速扭转，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但是，在1977年和1978年两年，由于对“四人帮”干扰破坏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及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还没有得到全面清理，因此经济建设中仍然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盲目扩大建设规模，使长期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更加严重。同时，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缺陷，妨碍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企业管理落后，生产秩序不正常，生产、建设、流通、分配等领域都存在着不少混乱现象，严重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针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通称为“新八字方针”。
这一方针的提出，是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的结果，标志着中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折。针对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实际，这一方针的执行先以调整为中心，改革主要是在农村进行，在城市则在服从和服务于调整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必要的和可能的改革。从1981年起，积累和消费、农业和工业、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国家财政金融状况也随之得到改善，物价趋于稳定。经济调整的经验就是：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适中、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农村改革先河
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1978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灾，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下，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对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借地唤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启发下，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自发地采取了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创造出“包干到户”模式，其做法是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这种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就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引来其他公社争相效仿。这些大胆的尝试，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82年元旦，《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的86.7%。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大家形象地把这种方式称为“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农村改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稳扎稳打
在城市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农村相比显得更加稳妥。1979年7月，连续出台《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开始了对企业自主权逐渐放开的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 使企业有了部分的自主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和资金使用权，以及部分的干部任免权等。同时，我国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经验用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企业经营责任制。
1982年3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进程中应运而生。作为研究、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专门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拟定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在此后的20年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不断统筹规划，推进着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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