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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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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在“三大体系”背景下对中国法理学的理论探索。本书不满足于对现实主义法学的简单评介，而深入探讨该学派的思想基础、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揭示其贡献与局限性，特别是对中国的意义与启示。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历史、司法案例和理论研究，本书提出建构中国实践主义法学的初步思考。在内容上，本书一方面涵盖法理学的各种论题，例如，法律的性质、法学方法、法理争论、司法理论以及法律教育，另一方面它对现实主义法学在私法方面的贡献作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对合同理论和商法典的研究、对商业银行和企业破产的法律实证研究以及侵权法因果关系等研究。本书兼顾理论、实践和思想，融贯法理、法史和私法，横跨法学和其他学科，是从中国视角研究现实主义法学的思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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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绍喜
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天津仲裁委员会和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员，中国广告协会法律与道德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在《环球法律评论》《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中国法律评论》《法律适用》《光明日报》等核心刊物和报纸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有独著《广告法上的民事责任》（2022）、译著《荆棘丛：我们的法律与法学》（2020）和《司法过程的本质》（2023）。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广告法和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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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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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问题与意义
二、为什么现实主义法学研究在中国不发达
三、推进现实主义法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四、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 什么是现实主义法学
一、关于现实主义法学界定的争论
二、现实主义法学的核心命题
三、现实主义法学的思想基础
四、对现实主义法学的质疑和回应
五、对现实主义法学研究的反思
六、现实主义法学新近的理论发展
第二章 卢埃林的法哲学
一、现实主义命题
二、法律技艺观
三、法美学思想
四、法学方法论
五、对卢埃林法哲学的反思
六、补论之一：卢埃林的情景感理论
七、补论之二：卢埃林与庞德的论战
第三章 卢埃林与美国《统一商法典》
一、合同理论与社会变迁
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法理与技术
三、卢埃林的法理观与其私法思想的关联
四、对我国商法典制定的启示
第四章 法律实证研究先驱穆尔
一、穆尔其人其事
二、穆尔的理论研究
三、对穆尔研究的评价
四、研究穆尔的当代意义
第五章 道格拉斯：理论和实践的穿行者
一、法律的功能分析
二、道格拉斯的破产法研究及其影响
三、道格拉斯取得职业成功的原因
第六章 侵权法理论与格林的遗产
一、格林的传奇人生
二、作为现实主义法学学者的格林
三、格林的侵权法理论
四、格林的贡献
五、格林的启示
第七章 法律革新者弗兰克
一、弗兰克其人
二、法理学思想
三、司法制度研究
四、法律教育研究
五、弗兰克的启示
第八章 现实主义法学在中国
一、现实主义法学在中国的理论引介
二、现实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三、中国的司法案例及其意义
四、当代中国的知识转向
第九章 迈向一种新的法理学
一、缘起
二、诊断式法学理论及评价
三、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四、实践主义法学论纲
结 语
附录一 现实主义法学先锋卢埃林
附录二 道格拉斯，不该被遗忘
附录三 现实主义法学的法律实践观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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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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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天津大学已经走过了一百二十余载的风雨历程，其前身北洋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乃至整个近现代史的一座伟大丰碑。如今，当人们谈起这座位于渤海之滨的学术殿堂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其工科特色。的确，天津大学的建筑学、精密仪器学等学科远近闻名。然而，天津大学不仅有严谨、担当的工科，还有深厚的法科底蕴。在北洋大学创办之初，法科（律例学门）就位列各学科之首，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法学教育的先河。作为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天津大学颁发出我国第一张大学文凭不足为奇，巧合的是，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恰恰是法科学生——王宠惠。这不仅是天津大学法学人的骄傲，更是值得中国法学界铭记的历史。
北洋法学有着辉煌的历史，曾培养出张太雷、王宠惠、徐谟、王正廷等杰出校友。张太雷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王宠惠先生曾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译成英文作为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材，并赢得法学界的广泛赞誉，他还代表中国参加《开罗宣言》的起草，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为维护我国国家利益进行不懈斗争。徐谟先生学贯中西，国际法功底深厚，曾担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王正廷先生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作出了重要贡献，还积极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由于种种原因，天津大学的法科教育一度中断，直到1994年设立经济法专业，1997年成立法学系。2015年是天津大学法学发展的重要时刻，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校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大学正式复建法学院。自法学院复建以来，在全体教师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天津大学法学院在教书育人、高水平论文、科研项目、国际化、新法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2019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大学获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既是对天津大学法学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鞭策。
“天大法学文库”旨在继承和发扬前辈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鼓励和促进天津大学法学院教师探索学术前沿、勇攀科学高峰，展示天津大学法学人的研究成果，加强与学界同人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的法治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孙佑海
2019年12月
自 序
本书虽为评介之书，实为思辨之作。本书研究的主题，是作为西方法理学流派之一的现实主义法学，似属于可知可不知之他域知识，自另一面而言，现实主义法学对理论和实践影响之大不可不引起关注，东学西学，心同理同，尤其就本书所选取的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而言，其论著、其言行、其理想，在今天有特别的意义。将自己对此学派廿载的思考与辨析和盘托出，是为思辨之作。
我对现实主义法学之兴趣始于2002年，其间关注虽偶有中断，但经由法律实务工作，我得以体察非诉律师与公司法务的差异，思考现实主义法学与法律实践之关系，心有所感而待发。转入学界之后，我发现对现实主义法学的现有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窃以为，个中原因可能在于，法理学者不研究或鲜有研究部门法，而部门法学者也鲜有动力去研究作为法理学的现实主义法学，而很多现实主义法学学者是精通两者的。我所想做的，是将法理学和部门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正是我自2003年起就提倡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还原现实主义法学的整体面貌。为此，本书分别就卢埃林、穆尔、道格拉斯、格林和弗兰克的法律思想予以探讨，并对其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进行揭示，借此呈现现实主义法学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深刻性，从而还原现实主义法学的本真面貌。本书还力图展示这些人物在行动上的独特性，不仅探讨其生平经历，而且涵盖其改革方案与所作所为。二是思考现实主义法学对中国法治和中国理论研究的启示。为此，本书从中国的视角进行思辨，在对这些人物的生平、著述和言行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揭示现实主义法学的贡献与启示。
在方法上，本书一方面兼采法理学、私法学和法制史的研究方法，力图展现现实主义法学的独特之处及其贡献；另一方面采用美术上的“远观”和“近视”的方法，不仅将现实主义法学置于其历史语境之下，而且近距离地对各个人物进行较为详细的考察。我认为，“远观”和“近视”的方法对于法学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因为它能让我们对现实主义法学有更加具体、直观的认识。
就内容而言，本书涉及法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心理学等知识。这是因为现实主义法学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若按法学学科分类，本书涵盖法理学、私法学和法制史三个学科，在具体内容上，则包括法理学、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合同法、银行票据法、侵权法等内容。而就论述的重点而言，则体现为法理学方法论、司法制度、法律教育、案例研究和商法典制定等内容。本书还探索现实主义法学在中国的可能性，并结合现有研究提出建构实践主义法学的初步设想。
我希望，本书不仅能给您带来智识上的享受，而且能让您领略现实主义法学的深刻思想、独特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有观点可能认为这样的介绍没有太多的价值。我想说的是，价值的有无取决于观察的角度。现实主义法学在揭示法律现实、法学方法论和主张理论联系实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对现实主义法学智识方面的探索，可能会带来知识增量。实际上，就研究主题而言，至少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在国内尚无专门探讨穆尔、道格拉斯或格林的文章，本书于此当有填漏之功。而对于现实主义法学行动的一面，即使是在西方法学界，相关的探讨也是寥寥无几，本书所做的一些探讨，对于推进现实主义法学研究或许有所助益。
需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是，我对现实主义法学代表人物及其研究做了较多的梳理工作，在进行阐述和论证的过程中，我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因此，对现实主义法学的此项研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带有我思考的印记，它是基于中国的视角提出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重要还是思想重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想法是，通过知识的研究可以深化思想，而对思想的探索也能增进对知识的认识。
如同本书标题所揭示的，法律和法学研究始终是很现实的。对于现实主义法学，需要有一个中国视角的思考。或许，正如卢埃林所言，关键是要“看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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