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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译和审校者简介 李飞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德高级认知行为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中方教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督导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第三届理事、湖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认知行为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目錄： 第1章　理解自杀和自己 技巧1：反思你对自杀的偏见 技巧2：评估你的自杀经历（或没有自杀经历） 技巧3：直面“自杀焦虑” 技巧4：警惕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的负面感受 技巧5：拒绝“救世主”的角色 技巧6：保持希望 第二章　克服禁忌 技巧7：直面你的恐惧 技巧8：直接询问自杀想法 技巧9：获取敏感信息的技术 技巧10：采用叙事方法——“自杀的故事讲述” 技巧11：也询问自杀的意象 技巧12：揭开对住院的恐惧和其他披露的障碍 第三章　“加入”有自杀倾向的人 技巧13：认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你是敌人 技巧14：尽可能避免胁迫和控制 技巧15：克制劝说或提供建议的冲动 技巧16：了解一个人想死的原因 技巧17：“认可”想死的愿望 技巧18：承认自杀是一种选择 第四章　评估危险 技巧19：收集有关自杀想法和行为的其余要点 技巧20：了解先前的自杀危机——CASE方法 技巧21：谨慎使用标准化问卷 技巧22：比风险因素更重要的警告信号 技巧23：筛查获得枪支的途径 技巧24：询问互联网使用情况 技巧25：调查杀人意念 技巧26：从家人、专业人士和其他人那里收集信息 第五章　评估保护性和文化因素 技巧27：审视生存理由 技巧28：识别其他保护因素 技巧29：关注文化 技巧30：调查自杀的宗教和心灵观点 第六章　综合评估风险 技巧31：征求来访者对自杀风险的自我评估 技巧32：评估自杀的急性风险 技巧33：估计自杀的慢性风险 技巧34：大量记录 第七章　注意即时安全 技巧35：了解何时和为何住院治疗 技巧36：知道何时和为什么不追求住院治疗 技巧37：不要使用不自杀协议 技巧38：合作制订安全计划 技巧39：鼓励推迟 技巧40：关于获得枪支的问题解决 技巧41：也讨论其他自杀工具的获得 技巧42：如果身患绝症，（或许）采取不同的做法 技巧43：寻求顾问咨询 第八章　治疗计划 技巧44：将自杀作为焦点 技巧45：根据需要，增加联系频率 技巧46：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慢性自杀 技巧47：让所爱之人参与进来 技巧48：建议进行身体检查 技巧49：建议评估药物治疗 技巧50：持续监测自杀意念 第九章　减轻心理痛苦 技巧51：安全之后，解除痛苦 技巧52：寻找未满足的需求 技巧53：针对社会隔离 技巧54：使用着陆练习 第十章　探索动机和疑虑 技巧55：假设“没事”——这个人想放弃自杀吗？ 技巧56：探讨矛盾心理 技巧57：比较生存与死亡的理由 技巧58：邀请对方寻找“陷阱” 技巧59：寻找例外 第十一章　灌注希望 技巧60：将自杀视为一种问题解决行为 技巧61：头脑风暴出“选项列表” 技巧62：教授问题解决的方法 技巧63：完善未来计划和目标 技巧64：使用希望工具包 技巧65：突出优势 第十二章　借鉴认知行为策略 技巧66：将自杀想法与其他想法联系起来 技巧67：关于认知歪曲的教育 技巧68：帮助挑战消极想法 技巧69：引出应对陈述 技巧70：重写自杀意象 技巧71：防止思维压抑 技巧72：加强对自杀想法的接纳 第十三章　提高生活质量 技巧73：增强应对技巧 技巧74：培养正念 技巧75：“拓展和构建”积极情绪 技巧76：匹配价值观与行为激活 第十四章　自杀未遂后继续生活 技巧77：区分自杀性和非自杀性自伤 技巧78：确定来访者对幸存的反应 技巧79：开展行为链分析 技巧80：评估安全计划的不足之处 技巧81：利用“可教时刻” 技巧82：关注治疗关系 技巧83：处理自杀未遂的创伤 技巧84：探索羞耻和污名化 第十五章　培养复原力 技巧85：预警复发的可能性 技巧86：回顾经验 技巧87：完成复发预防方案 技巧88：给自杀的自己写一封信 技巧89：随访 內容試閱：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与表现出死亡意愿的人面对面交流。仅在美国，估计每年有1000万成年人和200万青少年严肃地考虑自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05; Lipari et al.， 2015）。其中，超过4万人死于自杀。自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是如此严重，因此自杀风险评估和干预的扎实培训及技能非常重要。即便如此，根据心理学家威廉·施米茨及其同事（William Schmitz et al.， 2012）的调查，心理学、社会工作、咨询以及婚姻和家庭治疗的学校研究生教育中很少包括关于如何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培训。他们指出：“评估自杀倾向的能力是一项基本的临床技能，却一直被学院、大学、临床培训场所和培养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许可机构忽视和排除”（p.294）。考虑到自杀造成的巨大损失，这一疏漏令人震惊。 这些教育方面的差距往往让专业人员很难回答有关帮助自杀风险者的关键问题： ·治疗师可以说和做什么（以及不说和不做什么）来了解一个人是否在考虑自杀？ ·有哪些有效且敏锐的方法可以深入探究一个人的自杀愿望？ ·治疗师如何洞察有自杀倾向的人的风险水平？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确保这个人的生存？ ·治疗师如何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建设性地应对破坏性想法、重新发现希望、减轻引发自杀想法的痛苦、摆脱求死的愿望并建立复原力（resilience）？ 本书的目的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关 于 本 书 本书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箱。一些针对与自杀来访者工作的书籍主要聚焦于自杀风险评估，而不是治疗。那些超越风险评估的书通常要么是学术性的，要么是专注于单一理论或方法的准治疗手册，而忽略了许多其他丰富的技术。本书则有所不同。它用对话的风格为现实世界的实践提供了具体的建议。这里描述的技术可以应用到各种类型的治疗中，无论专业人员的理论取向是什么，也无论来访者是第1次、第十次还是第100次参与会谈。每个技巧之后都有一个临床案例，少数是对技术的详细讲解。 这本书涵盖了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的方方面面，从审视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恐惧开始，逐步介绍了风险评估、安全计划和治疗计划等基本领域，然后提供了降低自杀风险、重建生存愿望的丰富技巧。这些技巧是根据在与来访者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特定议题来排序的。例如，治疗师需要精通公开讨论自杀和发现自杀意念的技巧，以便进行可靠的风险评估，所以这些内容排在前面。关于帮助自杀未遂（suicide attempt）者的部分在本书的后面呈现，因为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有自杀倾向的个体。 这些技巧和技术来自各种理论和干预方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接纳承诺疗法、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焦点解决治疗、问题解决治疗、自杀的合作式评估和管理以及自杀未遂的短程干预项目。其他技巧来自专业人员（包括我自己）多年的经验。 关于循证治疗的说明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被呼吁使用有效的技术。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有效的治疗确实可以决定生与死。此外，稀缺和昂贵的资源使得使用具有既定有效性记录的干预措施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在自杀预防中使用循证治疗，还受到现实世界的实践和研究的限制。 自杀研究是一项非凡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自杀的罕见性限制了我们研究它的能力。要检测一项干预措施是否可以在1年内将一般人群的自杀率降低15%，研究人员需要对1300万人进行干预（Gunnell & Frankel， 1994）。如果使用高风险样本，比如最近尝试自杀的人，需要的样本量则小得多。即便如此，这样的研究仍然需要4.5万人参与（Gunnell & Frankel， 1994）。 由于这些逻辑上的挑战，研究倾向于关注干预是否会减少自杀意念和自杀尝试，而不是自杀本身。一些治疗方法已经被证明可有效减少自杀意念或自杀尝试，包括认知行为治疗、辩证行为治疗、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问题解决治疗、自杀的合作式评估和管理以及自杀未遂的短程干预项目。理想情况下，治疗师将深入学习这些循证干预中的一种或多种，并遵守其指导方针。本书中的许多技巧和技术都来自这些既定的干预措施。 本书还包含一些技术，尚无研究证明它们独立于其他技术的有效性。许多建议只是常识。举几个例子：了解自己的偏见如何影响与有自杀倾向的人的工作；坦率地探索他们的自杀想法、计划和意图；以共情、肯定和真诚的理解给出回应；了解自杀想法的文化背景；寻求顾问咨询（consultation）。 一项技术缺乏有效性证据并不等于缺乏有效性。通常，这只是意味着干预措施尚未经过检验。可以考虑降落伞的例子。一篇讽刺（但实事求是）的研究文献巧妙地指出，没有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降落伞可以在有人跳出飞机时挽救生命（Smith & Pell， 2003）。在这件事上，现实世界的经验优先于研究的缺乏。许多降低自杀风险的技术也存在相同的情况。 即使存在有效性的证据，人们也常常不遵从研究结果的预测。干预是否有助于特定来访者，由治疗师自己监控。毕竟，在随机对照试验和对大量数据进行复杂统计分析的研究领域中，个体的结果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有效性证据；但对那个人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 对“自杀”的注释 为简洁起见，我在整本书中都使用“有自杀倾向的（suicidal）”一词来描述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自杀是有程度之分的。在连续谱的一端，人们偶尔有自杀想法并立即否决；在另一端，人们被自杀的冲动所吞噬，以至于离结束生命只有片刻之遥。每个自杀的人都需要一个安全和非评判性的空间来讨论自杀愿望（技巧8—18）并进行全面的自杀风险评估（技巧19—33）。除此之外，要使用的技巧和技术取决于该个体在自杀连续谱上的位置。 一个明确打算要在今天自杀的人无法制作希望工具包（技巧64）、提出应对性陈述（技巧69）或练习正念（技巧74）。相反，治疗师会将希望专注于保持此人的安全，无论是通过住院治疗（技巧35）、安全计划（技巧38）、从家中移除枪支（技巧40），还是减少接触其他自杀方法的途径（技巧41），或这些措施的某种组合。如果不存在自杀的极端风险，议程将转向计划治疗（技巧44—50）、减少心理痛苦（技巧51—54）、利用个体对自杀的矛盾心理（技巧55—59）、创造希望（技巧60—65）、帮助改变或化解自杀想法（技巧66—72）、强化应对技能（技巧73—76），并努力预防再一次自杀危机（技巧85—89）。 简而言之，本书描述了帮助处于自杀连续谱上的所有个体的技巧和技术，但并非所有技巧都适合每个人。治疗师应该根据来访者的独特需求和情况使用这些技术。 技巧37：不要使用不自杀协议 “试图对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来访者施加压力，让他签订一份不自杀协议，可能会被来访者解释为从临床退缩到法律中，而不是表达真正的关心。” （Kroll， 2000， p.1685） 不自杀协议已经被广泛使用了数十年，现在，大多数专家已经不鼓励从业者使用这种协议（如Rudd et al.， 2006; McMyler & Pryjmachuk， 2008）。不自杀协议（也称为安全协议或不伤害协议）需要来访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承诺，在指定时间内不对自杀想法采取行动。这是个简单的逻辑：一个人承诺不尝试自杀，意味着他是安全的，而且不会尝试自杀。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如果有自杀倾向的人能够如此容易地抵制他们的冲动，那么寻求专业帮助的人就会少得多。他们将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资源、自我控制和社会支持来抵制自杀冲动。然而，治疗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创造这些有利条件，而不是假定它们已经存在。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不自杀协议是有效的。相反，有证据表明它们不起作用。一项对精神病医生的调查发现，有40%的医生经历过来访者在口头或书面承诺不自杀后，仍然死于自杀或进行了严重的尝试（Kroll， 2000）。在另一项研究中，65%在住院期间尝试自杀的精神科住院来访者曾同意签订不自杀协议（Drew， 2001）。签订了“安全合同”的住院来访者比没有签订合同的来访者尝试自杀的可能性高5~7倍。 除了缺乏有效性，不自杀协议还可能会造成伤害。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报告，当被要求签订不自杀协议时，他们感到被胁迫、被推开、被误解（Farrow et al.， 2002）。他可能会为了得到照护而被迫做出承诺。最糟糕的是，同意签订不自杀协议的来访者可能会因为害怕激怒治疗师或令治疗师失望，而隐藏“违反”协议的自杀行为。 最后，不自杀协议并不能让治疗师避免自杀发生时的责任（Garvey et al.， 2009）。事实上，如果依赖来访者的承诺，没有定期评估自杀风险以及使用干预措施来降低风险，使用这样的协议反而会增加责任。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承诺不对自杀想法采取行动，会给你带来虚假的安全感，引起危险的自我满足。 与其强行要求对方承诺不做什么并期望对方遵守，不如帮助他们制订一个计划，用于应对自杀想法的出现。这就是安全计划的作用，下一个技术中将讨论。 “你想让我对你说你想听的东西” 心理学家玛丽亚·冈萨雷斯（Maria Gonzales）很自然地要求有自杀倾向的来访者签署一份书面协议，承诺不尝试自杀。她认为，这使来访者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不对自杀想法付诸行动，以免违反协议。 所以，当她的新来访者米哈伊尔（Mikhail）表达出了自杀想法时，冈萨雷斯博士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能向我承诺，在我们下次见面之前的这一周，你不试图自杀吗？如果你有强烈的自杀冲动，我想请你先给我打电话，这样我可以尝试帮助你遵守这个承诺。” “我不确定，”米哈伊尔说，“我的意思是，如果现在是凌晨3点，我想到了自杀，我不会打电话叫醒你。” “我希望你能这样做，”玛丽亚说，“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活着。” “不只是这样，这感觉很幼稚。”48岁的米哈伊尔在附近的一家医院担任麻醉师，他说，“而且看起来你只是想让我对你说你想听的东西，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万一我死了你会被起诉。” “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冈萨雷斯医生说，“但这确实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 “如果我说不呢？”米哈伊尔问，“然后呢？” 冈萨雷斯医生发现，一场权力斗争正在酝酿。她可以告诉他，只有他同意签订安全协议，她才会为他治疗。但她意识到，这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他可以做出空洞的承诺，正如他说的，只是为了对她说她想听到的。或者他可以走出门去，不再回来。两种结果都不会帮助他变得更好。所以她忍住了进一步逼迫他的冲动。 “如果你觉得做出这样的承诺是不对的，那么我也不想逼你，”冈萨雷斯医生说，“让我们来谈谈，如果你的自杀想法变得真的很强烈，以至于你会有自杀的危险，你可以做什么来确保安全……” 技巧54：使用着陆练习 “我们真正的‘家’就在当下。” （Hanh， 2016， p.131） 痛苦的情绪往往会淹没有自杀倾向的人。在这些时候，这个人的想法和恐惧会飘到未来。“这种感觉不会消失。”“我不能再忍受了。”“逃避这种痛苦的唯一方法是死亡。”又或者，他们可能困在过去，沉浸在之前的伤害、创伤性记忆和感知到的失败中。他们变得无依无靠，与周围的世界失去联结。在这种情况下，着陆技术可以让人们专注于当下的安全（Lowen， 1972）。 着陆技术分为两类：可以和有自杀倾向的人一起使用的；有自杀倾向的人可以自己使用的。如果对方的情绪不稳定，而你们的治疗或会谈即将结束，着陆技术就尤为重要。相对快速和简单的方法是，在与自杀倾向者交谈时，不断重复他们的名字，请他们看着你的眼睛（如果在文化上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合适的），并询问他们外部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可以邀请对方环顾你的办公室，描述他们看到的东西——物体、颜色、形状和图案。鼓励来访者做自己身体的观察者，每时每刻注意自己的感觉，包括身体的具体部位。举个例子，请来访者把脚放在地上，身体坐直。然后用一连串的问题来引导对方关注身体感觉。 你的脚底与地面贴着的感觉如何？坐在椅子上，你的臀部感觉如何？大腿呢？背部呢？你的手在触碰什么？是什么感觉？还有哪些其他的身体感觉？ 在治疗之外，来访者可以使用更广泛的有益技术。辩证行为治疗教导人们使用身体的五种感觉来连接到此时此地（Linehan， 2015）。 触觉。拿着冰块，注意它带来的身体感觉。（不要在一个位置拿太久，以免冻伤！）另一个选择是用手指在柔软的织物上滑动（如羊毛或天鹅绒），或石头、砂纸等研磨材料，或猫、狗的柔软皮毛。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触感上。 视觉。看着房间里的一个特定物体，思考或详细描述它。也可以专注于一个物体的物理运动：水从水龙头中流出，打在水槽表面，产生微小的气泡，然后打着转流入下水道；蜡烛的火焰在跳舞；树枝上的树叶在颤抖。无论什么运动，都可以全神贯注地追踪它所有的移动。 嗅觉。闻具有独特气味的物品，如特定的食物、香料、肥皂、香水、鲜花和精油。选择气味对比鲜明的物品，可以特别刺激对身体感觉的觉知。 味觉。食用特别咸、特别甜或特别辛辣的食物，记下嘴唇和舌头的不同位置感觉到的味道。 听觉。注意环境中的各种声音，记下每个声音的音调、类型和来源。另一个选择是听歌，甚至可能是讨厌的歌曲，并沉浸在音乐的声音、节奏和歌词中。 从根本上说，着陆技术是一种正念练习。但二者在功能上有所不同。着陆技术在个体与物理环境的安全之间重新建立联结，尤其被用作一种稳定个体的手段。正念技术不仅维持对此时此地的身体体验和观察的觉察，而且维持对想法、情绪和冲动的觉察，无论是否稳定。技巧74更深入地讨论了正念。 “我想死就是因为我无法停止伤害” 当恐慌笼罩着她时，乔茜（Josie）只想去死。在那段时间，她看到自己在3年前住的那个小小的、淡蓝色的宿舍里——不，她实际上就在那里，又遭到了暴力。就是那种感觉。在那时，除了死亡，她无法逃离痛苦。她最近一次落入黑暗是在2天前，她过量服药，试图自杀。 “如果在那些时刻，你能从痛苦中得到一些缓解，”社工在医院里问她，“你还会想死吗？” “我无意冒犯，但这是一个有点愚蠢的问题，”24岁的乔茜回答，“如果我感觉好些，我为什么想死？我想死就是因为我无法停止伤害。” “好吧，很明显，停止重历那个可怕的夜晚是多么重要，”社工说，“让我们来谈谈如何从那晚的恐怖中逃脱出来，回到此时此地的安全。” 社工与乔茜讨论了各种着陆技术，并邀请她提出自己的想法。乔茜确定了几个可以尝试的选择。她可以睁大眼睛，记下在房间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她可以看电视，数数她听到“the”这个单词的次数。她可以在手掌内侧摩擦冰块。她还可以抚摩她的狗的毛发。仅依靠这些着陆练习并不能治愈创伤后应激或绝望。但这些练习可以帮助她把注意力带回当下——一个没有暴力的时刻，一个远离过去的时刻。 技巧76：匹配价值观与行为激活 “恢复旧习惯或寻找新习惯，在疗愈过程中通常很重要。” （Jacobson et al.， 2001， p.259） 考虑自杀的人，尤其是那些有抑郁或焦虑的人，经常会体验到麻痹感。他们不再做可能帮助自己感觉更好的事情，随后因为没有做这些事而难过。行为激活有助于打破这种模式（Kanter et al.， 2009）。作为认知行为治疗的一部分，行为激活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它使有自杀倾向的人能够与有价值的、并且往往是基本的活动重新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可以对抗自杀的威力。 行为激活的一个关键原则是，不要等到感觉好些的时候才开始做可以帮助自己感觉更好的事情。行为激活提供了一系列具体步骤（Kanter et al.， 2009）。首先，按小时监控并记下每天做的事情，并写下在这些时间段内的心情。在回顾活动时，寻找做得太多但会带来反作用的事（如，卧床不起）和做得太少的建设性活动（如，社交）。然后，识别各种影响情绪的活动。活动监测为识别被忽视的活动提供了基础，如果重新开始这些活动，就可能改善情绪和生活质量。 借鉴接纳承诺疗法（Hayes et al.， 1999）的内容，临床工作者还需要评估来访者的价值观，以识别能为他们的生活确立目标的其他活动（Kanter et al.， 2009）。探索来访者在不同领域的价值观，包括工作或学校、人际关系、信仰和灵性（spirituality）、为他人服务、自我照护、娱乐以及其他对来访者重要的领域。识别价值观有助于引导来访者参加与理想生活相一致的活动。心理治疗师和教练哈里斯（Harris， 2009）提出了以下问题来帮助了解来访者的价值观（p.11）。 “在内心深处，你希望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你的主张是什么？”“宏观而言，对你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有些来访者的绝望或无助感十分严重，使得他们无法想出任何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要共情来访者的绝望状态，并且只关注激活他们的行为。 确定了日常活动和价值观后，临床工作者和来访者就可以一起创建一个活动等级列表，按复杂性和难度对来访者认为有意义和必要的活动进行排序。从最简单的活动开始，将其分解为小单元。例如，一个停止锻炼的人可能在第1天只是穿上运动鞋，几天后是走到车道尽头，再过几天走到街区尽头，然后绕着街区周围走，等等。如此循环，“螺旋式上升”就会随之而来（技巧75）：活动有助于改善情绪，使再次参与变得更容易。同时，来访者继续列出全天的活动，并在每次活动前后评估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的数量和复杂性也会增加。 强调接纳当下的情绪状态和继续前进的价值，还要理解，来访者不需要感觉良好也可以行动。这将帮助来访者在按照价值观生活的同时，履行日常义务。同时，在没有进展的时候，注意不要让来访者产生失败的感觉。将面前的活动当成实验，让来访者去发现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去检查参与活动的阻碍，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尽管行为激活与自杀的关系尚未得到专门研究，但有丰富的证据支持行为激活对抑郁来访者的有效性。一项综述表明，行为激活在帮助来访者从抑郁发作中恢复的方面比药物更有效（Ekers et al.， 2014）。当抑郁非常严重时，行为激活的效果尤为显著（Ekers et al.， 2014）。行为激活的易操作性和实证基础，使之得以在有需求的来访者中应用，帮助他们重新参与增强掌控感、提升胜任力和增加生存理由的活动。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韦伊（Wei）的“内在批评家”不断地指责他一文不值、失败、不配活着，就像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嘲笑他的恶霸。这些反刍让37岁的韦伊不愿与父母、兄弟和朋友联系，也很少回邮件和短信。他完全不接电话。他离开房子只是为了工作和处理必要的事务。如果他独自待着，他就会在脑海中回避有关他的缺陷和由此引发的焦虑的明显证据。然而，这种自我封闭剥夺了他可以用来对抗思维虐待的一切联结、友情和爱。 心理医生需要帮助他重新与他人交往，尽管韦伊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到。心理医生从活动监测开始。她给了韦伊一张表格，用来记录他一周的每日活动，并在每次活动期间从0（悲惨）到10（快乐）的等级对情绪评分。一个很明显的模式出现了：每晚下班后，韦伊回到公寓，缩在电视机前，在沙发上睡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不吃晚饭。他也不处理需要做的事情。这种疏于照顾让他对自己感觉更糟。在周末，这种模式成天都在重演。他不洗澡，也不换衣服。他简直就是蛰居了。 心理医生与韦伊探讨了他的价值观和目标。尽管内心受到无情的折磨，韦伊还是想过上有朋友和家人，甚至有朝一日有妻子和孩子的生活。他渴望成为那个让他感到被驱逐的世界的一部分。韦伊能看到自己的行为如何与价值观背道而驰，但感到无能为力。 心理医生对此提出了质疑：“目的不是让你与他人在一起时感到不那么焦虑——至少现在不是，”她告诉他，“目的是你即使感到焦虑，也能与他人建立联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韦伊回答。 “这倒是真的，”她说，“这很难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很小的事情开始。” 然后，心理医生和韦伊头脑风暴能让他重新进入社交世界的方式。首先，他们约定，第二天下班后，当他坐在公寓的沙发上，就给父母发一条简短的短信：“嗨。很抱歉我一直没有联系你们。”韦伊担心这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父母的短信让他不知所措，他会回复：“我不能继续发短信了，我只是想打个招呼。”在活动日程表上，他会对发短信前后的情绪进行评价。接着，第三天，他会和最好的朋友以及他的兄弟重复这一过程。另一个约定的活动是在22点停止看电视，去床上睡觉。他的激活任务每天都在增加。在周末的某一天，他会冲个澡，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在下一个周末，他两天都会洗澡。韦伊努力完成这些活动，虽然有时他会感到很无力。心理医生试图了解其中的阻碍，并共情他的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韦伊频繁地给家人和最好的朋友发短信，也更好地照顾自己，他开始感受到更加紧密的联结，甚至感觉到一点点希望。他仍然对自己有无休止的消极想法。他仍有自杀的念头。然而，他并没有让这些想法阻止自己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去重建生活、重获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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