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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序的时候，我正在从西班牙回美国的飞机上，除了有不受干扰的七个小时之外，这段行程本身就给了我很多写序的契机。一方面，我和《尤物》的译者柴梦原终于见面了，从2020年他联系我，要翻译我的第一本书迄今已经四年，我们终于在收到《尤物》校样的第二周，在格拉纳达的一个工作坊里碰面，我得以当面致谢，也得以一起感佩出版社和编辑肖峰老师的效率。另一方面，这本书中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另一段从西班牙到美洲的旅程，那就是西班牙人来到美洲的历史，西班牙人想在美洲推广蚕桑业，从而满足欧洲对中国丝绸的痴迷追求，他们更想通过美洲去寻找通往亚洲市场的航线，从而获得更多的瓷器丝绸。1571 年，在这个航线终于建立之后，亚洲和美洲有了直接的联系，两地的丝绸生产有了交织，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跨太平洋丝绸贸易开始了。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往往惊叹于“没有人是一座孤岛”（no one is an island），着迷于不同地方千丝万缕的联系。诚然，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但是人们和自然界的种种交换互动和此消彼长的关系却往往有可以相互印证的地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用小刀从仙人掌上收割胭脂虫的身影和中国江南蚕桑期夙兴夜寐的蚕农身影逐渐重合。对不同的人来说，“全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但是当漳州的文人热议各种海外珍奇的时候，他们大概能够理解那些在阿卡普尔科港口翘首期盼的西班牙商人—后者在等待一年一度到港的马尼拉帆船。不同文化总有着不同的时尚潮流，但是在16—17 世纪的中国和墨西哥，人们却有着对于红色的一致追求，即便他们喜爱使用的染料大相径庭，但他们赋予红色的意义却在无形中契合了。 由于中国丝绸贸易，大批美洲白银流入明代中国，一部分被直接换成黄金带回美洲赚取差价，更多的则进入了福建商人的口袋，以及充实了明朝的军费。一同来到亚洲的还有新世界的作物，以及后来风靡全球的巧克力。西班牙的旅行者千里迢迢来到马尼拉，在写给国王的信中，他们探讨中国的政治历史，表达对神出鬼没的海盗的畏惧，商量如何才能更大限度地获利。亚洲的船员、商人和工匠也漂洋过海，被葡萄牙人从印度带去菲律宾的“中国姑娘”，搭上了马尼拉大帆船，到了墨西哥城，在民间故事的刻画中，她参与设计了墨西哥的国服。与此同时，信息和知识经历了大爆炸一样的发展和传播。很多面向普通人的技术性记录被保存了下来，比如蚕桑图民谣记载的浴蚕，墨西哥社区法典记载的散落在桑叶上的蚕，还有欧洲植物学家笔记本记录的不同桑树。在笔记、小说、游记、信件，还有许多地图中，知识发生了流转。 全球化经常伴随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明代中国经常忧虑于海防的不稳定，希望能严密监控出海的船只数量，西班牙的王室则不断颁发禁止中国生丝进入墨西哥的法令，甚至进行一些突击检查来惩罚那些运输过量商品的船只。虽然两个国家对彼此都充满了怀疑，希望保持距离，但它们是历史中的难兄难弟。明朝不断重申的禁奢令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卡斯塔画一样，都成为那个时代遍身罗绮的一个无奈注脚。 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很多政策、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如太平洋周边贸易、“一带一路”倡议，其实都由来已久，其中不仅有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化交流、发明、商业大发展，更有背后的困惑、挣扎、对本土传统的执着和对不确定性的适应。我们不禁要发问：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在全球化的进展中，个体之间的对话是创造性的还是误读的？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对抗和消磨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当知识和信息开始呈现爆炸式积累的时候，原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做好了包容的准备？也许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反思，何为国家的概念，何为市场的边界？时尚是什么，时尚的诱惑物究竟触碰了谁的利益，激发了谁的想象，以及造成了什么样的发展？在人和环境的不断拉锯中，我们对于异域的想象，对等级的挑战，对国家的归属，得到了怎样的展开和消亡？ 这些问题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从十多年前我还没有决定选择历史专业的时候，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的温情和敬意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后来在北京大学几位先生的指引下，我读了《全球通史》，读了不同学者对中国史的解读，这种温情和敬意变得具象化，与个体命运和文化追求息息相关。而更多的问题来自我真正开始在跨文化的语境中研究、写作和教课。在美国研读特别是教授中国史，我总是感觉同时在被两方的文化和学术语境所加持和拉扯。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挣扎。如何在讲述自我历史的同时保持局中人的温情和他者的敬意，是不断困扰但也启发着我的命题。从全球的视角看中国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能自洽的一种方式。我的第一本书是从地方研究的视角看宋代的西湖文化（中文版《西湖的诞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在求职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如何在大的背景下讲具体的故事，如何与研究古代地中海还有近代拉美史的同行对话。这个有些挣扎的过程让我学会了在全球史背景下类比，也让我接触了很多跨国别和跨时代的理论框架。做20 世纪巴西国家公园历史研究的同事也许无法明白“浓妆淡抹总相宜”如何被不断地引用生发，但是他能理解凝视风景的意义，以及城市与自然之间的角力。做古罗马城市史研究的同事可能会觉得南宋的笔记传统令人困惑，但她能够明白我对水利治理的探讨。 这种不断的叙述和讲解让我总是不自觉地追问：在这个时间的另外一块大陆上发生了什么？海外访客对于中国的书写是什么样的？物质和视觉文化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这样的诉求让我注意到了植根在杭州的丝绸生产（在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新的丝绸博物馆在杭州开放）和历史上东南沿海的外贸，更鼓励我设计了几门后来颇受欢迎的本科生课程，其中一门就是“全球史中的中国，1500—1800”。在准备这门课的时候，我和研究墨西哥史的同事聊天，他提到一个印第安社区给西班牙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开始桑树种植和丝绸生产。这个契机让我开始关注墨西哥的桑树种植和中国丝绸消费。 讲一个能让不同文化和学术背景的人都感兴趣、都能找到共鸣的故事，是开始这本书的研究的初衷。我发现学生对于不同的桑树有浓厚的兴趣，做欧美史研究的同事对红色染料的不同也颇有兴致。在2019 年的一次世界史会议之后，我被邀请拍摄一个关于宋代丝绸史的教学视频，再设计一份针对高中的教学材料。设计的过程让我发现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也让我克服了研究者的写作困境（毕竟写讲义要比写论文的心理压力小一些）。对很多没有中国史甚至亚洲史背景的学生来讲，这种和美洲的联系让他们觉得中国史是亲切的、可以触摸的、多彩的。而对于我来讲，那些从前一知半解的太平洋地理、社区法典中使用的杂糅语言，还有美洲大陆复杂的种族体系也变得熟悉和生动起来。 我亚洲史课上的学生总是问为什么不能多讲一些东南亚历史，这些学生很多是在东南亚出生的华人，或者是对太平洋市场好奇的美国学生。我一方面解释学术界过去的局限和教科书的缺乏，还有我知识储备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能多讲讲东南亚的历史，毕竟在历史上这里的海域连接了全球的商品和好奇心，是个名副其实的外交舞台。就像当年的马尼拉在西班牙移民和中国移民之间寻求自己的认同一样，我的很多学生也在这个国际化的语境下寻求作为亚裔的认同，这样的认同在当今的美国政治环境下变得异常重要甚至生死攸关。通过具有温情和敬意的全球故事，也许我们能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许我们的某些伤怀能够被来自历史的共情所抚平，也许对于历史复杂性和移民普遍性的认识能让我们重新看待当今社会很多人为设置的界限。如果像我的学生说的那样，他们很高兴能在美国的文化中听到全球的和亚洲背景下的中国史，那么《尤物》这本书的抛砖引玉也许就获得了哪怕微不足道的现实和人文关怀的意义。 我后来在上海的大学讲了“全球史中的中国”这门课。这里有不一样的听众，但有同样的对于全球视角的兴趣。国际化的影响凸显了中国丝绸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折射出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碰撞和错位。来自欧洲和美洲的记载与图像也让我们习以为常的中国和中国商人的形象变得丰富立体。这种丰富滋养了温情，而宏观的讲述生发了对时空浩荡的敬意。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到了西班牙，在那次旅行中，塞维利亚港口的眺望塔和橘子树令我印象深刻。从这里出发的很多西班牙官员，最后被派到了亚洲，和中国的“常来人”还有菲律宾人分享兴建中的马尼拉；从这里出发的工匠，在墨西哥城等待加工来自中国的白色丝绸。这里的橘子反映了一方的风土，不仅产出了英国人喜欢的果酱，大概也激发了西班牙旅行者不厌其烦地记载各处沿海港口特产的兴致。从这里出发就如同从福建或者马尼拉出发一样，能讲出非常迷人的全球故事。从本科的课程开始，我的学术叙述一直希望能摆脱欧洲中心论，从欧洲中心到大分流和亚洲是世界市场的中心，再到如今的去中心化，我很高兴地意识到我已经不再谈欧洲而色变，而是把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看作故事的背景和参与者。在《尤物》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中，漳州、马尼拉和墨西哥城都是新的中心、并存的中心。 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不安的。我的学术训练背景是从宋朝到明朝的历史（中古中国），在海洋史专家面前我总是自惭形秽。我更不是墨西哥历史的专家，我只能借助字典缓慢地阅读西班牙的文献，我需要不断去和拉美史的同事确认基本的概念。我也不是以物质文化见长的艺术史家，他们对于图像和物品的见解经常让我望尘莫及。但国内外的很多学界朋友还有学生（对此我把致谢放在了英文版序里）鼓励我，说总不能写一本书要先追求完全掌握西班牙文、贯通拉美史，外加熟悉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吧，这本不是一个学者或者一本书能做到的。如果不敢尝试挑战这些国别史和学科界限，那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故事从何谈起？后来听三联中读的公开课“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得到了很多启发，产生了不少共鸣。我想，虽然一开始到达墨西哥的那些廉价中国丝绸因为粗糙和不合时宜而被质疑，但正是最开始的几船商品引出了之后那些精美的丝绸制品，以及恢弘的太平洋丝绸贸易。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希望我在书中所尝试表达的温情和敬意能被看到，能有回响。 书中自然有疏漏瑕疵，我也把这项研究看作一个还在进展中的项目。今年（2024 年）我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做研究员，开始研究一个有延续性的新题目“近代早期太平洋的三座城市：明朝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我选取了漳州、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这三个案例，希望能深入探究太平洋贸易对港口城市空间和文化的影响。这个题目从物转向了人，但延续了我对地方研究和空间书写的兴趣。希望能借此在追求温情和敬意的路上再走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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