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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影响几代作家、改变法国文学的不朽之作！沉寂多年再版归来
一经出版便引发文坛地震，20世纪法国文学的永恒经典；
存在主义的先声，虚无主义的集大成者，“垮掉的一代”心中的巨擘；
启迪萨特、亨利·米勒、凯鲁亚克、菲利普·罗斯、布考斯基等几代作家；
米兰·昆德拉为了资助其捷克语版本，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版权收入；
略萨则说：在普鲁斯特之后的现代法国文学，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与塞利纳相提并论。
塞利纳：惊世骇俗的底层黑马，“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被誉为“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嚎叫的，挑衅的；
与普鲁斯特齐名——但是反精致，反文化，反中产美学；
他将生活中的口语呈现于纸面笔下，创造了“一种和话语同样生动的写作”；
他弃医从文，蔑视一切道德，试图用写作的解剖刀剖开人性，刺破谎言；
而他立场摇摆的一生，则为他的作品蒙上了藐视一切道德的黑暗光晕。
朋克鼻祖，发疯艺术家，一个底层青年在烂泥中摸爬滚打的史诗
《长夜行》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出发，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却道尽了世界的阴暗。
主人公巴尔达米上过“一战”的前线，横跨欧、非、美三大洲，
当过士兵、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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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是巴尔达米，当过士兵、殖民地代理人、流水线工人、龙套演员、诊所医生、疯人院主管。
我一点也不勇敢、不善良，缺乏同情，漠视理想。可以说，我是个浑蛋。
世界是个大垃圾场，我在其中阴暗爬行。陪伴在我身旁的，只有肉欲和困窘。
对我来说，生命是难以忍受的冒险。没有比这更绝望的冒险了。
我的故事不是什么光彩的传奇，但说出来也许会有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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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
1894年生于巴黎郊外的库尔贝瓦市。
1912年入伍，在“一战”中重伤。出院后，前往非洲喀麦隆工作。
战后回到法国，在巴黎郊区行医，同时创作《长夜行》，出版后立刻轰动文坛。
他大胆采用口语、俗语，揭露生活的罪恶与黑暗，
被誉为“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
徐和瑾（1940—2015）
翻译家，复旦大学法语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译有《追忆似水年华》《长夜行》《漂亮朋友》《局外人》《地平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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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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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与长夜行 / 张秋子
1949年再版序言
一～十
【第二册】
十一～二十八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年表
【第三册】
二十九～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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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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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费迪南·塞利纳与《长夜行》
张秋子
一 摇摆之间
《长夜行》是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长篇小说首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
塞利纳于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巴黎郊外塞纳省的库尔贝瓦镇（今属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他的父亲费迪南·德图什曾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的母亲玛格丽特-路易丝-塞利纳·吉尤在巴黎开了一家花边店，赚了不少钱，甚至还买得起钻石，直到如今，她的孙女还佩戴着这些钻石。
如果找一个词来概括塞利纳的人生之路，大概可以用“摇摆”。
在他人生早年，发生过两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美国舞蹈家伊丽莎白·克雷格成为塞利纳的情人与知己。据她回忆，两人在荷兰的时候，塞利纳带她去了一条街，那里有很多年轻女人在卖她们漂亮的孩子，女人们在街头走来走去，然后寻得一个男人，只要这个男人给母亲一美元，就可以对女孩子为所欲为。塞利纳对克雷格说：“你看到生活是多么恶毒了吗？”克雷格觉得，也许只有荷兰人喜欢这些把戏，不可能全世界都这样，塞利纳却说，巴黎也有这种情况，方式不同而已。出身优渥的女舞蹈家问道：“你既然觉得这是可怕恶毒的事情，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比如让这种事情非法化。”塞利纳显得有些不置可否，他觉得如果被抓住，这些女人会有大麻烦，但如果只是在街上走来走去，宪兵与警察其实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言下之意，他无可奈何，甚至觉得这样也无可厚非。这种态度让女舞蹈家有些难以忍受，而塞利纳却对这些底层的惨景与无力感见多不怪了，只要读者翻开《长夜行》，就会发现里面恶行累累，而主角的态度同样是满不在乎，乐在其中。
然而，更早一些时日，塞利纳却是一个想要通过行医拯救世人的青少年。他在童年时期，就希望成为一名医生，在他去世前不久接受记者雅克·达里伯奥德的采访时，塞利纳回忆起他对医学的兴趣，称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职业，比他母亲为他规划的珠宝商生涯更有诱惑力，毕竟他觉得父母只想把他“变成一个采购员！一个百货商店的小贩”。青少年时代的塞利纳看到有医生来为自己的母亲治病，深深感动于医生身上“神奇”的利他主义力量，这与父母所在的商业世界里的利己主义截然相反，于是，他开始想象自己也能够治病救人，救赎苦难，简直如同魔术师一般！他历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医学学位，并于一九二八年在蒙马特开设了私人诊所。我们会看到，他早期的访谈一般都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品行端正、身着白大褂的年轻人，兢兢业业从事着自己的医学事业，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喜欢为主角设计医生的身份，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穿梭、观察，游刃有余，这本《长夜行》中的主角巴尔达米正是如此。
救赎与放任之间的摇摆有可能来自塞利纳夹缝般的出身。他既没有生于底层，也没有生而显贵，而是生在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终生的期待就是从小商人的位置向上爬，甚至把他送去塞纳河畔的学校读书也是为了学到一些最终能用在蕾丝花边生意上的知识。为了能够向上爬升，塞利纳的父母显出了一种令他感叹不已的“狂热的接受”态度，他们不仅仅痴迷于金钱，还毫无道理地尊崇那些有钱人。作为一名裁缝、一名蕾丝花边的经营者，母亲的全部生计都依赖于有钱人的采购，所以，她可不能得罪金主，甚至连逞逞口舌之快的批评都不允许，据塞利纳回忆，母亲总是对他说：“你这个小坏蛋，如果没有富人，我们就没有东西吃……”所以，在他的另一部自传色彩同样非常浓郁的作品《死缓》中，他以母亲为原型刻画了小说中的母亲克莱芒丝，这个角色对待工作孜孜不倦，对待社会秩序安然接受，对待苦难逆来顺受，对待小资产阶级的那套价值观也全套照搬，与塞利纳的母亲毫无二致。她因小儿麻痹落下的残疾以及对孩子能在珠宝交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期望，几乎也都是塞利纳母亲的写照。
塞利纳对父母这种向富人毫无原则的卑躬屈膝感到极端的屈辱和厌恶，所以，他毫无讳言地批评上流社会的生活风气，在《长夜行》中，读者会接触到一个与《追忆逝水年华》（后简称《追忆》）截然相反的底层世界，塞利纳也在小说中明确谈到：“普鲁斯特这个人一半是幽灵，他以非同寻常的韧性，沉溺于社交界人士无法摆脱的漫无止境、琐碎无聊的礼仪和活动之中。这些社交界人士思想空虚，是追求欲望的幽灵，是优柔寡断的浪荡公子。”一个人若是习惯了普鲁斯特小说中软绵绵的空气，悦耳的钢琴声，可口的椴花茶以及豪华沙龙里没完没了的闲聊，猛地被扔到塞利纳的世界里，肯定会被吓一跳。然而矛盾之处也在这里，虽然塞利纳批评上流人士的空虚、想入非非以及寻欢作乐，可是他笔下的人物也在干同样的事情，并没有显出更多的理想色彩，所处的环境与所采取的行径甚至更为恶劣直白，暗杀、猥亵、滥交、诈骗、抛弃等恶行数不胜数。
比如说，普鲁斯特在《追忆》中曾经描绘过一个女佣之恶，她为了赶走自己讨厌的女工，设计让这位女工剥芦笋，引发她的哮喘，而且发作起来十分厉害，最后只能辞职不干，普鲁斯特称其有着“一套巧妙而残忍的诡计”。在《追忆》中，一切恶行都是曲折的、遮掩的，然而在《长夜行》中，一切罪行都无须“设计”或者伪装成“诡计”，都是壮着胆子直接去干。比如小说中主角的好朋友鲁滨逊要帮助一对夫妇害死老母亲，干脆就在兔笼装炸弹，等老太太打开笼子时把她炸上天，至于这个毒计是否得逞，读者大可自行勘探。
矛盾与摇摆还体现在塞利纳的职业选择上。早年间，他就将学医视为摆脱从商的潜在出路，所以，当作家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然而，刚从学校毕业的那几年里，医生梦遥不可及，他只能过上一种四处漂流的生活，在各种职业与人生选择中摇摆不定。流浪漂泊的生活带来的却是难以消弭的灾难性结果：疾病。一九一二年，他开始服兵役，“一战”爆发时，他在法国骑兵部队服役了三年。在前线，他经受了严重的创伤，手臂神经问题与耳鸣持续余生。《长夜行》中，塞利纳写过好几次关于耳鸣的细节，尤其是昂鲁伊老太太的儿子就患有剧烈的耳鸣，他痛苦地抱怨说这耳鸣越想它鸣得越厉害，可恶至极，害得他睡不安宁。一九一六年，塞利纳又前往喀麦隆的桑加-乌班吉木材公司任职，在这里不幸罹患的痢疾和疟疾与战场上留下的后遗症一样困扰了他一辈子。因此，《长夜行》中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疟疾的书写，巴尔达米到达非洲后因为疟疾与腹泻，一到傍晚五点钟就会头昏眼花，浑身发烧。这些疾病的书写几乎都取材于作家本人飘摇流离的人生经历。
直到一九一七年，塞利纳在殖民地医院度过了几个月的煎熬后回到了法国，他这才有机会真正接近幼年时梦想的职业。他的英语水平不错（小说中也有对应的情节，主人公因为英语口音极好，所以教一个疯人院的老板巴里通的女儿学习英语），因而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巴黎的一个职位，讲授肺结核的认识和预防。正是这段经历，似乎让他历经磕磕绊绊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使命，选择了医学领域，并最终在蒙马特开设了私人诊所。蒙马特是巴黎非常年轻的一个区，圣心大教堂与红磨坊都在这里，许多文人雅士也聚居于此，塞利纳由此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从医学走向文学之路似乎就有了必然性。
最早，塞利纳创作的是戏剧，但这些作品只遭逢冷遇，它们显得结构复杂且篇幅过长，于是，他又转向了小说创作，并在《长夜行》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笔名——来自“塞利纳”的颠覆之作：不再关注神与美，不再追逐文化与精致，对英雄也不屑一顾，只有对罪恶与黑暗生活的穷极描写。这部作品最终被出版商罗伯特·德诺埃尔看中。此人与塞利纳颇为相似，也学过医，也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也自诩为边缘人。他精准地抓住了塞利纳的“卖点”——把一切优雅的东西全都打翻在地，狠狠践踏一番。在最初的版本中，德诺埃尔还别出心裁地附带了一份挑衅插页，它向所有读者预告：这位正值壮年的作家会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攻击医生、学者和文人。可以说，这位很有宣传头脑的出版商精准地抓住了塞利纳身上摇摆的东西，并且迅速将其变现，树立“人设”：这是一个谦卑的医生兼不情愿的作家。
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出版商通过“匿名”或“笔名”的方式摆噱头，刺激图书销量，《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以“柯勒·贝尔”这个男人的名字初出茅庐，就引得四方猜疑：这个贝尔究竟是何方神圣？只有狄更斯猜出这个男名背后可能是一位慧心的女子。二十世纪以来的图书市场更为成熟，出版商们深谙包装的门道，很快，塞利纳就被包装成在两重身份中摇摆与挣扎的形象，而他也乐于配合：人们经常会拍到他在药房里穿着白大褂，被医学界同事包围的照片，他写信时也故意使用带有诊所标识的信笺；越是在文学之路上功成名就，他就越要出面贬低和诅咒自己的成就，他为《长夜行》持续受到推崇感到气愤，但在迟迟未获得龚古尔奖后，他又将自己与世隔绝，大量减少曝光的机会。这大概是出版界屡试不爽的“饥饿营销”，作家们往往会通过故意和公众疏远来激起更狂热的兴趣，《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费兰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都精通此道，我们如今还在阅读与讨论《长夜行》这本书，各种文学畅销排行榜上本书也经久不衰，也许其中不能少了作家与出版商共同谋划的摇摆“人设”的功劳吧。
当然，在塞利纳的一生中，最摇摆也最具争议性的是他对待战争与纳粹的态度。早年走上战场的经历让他留下了深切的身心阴影，许多评价者甚至认为他本人和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偏执、神经质、狂躁症与濒临疯狂都可以归因于万恶的战争，所以，他感到需要不惜代价阻止下一场战争，这也是他后来倒向纳粹的原因，他相信这股力量可以力挽狂澜，终结现代世界的混乱。再加上他很早就表现出反犹的倾向，所以投身纳粹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除了在小说中透露出反犹思想，他甚至还专门写过小册子宣传该思想，这些作品后来遭到了销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应该把它们重新挖掘出版，作为当时的历史证言，反向理解纳粹对人心的屠戮。这一举动也许会伤害很多活着的人，所以最终作罢，但无论如何，在反战和纳粹之间的摇摆，成了我们理解塞利纳生平最大的谜团。
。。。。。。
有钱人不用杀人就能吃上饭。据他们说，他们让别人去干。有钱人自己不做坏事。他们雇人干。为了讨有钱人喜欢，人什么都干，这样大家就都满意了。有钱人的老婆漂亮，穷人的老婆难看。这是几个世纪下来的结果，同穿着打扮没有关系。娇滴滴的美人们吃得好，洗得干净。这些人活着，就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至于其他的人，拼命干也没用，他们滑到岔路，就重新开始酗酒，因为酒精对活人和死人都有防腐作用，但喝上了酒就一事无成。这点已经得到证实。这么多世纪以来，我们亲眼看着我们的家畜出生、干活、死亡，但它们也从未发生过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只是像其他许多动物一样，不断生老病死，平淡无奇。对于目前发生的事情，我们本来是应该理解的。无用的人们就像源源不绝的波涛一样，从岁月的深处涌现出来，接连不断地在我们面前死去，而我们却待在那儿，希望得到一些什么……人总是要死的，去想它又有什么用。
有钱人的老婆吃得好，保养得好，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就变得漂亮。这确实如此。总之，这点也许就够了。我们可不知道。不过，这至少是活下去的一个理由。
“美国的女人，你不觉得她们比这儿的女人漂亮？”自从鲁滨逊回忆起自己的那些旅行以来，他就一直问我这样的事情。他好奇，甚至谈起了女人。
这时，我去看他的次数稍微少了一点，因为在这个时候，我被任命为一家小门诊所的主治医生，给附近的结核病患者治疗。直说了吧，干这事我每个月可以得到八百法郎。我的病人主要是市郊贫民区的居民，贫民区就像是永远无法完全去掉泥土味的村庄，到处都是垃圾，四周是一条条小路，那些早熟的黄毛丫头不去上学，站在小路上的栅栏旁，想从好色之徒那儿捞到一法郎去买薯条吃，却得了淋病。这种地方在先锋派的电影里可以见到，在那儿，脏衣服挂在树上，把树都弄臭了，在那儿，地上的所有生菜在星期六晚上都被小便浇得湿淋淋的。在这几个月的专科门诊之中，我没有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创造出任何奇迹。然而，治病十分需要有奇迹出现。但是，我的病人们并不希望我创造奇迹，相反，他们要依靠自己的结核病，才能从绝对贫困的状态转入相对贫困的状态，才能摆脱永远喘不过气来的状况，从政府那儿领到微薄的津贴。战争以来，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但他们的痨病还是没有治好，不过他们的病多少起到一点作用。他们越来越瘦，原因是一直有低热，再加上吃下去的少，吐出来的多，大量饮酒，还得干活，只是三天中只干一天。
他们一心一意希望得到补助。只要他们在咽气以前还能等一等，补助就会来，像是上帝发了慈悲。要是没有亲眼看到希望得到补助的穷人们起死回生并且等到了什么，你就不会知道“起死回生的等待”意味着什么。
他们几个下午、整整几个星期都在盼望，外面下雨时就等在我破旧的诊所的入口处和走廊，希望含菌的百分比高，希望痰里确实带有结核杆菌，货真价实，痰里“百分之百”都带结核杆菌。他们希望在领到补助之后才把病治好。当然，他们也想到要把病治好，但想得不是很多，因为他们心里只想定期领到补助，只要领到一丁点儿补助，什么条件都能接受。除了这种毫不动摇的巨大欲望之外，他们只有一些次要的愿望，相比之下，他们的死亡也成为某种相当次要的事情，最多只是一种体育上的冒险。死亡毕竟只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事情，而定期补助则像贫困一样，能持续一辈子。有钱人感到满足的方式不同，所以不能理解人们何以会如此狂热地追求生活上的保障。成为有钱的人，是另一种陶醉，是忘却。有人要成为有钱的人，甚至就是为了这点，就是为了忘却。
我渐渐改掉了一种不良习惯，即答应让我的病人们恢复健康。身体健康的前景，不会使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总之，身体健康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身体健康就可以去干活，但又怎么样呢？而国家的补贴，即使微不足道，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好。
当你没有钱可以给穷人的时候，你最好还是一声不吭。当你在对他们谈论钱之外的其他东西时，你就在欺骗他们，就在撒谎，几乎总是这样。要使有钱人高兴不难，只要用镜子，让他们在镜子中自我欣赏就行了，因为在世界上没有比有钱人更好看的东西了。为了给他们鼓鼓劲，每隔十年让他们的荣誉勋位升上一级，就像老妇的乳房需要定期隆一样，他们就可以再干上十年。事情就是这样。我的那些病人是一些自私自利的穷人，他们追求物质利益，一心只想用带血、阳性的痰来实现他们卑鄙的退休计划。他们对别的事都毫不在乎，甚至对一年四季也毫不在乎。他们对四季的感觉和了解，只局限于同咳嗽和生病有关的事情，例如冬天得感冒要比夏天容易得多，但春天更容易咯血，而在天气热的时候，体重每星期会减少三公斤……有时我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他们在候诊时以为我在别的地方。他们说我的坏话没完没了，说的谎话叫人难以想象。他们这样说我的坏话，大概可以给自己鼓鼓气，使他们具有他们所必需的某种神秘勇气，以便变得更加冷酷无情，更能吃得起苦，变得狠巴巴的，以便活下去、顶得住。说坏话、诽谤、蔑视、威胁，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这一点应该相信。但是，我还是尽量去讨好他们，而且是千方百计，我站在他们一边，设法为他们效劳，开给他们许多碘化物，让他们把该死的杆菌咳出来，但这样做却从未使他们的恶言恶语有所收敛……
我询问他们的病情时，他们待在我的面前，脸带微笑，就像用人一样，但他们并不喜欢我，首先是因为我要把他们的病治好，其次是因为我没有钱，他们叫我看病，就意味着看病是免费的，这对病人来说总是不光彩的事，即使对就要领到补助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背后，他们对我什么下流话都说。我也没有汽车，就像郊区大多数医生一样，但在他们看来，我得用脚走路也是一种短处。只要有人对我的病人们稍加挑动?同行们做这种事并不少见?他们就会进行报复。我是热心助人，尽心尽力，可他们却以怨报德。这都是常有的事。而时间照样流逝。
有一天晚上，我的候诊室里几乎空无一人，一个神父就进来跟我谈话。我不认识这神父，差点儿把他打发走。我不喜欢神父有自己的道理，特别是在圣塔佩塔被人卖到船上之后更是如此。但这个神父，我怎么也认不出来，所以无法用确切的事情来责骂他，我以前确实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他。可他想必像我一样，夜里常常要在朗西行走，因为他负责附近的地区。也许他在外出时总是避开我？这点我想到了。另外，别人应该对他说过，说我不喜欢神父。这点从他闪烁其词的开场白中可以感觉得到。总之，我们从未在同一个病人的床边遇到过。他对我说，他在附近的一所教堂里任职，已经有二十年了。信徒倒是不少，但施给他钱的却不多。他可以说像个要饭的。这点使我们俩感到亲近。我觉得他身上穿的袍子就像马赛鱼汤里的一片海鲜，这样在贫民区里走来走去很不方便。我对他指出了这点。我甚至坚持认为，穿着这样的袍子极不方便。
“习惯了！”他对我回答道。
我这种放肆的话并没有使他感到生气，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和蔼。他显然有什么事要求我。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就像在说单调乏味的知心话，我想这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当他小心谨慎地做开场白时，我却在想象这个神父为了赚取身上所需要的卡路里每天在做些什么，要装出各种各样的面孔，还要做出允诺，就像我做出的那样……另外，我为了自娱，还想象他赤身裸体站在祭坛前面是什么样子……得养成习惯，一开始就把你的来访者剥光衣服进行想象，这样做了以后，你对他们的了解就会快得多，无论来者是谁，你都能立刻在他身上看出其巨大而贪婪的蛆虫本质。这就是想象的妙处。他那讨厌的名声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赤身裸体，在你面前只是个可怜的叫花子，自命不凡，自吹自擂，竭力想结结巴巴地说出某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没有什么能经得住这种想象力的考验。这能让你立刻搞清状况。除却这赤裸的肉体，剩下的就只有思想，而思想从来就不能使人害怕。有了思想，什么也不会失去，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而一个衣冠楚楚的人的名声，有时是相当难以忍受的。他的衣服里全是讨厌的气味和秘密。
神父的牙齿非常不好，呈黄褐色，边上是暗绿色的牙垢，看来是严重的牙槽脓漏。我想要对他谈他的脓漏，但他忙于对我叙说事情，使我无法开口。他对我叙说的事情在舌头的推动之下，正好不断地撞在残牙断齿之上，而我在暗中注视舌头的每一个运动。他的舌头在许多小地方被擦破，所以边缘在出血。
我已养成这种私下进行仔细观察的习惯，而且饶有兴致。当你留神注意词语形成和说出的方式时，就会看到这些词语令人不快地把口水一起带出。我们在谈话中所做的机械努力，要比排便更为复杂，更加难受。口腔是用浮肿的肉构成的花冠，它抽搐着嘘嘘作响，吸进空气，里面忙乱不堪，透过龋齿发臭的屏障，发出各种叫人讨厌的声音，这是多大的惩罚！可有人却要我们把这种事说得妙不可言。难哪。既然我们肚子里只有温暖、腐烂的肠子，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感情。爱上谁倒不难，难的是当白头偕老的夫妻。粪便不会老是待在那儿，也不会变大。在这方面，我们比粪便要不幸得多。我们硬是要维持自己的状况，这真是无法想象的折磨。
显然，我们奉若神明的，就只有自己的气味。我们的全部不幸，就在于我们必须是让、皮埃尔或者加斯东，不管日子过得怎样，我们都必须活下去。我们的躯体由动荡不安、平凡无奇的分子构成，每时每刻都在反抗生存这种痛苦的闹剧。我们那些可爱的分子，都希望尽快在宇宙中消失！它们感到痛苦，因为它们只是“我们”，而不是无限。我们要是有勇气，就会把自己炸成碎片，可我们只是在一天天地混日子。我们心爱的折磨，原子的折磨，就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和我们的傲气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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