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欧和东南欧民族大迁徙运动之最后阶段的历史，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我无法在本书的罗马尼亚语版（1999年）或英文版（2003年）中给予全面的解释——虽然我在这几年中一直专注于此事。鉴于上述版本的可用篇幅较短，涉及游牧部落及其与定居人群之关系的大部分书面资料和考古资料时，只能或者被忽略，或者被一笔带过。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只能忽略大部分的二手文献。
为了更完整地描述九至十三世纪迁徙人员的情况，我认为应该对 2003年秋天出版的英文版进行补充。而且，2003年版的发行量有限，未能在国内外得到充分传播。因此，出版一个新的英文版本是必要的。为此，我出国访问和搜寻文献，2002—2003年期间我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最新的历史和考古文献。这些访问是基于罗马尼亚科学院和奥地利、大不列颠、瑞典类似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框架，以及雅西大学与康斯坦茨大学现有的伙伴关系，同时也得益于一些著名学者的邀请，例如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赫维希·沃尔弗拉姆教授（Professor Herwig Wolfram， Institüt für ?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Universit?t Wien）、伦敦大学学院斯拉夫与东欧研究院的丹尼斯·迪利坦特教授（Professor Dennis Deletant，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斯德哥尔摩大学考古系的英格玛·詹森教授（Professor Ingmar Jansson，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Stockholm University）和康斯坦茨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沃尔夫冈·舒勒教授。与柏林的屋维·费德勒博士、埃夫里市的安敦·库萨先生（Mr Anton Cu?a， Evry）进行频繁的书籍互赠活动，让我可以接触到不太容易获得的材料，事实证明，他们非常乐意满足我的需要和要求。亚历山德鲁-库扎大学历史系的玛丽安娜·佩特库女士和雅西市摩尔达维亚历史博物馆的卡达林·里班先生（Mr C?t?lin Hriban， History Museum of Moldavia）在本书的插图和电子编辑方面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本书是在亚历山德鲁-库扎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研究所同事所营造的互相激励的氛围中完成的。
我以最诚挚的问候献给负有盛名的“施瓦茨米尔研究丛书系列”的协调人、康斯坦茨大学的沃尔夫冈·舒勒教授。
2004年1月于雅西
英文版第一版序言
人类迁徙的现象甚为普遍（但因时空不同而形式各异），它标识着人类从起源至今的演进。这种现象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元素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他们顽强生存下来，以至兴旺繁荣。当地理制约世界空间的扩展时，持续存在的人口流动为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社群提供了联系。
人类世界在人类学、语言和文化方面具有多样性，而且发展程度各异，但却形成了许多趋同点。如果说，通过区域交流（regional contacts）可以实现文明要素在有限地区（limited areas）的转移，以及诸种文化交流形式的展开，那么，至少在早期阶段，在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充满活力的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些文明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传播。人类扩散的情况亦复如此。
在生存的旅途中，某些高度依赖环境的人类社群具有了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欧亚平原的广大地区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能够让游牧社会恣意于自己的特殊实践。由于独特的结构性质，游牧生活体现了因季节变化导致的规律性运动，并展现了其活力，旨在为牧人寻找适合密集放牧之地。保护牧群（这是重要的食物供应）的必要性、掠夺周围人群以增加牧群数量的倾向性，都是促使游牧社会军事化的因素，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慵懒散漫。相反，他们的好战倾向和进取精神常常让他们在自己领土内部，或在外部（农业社群聚居地），发生激烈的对抗。
出于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解释的原因，人类周期性地从亚洲中心地区向东欧南端迁移，这在广大地区引起连锁反应。与山区——它可以在不可避免的危险中保护人们——相比，草原平坦的地势更容易使人暴露在那些危险之中，而且，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许多族群因受到严重威胁而往往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他们要么被更凶猛的敌人消灭，要么被同化。在西欧，大规模的迁徙运动在公元第一千纪后半期的初始阶段就已经结束；与之不同，在东欧，不同强度的迁徙运动一直持续到下个千纪的头几百年。这些大规模的族群移动在具备洲际规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在达到顶峰时刻之后也不断走向衰落，但是，整个族群移动的进程深刻影响了受波及地区的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民族与人口谱系、经济发展、政治结构、文化领域与宗教体系方面引起一些重大震荡。
大迁徙的时间很长、空间很广，对此，必须采取一种超越有限区域范围的认识论方法，进行综合性考察。另一方面，对于这些现象的研究面临着实际困难，因为所搜集和解释的信息往往分散在各种不同来源和性质的零碎资
料之中。尽管存在种种障碍，这个引人入胜的主题已经在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国际上广为传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面考察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情况，需要发掘新的具有启迪作用的材料，同时，需要仔细论证既有的叙事性、语言性和考古性的信息，处理更多的争议问题，因此，跨学科研究是唯一的解决路径。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只是涉及发生在黑海-里海地区、多瑙河中下游流域、巴尔干半岛的持续约5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运动的最后阶段。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中世纪背景，还在于它的长时段的影响，即当代中欧的民族、人口和文化格局都可以追溯至此。本书目标是展示九至十三世纪主要的移民群体、受其迁移影响的人口与政治单元的一般性信息。因此，我们讨论了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库蛮人和蒙古人的词源及其民族结构、生活方式、经济生活、社会政治单元、宗教信仰实践、政治活动等最基本的方面，而在蒙古人的例子中，我们还简要考察了他们的法律制度和军事组织。
本书的核心部分原来是一部多卷本世界史著作的系列章节，该著作曾计划在1980年左右出版，后来出版社放弃了这个出版项目。在经过实质性的修改和补充之后，这些章节从1991年起成为雅西亚历山德鲁-库扎大学历史系系列讲座课程的基础，并在1995年以《九至十三世纪黑海北部地区民族大迁徙》为书名在校属出版社结集出版（共218页）。为进一步丰富罗马尼亚历史学科研成果，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96年秋天，罗马尼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学部批准并部分资助该书的扩充和出版工作——书名定为《黑海北部与多瑙河下游的最后一波迁徙浪潮》（共327页），由雅西的赫利俄斯（Helios）出版社出版发行。虽然这个版本的内容已经比原来的课程内容多出了近一倍，但是，由于印刷准备工作紧迫，我们还是没有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手头上的材料，而只能选择一种较为简略的和概述性的方式展开论述。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认为，从一个新角度重新审查二十多年来搜集到的丰富的材料，应该能够引起科学界和知识界同仁的兴趣。1999年，我们把修订方案提交给雅西的欧洲研究所出版社（European Institute Publishing House）的时候，这些材料就立即引人注目。这就是《九至十三世纪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大迁徙》（共513页）一书的成书过程。比较而言，虽然1999年的版本几乎保留 1996 年版本的整体框架，但在具体内容上都有大量补充：正文本身、注释、参考书目、插图、索引。我们还对一些表达欠佳的地方进行了润色，增添了一些因电脑编辑程序缺陷而丢失的术语。这些补充，特别是关于巴尔干半岛移民潮问题的大量补充，使我们考虑更换书名，以做到名实相符。除此之外，这个英译本也对1999年的版本进行了许多补充。
1995年 和2001年夏天华盛顿特区敦巴顿橡树园拜占庭研究所（Dumbarton Oaks， Institute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6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1997年布赖斯高地区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Albert-Ludwigs University of Freiburg im Breisgau）、1999年 和2000年 康 斯 坦 茨 大 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提供的研究项目，让我们得以接触一些在罗马尼亚图书馆没有的稀有文本和最新研究成果。这些项目分别得到了基尔大学的迈克尔·穆勒·威尔教授（Professor Michael Müller-Wille from Kiel）、弗莱堡大学的海科·斯特尔教授（Professor Heiko Steuer from Freiburg im Breisgau）和康斯坦茨大学的沃尔夫冈·舒勒教授（Professor Wolfgang Schuller）的推荐。在敦巴顿橡树园这个极富激励性和启发性的科学团体逗留期间，我们得与欧美一流的拜占庭研究专家进行了交流，例如迈克尔·巴拉德（Michel Balard）、亚历山大·P. 卡兹丹（Alexander P. Kazhdan）、爱德华·基南（Edward Keenan）、亨利·马奎尔（Henry Maguire）、乔治·马吉斯卡（George Majeska）、西里尔·芒格（Cyril Mango）、尼古拉斯·奥科诺米德斯（Nicolas Oikonomidès）、伊霍尔·舍夫琴科（Ihor ?ev?enko）、爱丽丝-玛丽·塔尔伯特（Alice-Mary Talbot）、娜塔莉亚·提特利亚特尼科夫（Natalia Teteriatnikov）、伊琳娜·安德烈埃斯库-特雷德戈尔德（Irina Andreescu-Treadgold）、沃伦·特雷德戈尔德（Warren Treadgold）、小斯佩罗斯·维里尼斯（Speros Vryonis， Jr.），等等。在德期间，我们有幸在以下地方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德国基尔大学的早期历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Ur-und Frühgeschichte der Universit?t），波恩的德国考古研究所考古学和比较考古学委员会（Kommission für Allgemeine und Vergleichende Arch?ologie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波恩大学史前和早期历史研究所、中亚语言和文化科学研讨会（ Institut für Vor- und Frühgeschichte der Universit?t and Seminar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t），柏林的德国考古所欧亚系Eurasien Abteilung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弗莱堡大学的史前和早期历史研究所、历史研讨会（Institut für Ur-und Frühgeschichte， Historisches Seminar der Universit?t），法兰克福的德国考古所罗马-德国委员会（R?mischGermanische Kommissio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和康斯坦茨大学。我们也着实得益于1997年12月和2001年11月在布达佩斯和德布勒森的游学，这是由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高级学术论坛合作协议促成的。这些旅行不但有助于我们在当地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研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与中世纪马扎尔问题研究的几位杰出学者相接触：例如布达佩斯考古研究所的萨纳德·巴林特（Csanád Bálint）、埃列克·本克（Elek Benk?）、埃米·霍尔（Imre Holl）、拉斯罗·科瓦斯（László Kovács）、贝拉·米洛斯·佐克（Béla Miklos Sz?ke）， 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国家图书馆的伊什特万·福多（István Fodor）、卡洛利·米
斯提哈希（Károly Mesterházy）、拉斯罗·雷维斯（László Révész），德布勒森的达理博物馆的拉斯罗·塞尔梅齐（László Selmeczi）等。在正常条件下工作的学者，很难想象资料缺乏对于研究的阻碍，因此，非常感激外国同仁的热心，给我提供了在雅西市图书馆找不到的书籍：柏林的屋维·费德勒博士（Uwe Fiedler）、巴黎的彼得·S. 纳斯图里教授（Petre ?. N?sturel）、莫斯科的瓦勒里斯·B. 佩科哈夫科博士（Valeriǐ B. Perkhavko），等等，他们都是享有盛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
遗憾的是，现有的印刷篇幅限制了我们在许多主题上使用更多的信息；我们也没有机会澄清更多的争议性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引发严肃持久的史学辩论。尽管如此，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对所附参考文献的细致而富有探究性的分析，来做部分弥补。
我们对于与考察对象地区相关联的所有现象和事件的分析，都是依赖于书面或考古资料所提供的一手信息；而在偶尔涉及其他地区的例子时，我们并不必然采用上述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赖的是二手文献。我们的结论显然考虑到了前辈们在处理相关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
为了简化参考文献的形式，我们设计了一个脚注系统，它主要用来表示书面资料（叙事资料、文书、图表、碑文等）和考古资料，然后，在较次要的程度上用来表示那些其解释和论点还未被广泛认可的作品。与大迁徙浪潮后期历史相关的二手资料可参考每章末尾的“参考文献”，也可参考“通用性参考文献”，后者是关于整本书的参考文献。为了避免参考文献的臃肿，所使用的一手资料就不在“通用性参考文献”中列出，而是在正文中列出——
因为它们数量丰富繁多，而且并不总是与争论的主题相关。
最后，感谢罗马尼亚文化协会（Romanian Cultural Institute）附属的克卢日-纳波卡市特兰西瓦尼亚研究中心主任伊昂-奥莱尔·波普教授（IoanAurel Pop）和布勒伊拉博物馆（Museum of Br?ila）馆长伊奥尼·坎迪亚（Ionel Candea）教授，感谢他们支持这本聚焦于一个复杂的中世纪世界历史问题的著作（它具有许多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意义）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同样感谢亚历山德鲁-库扎大学历史系的玛丽安娜·佩特库女士（Mariana Petcu），是她帮我们扫描了书中的图片。
2002年4月于雅西
購物車/收銀台(
0
)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