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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艾耶尔 7 语言分析哲学的魔咒：对话伯纳德·威廉斯 8 道德哲学：对话R. M. 黑尔 9 蒯因的思想：对话W. V. 蒯因 10 语言哲学：对话约翰·塞尔 11 乔姆斯基的思想：对话诺姆·乔姆斯基 12 科学哲学：对话希拉里·普特南 13 哲学与政治：对话罗纳德·德沃金 14 哲学与文学：对话艾丽丝·默多克 15 哲学与其社会背景：对话欧内斯特·盖尔纳 进一步阅读建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序 言 本书源于一档15期的系列电视节目，这些节目是在1975年至1977年准备和录制到录像带上，并于1978年1月至4月由BBC播出的。奥布里·辛格（Aubrey Singer）（BBC 第二频道当时的总监，现为BBC电台总经理）提出了制作这一系列节目的想法，当他邀请我制作该节目时，我答应了，条件是节目内容从一开始就得由我说了算。他想知道我会敲定哪些内容，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经过一番思虑并和其他人商量后，我提出了包含在本书中的主题和受邀哲学家。他同意了，该节目也由此启动。 我旨在向新的受众、更广泛的公众介绍哲学中一些最有意思领域的讨论现状。这就要求我将四种主题结合起来。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是回答如下问题：大哲学家都有谁？——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些工作很重要？第二，需要去看看延续至今的思想流派：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语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第三，需要对哲学的某些常规分支进行类似的审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等。最后，只有依据哲学的最新发展才能理解所有这一切，因此需要诉诸一定的相关历史背景，特别是关于马克思（Marx）、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背景。节目的前几期似乎有种自然的播出顺序，也就是大致按时间排序，它清楚地呈现了哲学领域的诸多发展是如何前赴后继、相互对立或同时共在的，我就是按这个来做节目的。 不消说，我没能把我所希望的一切都放进节目中。我发现，当代哲学中一些最激动人心的发展过于技术化，以至没法向不了解该领域的人简单解释——比如说，我在想英国的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美国的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和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等人在逻辑学方面取得的新进展。另一种制约与掌握英语有关。为英国电视台制作这样的一系列节目，显然需要用既老道又易懂的英语来完成，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我不大可能邀请非英语世界的哲学家——比如，我很想邀请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也许还可以邀请仍在世的海德格尔（Heidegger）；但由于语言障碍，这些想法都落了空。波普尔（Popper）和诺齐克（Nozick）纯粹出于个人原因无法参加节目。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实是，15次讨论远无法涵盖当代哲学里所有有趣的领域——无论我怎么精挑细选，节目必定会遗漏许多卓越的人物和许多有趣的工作，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把节目做成一个系列，从整体上看，它将成为一份涉猎范围广泛且翔实的报告，讲述当今西方哲学中一些最重要的发展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我假定观众不了解该主题，但对其感兴趣，且有理解力。 几年前，我给BBC 第三电台制作了一档类似的系列节目，这是极珍贵的经验。在1970年至1971年的冬天，我播出了13期《与哲学家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Philosophers）。这档广播节目在范围上不如此次电视系列节目这么富有雄心，主要局限于英国哲学——事实上，修订后的文字稿以《现代英国哲学》（Modern British Philosophy）为题成书出版。但它的制作过程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眼下这本书也从中受益良多，包括为这样一个广播系列节目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把它修订成书的独特过程。 和广播系列节目一样，电视系列节目中的讨论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没有进行排练，也没有脚本。每做一期节目，我事先都会和对方碰面，进行两轮到三轮的工作会议，确定要讨论的内容。（这么做的反面——决定不讨论什么——总是很困难，一旦做出决定就很痛苦。）我们会决定哪些是我们所选主题的最重要的东西；大致如何分配讨论内容；以及大致如何分配讨论时间。当我们来到演播室录制实际讨论时，讨论总是会偏离事先准备好的粗略且现成的计划——我们会想到新的要点或问题，讨论会围绕这些要点或问题继续展开——但即便如此，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它使我们能够将高质量的准备和深思熟虑与（我希望呈现的）镜头前真正的活力和新鲜感结合起来。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既能使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处理如此多的主题，又能免于以下两种重大过失：要么准备过多，丧失节目呈现的自发性；要么准备不足，丧失表达的清晰度。 事实上，我们是边说边造句，这意味着讨论的文字稿不可能按原样公布。这里的要点不只是人的讲话不可能完美地符合语法或句法。每个人在谈话过程中说出来的句子都要比付印稿松散得多。在现场讲话中，岔出去的分句和信手拈来的“填充词”（filler）表达，为强调而重复的一些话，说的很多老套的话——这些表达都很自然，但若成书时一概照搬，未免令人生厌。鉴于此，我鼓励对谈人修订他们的谈话，以便在这本书中发表——事实上，我敦促他们完全依自己的想法润色文字稿，改得越多越好，我认为这本书会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我们应该尽可能按这本书自身的方式来完成它。所有人都信了我的话，且都做了修订，有一两个人甚至重新改写了文字稿（尽管保留了原稿的宗旨和口吻）。 尽管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只是一系列电视节目的记录，但如果没有这个系列，就永远不会有这本书。很多人认为这标志着电视广播的一个新起点。1978 年1 月20 日的《泰晤士报》（The Times）说：“在严肃性和视野方面，以往任何全民电视广播网上都没有像它这样的节目。”在该系列节目播出后的几天时间里，我开始收到来信，信里有的说“终于有一档成熟的节目了”，有的说“恢复了我对电视的信心”；几周后，涓涓细流变成汪洋大海。我希望电视广播的主事者会对此做认真的反思。他们最终愿意播放哲学节目固然可钦可敬，但我相信，他们在这方面的意愿姗姗来迟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禁忌，这些禁忌仍然在整体上损害了电视节目的“严肃”形象。此前，非教育性电视节目是那么忌惮直接和哲学打交道，以至至少在英国，这些节目首先将摄像机对准了几乎所有其他的智性活动领域。人们忧虑的是，作为最抽象的语言性学科，哲学不适合视觉媒体。电视人一定会问：“一档哲学节目播出时，电视屏幕上会显示什么呢？”尽管答案很明显——“哲学家们在交谈”——但这和在专业电视人中流传甚广的陈词滥调格格不入，乃至许多电视人甚至连考虑一下哲学节目都很难，更不用说对其发表意见了。对他们来说，电视节目的核心原则是：“不要说给观众听，而是展示给他们看。”所以，他们最不想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被他们轻蔑地称之为“会说话的脑袋”（talking heads）的东西。他们认为，除了谈话没有其他内容的节目“不是电视节目——不过是和广播一样罢了”。为了使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实现自主，在其形成期，从事电视行业的人在实际工作中持有这种态度也许是必要的。然而，我相信，从业人员的这些态度对电视的智性发展是有害的。如果作为媒体的电视不只要变得自主，而且要变得成熟，就必须超越这些流俗的浅见。 整个“严肃”电视行业都能感受到这种智性上的需求。比如，时事节目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因其太满足于仅仅向观众展示事件，而不大关心让观众真正理解所涉问题。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色彩和动作——尤其是暴力动作，这是最博人眼球的一种——但鲜有分析或认真深入的讨论。实际上它们做了点讨论，但多数讨论都是类似沙龙酒吧里的谈话，一种有意粗暴的对抗，希望以此让问题简单明了，同时加剧敌对情绪，制造戏剧效果。纵观整个电视行业，存在着一种将所有主题都转化为娱乐的冲动；因其有碍于向观众提出严肃的要求，结果人们普遍觉得把困难的事情弄清楚并不是电视节目需要解决的任务。人们认为，一档成功的节目就是一档供消遣、娱乐、找乐子、提供信息或只是迎合观众感兴趣的内容的节目。人们害怕对观众提出严苛的要求会把大部分人吓跑。 这些态度无处不在，使得那些致力于严肃分析的尝试——无论什么主题——往往设法将抽象概念转化为视觉要素：静止图像、数据图、示意图、统计数据、动画漫画，甚至屏幕上还会闪现几页印刷文字——所有这些视觉要素以及其他设置，也许极其巧妙地组合成一段蒙太奇，再伴之以斯特拉文斯基式（Stravinsky-like）的音乐，其跳跃向前的节奏与视觉剪辑相吻合。其中有些做法挺有效，当然多数做法都颇为机巧。但在光鲜亮丽的包装下，太多做法是在卖弄学问，只是在传播媒介的处理上而非在内容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因此究其本质，它们对基本主题的处理平平无奇。其中很多都是噱头，尤其是当设计图表的人未能完全理解他们应该说明的概念问题时，情况就更是如此。最糟糕的是，多数难对付的概念问题根本经不起这种处理，它们要么在处理过程中被严重歪曲，要么被认作不适合在电视上处理而受到冷落。 所有这一切的起因，或者说主要起因，都是出于铁了心要回避“会说话的脑袋”。人类处理大多数抽象概念的“自然”方式是用文字。坚持尽可能不使用文字来处理概念，就像坚持不使用数字来做算术一样：这是可以做到的（罗马人就做到了），但明明有数字可用却仍坚持不用，这种做法就显得原始、武断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有悖常理。就电视来说，使其决心回避“会说话的脑袋”的错误假定有很多，但其中有两个假定是决定性的。一个是认定电视是视觉媒体。显然它不是。电视将声音和图像同等地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电视能做广播所做的一切。简单化的等式（电视=图像，相对于广播=声音）来自如下事实：电视产生于现有的广播建制，因此它只有突破广播的限制性假定才能获得发展，作为广播者的积习，这些限制性假定不仅根深蒂固，而且以组织的形式制度化，电视人发现自己也深陷其中。因此，“我们不是广播”这一反复重申的说法依然不绝于耳，这导致了一种顽固的倾向，也就是电视寻找广播无法处理的主题，而将广播能够处理的内容留给广播。这很像一个正常人成长过程中被称为青少年叛逆期的阶段，在该阶段，一个人试图通过违逆父母的约束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做自己的事对他来说主要意味着坚持做父母做梦都不敢做的事。这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从本质上讲，他还没有长大。成熟意味着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与父母分享重要的事，而不会感到身份受到威胁。当电视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它将成为一种声音和视觉全面融合的媒体，任何人都不会自然而然地把它称为视觉媒体，也不会自然而然地把它称为听觉媒体。只有到那时，电视才会成为真正的自己，幸运的话，它才会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而眼下人们对这种潜力还处在一知半解的阶段。 除此之外，决心回避“会说话的脑袋”背后的第二个错误假定，是对什么在视觉上好玩、什么在视觉上不好玩的错误判断。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上最好玩的东西就是其他人，而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最好玩的画面就是另一个人的画面——无论是表演或做出反应，说出自己的想法，讲笑话或玩游戏，唱歌，跳舞，还是只是过日常生活。观看有天赋的人谈论他们知道的事，有着极大的魅惑力。说从广播中听到同样的内容不会有任何损失，这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有很多是非语言性的：整个的举止和风度、各种面部表情、手势、肢体动作、身体的犹豫，最重要的是眼神里透出的活力。观看人们思考是件让人着迷的事——如果他们擅长思考，那就更让人着迷了。而且，在电视上呈现出来的人的整体特质比在广播中更丰富、更饱满：你会有种与他相识的感觉，之后，如果你见到他本尊，你会立刻认出他（而广播则完全不是这样）。此外，对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领域的领军人物的个性感兴趣，是人类好奇心的自然表现形式。哲学也不例外；在哲学界，有名气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一样，都是八卦和逸事的主题；有些人，比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既是出了名的话题人物，也是精彩故事的源泉。 因此，就电视而言，我希望本书所取材的系列节目的制作能为电视媒体走向成熟——尽管还有一段路要走——尽一份绵薄之力，并希望它所受到的热烈欢迎能为制作其他关于抽象且艰深的电视节目带来更多的可能性。那些在英国广播公司就该系列节目帮助过我的人可以把本书当作他们工作的纪念品：首先，我要感谢奥布里·辛格，是他发起了这个项目并为其提供了资源；感谢珍妮特·胡尼格（Janet Hoenig）负责所有的行政安排；感谢托尼·泰利（Tony Tyley）指导摄影棚和摄像机。将节目内容转化为本书的进一步过程涉及费力的、看似没完没了的誊写和反复输入，在此感谢贝蒂·诺顿（Betty Nordon）、玛丽安·哈扎德（Marianne Hazard）和琳达·鲍威尔（Linda Powell）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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