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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女性主义经典，伍尔夫女性写作思想的深刻体现
伍尔夫作品新选题，在此之前尚未有同类题材
英语翻译名家刘文荣倾心编译，注解详细
伍尔夫作品新选题，女性主义佳作
本书是译者选译的一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选，主题是：女性与文学，故而取名为《伍尔夫女性文谈》。弗吉尼亚·伍尔夫关于女性与文学的文章散见于她的全集，至今尚未有人辑成一集，故而本书是一个全新的选题。其中收录35篇伍尔夫的演讲、散文、序言、文论作品。
剖析女性写作历史、女性作家、女性作品和女性人物伍尔夫围绕时间上的独立、经济上的独立和地位上的平等，对有据可查的女性写作以来的历史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总结女性写作被抑制、写作主题局限、文风特点，甚至不得不以以男名为笔名等诸多现象的成因。评论以勃朗特三姐妹、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莎拉·柯勒律治、乔治·桑、塞维涅夫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并对照莎士比亚、查尔斯·兰姆等著名男性作家的经历与言论等，表达了对女性写作困境的关切。阐述《简·爱》《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爱伦·坡的海伦》《米德尔·马契》《男人和女人》等作品的内容特点、文学意义及女性思想典型分析了女性文学中的重要人物形象，以及塑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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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说，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她的原意，甚至压垮她的思想。
——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伍尔夫关于女性与文学的文章散见于她的全集，在本书之前尚未被辑成一集。本书精选伍尔夫在女性写作、女性作家、女性作品和女性人物四个方面的评论文章，深入分析了女性写作的历史发展、女性写作的阻碍与未来，思考男女写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才能算作真正平等。这些充满创见与思辨的艺术性散文作品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不仅充分体现伍尔夫的散文风格，也具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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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海浪》《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等。
刘文荣，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主要论著有《19世纪英国小说史》《英国当代小说史》《西方文化史》《人类文明遗产》，主要译作有《裸猿》《人类动物园》《文学中的色情动机》《存在的瞬间：伍尔夫读书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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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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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女性写作
女性与自己的房间
女性写作的局限
女性价值观
女性与莎士比亚
文学中的男女一体
女性与小说
人生的冒险
关于女人的书
书里的两种女人
女性的工作
文学与性别
二?关于女性作家
塞维涅夫人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简·奥斯汀
盖斯凯尔夫人
杰拉婷与简·卡莱尔
乔治·艾略特
莎拉·柯勒律治
威尔考克斯夫人
三?关于女性作品
《多萝西·奥斯本书信集》
《一位宫廷女侍的日记》
《伊丽莎白·霍伦德夫人日记》
《简·爱》与《呼啸山庄》
《奥萝拉·莱伊》
《爱伦·坡的海伦》
《莎拉·伯恩哈特回忆录》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传》
《男人和女人》
四?关于女性人物
伊丽莎白女王的少女时代
施莱尔夫人
伊莱扎·海伍德夫人
海丝特·斯坦诺普女士
阿德莱王后
两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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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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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品牌书系
“涵芬书坊”是一套由大家小品构成的开放性书系，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如双子星般交相辉映。该书系集合一众世界名家的开放性小品文，从人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根本问题出发，不断求索，任思想发散与交汇，情感充盈与流泻，短小轻松、观点独到、格物致知。既可以将其作为了解某位大家思想的入门之选，也可以借之感受名家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无限启迪与文学享受，进入一场永无止境的知识旅程。
“女性与小说”其实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指女性与女性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性与关于女性的小说。我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词，是因为女性小说常常和一些与小说艺术毫不相干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在谈论女性小说时，就必须留有余地，必须要有伸缩性，这样才有可能讨论小说以外的那些东西。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女性写作，就会引出一连串问题。我们随即会问：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女性小说？为什么到了18世纪以后，女性不仅开始像男性一样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为什么女性写作——不论当初，还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说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若想自己来回答上面这些问题，那只会是徒劳一场。因为它们的答案一直被锁在一些陈旧的抽屉里，尘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旧的日记里，或者只是残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记忆里，而且很快就要被彻底遗忘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寻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历史。我们对于自己的父辈，多多少少总有点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非凡之处。他们曾当过步兵，或者曾加入过海军；曾担任过公职，或者曾制定过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对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和我们的曾祖母，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只有一些传说留下来，说她们中的某一个长得很漂亮，某一个是红头发，某一个曾被皇后亲吻过，如此而已。总之，除了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何时结的婚和生过几个孩子，我们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想知道某个时期的女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写小说，或者为什么她们会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传世佳作，确实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不过，假如真有人去查考那些积满灰尘的书信和日记，把往日的历史彻底翻一遍，并能准确地再现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和约翰逊博士时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那么，我想，他或者她不仅能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来，而且还将为文学评论家提供一件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杰出女性是有赖于普通女性的，唯有对普通女性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几个孩子、是否有经济来源、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独自照料孩子、是否有仆人、是否要承担家务，等等——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考察过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些杰出女性——作为小说家——为什么有时会成功，有时却会失败。
在历史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两个女性活跃期之间常有一个女性沉默期。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某个小岛上有萨福 2 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到了公元11世纪，我们发现在日本有个宫廷女子，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优美的小说。接着，在公元16世纪的英国，男性剧作家和诗人虽然无比活跃，女性却噤若寒蝉——当时正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但文学却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同样在英国，我们又看到女性开始写作。这一次不仅写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
毫无疑问，女性的这种奇特的间歇性沉默与活跃，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习俗造成的。如在15世纪，一个女人若不愿嫁给父母为她选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强迫她出嫁。在这种情况下，简直不可想象她会搞什么艺术创作。又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决定的，而她一旦嫁给了某个男人，“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那个男人便“理所当然”成了她的主人。这样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勇气去写小说。社会环境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这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时代已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此外，从艺术家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开始得知，艺术创作不仅需要非凡的才能，还需要社会的呵护——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济慈、卡莱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便可知晓。
所以，很显然，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不寻常的兴起，是以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当时的 女性已稍有闲暇，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阶层的女性自己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当时最杰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有两人还从未结过婚。
那时，不准女性写作的禁令虽然已被取消，但看来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当时的女性即使要写作也只能写写小说而已。那四位女作家，她们的天赋和个性其实大相径庭，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任何四个普通女性。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截然不同；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毫无相似之处。可是，她们的教养却差不多，所以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写作；而且，当她们写作时，都只限于写小说。
小说对于女性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最容易适应的文学样式。道理很简单，因为写小说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戏剧创作及诗歌创作不同，写小说比较随便，有时间随时可写，没时间随时可放下。乔治·艾略特就曾一边写小说，一边照料她父亲；夏洛蒂·勃朗特也经常为了削土豆而暂时搁笔。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来往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使她有可能成为小说家，而非诗人。
即便是在19世纪，女性的生活仍仅限于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仅限于家庭情感。在这方面，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固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由于当时的女小说家因其性别而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偏狭的缺憾。毫无疑问，小说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写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假如康拉德不曾当过水手，那么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描写；假如托尔斯泰不曾当过兵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假如他不是那么有钱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曾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变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废话。
然而，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厅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紧闭着的。她们不可能有战争经验或者航海经验，也不可能有政界经验或者商界经验。
不仅如此，就连她们的个人感情生活，也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重重限制。乔治·艾略特由于和刘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来公众舆论的指责，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从此闭门隐居。这样的处境，当然不利于写作。乔治·艾略特曾写到，她从不邀请客人上门，除非有人主动来看望她；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正活跃于军界，正和来自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无节制，却从未受到过公众舆论的指责。而正因为托尔斯泰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才会写得那么博大精深。
是唯一的原因。就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与小说家性别有关的原因。我们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能感受到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个性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能感受到一种在狄更斯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即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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