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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民主研究讲席教授、托马斯·杰斐逊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皇家学院终身成员、巴伐利亚科学学会海森堡纪念讲席客座教授。致力于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与平易讲教，精研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实践、后现代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的道德哲学基础等。著述颇丰，如《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柏拉图<法义>译疏》《18世纪北美的共和主义与洛克哲学》《古典理性之光》《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中的生活智慧》等。 译者 苏婉儿，学者，法学博士，副教授，任教于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专注西方法政传统的观念史与语言语用、法比较学、法权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学术史、观念与话语的社会历史构成性、法权精神的汉语化再创造。代表著作《宪制的伦理生命》，译作《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城邦变形记》《希罗典制》等。 目錄： 中译本说明/1 中文版序/1 致谢/5 导言 后现代困局/7 第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回应之不足 1.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派/33 2.后现代主义之海德格尔式诸根/60 3.“孱弱之思”/86 4.美利坚后现代主义/101 第二部分 后冷战纪元里的精神挑战 5.挑战：针对欧罗巴的与来自欧罗巴的/129 6.需要重思我们的诸权利、我们的共和/162 第三部分 重振民事文化之智识诸根 7.古典共和遗产的再激活/185 8.重思自由主义之诸根基/231 第四部分 教育：民事教育与自由教育 9.挽回作为美利坚公立文教系统之心脏的民事教育/285 10.对抗正典与正典性：辩证，高等教育之心脏/320 文献摘览/385 內容試閱： 中文版序 本书出版于1992年，适值冷战告终，未来的版图上正随之浮现出大片未经勘测的文化之海。苏联解体暗喻了一场美利坚及其西方盟友的和平胜利。 我以将某些历久持存的、超历史性的诸究问重又引入公共辩论而回应这一世界历史式转捩点，我所重又引入到公共辩论的那些历久持存的、超历史性的诸究问与“无拘”“德性”“哲学式智慧”这三者之最深邃且最完满的诸意义有关。 我的研究发轫于这样一个佯谬的观察：西方之自由式民事文化，正是在自己已然被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渗透之时，迎来了自己表面上显而易见的胜利，而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吐露出这样的一种对信仰之浩渺而深彻的丧失：此信仰乃对西方之道德上的与哲学上的诸根基的信仰。如此之诸根基，深嵌于一种关于“诸应然”的规范式科学：此一规范式科学所针对的那些“诸应然”，可从“感官经验性的自然/本性”中发掘出来，构成了超文化性的且超历史性的“自然权利/自然正确”与“自然诸权利”(尤其是私人性的财产诸权利)，开出了恒固不移的法——“‘自然/本性’与‘自然/本性之神’二者之法”(laws of nature and natures God)，并扎根于诸概念——“自然状态”“社会协定”与“定言律令”这些概念。我主张，当我们的这一信任——我们对这些不可或缺的、隐含于根底上的诸理念的信任——死亡时，我们在或者尤其在这一胜利的历史时刻也深陷于一场精神危机了。冷战，这一与伟大对手的遭逢，曾让西方得以不必遭逢自己智识上的诸根基的销蚀或衰朽。然而，伟大对手的陷落，也让处在西方的我们被迫去面对并抗击我们的这一无力——无力再去发现我们的民事文化由之萌发并赖以生长的那些哲学上的诸原则依旧是靠谱而可信的。 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自由西方的这一精神危机仍未消退，反倒愈演愈烈。 构成“自由‘现代性’”的那些道德上的诸原则，在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康德的各部专论之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构思和表述。这些思索者们，引领了一场成功的革命，这场被称为“启蒙运动”的革命，煞费苦心地掀翻并替代了先前的那一伟大传统，即“‘古典式’政治哲学”这一伟大传统，这一植根于希腊—罗马版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之中，也植根于中古诸基督教政治神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之中的伟大传统。我主张，为了找回我们可以信赖其“真”的那些根本性诸原则，我们需要去重启并重思那一伟大的哲学式交锋，并且需要在该交锋之中替我们自己再度论辩。那一需要去重启、重思并在其中替我们自己重去论辩的伟大哲学交锋，即“前现代的、古典式的、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与“启蒙运动之中的、现代的政治哲学”之间的交锋。 这是在重又上演“古今之争”，而据我的建议，这样的一番重演，会让我们发觉，我们的、启蒙运动中的那些关于此二者——即“属人自然/本性”以及“自‘该自然/本性’派生而来的诸规范”——的根本性的诸观念，是值得被给予相较于其从今天哪怕整个智识界那儿所获得的都更大也更多的尊重。但是，我也指出，我们会发觉，关于“属人自然/本性”的那些现代的、启蒙运动中的诸观念，其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囿限——一种肤浅轻薄、一种过度简化，也会昭然现露，一旦该诸观念被放置在了为反驳这样的观念——种种由古典式的、苏格拉底式的哲人们所详尽阐述的、关于“规范性的属人自然/本性”的更深邃也更宏阔的诸观念——而给出的论辩之中的话。正如我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的： 通过重新借用“古典民事理性主义”，我们或许会得到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将现代理性主义的最有政治性义蕴的诸发现，整合进了这样一种关于“人/人性/人道”(humanity)的观念之中，关于“人/人性/人道”(humanity)的这种观念将公允地对待全部范围内的属人疑难与属人潜能，并且其方式、其程度，都将是现代理性主义从未取得过的。正是着眼于激发读者严肃地探究在这一确实怪异并且肯定也是可辩论的论点之中是否有着可能的“真”，以下的篇章得以写就。 托马斯·潘戈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2017年2月 中译本说明 现今于真正独立的专题研究者而言，无需译本辅佐已属常态。之于专业者，译本之功效，往往沦为“消极提示”，如一条警戒线，提示大家：正确的方向不在此，请反向行驶。不过原文素材之研习的结晶，要具更广的交流性，包含但不限于关键用语、核心表述在内的译文的中介，也有推动之功。而对于非专业导向的阅读者而言，他们更是有权利不被译本有意无意的偏离所遮蔽或欺侮。于是乎，译本的可读性与精准性之间的某种平衡，便既是“义务性道德”，也是“愿望性道德”了，二者之张力，在思想作品的迻译中尤为一触即发。 在可读性与精准性的天平上，孰轻孰重，得靠目的的认定与考量来调节。如着眼于“可入性和再生性”这一鹄的，那么，可读性势必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精准性。“可入性”，不只是译本表面的可理解，不只是单单引起了母语里的既有经验和共鸣，而在于能否深入到外来语词和句子背后的场景及其所呈现的运思脉络，进而与母语经验嫁接、融合，从而达到母语思维边界的拓展和新观念的再生。由此，外来信息的解码与消化，终究指向的是母语言思的生长。“可读性”，当然指解码出来的汉语，读来舒服晓畅。但是，磨砺和圆融汉语思索的力道，使其开出更强的整合力和穿透力，仅靠轻松愉悦且极具代入感的译文，确难周全，实需“精准性”从旁扶持。但“精准性”，则不如“可读性”那么容易把握了。 潘戈本人，在众多师承施特劳斯的美籍学人当中，亦以古典作品翻译见长。潘戈译事，讲究以最大限度的直译再现经典原貌，为研究性阅读扫清起跑的通幽曲径。其对“精准性”的理解和坚持，体现在其译品的独家特色之中。从潘戈英译的柏拉图晚年最后一部对话《法义》(Basic Books， Inc.: 1980)和近年翻译出版的英译作品《阿里斯托芬喜剧三部》(Paul Dry Books: 2013)、《索福克勒斯的忒拜三联剧》(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来看，引导其传导信息的基本原则几乎历历在目：比如，注重关键术语的一致性；敏感于文本细节；留意并最大可能地保留和再现小词的功用、双关语的使用、语气的微妙变动、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等。有这样的翻译文风，潘戈自己的写作同样精细考究，因而对潘戈作品的翻译似乎也值得以他自己的“精准性”规格来对待。 与表音符号相比，象形文字因其意象的丰富生动，以及字词间靠意义联合而非靠语法的刚性结构联合而带来的表意的弥散和氤氲，在呈现思的纹理与脉动时，有一定的先天囿限。诗性的汉语与分析性的英语，思维结构上的方凿圆枘之处，在沟通和触摸深层心灵形态时尤显突出，亦尤难跨越。文化机理或心灵运作模式本身的差异，为汉语的思想性译事，在除却一些技术上的语义应对障碍之外——比如，母语与外语之间貌似相对的语词，其核心内涵及衍生出来的含义群，并非严丝合缝的可重叠的同心圆，亦平添了一重西方传统之内的译事——比如潘戈本人所从事的——所不曾或不会遇见的阻隔。 本译文，在“可读性”与“精准性”之间的权衡上，尝试以“不产生不必要的或不当的联想、不阻却必要的联想、不限定可能的联想”为原则，积极地做一些实验性的突破和惯用译法的微调。希望通过一些尝试性的译笔探索，或可向“可入性”与“再生性”的目标有所逼近。 “不产生不必要的或不当的联想、不阻却必要的联想、不限定可能的联想”这一原则，乃基于这样一种认知：英文中原本有差异的不同术语，用无差异的译法来处理，或，英文中原本无差异的术语，用不同的译法来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均为于联想和读解有碍的译法，前者抹去了必要的联想，后者则在抹去必要的联想的同时，往往又不可避免地植入了不必要的不当联想。前者比如，以“自由”二字包揽free/freedom、liberal/liberty两组内涵与外延均有不同的用语及所指，后者比如，以“社会契约”单另冠名私法中以“合同”面貌出现的social contract。所以，本译文尝试以“无拘”与“自由”来分别处理free/freedom与liberal/liberty这两组有深刻差异的用语：前者为消极性的，侧重于不受拘束、免于束缚的否定意味，后者为积极性的，强调自律、自主、自我承担以及由之所体现出的尊严、体面及相应的力量；尝试以“社会合同”来对译social contract，为的是将政治、伦理、法理等元理论语境里所谓“契约”与私法语境里所谓“合同”对接起来，以突显自然法思索中的罗马法痕迹或固有的法律轨道。 再比如，中文中常以“人”或“人类”一词，囊括英文或西文中由多个不同的字眼表达出的、有共性相连但又辐射出迥异面相的多层次含义：human being， man， mankind， person， people。这几个词，总体上都有“人”的意思，但在不同语境中出现，所指各有侧重。human being与man，约略类似希腊文中anthrōpos与anēr之别，前者指一般意义上的人，后者强调男性气质的人，当然，英文行文中man的性别含义相对较弱。human being与person，相仿于拉丁文homo与persona之别，比如，罗马法谚persona est homo， sed non vicissim(每一个[法上的]人，都是一个属人存在者，但并不是每一个属人存在者都是一个[法上的]人)，前者指与动物、植物一样生息繁衍于宇宙间的非神非兽、有生有死的存在物，后者指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中为该共同体的法所认可或赋予了某种身份的人。“人格”一义由此而来，也即，一种人造的而非自然的“人”。people，在政治性较弱的语境下既指族群(进而转为“民族”)，在政治性较强的语境中则指人民。mankind则相对而言属于较为宽泛的虚指。本译文会留心原文的用词，尽可能不轻易地或任意地带入“人”字，并在凡出现人或人类或人民之所指时，在相应的不同译文后辅以英文标识，以防抑制可能而必要的联想。 类似地，有些含义有交叉的词汇，看起来似乎并不影响思维大局，但仔细推敲，也不乏深意。比如，与“力”有关的一组词：strength， force， power。strength强调身体之力、体力；force则为势力、实力、强力，多为质料层面的力，强调物质性的或有形的力；power则更侧重于指调集或动用force的智力与能力、指挥和发号施令的力，相较而言为形式层面的力或无形的力，由此引出“权力”之义。再比如，与“理性”有关的一组词：reason， reasonable， reasoned， reasoning， reasonableness， rational， rationality。 reason，指理性，以及理性所追踪到的或正在探求的理由或原因；以reason为根的词，更多地是从理性运作的角度取义，强调推理或知性官能的应用；而rationality则侧重于表述某一状态或性质或对象本身的合于理性。在出现这些关键术语时，译文会在辅以英文标识的同时尽量区别对待。 由此涉及到括号的使用，在此顺作交代。圆括号“()”内的英文，均为中译者所加，以便读者把握中译文所对应的特定原文。方括号“[]”为中译者所加，功能有二：一为适应中文表达习惯或基于文句通顺的考虑而添加的补足成分或导出成分，一为针对原作者列出的非英文外文术语所给出的参考汉译。个别处添加的圆括号为中译者对含有多重修饰成分的长句或复合句所作的技术化处理，也即，把句子中某些过于繁复的成分以圆括号嵌入，以起到断句、分割的功用。圆括号内的非英文字符以及半角方括号一般为原作者所加。 有些情形下，为了保留英文思维的底色，译文会刻意抗拒中文读解惯性而采用略显生硬的遣词造句，以突出某术语的前后一致性和特定用意，比如，“对什么什么的感觉”，而不径直简化为“什么什么感”。 某些核心术语，当按其单一的或约定俗成的含义拣选，会牵绊深度探索的冲力时，则选择多词并置辅以连接符相隔的形式，这旨在铺陈或复制某多义的英文词在语境中别具匠心的含混和该词基本所指或核心含义的发散性，以勾起学科壁垒之间或不同主题与专业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必要且良性的联想。比如，humanity一般处理为“人/人性/人道”，既指一般的人、复数的人们和整体的人类，也指人之为人的共有特性、人区别于神或动物等其他存在者的独特方式等；necessary常处理为“必要/必然”，因其既有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强制性(必然)，也有对于人或事而言的不可或缺性(必要)。 本译文也会特别留意英文名词复数与单数的细微但深远的差异，比如rights与right， gods与god， peoples与people等。英文复数名词，往往是对特殊、具体、杂多、异质的经验性呈现或历史性呈现，而单数名词则带入或凸显了一层抽象之维或超验之维，直指反思层面上的共性或普遍性。单数与复数的差异本身就贯穿着——甚至生发了——诸如“多与一”“诸相与理型”“意见与知识”，乃至“约俗与自然”“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与哲学究问。所以，尤其在思想性语境下，忽视单复数之间的固有区别，难免遭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风险。 具体的多样尝试，不再一一赘述，均详陈于文脉之中。 感谢出版方的耐心和宽容。感谢原作者的诚恳及答疑。感谢读者的时间与面对。 感谢我的每一位同行者。今夕当自强。 苏婉儿 201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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