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读名画
》
售價:NT$
500.0
《
尼罗河往事:古埃及文明4000年
》
售價:NT$
347.0
《
一个人·谁也不是·十万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反思自我的巅峰之作)
》
售價:NT$
250.0
《
重写晚明史(全5册 精装)
》
售價:NT$
3560.0
《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
售價:NT$
602.0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NT$
367.0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NT$
55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NT$
275.0
|
編輯推薦: |
《西方史学史研究》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发起并主办。复旦大学是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重镇,目前仍然首屈一指。《西方史学史研究》即是为西方史学史学科精心打造的一个平台,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强调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第3辑的主题为“史家、方法与理论”,分为:专题论文和书评等部分,关注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些主要方法和理论,如公众史学、大历史、比较史学等。本辑文章多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或青年佼佼者撰写,他们视野宽阔,论述精当,反映出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学术水平。
|
內容簡介: |
《西方史学史研究》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辑刊,本书稿为第3辑,主题为:史家、史学与方法,主要关注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些主要方法和理论,如公众史学、大历史、比较史学等。“西方史学史”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发明”和独特的研究领域,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这个学科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西方史学史研究》即是为这一学科精心打造的一个平台,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强调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
|
關於作者: |
吴晓群,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史学史(尤重希罗多德研究)、古代希腊宗教文化(含古希腊与中国先秦仪式比较研究),曾在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及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著有:《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希腊思想与文化》,译有:伊利亚德著《宗教思想史》第1卷;菲斯泰·德·古朗士著《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哈里森《古代的艺术与仪式》;瓦纳尔·耶格尔著《早期基督教与希腊教化》。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陆启宏,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史、西方史学史。主讲《世界文明史通论》、《近代的世界》及《近代早期西欧社会》等课程。出版有专著《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历史学与人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另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若干篇。
|
目錄:
|
专论
生态环境变迁与文明及政权衰亡的书写 金寿福
经典释读
韦伯“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中之‘客观性’”导读(二) 胡昌智
史家与历史书写
希罗多德与宗教 约翰·古尔德著 张娓、刘淑华译
希罗多德的材料引用 戈登·施林普顿、K. M. 吉利斯 著 肖苏阳 译、王佳禧校
歌德历史思想散论 王利红
韦斯利·约翰逊对公众史学的贡献 李森
理论与方法
思想史的取向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著 尹峻 译
长时段和年代深度 蓝克利 著 戎恒颖 译
附:本文学术背景介绍 戎恒颖
比较史学及其超越 于尔根·科卡著 雷乐天译
变革性的后世俗主义 本杰明·舍韦尔 著 张黛英 译
大历史与人类历史分期重建 张井梅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金嵌雯
书评
反思城邦视角下的古希腊史书写——简评《否思古希腊城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古希腊史》 白珊珊
在斯基泰探寻古希腊世界——《希罗多德的镜子》述评 李小龙
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路径转向——评罗莎琳德·托马斯《语境中的希罗多德:民族志、科学和说服的技艺》 周昕熠
《矿毒问题与明治知识人》书评 片冈龙 著 王亦威 译
征稿启事
|
內容試閱:
|
雅斯贝斯和芒福德的变革性的后世俗主义首先指出经济、政治、科技环境和意识形态等现代力量的运作,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他们主张人类只有经历一场彻底的社会—精神变革,才可能根除这些威胁。
雅斯贝斯于1958年针对原子弹的创造撰文,强调了现代科技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今日的原子弹本质上是全新的事实,因为它引领人类走向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现在,人类作为整体有可能被人类自身消灭。”但雅斯贝斯并没有通过优化和重组当今世界秩序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威胁,他反而阐明了根本性转变的必要性:“解决方案呼求人们内在力量从深处涌出,在道德、理性、政治方面发生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影响力如此广泛,甚至可能成为历史分水岭。”事实上,雅斯贝斯发现“令人震惊”的是,转变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得到全世界人们的认可……如此,关于[当前现状]的反思似乎无可避免,但这场在我们思维方式中的革命却又尚未发生”。
无独有偶,芒福德于同年发现,因为核科技的存在,“[当下]这个星球的每种生命形式都命悬一线”。具体而言,他认为控制核威胁的政治和技术举措必定失败,因为背后的问题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技术的。而是根源于道德,也就是说,来自于我们的集体意识:究竟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随后,芒福德认为,人类只有经历“一场伟大的集体启蒙,其性质类似于、但其规模远超了保罗的转变”,才能避免核战争的自我毁灭,这种启蒙曾“将走在大马士革街道上自以为是、怒气冲冲的扫罗转变为慈悲为怀的保罗,成为所有心怀慈善与忍耐并拥有自我检视与自我校正能力之人的典范”。他承认“带来如此转变的力量并不在任何团体或机构之中”。相反,他提出了只有超越性,一种真正的因果性力量,才可能、也似乎将要助力于这种转变,或者至少为转变提供内在灵感:“尽管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去教堂做礼拜的宗教人士,但生活本身教会了我上帝恩泽的意义;在面对人类从未应对过的无从限制的种种权力与危险时,谁知道我们的人类同伴在最后关头可能激发出怎样的潜能呢?”
——摘自“变革性的后世俗主义—一一个被忽视的思想分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