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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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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西周史》更注重社会史与文化史的面向，长于从宏观视野分析时势的演变推移。全书综合了文献、考古、金文三类资料，梳理了西周在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不仅关注其封建制度、政府组织和生活方式，也从西周的历史发展观察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逐渐形成过程，探讨中国古代的各种理念——天命、华夏等——是如何在这一时期展开的，呈现了“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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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西周以蕞尔小国取代商崛起渭上，开八百年基业，肇华夏意识端倪，创华夏文化本体，成华夏社会基石，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本书围绕“华夏国家”的形成这一中心议题，整合考古、文献、金文三方面的资料，对西周史上聚讼纷纭的议题，诸如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的本质、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等，提出了信而有征的合理解说。不仅廓清了20世纪30年代西周史论战留下的疑窦，也在宏观分析时势演变的同时，呈现了西周时期“中国”“华夏”的理念，如何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与思想形态等诸多面向上，凝聚为远远超越民族主义和文化共同性的独特国家单位。
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最早于1984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首度刊行，是其重要的学术代表作，至今已问世四十年。多年来，此书修订、再版不断，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堪称上世纪西周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本次再版，收入“许倬云学术著作集”，以三联书店2018年“当代学术”的“增补二版”为底本，同时加副标题，作《西周史：中国古代理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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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匹兹堡大学，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讲座教授，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2004年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获台湾大学“人文艺术类杰出校友奖”，2020年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2023年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
许先生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上古史、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中西文化比较。学术代表作“古代中国三部曲”（《西周史》《形塑中国》《汉代农业》）等，另有大众史学著作“中国文化三部曲”（《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及《经纬华夏》等数十种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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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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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新印本序（二○一一）
初版前言（一九八四）
再版前言（一九八七）
“三联版”序（一九九三）
增补本序（一九九九）
第一章 由新石器时代到商代
第一节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第二节中原四周的新石器文化
第三节商以前的国家与部落
第四节商代的青铜、制陶与建筑
第五节商代的国家
第六节商代的农业与文字
第七节结论
第二章 周的起源
第一节周人祖先
第二节考古资料上的先周文化
第三节周人的迁徙
第四节周人与西方羌族的关系
第五节渭域创业
第六节周原的遗迹
第七节商周间的关系
第八节一个推测
附录：谈西周文化发源地问题——与许倬云教授书
古公亶父时代的先周——谨答饶选堂（宗颐）教授
第三章 克商与天命
第一节周人的实力
第二节实始翦商
第三节武王克商
第四节周人的天命
第五节结论
第四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
第一节迁殷遗民
第二节周人与殷人的交融
第三节周人与其他姓族的关系
第四节结论
第五章 封建制度
第一节分封的本质
第二节诸侯徙封的例证
第三节氏族组织
第四节封建制的层级
第五节主从关系
第六节结论
第六章 西周中期的发展
第一节康王之世的经营
第二节昭王与南征
第三节穆王之世
第四节共懿孝夷四世
第五节文化圈的扩大——北面与西面
第六节文化圈的扩大——南面与东面
第七节结论
第七章 西周政府组织
第一节文献史料中的官职
第二节金文资料中的官职
第三节西周政府的若干特点
第四节结论
第八章 周人的生活
第一节 农作物及农具
第二节 饮食——食物与烹调
第三节 居室——建筑与起居
第四节 服饰与衣料
第五节 工艺与工业
第六节 岁时行事
第七节 人生仪礼
第八节 结论
第九章 西周的衰亡与东迁
第一节 西周末叶的外族
第二节 宗周与成周的消长
第三节 西周末叶的封建制度——国、邑与田
第四节 西周的末世诸王
第五节 结论
结 论
引用书目
附录 西周考古的新发现和新启示——跋许倬云教授《西周史》 李峰
图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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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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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新印本序
二十多年前，张光直邀约李学勤、王仲殊和我，四个人撰写中国古代四个时期的历史，他自己写商代，我的任务是西周，李先生和王先生分别撰写东周和秦汉。李王二位，对于出土的考古数据十分熟悉，如数家珍，于是他们撰写的两本书，都周详地交代了新出的考古资料，至今，还是很有用的参考书。光直的殷商和我的西周两段历史，却都是将文献数据和考古数据，结合在一起，希望对这两个时代的发展，有一番我们自己的解释。
在《西周史》中，我着重的是，西周从一个蕞小的部落，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建构了超越国家的封建秩序。我尽力描述西周在成立国家以后，内部的改变，尤其提出国家统治机制的发展，以至于职务专业化、逐步形成官僚体制的过程。我也提出，西周中叶以后，经济力量逐渐发展，呈现政治力量以外的社会力，例如，裘卫家族如何从皮毛商人，因其财富，一步一步踏入政治的上层。在文化发展方面，西周史的描述，着重在西周文化圈的扩张，甚至超越了政治力量的版图。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二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在西周的部分，也有很重要的一些遗址出土，例如，周公庙的遗址，又如韩城芮伯的墓葬遗址，这些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在第一版的序文中，曾经提起过，古代的历法，不容易重新复原，因此，讨论古史不宜于斤斤较量年代细节。古人历法粗疏，如果日食、月食分别和初一、十五对不上号，古人就用连大月、连小月的方法加减日数，以求调整。若是要从谨严的历法，重建年月日，其实不容易。前几年出土的杨家村铜器铭文，果然说明了连续几年之间，干支和月日都有出入。对于二十多年来的新发现，《西周史》本应重新改写，但是我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没有力气再重起炉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教授，既有考古的田野经验，又有阅读文献的能力，他的新著，就是讨论西周的官僚制，用了许多新的材料，在我所讨论的官僚制度上，有更多的发展和说明。因此，我请求他为新版的《西周史》撰写长跋，交代这二十多年来种种发现的大概情形，使得《西周史》的读者，从这新数据上，可以想象还有多少应当涵盖的问题，可以讨论。我想将来有一天，李峰教授会自己写一部新的西周史，来代替我的旧作。
在新版出版前，我也有一些感想，伏枥老马，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却是在梦中还希望嘶风嚼雪、骋驰草原。我也在设想，假如我有力气，重写西周史，我还想写些什么？
在旧著的《西周史》上，我只谈到政治结构和文化圈的问题，将来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有人能够在古代的民族历史上，有所探讨。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周人自己的古代，究竟在哪里，又为何搬到陕西岐下？我一直在琢磨的，四千多年前，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于许多民族都要迁移，造成了民族与民族推移的压力？周人自己传说，曾经是陷于戎狄之中，然后才回复农耕，那一段陷入戎狄的岁月是在哪里？他们是走出了戎狄圈呢，还是气候容许他们重新发展农耕？这一个问题，是全球性的大问题，但在西周史上，既可以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全面发展的情况着眼，也可以从周人自己的迁移史着手。如果这个问题回答得准确，也许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周人自认为和夏人有特殊的关系，那是攀附还是回忆？
西周征服了商人，建立了一个众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庞大封建网。我们对于几个大国的封建，还可捉摸，例如，鲁齐是东方的前哨站，燕国是追逐殷商剩余力量而建立的北方国家。我们也知道，虢和晋是成周的北方屏障，卫和蔡是东南的犄角，这些都是姬周的亲藩。可是，我们并不很清楚，其他西周的封国，如何迁移？例如，也是姬姓的召公后代，燕国，初封何地？又为何在立国遥远的北方后，如何渐渐与中原隔绝？姬周同盟姜姓，齐国的前身，申和吕，从西东移的经过怎样？其他姜姓的封国，又封在何处？如果拿这一些事情，整理头绪，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西周封建网的布局，以及姬姓和同盟姓族之间的恩恩怨怨。
从《左传》《国语》等古代的典籍，我们知道有一群无所归属的族群，所谓祝融八姓，他们并不出自同源，却是结合为一个互相支持的族群联盟。他们结盟的时间，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可能在商代扩张的时期，他们和新石器的古代文化系统中，哪几个系统有关系，后来又如何迁移和分散？这个线索，也可以在公元前四千年的古代大变化时期，找到一些痕迹。从典籍上所见，祝融八姓的芈姓，迁移到江汉一带，建立了楚国，逐渐发展为南方大邦。祝融八姓的其他族群，他们如何迁移、如何分散？散见于古书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可供我们揣摩。
和祝融八姓类似的情形，则是沿海到淮河流域，徐和舒的发展，他们本来应当是在今天的山东和苏北地区。在周穆王的时代，据说徐国盛极一时，甚至威胁到周人的权力。从今天的地名上看，徐和舒这字眼，在江西、安徽都可以找到，这一条路约略地呈现从北到南的路线，他们和后世吴越的关系，是友是敌？和西边楚国的关系，又是如何呢？这些问题，在历史书上和史书的批注中，可能还有些地名可以考证，如果能够重建徐舒迁移的理由和路线，那么我们对于西周封建网以外的族群，又可以多一些理解。
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无能的老人，还在做梦。希望不久后，有年轻的学者们，在这些课题上有所注意。
二十多年前，当时三联的董秀玉，在香港和我商量，将联经版的《西周史》，在三联出版简体本。当时，我的力气还够，秀玉正在壮盛之年。第二年在北京，她又介绍我认识了资深编辑许医农。我和秀玉很久没见了，从共同的朋友处知道，她还是精力过人，非常活跃。在为新版《西周史》撰序时，一方面我也在做一番检讨，另一方面，也怀念故人。秀玉和医农都还有一段好岁月，才会走到八十岁的老年。此处以祝福遥寄故人，长勿相忘。
许倬云谨序
二○一一年三月九日
周的起源：周人祖先
选自第二章第一节
周室的祖先后稷（弃），据《史记》“周本纪”，是尧舜与夏禹的同时人物。后稷不论是一个实在的个人，抑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至少是周人自己承认的始祖。周之为周，当然也就可说与陶唐虞夏同时已在中国古代的诸种部族中出现了。由这一时代到周文王的时候，周人经历了一千二百年的迁徙。周人的足迹及其与其他部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即是本章的主题。据《史记》记载，后稷之子不窋，在夏后氏政治衰微时，去稷不务，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不窋与后稷的关系，自来即为学者所怀疑；由汉以来，史家即认为太史公所记周初世系有错误（《史记会注考证》：4/4；胡承珙，1888：24/33）。大约后稷之名，原非官号，只是指周人为务稷的部族。“去稷不务”一语，本不是以夏后氏为主词，却是形容不窋领导下的周人放弃了原有的农业，改采戎狄的生活方式；到了公刘的时候，“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则又由戎狄的生活，再变到农业生产的文化（同上），这一大段事迹，未必在两代之间发生。
公刘到文王的父亲季历时，周人经历了四百年左右，如以《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所载，殷王武乙与周人古公亶父同时为基点（陈梦家，1956：292），公刘至古公有十一代，与殷商世纪相比，公刘应该约略相当于商代“九世之乱”的尾声，盘庚迁殷的前夕（《史记会注考证》：3/19—25）。这时商人由频频迁都到都殷不再迁移，由王位继承的承序不定而至盘庚以后的父子相承。商人正在大变动的中间，公刘时代的周族所受殷商的压力可能比较小，也就有可以自行发展的余地了（关于殷商积年及盘庚以后的年代，参看陈梦家，1956：208—
216）。
以上由文献上记载的周人祖先活动的传说，可以有三个阶段：后稷时代周人已发展农业，不窋以后周人奔于戎狄，以及公刘以后又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若配合考古学的资料来说，农业在中原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已发端，周人若在后稷时代始有农业，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中，应算是后起的。不窋以后又有数百年不再务农，也说明了周人的农业文化还不够稳定。
不窋所“奔”的戎狄，已在农业文化圈外，由后稷开始以至古公的迁徙到岐下，周人大约只能是徘徊于农业文化圈边缘的一个集团。追索先周文化的地望也当由此着眼。
周人起源之地，学者从古代地名着手，总是在今日陕西泾渭二水一带找寻，遂谓弃始生之地邰在武功，公刘以后立国的豳在三水，古公以后所在的岐下为岐山一带（丁山，1935；齐思和，1946）。甚至考古学家追索古迹，也循此线索，以为周人先世迁徙范围，不过在泾渭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石璋如，1952：357—376）。
与传统说法迥异，则为钱穆的周人始源于晋南的理论（钱穆，1931；反对其说者为齐思和，1946，但大体上仍与旧说相当）。钱氏之说，以为《诗经》“公刘”：“于京斯依”，“于豳斯馆”；及《史记》：庆节“国于豳”，其京与豳在汉代的临汾，今新绛县东北二十五里处。豳邠古今字，皆得名于汾水。汾水为一条古水，古公得名由此水。《水经注·汾水注》，汾阴有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有稷亭，当与后稷有关。又据《水经注·涑水注》，闻喜附近有周阳故城，汾口西岸，则有韩城之周原堡。万泉县内井泉百余，正合《诗》“公刘”：“逝彼百泉”的景观，周之得名，也在此区。古公亶父受薰育戎狄之逼，止于岐下，所逾即是韩城西北的吕梁山，钱氏遂以为公刘旧居
在晋南，当黄河之东，汾水之南，盐池西北的涑水流域。按地名随着人群迁移而搬家，历史上随处有之。周人在陕西住久了，其地名已深入人心，后人遂以为周人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这些地方。如以钱氏之说，则周与豳都可能是古公由山西带来陕西地名，周人的祖先未必局促于泾渭之间。钱氏的理论虽有待证实，事实上也有相当的说服性，至少已是重要的一说（陈梦家，1956：292；Kwang-chih Chang，1980：249—250）。
“先周”的定义，应有四个层次：由近及远，最晚的一段，文武建国以前，可说是先于周朝，其地区当是岐山周原；早些，古公亶父迁来岐山以前，是先于周人之为周人的时期；更早一段，是脱离戎狄的时期；最早一段，则是周人集体记忆中的远源。
这四个阶段中，远祖时期最不易追寻，更难证实。钱穆与傅斯年二氏追寻周的源头，都是有趣而不易证实的工作。然而，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虽有不少难以稽考的传说成分，对于该一族群的自我认同，仍有重要意义。至于考古证据能有用处的部分，当在先于周代一段及先于周人之为周人一段。前者是岐周诸遗址的文化，后者是迁来岐山以前，下文将有所讨论的碾子坡先周文化。这两段，时代差为接近，不难由文化谱系追踪。至于更早于此，文化谱系的族属疏远，演变线索未必清
楚，则至多列为历史的可能性，却不能作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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