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历史》丛书的编辑对合作作者提出的写作要求是：“专注于所涉历史的所有主要方面。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和宗教方面都需要关注……并且，每一位作者都应努力避免让自己的作品过于关注某一方面。” 1963年3月23日的同一份备忘录中还规定：“对学术机构的介绍仅保持在最低限度”，但文献综述除外。
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两位编辑之一，我在写本卷时尽可能地遵循了上述指导原则。把跨度大约为500年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历史放在规定的范围内，同时涵盖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和时期，在此基础上写一本符合公认的历史学研究规范的书，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为此，我在保留时间框架的同时，将材料按照主题或地理方位组织进各个章节，以讲述具体的故事。我想通过展示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说明性图景，对奥斯曼统治下的东南欧生活进行总体描绘。如果成功地满足了上述要求，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整套丛书，包括本卷，目标读者都是有兴趣了解东南欧的处于起步阶段的研究生或非地区研究的历史学家。与遵循公认的组织规范相比，满足这些潜在读者的需求更重要。上述情况共同决定了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附录汇集了从大量文字中提取的名称和表述。除非这些名称和表述已经成为我们语言中的一部分（例如维齐尔、苏丹），或以某种形式（例如维也纳、贝尔格莱德）为人所知，否则，在书中都以其所使用语言的当代拼写形式呈现出来。［xii] 城市以提及时使用的名称为准（例如，1453年前为君士坦丁堡，1453年后为伊斯坦布尔），但首次出现，会在括号中给出所有称呼。本书最后提供的附录[ 译者注：此处原文应为“外文表述和地名词汇表”。因地名在书中均有翻译，未在最后增译地名词汇表，故将原文改为“附录”。]或能帮助读者轻松识别相关信息。
接下来，请允许我由技术性解释转向更令人愉快的致谢环节。感谢众多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没有你们，我不可能完成这项研究。古根海姆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和华盛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比较和外国区域研究所（Comparative and Foreign Area Studies）共同为本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国学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资助给了我必要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的初稿。在此，向这些组织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询过程中，有很多人为我提供了帮助，但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提及。在此，仅感谢所有在以下机构为我提供慷慨帮助的人们：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伦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ndon）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院图书馆（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巴黎国家图书馆（the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in Paris）；位于维也纳的国家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大学图书馆（the University Library）、豪斯霍夫国家档案馆（the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历史研究院（the Historical Institute）、东欧和东南欧研究院（ the Institut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European Studies）；位于布达佩斯的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国家塞凯伊图书馆（the National Szchényi Library）、科学院历史研究所（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位于布加勒斯特的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国家图书馆（the National Library）、“N.洛加”历史研究所（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N. lorga” ）、东南欧研究院（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European Studies）；位于索非亚的保加利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the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克莱门特与美索迪乌斯”图书馆（the “Kliment and Methodius” Library）和保加利亚科学院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Bul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the Serb Academy of Sciences）、塞尔维亚共和国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the Public Library， and Archives of the Republic of Serbia）；位于萨格勒布的南斯拉夫科学院图书馆（the Yugoslav Academy of Sciences）；位于萨拉热窝的公共图书馆（the Public Library）、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档案馆（the Archives of the Republic of Bosnia-Hercegovina）、大学图书馆和全球博物馆（the librari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Territorial [Zemaljski] Museum）。
我本希望这张名单能更长，但遗憾的是，我不会希腊语，而且因土耳其当局的拒绝，我未能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相关调研，这多少都阻碍了我对该研究的扩展。
最后，但非常重要的是，我还要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和理解，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一位是我的妻子萨丽（Sally），她的容忍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一位学者妻子的期待。还有我的同事和朋友唐纳德·W·特雷德戈尔德（Donald W.Treadgold）教授，他用他的理解、耐心以及令人鼓舞的行动，给予我极大地帮助。
彼得·F.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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