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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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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用辛勤劳动塑造了新时代城市社会生活高效运行的“生命线”。本书从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工作状况、社会心态、社会融入、社会流动、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六个视角出发，具体探讨了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群体画像、工作状况、工作诉求、观念心态、职业发展和社会支持，进一步展望了智能革命对这一群体的深刻影响，及其今后的职业身份转型与职业发展方向。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是“困在数字算法”里，而是“困在生活算法”里，面对“无人配送”“低空经济”等新业态的就业替代，他们的未来路在何方？这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尊重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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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葛天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清华—哈佛联合培养），兼任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区专业委员会理事、《社会政策研究》杂志编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政治、社会治理、比较政治经济。曾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部级相关课题多项；在《社会学研究》《城市规划学刊》等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著有《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译有《公民现实主义》。曾获同济大学优秀班主任称号，指导同济大学学生团队荣获上海市“知行杯”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特等奖并获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邓佳怡：上海交通大学法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现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培生。曾获2020届同济大学优秀本科毕业论文奖、上海知行杯社会实践大赛特等奖（负责人）、第十六届“挑战杯”上海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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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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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治理丛书总序/1
序／1
第一章
智能时代的数字递送工人
一、智能革命加速数字平台经济崛起／3
二、平台经济下的新劳动与新工人／7
三、聚焦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群体／11
四、研究方法与调查安排／15
第二章
理解数字递送工人的六个视角
一、关于农民工及其工作状况的研究／18
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22
三、关于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24
四、关于外来务工群体的社会流动研究／28
五、关于数字递送工人的劳动过程研究／31
六、关于数字递送工人的劳动关系研究／38
七、本研究的创新探索／41
第三章
青年工人：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群体画像
一、户籍来源：多来自劳动人口输出大省／45
二、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专业技能匮乏／46
三、婚姻状况：已婚多于未婚，未婚“脱单难”／49
四、收入水平：平均收入中等偏下／52
五、居住条件：居住缺乏有效保障／54
六、业余状况：文化娱乐活动单调／56
第四章
数字骑士：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工作状况
一、从业年限：工作不稳定，流动性高／59
二、日工作量：工作辛苦，量大强度高／63
三、职业培训：培训简易，缺乏技能提升／64
四、工作补贴：补贴较多，偶有不规范现象／65
五、社会保障：缺少基本社保，权益意识薄弱／66
六、工作感受：顾客总体礼貌，仍有职业歧视／69
七、重新定位：社区服务不可或缺的数字骑士／71
第五章
劳动心声：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工作诉求
一、提升实际收入、改善居住环境／73
二、落实居住证明、规范安全保障／76
三、优化奖惩机制、保障交通安全与提供充电设施／78
四、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社会尊重／83
五、提供技能培训、继续教育／85
六、面对未来的迷茫：观望与返乡／86
第六章
城市过客：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观念心态
一、职业认同感：具有服务意识，但缺乏荣誉感／92
二、城市归属感：情感语言疏离，无定居意愿／95
三、社区参与状况：社区事务参与率不高／100
四、政治认知状况：认知不足，效能感低／102
五、十年心态变迁：四个骑手的故事／106
第七章
向上流动：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职业发展
一、发展动力：智能革命、自由市场与多劳多得／113
二、自身努力：压力、奋斗与阶层跃升／115
三、教育阻力：困在工作与生活系统里／117
四、劳动阻力：“众包”模式与机器替代／123
五、骑手未来：无人配送技术与就业转型／124
第八章
系统优化：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社会支持
一、完善劳动保障与社会保障／129
二、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健全休息休假制度／130
三、落实企业申诉机制，提高商家入驻标准／132
四、解决居住证办理难题／133
五、集中解决安居环境／134
六、定位社区骑士，加强技能培训／135
七、给予心理支持，增强发展后劲／137
八、拓宽交流渠道，增强社会交往／139
附录1 课题组成员对73位外卖从业青年的访谈录音整理／143
附录2 课题组对22位快递从业青年的访谈录音整理／255
附录3 问卷调查／290
参考文献／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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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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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人类社会正加速步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时代。智能技术革命加速数字平台经济的崛起，数字算法日益渗透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其中，人们感受最为明显的是即时配送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当今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已经成为人们日常消费购物必不可少的社区生活服务提供者。在此背景下，数千万劳动大军往返穿梭于城乡社区、大街小巷，成为中国快速成长的新兴职业群体的主力。据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新职业劳动者规模已达8400万。由于该行业劳动者就业形态具有高流动性，实际上，劳动者规模可能远不止于此。
在劳动大军中，主要由快递业、外卖业的递送工人所组成的数字平台的线下递送工人（本书简称为“数字递送工人”，DigitalDelivery Labor）是典型的为人们所熟悉的新职业群体。这一群体不仅在中国快速发展壮大，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尤其是疫情期间，数字递送工人扮演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基本运行的重要角色，承担了大量物资的艰苦保供工作，构筑起城市生活保障的“生命线”。然而，这一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最熟悉的工人群体，却往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陌生的工人群体。他们是谁？来自何方？有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工作状况怎么样？他们的未来职业发展会怎么样？想要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并进行视野开阔的学术研究。
习近平同志称外卖员、快递员为辛勤的“小蜜蜂”，党中央、全社会都高度重视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的生活、工作和发展状况。为此，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同济大学校团委、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支持下，笔者从2018年开始，连续两年带领同济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团队开展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截至2019年年底共获得1559份问卷。由于疫情期间，无法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笔者带领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截至2023年年底，我们共对205名外卖配送员、快递工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我们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尤其是他们的情感诉求、社会心态、政治认同、职业发展状况。由于条件限制，本次社会调查未能采取严格的随机抽样，但笔者依然力图完整系统地呈现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的整体风貌，并初步获得了对这一群体的系统性认知。这种系统性的认知是社会公众加强对这一群体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更是政策制定者完善相关政策的前提。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数字递送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此意义上，针对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开展社会调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根据我们的调查，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群体以男性青年为主，数量占比为89％，77％的数字递送工人未接受高等教育，42％的数字递送工人的月收入低于5000元，56％的数字递送工人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78％的数字递送工人的劳动年限不足3年，其户籍来源地主要是河南、安徽、山东和江苏，近59％的数字递送工人居住在自租房里，57％的数字递送工人已经结婚，数字递送工人的政治面貌以群众和团员为主。整体上看，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社会学特征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务工男性已婚青年，且工作繁重、流动性高、居住分割性较强。调查团队还对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的社会保障、社会心态与政治认同进行了研究分析，具体的调查结论可以直接阅读本书相关部分。由于劳动方式和就业形式较为特殊，这一群体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由于难以获得户籍融入城市，这一群体普遍持城市过客心态；由于难以全面嵌入党团组织，这一群体的政治认同处于空白状态。这些现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群体的劳动工作性质与生活系统失衡。
根据调查，关于上海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的职业发展与未来命运，至少还有如下三个观点值得突出强调：
第一，虽然数字递送工人群体是新职业群体，但他们并非凭空产生，他们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体制下独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此，既有的关于所谓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均可以作为理解这一群体来源的基础文献，并在本次社会调查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于是，本次社会调查增加了一般社会调查报告所不需具备的理论文献回顾内容，系统性地总结了六个相关研究视角，以此增强读者对这一群体“前世今生”的理论认知，获得一种认知上的纵深感。这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更完整地理解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系统困境，也有利于我们分析和探索这一群体今后的职业发展趋势。当前，社会学者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分析劳动过程，而相对忽视其职业发展问题；政治学者、法学研究者讨论更多的是“制度之变”，即通过考察“工资协商制度”抑或“协商民主”过程来解决所谓“社会问题”，而他们往往忽视新职业群体本身，即忽视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感受和命运，宏大的协商民主制度比较分析不能代替社会学的基础性分析，更不能为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发声。为此，本次社会调查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采用了跨学科交叉研究视角，笔者因此也呼唤跨学科对话，以期突破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学科界限，真正做到“见人也见制度”。在这方面，本书尽最大努力引用了外卖快递员的“原话”，让数字骑士发声，让数字骑士讲话，让数字骑士表达。
第二，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因智能革命而生，却并非陷入所谓智能系统的控制之中，而是陷入于一种更难以调整的生活系统的控制之中。他们不是被“困在数字算法”里，而是被“困在生活算法”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逻辑是数据、算力、算法，数字平台经济正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数据精准供需匹配与最优路径计算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社会学关于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的大量研究为全社会关心和理解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生活工作状况的人士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工具，并由此形成了全社会对“算法控制”的强大舆论压力，也由此开启了数字平台企业对自身算法系统的升级、迭代和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冷漠的数字算法控制。然而，对于外卖快递员而言，真正难以优化和升级的是生活系统，他们的工作时长、居住条件、社会保障风险、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提升路径、职业尊严、情感与社会尊重需求等所构成的整个个人生活世界更需要“系统升级”。简言之，他们不能永远成为被困在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第三，智能革命的快速迭代催生了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却也可能以另一种新经济形态对这一新职业群体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阻碍。智能革命的社会影响存在“创造性破坏”效应：一方面，智能革命促进平台经济崛起，改变了传统城市生活服务业形态，具有就业创造效应，增加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确实具有就业吸纳的社会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创新且具有高度外溢效应，随着ChatGPT大模型技术迭代、智能平台本身加速迭代进化，自主无人技术应用推动“无人配送”“低空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不断发展，从而很可能对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形成就业替代或改变乃至重塑平台经济与城市生活服务业态，这一点又几乎没有得到全社会更充分的重视。既有研究很少关注智能革命与技术不断迭代创新外溢背景下的数字递送工人的职业发展状况和前景，而这实际上是当前十分重要且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智能社会治理议题，更是本次社会调查不同于其他关于数字平台劳动者调查的着眼点或特色之一。
展望未来，智能革命加速推进智能社会的来临。根据我们的调查，大量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并不希望因为无人配送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失业。尽管社会调查所能够提供的认知具有时间限制，但如果赋予长时段的理论思考，则可以得出超越当前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预见。考察智能革命下的劳动与数字递送工人群体的职业发展，就需要面对这种未来技术迭代创新的挑战。在这方面，本次社会调查仅仅是开了个头，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这也是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所难以回答的问题，即无人配送技术迭代对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究竟会带来何种影响？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当前，数字递送工人群体具有高度流动性，尽管其劳动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需要对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有新的认识，而这是构成这一群体未来职业发展转向的最重要的基础要件之一。至少，我们的调查发现，在日常生活里，他们对全生命周期的城市社区服务供给具有机器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他们是老龄化、少子化社会背景下社区“微治理”的核心力量，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商品还有社区公共品，他们不只是提供数字递送服务的数字骑手，他们更是社区生活与治理服务不可离开的数字骑士。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于宝山走马塘
202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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