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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知识的内容以何种形式呈现并被保留?
学习方式决定了认知风格
三种传承方式解读现代化语境下中医知识和实践的代际相传
人类学教授潘天舒、中医学史教授张树剑联袂推荐
人类学与中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海外中医研究经典
作者新撰写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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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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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书开头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即我们学习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在现代社会，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取决于我们学到了什么，而至于用何种途径获得这种知识则是无关紧要的。本书挑战了这一普遍流行的观点，即知识可以脱离参与者的学习方式与社会背景而独立稳定地代代相传。本研究以中医在中国的多种传承方式为例，表明学习的风格根据个人对知识的感知和态度而有所不同。即便是同一个术语的含义也可能随着人们感知、表达和在具体情形下的使用而产生变化。知识的不同风格与不同的传承方式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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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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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丽，牛津大学医学人类学终身教授。生物学（植物学）本硕双学位，人类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东方医学和宗教研究中心创始人，积极推进西方的中医学比较研究。著有《中医的传承》《中医脉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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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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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习方式
第一章 知识和实践的秘传
第二章 气功和气的概念
第三章 知识的个人传承
第四章 阐释古典医籍
第五章 知识的规范化传承
第六章 依据现代中医文本教学
讨 论 认知风格
附 录 1988—1989年云南中医学院中医本科生、针灸推拿专科生课程
医学与哲学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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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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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所知？我们如何学习我们的所学？在不知道文本的产生、“创作”、书写、“保存”、被学习、“应用”、遗忘和 “重新发现”的背景的情况下，我们能理解它吗？文本能多大程度上脱离其背景独立存在？脱离背景的文本的传播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其传达的知识名词化、客观化和概括化？人们谈论知识“内容”，这些内容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都可以被保留下来。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区分内容和形式，并最终对这一努力产生怀疑。本民族志提出以另一种方式思考知识和实践的传承，聚焦中国医学实践中的医学哲学术语在不同的中医实践环境中的当代用法和诗学意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籍文本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作为不 同社会形态的一部分传承了大约两千年。因此，本书可能对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有一定吸引力。
作为语言实用主义者，我关注词语在社会层面的意义，即术语的意义是在使用它们的社会情境中产生的。同样地，作为医学人类学家，我与其他社会人类学家一样对书面文字持怀疑态度，并像我的导师一样，强调对自发行为的第一手观察的民族志价值。相比之下，书面文字总是掌权者的文字，是决定什么应该被阅读和传播的人的文字，以及那些把一生奉献给研究应该如何阅读这些文字的专家们的文字。我的本科教育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中医基础理论也归入此类，这培养了我社会—生态学式的观察方式。因此，本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旨在比较中医关键术语和文本使用的不同社会情境，研究的核心是相同的关键术语在不同的医学教育和实践情境中的所谓 “行事意义”，每个术语都由不同的学习习惯塑造。这项田野调查是在1987—1988年间进行的，距今37年，地点是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及其周边地区。
因为中医术语对于那些严肃对待它们的人来说是一个难题，而且由于中医常常被无视科学局限性的健康专业人士所嘲笑，因此本研究不仅通过文本分析，还利用民族志来探究这些关键术语的含义和有效性，后者关注术语在不同医学知识传播领域中产生的影响。 由先生为一群自愿参加的朋友领读的中医读书会被视为学习医学的社交活动，就像任何病人和治疗师之间的相遇、先生和弟子之间的交流，或者教师和学生在教室中的互动一样。虽然“参与观察者” 不需要掌握所讨论的技术，但仍然可以以观察者的权威发表看法。 我的目标是通过实践学习以胜任该技术，能够使用中医术语口头指令，在病人身上达到与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应用针灸技术在我身上所取得的相似效果。因此，我将“参与经验”称作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在我作为正式注册入学的学生进行沉浸式田野工作的同时，这种学生身份即使没有颠倒也动摇了常规的权力关系。
当所谓的“秘传知识”开始在现代高等教育课堂上被作为“开放”“可接触”和“透明”的“规范化知识”进行教学传授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为了避免将家族的“秘传”与政府推广的“规范化” 知识传承方式进行二元对立式的划分，我想先讨论第三种传承方式——个人传承。随着撰写的进展，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三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中世纪时期，还出现在欧洲，现在剑桥和牛津等大学依然保留这一教学方式。然而，不同于责难这种个人化的知识传承模式及其有效性的核心：量身定制的个人“教程”——这也造成了“偏爱”，是现代教育力图消灭的——本研究旨在更开放地探索不同于官方知识传承的“其他”形式。个人传承模式产生的知识具有哪些特质？对疾病叙事进行研究的医学人类学家而言，“读者反应理论”是用于研究本来难以理解的社会和口头行为的关键，本研究可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同样，研究中世纪文本的学者可能会发现，把所谓“积极读者”的评论作为这些文本的一部分进行阅读，是很有意思的事。 蒋熙德（Volker Scheid）在他的《当代中国的中医》一书中比较了三个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田野场景，让·兰福德（Jean Langford） 在她对阿育吠陀医学的研究专著《流畅的身体》中也采用了这一做法。顺便提一下，利用在荷兰一家生物医学医院的三个不同楼层进行的田野调查，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让她的《身体多重》一书中的三重本体论变得通俗易懂。显然，比较三个田野场景会使分析变得有力，有助于研究者避免陷入论证的对比模式，这一模式在对比“传统”与“现代”医学时至今仍十分普遍。当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发表他们广受好评的关于西方科学史上三种“客观性”认知方式的研究时，他们强调，除其他因素外，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 “认知美德”追求。我相信他们对科学知识生产的架构与本民族志同声相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勾勒出一种分类学，而是旨在对三种中医传承的社会形态进行民族志研究，古老的中医哲学术语在这些中医传承的社会形态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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