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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私人军事公司能否取代征兵制？ 战争期间大规模的空袭是否行之有效？ 核威慑如何取得最优解？ 怎样降低反恐战争的成本？ 当战争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纷纷扰扰的立场争吵之外，如何使用一种冷静理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动荡的世界变得格外重要。 深入浅出，以史为鉴，通过经济学入门理论重写千年战争史 本书作者尤尔根·布劳尔和休伯特·范图伊尔坚信以经济学的视角来书写战争史，通过经济理论的角度来重塑战役过程将会给军事学领域带来新的洞见。 为此，本书精心选取六条经济学基本原理——机会成本、预期边际成本与收益、替代、边际收益递减、信息不对称和隐藏特征以及隐藏行动和激励协调，使用简单的基础概念，总结成七堂课，跨越七个时代，深入分析历史上耳熟能详的著名战役和历史事件，重新审视现有的军事理论。哪怕是对经济学理论一窍不通的读者也可以放松心情，跟随作者的推理，从阅读中收获乐趣。 经济学版《枪炮、病菌与钢铁》，说透战争背后的复杂逻辑与动机 回顾过去，战争与经济史的著述颇丰，其中大部分探讨了“如何为战争筹备物资”“战争在国内外造成的经济影响及后果”等人们期望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经济学可以延 內容簡介： 穿越战火硝烟，《城堡、战役与炸弹：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为读者掀开了一扇通往军事学与经济学交汇之地的大门。作者深入分析七个时代里的不同案例，抵达更遥远的地方和更久远的过去，从机会成本、预期边际成本和收益、资本-劳动替代、边际收益递减、信息不对称等原则出发，探讨了中世纪盛期城堡的建设成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私人军事承包商的性质和作用、启蒙时期将军们的战役决策、美国内战中的“信息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以及法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定等战争史上的重大问题。 两位作者也谦逊地承认，尽管经济学理论非圆满无缺，但他们仍希望通过注入经济学的理论活水，给陈旧的军事史注解带来全新的阐释视角。 關於作者： 作者|尤尔根·布劳尔 Jurgen Brauer 德裔美国经济学家，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的经济学客座教授，为和平经济学这一不断发展的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著有《战争与自然：全球化世界中战争的环境后果》（War and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in a Globalized World）和《冲突与和平的经济学：历史与应用》（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 and Peace: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等书。 作者|休伯特·范图伊尔 Hubert van Tuyll 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历史、人类学和哲学系系主任，著有《荷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Netherlands and World War I）、《美国的战略未来：新千年国家生存的蓝图》（Americas Strategic Future: A Blueprint for National Survival in the New Millennium）等书。 译者|承初 毕业于武汉大学，译有《从左写到右》等。 目錄： 序 言 第一章　经济学 第二章　中世纪盛期（1000—1300） 第三章　文艺复兴（1300—1600） 第四章　战役时代（1618—1815） 第五章　革命时代（1789—1914） 第六章　世界大战时代（1914—1945） 第七章　核武时代（1945—1991） 第八章　经济学与21世纪的军事史 注释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序言 许多读者在拿起这本书时，为的是其中的军事史，而非经济学。他们很可能会直接跳到自己感兴趣的那段历史：中世纪盛期建造城堡的成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佣兵队长的基本特征与作用；启蒙运动年代将领的战役决策；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信息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德战略轰炸；或是“冷战”早期法国发展原子武器的决定。考虑到这类读者的需求，我们在撰写这些章节时采用了相对独立和自明的方式，但最后可不要错过本书的经济学章节（第一章）。如果你必须先一饱自己对历史的胃口，那么请在这之后尽快阅读经济 学的部分—这道甜点没准出乎意料地可口。 《城堡、战役与炸弹》一书尝试从经济学理论视角书写军事史。以图解的形式，我们研究了六个案例。为提供可观视野，这些案例横跨了过去的千年，也就是公元二千纪。五个案例涉及欧洲，一个涉及北美洲。我们本想扩充覆盖范围，抵达更遥远的地方和更久远的过去，但出于各种原因，这野心似乎过于膨胀。哪怕是我们现在所选的案例，在一些读者看来也像是舍本逐末。例如，当人们思考“冷战”时期（1945—1991）时，首先想到的会是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而不会是法国如何建立其核武库。但是，法国进入核时代改变了超级大国交锋的动态，如此一来，这一案例不单对法国，甚至对于整个历史而言，都变得十分引人入胜。在法国之前，英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核武器的实力，但它—一如既往—与美国的联盟太过紧密，因而无法被视为世界舞台上完全独立的参与者。相反，法国重铸荣光的野心—一如 既往—使本就危机重重的核竞赛陷入混乱。这不再是鲍比·菲舍尔与鲍里斯·斯帕斯基之间一对一的棋赛，有第三名选手移动了棋盘上的棋子，这惹恼了美国人，但也没给俄罗斯人带去丝毫安慰。今天，许多国家都叫嚷着要建立、扩充并使用本国的核武库，重新审视是何种精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鼓动了法国人，看来毫不离题。此间引起经济学家兴趣的，是一个简单的观察：常规的非核部队给法国也给所有其他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为了维持日常事务的运转，有没有可能，法国发展自己的核武打击力，仅仅是为了用更经济的核武力代替常规部队，并在谈判中重新夺回其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第七章将处理这个问题。 回顾过去，关于世界大战时代（ 1919—1945）的史著颇丰，甚至也有关于这些灾难的经济史著作。 1 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探讨了“战争的经济学”，论题包括：为战争融资；战争所需得物质资源，它们的获取以及消耗；战争在国内外造成的经济影响及后果；经济活动从民用导向朝军用导向的转变—简而言之，包含了人们期望经济学家能够应付的问题。但经济学可以延伸得更远，深入实际作战的行动领域。作为例证，我们在第六章选取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案例，它就此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德国的战略轰炸。这一计划收获的评价，尤其是武装部队内部的评价，导致此后几乎每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战争中都采取了类似举措。毋庸置疑，上千架轰炸机掠过德国城市上空发动突袭，是对强悍武力的惊人应用，但它行之有效吗？该战争计划的策划者本应该更好地遵循收益递减这一经济学理念，这一点应当留意。任何熬夜学习的学生都知道，这些努力也许会对通过接下来的考试有所帮助，但仅仅投入更多时间，并不保证分数会相应增加。俗话说得好，重要的不是投入了多少时间，而是在这段时间里投入了多少。对轰炸而言，道理是一样的：只靠向柏林派出更多架轰炸机也许可以赢得战争，但盟军需要付出的代价只会节节攀升并且难以承受。如果收益递减的经济学概念得到了充分理解，盟军可能会在欧洲空战中更迫切地追求技术创新。或许他们还能挽救无数生命，因为就人员比例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军事部门的损失超过空军，也没有任何一场大火比轰炸机播下的火风暴更加猛烈。人们会想知道，如果非战斗不可，还有其他什么朴素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减少生命损失。 之所以在第五章选择美国南北战争作为阐明革命时代（1789—1914）的案例，是因为那场最重大的革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虽然使战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彼时工业化的程度还不足以对战争的进行和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相比之下，美国南北战争是第一场在工业化背景下开展的重大战争。这将诸如新技术以及更重要的大规模生产，带到了战场上。在信息流方面，这一时代有三个发展尤其显著，那就是电报、铁路和报纸。今天，无须说服人们相信引入电子通信的意义，电报所代表的意义同样如此。而因为人们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移动到更远的地方，铁路也传递了信息。作为印刷技术进步和识字率提高的产物，报纸也被战争双方用作工具，作为信息来源以及传播虚假情报的途径。将信息经济学的诸方面与信息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相结合，这是相对新颖的做法，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更是如此。 在军事史上，1618—1815年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战役时代。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与战争某一方面紧密联系的案例。第四章选择检视的专题关注指挥官的决策，也即参战与否的决定，尤其考虑到决策是行为经济学的突出部分。在这一整个时期内，决策一直都是突出的事务，影响了每一场重要战事。意识到战争并非随机事件，而是产生自相当审慎的选择，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位“伟大指挥”都认为，发起战争的决定，需要予以重点乃至最为重点的关注。一旦参战，剩下的可行选择便急剧缩减，将领们可能会迅速失去对局面的把控。这在长期战争中尤甚，交战双方可能在其中退化成斗殴闹事、杀人成性的暴徒。战争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奖赏—胜利—但也会强加终极的代价：士兵战死沙场，在敌将手下折损军队。发起战斗以前，最好深思熟虑。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雇用了成千上万的私人军事承包商，这将一部分公众关注引向如下议题：如何补充一个国家的“正规”武装部队。对于领域内的专家而言，这并非什么新鲜议题。 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就已大量运用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同一个十年里，非洲不同国家和派系发起的许多次战争也是如此。今天仍有许多浪漫的概念环绕着声名在外的法国外籍兵团的“雇佣兵”，美国读者也至少听说过“黑森佣兵”在美国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只要细想一下就能发现，完全公共的武装部队、所有士兵皆从一国的年轻男性国民中征募而来，这在历史上并不寻常。尽管被打上了“佣兵”“兵痞”这样的揶揄标签，军事劳动力市场中自愿的供需一直都很活跃，而从经济学角度描述这一市场的著作却相对稀少，让人意外。例如，拿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300—1600）被广泛雇用的军事承包商—那些被马基雅维利恶意中伤的佣兵队长—历史学家通常将其衰退归咎于其雇主动荡的政治命运，以及军事技术中的某项发展。重要的动荡确有发生，但为何不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所做的那样，将其雇佣合同（condotte）的本质也纳入考量呢？这些合同，正得名自那些承包商，也即佣兵队长（condottieri）。私人军事承包商在时下的再次兴起表明，这是这一行当中有待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面向。也许，相较于根深蒂固的思维与实践习惯所推荐的方式，武力市场能够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 在有关中世纪盛期（1000—1300）军事行为的研究中，较为明显的可能案例包括城堡的建造和使用、征服战争、武器的演变、战争筹划、个体骑士的训练、中世纪军队的发展，以及战术。其中，城堡又是重中之重，它的建造、防御和围攻主导了这个时代的战争，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中世纪军队的看法变得越发积极，这也增加了城堡的重要性。当我们认为那时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依赖防御工事便显得理所当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时军队的组织和领导比人们此前所认为的要优秀得多，这使得当时对城堡的依赖更加耐人寻味。武器方面最重要的变革，是让进攻城堡变得可能的那些。战斗固然很重要，但军队指挥官往往会避免战斗，而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迫近或保卫城堡的策略上。即便是欧洲最好的骑士，乘骑着最优良的战马，手握最锐利的骑枪，披戴能获得的最坚硬的铠甲，也无法亲身进攻欧洲修得最糟糕的城堡。历史学对中世纪军队的关注再次兴起，而以城堡为主题的第二章对此进行了补充。我们将看到，虽然城堡耗费巨资——有时，国王会将一整年的财政收入全部花在一座城堡上——但这钱花得值。出乎意料的是，一点经济学知识也许能告诉我们事情为何如此。 我们并不假设读者熟悉经济学，因此在开头的第一章阐述了它的一些原理。说来稀奇，关于什么是经济学原理，人们尚无定论，但任何经济学家都不会对我们所讨论的六项原理表示异议：第一，要做一件事，通常必须牺牲同时做另一件事的机会；第二，激励机制会对行为产生影响；第三，决策是通过对比额外收益和额外成本而做出的；第四，信息的不对等催生了有利于其中一方的力量；第五，在某个节点后，继续投入会导致额外产出的收益越来越少；第六，如果某些物品的功能类似，人们将用相对便宜的替代相对昂贵的。（比如，如果想要的只是一样水果，那么苹果和橙子就是类似的。）这些原理（几乎）不言自明，但其复杂性和含义却并非如此，而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在本书选择回顾的军事史片段里，这些原理如何发挥作用。 尽管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历史编纂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史学研究仍然缺乏公认的理论基础。人们以什么标准来选择、组织和呈现历史事实？历史理论究竟可以预测哪些事件，且预测的方式在实证上可供检验，并无惧反驳？美国的历史学家尤其对理论抱持怀疑态度。谈到伽达默尔和狄尔泰时，布鲁斯· 马兹利什这样写道：“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对上层的理论怀有疑虑，他们埋头做自己的研究，无视这些晦涩的思想家。”在这个方面，军事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便如此，阐明历史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其他研究领域——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甚至地理学、气候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补充理论，例如，贾雷德· 戴蒙德出版的两部极其畅销的著作就是如此。在这些和另外的学术领域，理论比在历史学领域发展得更加完备。在这些研究领域的协助下，可以将历史学视为应用理论中的一系列案例研究。尽管纪录不算差，经济学本身当然不是无懈可击的成功理论体系。我们邀请读者放松心情，收获乐趣。就算对经济学存有疑虑，人们仍可享受它的用处。 我们应当声明，虽然这本书的写作首先考虑的是大众读者，但每一个独立章节都对学术知识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例如，有关佣兵队长的一章，历史学研究关注的是当时复杂的政治和不断发展的军事技术，忽略了劳务合同这一面向—合同正得名自佣兵队长。将注意力引向这些合同——尽管是从经济学的视角—标志着对这方面文献的新贡献。同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一章，也为有关战略轰炸有效性的争论（这一争论至今仍令历史学家挂心）做出了独到的学术贡献。尽管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著作数以千计，但令人惊讶的是，既有著述很少像我们一样，研究信息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因此，我们请大众读者忽略那些主要为学者准备的大量章节注释，而为大众读者着想，我们也恳请学者谅解，本书会比通常的合适程度更加宽泛地阐述某个主题或时期。 对于将军事史和经济学相结合这个更大的事业而言，这六个案例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我们尚未可知。我们知道的是，通过选择六个而非仅仅一到两个经济学原理，并将它们应用于六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它们跨越了千年的历史，而涵盖一个如此漫长的时期实属野心勃勃——我们已经广布拖网。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结果即使不具代表性，至少也鼓舞人心：经济学看来将为（重新）审视军事史本身提供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 针对本书各部分收到的评论，我们要感谢杰里米·布莱克教授、马克·菲塞尔教授、杰伊·皮尔泽教授、温迪·特纳教授——他们都是历史学家——还有2001年5月在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罗格斯大学举办的国防与和平经济学会议，以及2001年6月在伦敦米德尔赛克斯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第五届国防与和平经济学年会上的经济学家们。我们更要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内部和外部的匿名审稿人、时任编辑J. 亚历克斯·施瓦茨、现任编辑大卫·珀文，以及出版社的所有同仁。我们还想感谢马蒂亚斯·斯波尔先生、塞尔塔克·卡尔吉先生、尼古拉斯·安格勒维奇先生、米洛什·尼科利茨先生和奥古斯塔州立大学图书馆间借阅服务人员，他们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约瑟夫·吉多上尉对全书的初稿提出了非常有助益的意见。我们感谢纳迪娅·A. 韦伯-吉多女士、克里斯廷·卡萨莱托教授、邓肯·罗伯逊教授（翻译）以及斯蒂芬·泽尔策教授和威廉·卡费罗教授（通信）。我们也要感谢德布拉·范图尔（插图）。通常的免责声明也适用于此：余下的一切错误都是作者的责任。我们要特别感谢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区的彼得·霍尔教授和斯蒂芬·马尔科夫斯基教授，以及他们的全体同事。 2005年，我们二人中有一人在那里担任客座教授，在此期间，他们提供了最热情好客、最充满新思、最富有成效的环境，这极大地推动了本书的完成。 最后，许多在正式出版前读到此书的读者都问，为什么我们不另写一章，谈谈美国目前在阿富汗，特别是在伊拉克的战争。最简练的答案也许是，与我们使用的那些案例相比，最终的数据集还未诞生。然而，如果经济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预测，那么我们项目的前提——将理论注入历史学——不正要求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编年史吗？尽管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中的心理历史学家已经取得了这一成就，但从马克思到托尔斯泰等人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发现，对这个学科而言，这是种苛求。在我们再次尝试解释未来之前，让我们先看看理论——无论是经济学的还是其他学科的——是否对解释过去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与此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关于美国目前的战争，经济学方面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面向—从恐怖主义的经济学到战败国家的角色、非常规部队的崛起、联盟的形成，以及对私人军事公司的大量运用——我们对本书的计划早在 2001 年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前就已经完成。尽管如此，在第八章中，我们还是以对恐怖主义经济学、军事人力经济学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私人军事和安保公司的讨论为本书作结。我们相信，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学不仅适用于军事史，也适用于当今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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