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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书写“汉武帝之时的汉武帝”和“汉武帝之后的汉武帝”。全书40万字,内容翔实,细致梳理时间线,订正史籍谬误缺漏,填补《资治通鉴》中缺失的历史细节。
2.以编年体细致描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将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的每一年作为一个篇章,每个篇章分若干主题展开叙事,兼具开阔与精微,揭示汉武帝何以成为后世中国封建帝王的参照对象。
3.进入汉武帝时代的时间节奏和生活情境,看见煌煌盛世,也看见盛世之下的众生相。汉武帝无疑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但他的作为与当时普通人的感受能否共振,或许更值得探究。
4.配合必要地图,直观呈现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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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以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四年作为时间引线,构成一部清晰、充实的汉武帝时代编年史。 作者以当时的时间节奏书写当时的历史,将符号化的汉武帝复原为血肉丰盈、灵魂复杂的刘彻,也描摹了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众生相。 经由本书,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汉武帝,看到不同的汉武帝时代。喜欢英雄叙事的,看到了青年英豪;沉湎悲情主义的,看到了落拓老将;抱持大国情怀的,看到了煌煌盛世;惯于悲天悯人的,看到了无名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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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戴波(@唐不闻)
1980年出生,南京大学毕业,现居江苏宜兴。
长期从事先秦学术史和秦汉史研究,已出版《帝国的阴阳两面》《认识一个古人再入睡》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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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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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从三个常识说起
常识一:汉初以十月为首
常识二:新天子即位次年改元
常识三:年号的由来
建元年间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初招贤良
跋扈的祖母
第一次尊儒尝试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祖母的反击
作为著作家的淮南王
卫子夫蒙宠
帝王的陵邑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
卑微的诸侯王
七国之乱的影响
天子好兵
第一次出使西域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
天子的男宠
消失的《今上本纪》
南方的另一个武帝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
从“坑儒”说起
独崇五经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再度兴兵
董仲舒和灾异论
两项人事任免
附录一:建元六年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用兵闽越书
元光年间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李广与程不识
天人三策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失败的马邑之谋
鬼神之祀
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
黄河改道
灌夫之祸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
窦田之死
丞相和御史大夫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河间献王:更佳的天子人选
第一次巫蛊案
公孙弘的复出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初征车船税
卫青亮相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附录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元朔年间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皇子初生
再战匈奴
大汉的入仕之路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阳谋“推恩令”
夺回河南地与初置朔方郡
大侠郭解
主父偃的结局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张骞回来了
《春秋》决狱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混乱的衡山国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白衣丞相
奇袭右贤王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
绝幕大战和进击的霍去病
二十等军功爵和武功爵
附录三:公孙弘与吾丘寿王辩“禁民间弓弩”
元狩年间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淮南太子引发的血案
元狩二年 (公元前121年)
霍去病两征河西
李广右北平之战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元狩年间史事纪年考
帝国的财政危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盐铁专卖
漠北大决战
祥瑞麒麟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宦海悲歌 / 265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
方术、疾病与死亡
附录四:终军“祥瑞”对
元鼎年间
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算缗与告缗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张汤之败
张骞又回来了
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
大广关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后土祠与天命宝鼎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
南越王国消亡史
战争的幕后插曲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南方大定
倾国倾城
附录五:汉乐府《有所思》
元封年间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封禅大典
两个黄帝
被封禅影响的人与事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
天下
循吏与酷吏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
东征朝鲜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大民溃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
南巡与射蛟
初置刺史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
死在异乡的公主
附录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太初年间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
太初改历
汉朝的马政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
西征大宛与再战匈奴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再战大宛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
大宛战略之尾声
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
附录七:匈奴冒顿单于与汉高后往来书信
天汉年间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
苏武牧羊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
李陵兵败
天下大乱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初榷酒酤
长安城的防卫系统
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
李陵与苏武的后事
附录八:《汉书·李广苏建传》节选
太始年间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
秦汉刑罚制度
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
田仁与任安
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赵地、赵国与赵人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
寂寞的独白:《报任少卿书》
附录九:《报任少卿书》
征和年间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
巨变的前奏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长安城里的巫术
巫蛊之祸
谜团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余波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
轮台诏
附录十:《轮台诏》
后元年间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扑朔迷离的最后时光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落幕
辅政疑云
盖棺难论定
附录十一: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出土疑似汉武帝遗诏
附录十二:《汉书·武帝纪》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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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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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汉学家鲁惟一在《汉武帝的征伐》一文中说:
汉武帝时代值得研究是因为它的时间足够长,能够见证中国新扩张方略最初的执行与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和放弃。我们还可以看到立场和观点各异的官员们的反应。
尽管鲁惟一所论仅着眼于军事,但可以扩及汉武帝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汉武帝执政五十四年,历时之长占了西汉王朝的四分之一,也相当于很多人一生的寿命,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人事变换。
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凡帝王之史,一称本纪,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称纪,如《汉书·武帝纪》。“纪”是绞丝旁,本义为丝线。故班马的体例,也是以帝王一生为时间线,把其他相关世家、传、书、志等统筹起来,形成一部蔚然可观的时代史。
那么理论上,了解汉武帝五十四年执政生涯,时代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众生遭遇着怎样的命运,这样一本书应该很适合用编年的方式去写。唯有如此,读者才能逐步感受到历史车轮为何不可阻挡,大小人物如何被它裹挟前进。但可惜的是,历史上除了司马光主持修撰的《资治通鉴》、王益之编撰的《西汉年纪》等极个别著作,很少有关于汉武帝时代的编年作品。现代著作,更是一部没有,无一例外都按主题分章撰写,比如征伐四夷单列一章,凿空西域单列一章,巫蛊之祸单列一章,财政改革单列一章……这种体例的好处是主题鲜明,叙事清晰,可以把某一块知识作一系统性全览。但其缺点则是,把五十四年这么长一个时间段里发生的史事全部打乱重组,某种程度上会割裂人对时间逻辑的观感。比如,算缗、告缗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财政政策,但它们的出台,实则和汉对匈奴的战争有紧密关系,假如分为两个不同的篇章去写,可能导致读者对政策的时间定位不够敏感,不太容易感知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关联。又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历也是重要时间点,不准确定位它在时间坐标轴上的位置,了解前后发生了哪些事,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里感慨汉武帝在太初年间错过了改弦易辙的最好时机。总而言之,通过编年,读者可以更清楚地捋顺时代变迁之脉络。
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尝试用编年体例写一下汉武帝。
但我稍做尝试,就似乎明白了没人这么写的原因—这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先说为何不讨好。一定会有读者咄咄逼人地问,《资治通鉴》就是编年的,你这么写还有什么意义,和《通鉴》又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会写得比《通鉴》更好?会这么问的,大概率并没有真的看过《通鉴》。如果看过,应该知道司马光只取有资政作用的大事,取材有很多取舍,所记并不全面,有些细节也略失客观。举个例子,元朔四年(前 125 年),司马光只写了两句话:
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细节。
这也正是我吃力的原因之一。既然本书按时间分篇章,尽管不能做到各年篇幅完全相等,但也不能某年写二三十字就草草交差。我必须遍翻原典,寻找这一年被司马光认为没有资政作用,略而不记,但值得读者了解的其他史事。
吃力的原因之二于是也出现了,汉武帝时代大事的纪年,其实是很混乱的。《史记》是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但汉武帝时期,正值年号纪年的创置,几套纪年系统并行,故《史记》里许多大事并不直接写明发生于何年。《汉书》对此作了一些考辨,但错误不少。比如汉武帝曾经获得一头白麟,并根据这一瑞应改元;后来又获得一个宝鼎,也因此改元。这两个事件都是时间轴上的重要坐标,很不幸《汉书》都定位错了。它一错,导致《资治通鉴》等其他史书跟着一起错。为了交出一本能力范围内足够严谨的编年体史著,本书仅纪年考辨的工作量就增加了许多。
当然,困难远不止如此,此处不唠唠叨叨向读者诉苦博同情。无论如何,这本书最终写成了,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阅读体验。本书虽是写汉武帝,实则是把他当政的五十四年当成一段时间引线,写围绕在他身边的众生相,写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写所有人在时代里的悲苦与无奈。
阅读本书时,还希望大家习惯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历史学总是力求真实,但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缺失,许多问题未必会轻松得到确定的结论。汉武帝时期留下的悬而未解的谜团有很多,很大原因是《史记》《汉书》这些原始史料记载未详,甚至互相抵牾造成的。我们能做的,是通过研究和讨论,结合新出土文献,一步步比之前逼近真相。在尚未到达真相面前时,只能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最多再作一些合理范围内的推论和猜想。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建元三年
(公元前138年)
刘彻十九岁
卑微的诸侯王
这一年的十月,十九岁的刘彻依旧按照惯例,接受了诸侯王的新年朝拜。按照《汉书》的记载,来朝拜他的有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代王刘登、济川王刘明。后两位是刘彻的堂兄弟,而前两位都是景帝的儿子,算是刘彻同父异母的亲兄长。
其中长沙王刘发的母亲叫作唐姬,本来只是景帝程姬的侍女。有一夜,景帝喝多了过来,程姬恰好在例假期不能侍寝,让唐姬代劳,于是有了刘发。由于母亲只是一个替代品,刘发在景帝诸子里也就显得身份低微一些。他被封的长沙国,地处大汉南疆,卑湿贫弱,一向是流放失意之人的处所。长沙国在汉初辖有二十二县,文景二帝之时被削去九县,变得更为弱小。东汉人应劭注解《汉书》,记载了一桩逸事。景帝曾在接受朝拜时命儿子们跳舞祝寿,当时的舞蹈有“转圈”的规定动作,刘发却只站起来随便摆了摆手,挥了挥衣袖。景帝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跳,刘发带着牢骚回答:“臣在国内跳舞都是这样的,因为臣的国家又小又狭窄,根本转不过身来。”
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书集解》引应劭语)
虽然生前没有得到重视,刘发的后世倒挺有出息。西汉末年,他的一系子孙里出了两位皇帝—更始帝刘玄和光武帝刘秀。
中山王刘胜的母亲则是景帝的贾夫人。好奇的人可能会问:贾夫人和唐姬,两人名号中的“夫人”和“姬”有什么区别呢?《汉书·外戚传》说到后宫名号制度: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适(適)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
这段话班固说得有些不清不楚,还是不太容易分辨“夫人”的正确含义。同样是《汉书·文帝纪》里,文帝在驾崩时有一道遗诏,诏文提到“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意思是从夫人开始,一直往下到少使,把她们都遣出宫送回家去。在这里,夫人显然和美人、良人、少使等一样,是后宫某一级的具体名位,而不是一个统称。我们同时注意到,前面的说法里提及,“汉兴,因秦之称号”,也就是说汉初的后宫名位是承袭了秦的制度,而《后汉书·皇后纪》里称秦的后宫“爵列八品”,把夫人算进去,恰好就是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八个品级。故此我们知道,汉初的夫人不仅是一个具体名位,还是除皇后以外后宫最高级的称号。而姬才是对皇帝之妾的统称,非具体品级。简言之,夫人可泛称姬,姬却未必能晋升为具体品级的夫人。中山王刘胜的母亲贾夫人,可知必然位高有宠,而长沙王刘发的母亲唐姬,不能确切知道她的品级,按照不怎么受宠来推断,应该不大可能到夫人这一级。
在后宫里,母子的受宠程度是息息相关、彼此影响的,景帝喜欢刘胜应该远胜刘发,所以把中山国封给他,大致在今天河北省保定市的西南面,是一个人口众多、比较富庶的地区。
刘彻设宴款待了刘胜、刘发这两位亲兄长,以及刘登、刘明两位堂兄弟。觥筹雅乐之间,刘胜听着乐声却忽然哭了起来。刘彻赶紧问他怎么了。刘胜即兴作了一篇很有文采的回答,大意如下:“内心充满悲伤和哀思的人,听到唏嘘叹息之声,只会愁上加愁。高渐离易水边送别荆轲慷慨击筑,荆轲闻之低落不食;雍门子为孟尝君弹琴说谏,孟尝君闻之动情泪下。臣的内心就和他们一样,愁肠百结很久了,一听到略带伤感之音,便忍不住涕泪横流。为什么呢?众所周知,众人一起哈气,可以吹走高山;足够多的蚊虫一起振翅,声音可以盖过响雷,当年周文王被幽禁在牖里(同羑里),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正是因为有太多的谗言陷害。臣听说宗庙和家里即使有老鼠,也不会用水灌、火熏的方法捕捉,这是因为怕伤及建筑,得不偿失。臣虽然卑微,好歹是陛下的兄长,中山国虽小,也算是朝廷东面的屏障。群臣和陛下无亲无故,却结党营私,纷纷离间陛下与宗室的骨肉之情。臣远在异国,忠恳之言平日不得上闻,因此无时不暗暗自悲。《诗经》云‘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所说的就是臣此刻的心情。”
这一番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刘胜借朝拜的机会,向刘彻诉苦,诸侯王压力很大,日子很不好过啊,朝廷的大臣个个争先恐后找诸侯王的碴儿,治他们罪,希望刘彻看在骨肉亲情的分上,改变现有政策,对兄弟们优待一点。刘胜的原话要远比拙译更有文采,为了把群臣形容成苍蝇般叽叽喳喳出鬼主意的小人,用了很多比喻和排比,贡献了很多诸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众喣飘山”“聚蚊成雷”“十夫桡椎”一类的成语。这些词主旨都是一样的,生怕说谗言的人多了,皇帝陛下就听进去了。
这番话自然是所有诸侯王的一致心声,但最终不得不由刘胜作为代表说出来。因为另外三个诸侯王,不是堂兄弟,就是亲兄弟里的边缘人物,只有刘胜最合适、最有资格探探刘彻的口风,看看刚上台的刘彻对诸侯王会是怎样一种态度。另外,刘胜的王后叫作窦绾,很可能是窦太后的亲属,有此关系,刘彻当然要对他格外尊重。不过,这也就是刘彻刚即位,再过若干年,刘胜将再也不敢做同样的尝试。
那么,刘胜所说的悲惨境况,是不是事实呢?基本是的。这一切都是从他们的父亲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开始的。
七国之乱的影响
汉朝建立的那场战争,名义上是楚汉之争,实际上在项羽的楚、刘邦的汉之外,有许多其他割据势力,包括燕地的臧荼、齐地的韩信、梁地的彭越、长沙的吴芮等等。这些势力,原则上可以保持中立,但常因利益相关不得不加入战局。
比如,韩信在担任齐王之后,拥有不亚于刘、项的实力。策士蒯彻便劝其中立,和刘邦、项羽鼎足而分天下。韩信深知自己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有更大的胜算,最后还是念在刘邦于己有恩,决定助汉。但韩信也并非没有利益算计,这样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在垓下决战前,韩信就先故意不出兵围攻项羽,导致汉军首攻挫败。直到刘邦承诺到时会分割楚地作为酬劳封赏,韩信才布下十面埋伏,击溃楚军。刘邦的决胜,是以关东土地作为诱饵,才建立了与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之间的灭楚同盟。
战争胜利之后,刘邦不得不兑现诺言,让这些同盟领袖在各自的地盘建立了诸侯国,成为异姓诸侯王。如果手上有一张汉初的地图,会赫然看到,函谷关以东约占全国一半面积的领土,并不在刘邦的实控之下。名义上,刘邦是皇帝,而实质上,他更像一个众异姓诸侯暂时推举的盟主,和大家维持着脆弱的联盟关系。这也是刘邦接受娄敬、张良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的原因:洛阳处在异姓诸侯王的包围之中,简直是置天子于众虎环伺之下。
为了真正打造刘姓天下,交给继任者一个稳定的帝国,刘邦在临终前基本上一一剿灭了异姓诸侯。怎么处置他们原先的地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不再设诸侯国,国内郡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直属中央朝廷;二是保留这些诸侯国,改遣信得过的宗室子弟去当诸侯王。刘邦选择了后者,这样一来,异姓诸侯几乎全部变成了刘姓。
诸侯王还有一个名称叫藩王。《说文解字注》说:“藩,屏也,屏蔽也。”“藩”字的本义是篱笆。设置诸侯国的目的,也就是希望他们组成一道拱卫长安的篱笆,一旦外敌入侵,诸侯王可以有效地为天子御敌。由同姓宗室来组成篱笆,自然要比异姓外人来得靠谱。刘邦刚从天下大乱的秦末走来,根本未固,随时面临战争威胁,选择保留诸侯国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刘邦建立汉朝时,已经到了生命末年,很多制度只来得及匆匆草就,未遑完善,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诸侯国实力过强便是最严重之一。高祖末年全国五十七郡,诸侯王占去四十二郡,朝廷自己却只拥有十五郡,对比悬殊。其次,诸侯王在自己国内拥有一切治国权,除了要向汉朝廷尽一定宗室、效忠、纳贡的义务,他们可以自己任命官吏,制定政策,拥有土地资源,握有私属军队,一些大国如齐国、吴国等,国力丝毫不亚于中央。篱笆理论还有个致命的漏洞,随着世代延续,亲情越来越淡,组成篱笆的诸侯王自己也会成为有野心的外敌。更有甚者,一旦几个诸侯王联手反叛,原先的屏障反而会成为对长安的包围。总的来说,汉初诸侯国是一把尚未出鞘的双刃剑。
因此,吕后、文帝、景帝三朝,深知此腹心隐患尤为重大,对外敌如匈奴、南越等均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专务如何削弱诸侯国。吕后的做法是削刘姓诸侯之地,加封吕氏。文帝则采取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将齐、淮南等大国一分为几,化小其害。景帝一上台即在晁错的主张下,加快侵削诸侯王的地位、权力和领土,进一步激化了诸侯国与中央的矛盾。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年),吴、楚、赵、胶西等国一起举兵反抗,这便是景帝时期最大的危机—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初期,朝廷陷入被动,景帝不得不杀死谋主晁错以齐人心。在魏其侯窦婴节制下,周亚夫等诸将与梁王合作,最终平定了联军的反叛。打赢了这一场生死之战,景帝得以顺利进一步实施削弱诸侯国、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首先是削国削地,至景帝驾崩时,诸侯国占有的郡已经从高祖时的四十二个降至二十六个,除齐国、江都国各有两郡,其余王国都只有一郡,再也没有高祖时期动辄领有七郡、四郡的大国。而中央统辖之郡从十五个增至四十四个,实力对比彻底扭转。
其次,诸侯王在国内不得再参与政事,四百石以上官员,皆由中央直接任命。至此,诸侯王名义上虽仍是一国之主,真实地位却已沦为地方财政供养的无实权贵族。
不仅如此,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吏,知道天子对诸侯王务在打压,皆兢兢于苛察诸侯王平素不端,以期求媚于主上。这就是七国之乱前后诸侯王境况天翻地覆之变,在这样一种现实里,这一群体自然惶惶不可终日。刘彻即位后,诸侯王的待遇仍未有好转的趋势。七国之乱初,汉军陷于被动,主张削藩的晁错成了众矢之的被杀。等到形势反转,大臣们又掉转口风,纷纷为晁错喊冤,只嫌对诸侯王下手还太轻。
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
中山王刘胜代表所有诸侯王向刘彻诉苦,正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刘胜斗胆进言,希望以亲情打动年幼的弟弟。他选择的时机非常巧妙,一来刘彻刚刚即位,态度未明;二来刘彻正处于窦太后的阴影之下,处境岌岌可危,也需要和诸侯王之间增进感情,获得良好的声誉和外部支持。故听完刘胜那一番文采洋溢的哭诉,刘彻显得非常动情,承诺会优待诸侯王,若有关部门再来举报,自己一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刘彻很快就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半年之后,朝拜四人中的济川王刘明被有司告发,称其在国内射杀了中尉,虽然史书没有详说事件起因和细节,估计不外乎大环境之下诸侯王与朝廷任命官员之间的矛盾。有司称,妄杀朝廷命官,理应处死。刘彻对这位本来就不太亲近的堂兄弟额外开恩,留他一命,废为庶人。其国内郡县从此全部划归朝廷所有。
天子好兵
十九岁的刘彻,对军事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少年很容易拥有建立勋功伟业的抱负;其二,之前各朝在对外,特别是对匈奴军事和外交上的隐忍和屈辱;其三,经惠、吕、文、景休养生息之后,强盛国力提供的自信。这些因素纠合在一起,让刘彻迫切地想通过军事行动证明自己。
然而,动武需要一些由头。很巧,南方边境以外的不安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次不安多少也跟七国之乱有关。七国之乱的首谋是吴国,兵败之后,吴王和吴王子逃亡东瓯国。东瓯诱杀吴王向汉朝示好。吴王子又奔逃至闽越国。东瓯和闽越都是南方百越之族,本来就常常相攻,加上吴王子记恨东瓯有杀父之仇,从中挑唆,这一年,闽越悍然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力有不支,急忙发使向汉朝求救。
机会摆到了刘彻面前,到底该不该出兵拯救数千里之遥的外邦小国,他准备先征求一下意见。
他第一个问的,是已经从太尉之职上被罢免的田蚡。田蚡已经无官,却仍然要向他咨询,显然这是刘彻在顾虑母亲王太后的看法。
田蚡回答:“百越之族常年你攻击我,我攻击你,这是他们的常态。而且这些蛮夷之人,性情反复,衰弱时依附,强大时反叛,所以秦朝的时候就置之不理、弃之不顾了,这种蛮夷小邦的内部矛盾,实在不值得我泱泱大汉兴师动众去处理。”
某种程度上来说,田蚡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只不过此时恰好和刘彻的内心想法背道而驰。
站出来替刘彻表露心迹的是中大夫庄助,也就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举荐贤良中被武帝列为第一名的那位亲信顾问。
庄助强烈反对田蚡的看法:“大国对于小国,除非力不能及,否则为什么不救?拿秦朝举例子也很没有说服力,秦朝何止是把越国弃之不顾,到最后他们连咸阳都弃给我们大汉了。如今小国因为穷困而来告急,天子若不出兵搭救,何以让天下万国心服口服?”
无论这是不是庄助的真实想法,关键时刻能说出这番话,正是刘彻把他选在身边当顾问的原因。
刘彻心满意足地下结论:“舅舅的意见不足取。我们该出兵,但是我刚刚即位不久,还不想轻易动用虎符征发大军。”
虎符之制,先秦就有。但是汉朝直到文帝时,才对调用地方上的郡兵也采用虎符之制。《汉书·文帝纪》说:“(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应劭注曰:“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致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也就是说,光凭天子使节,还不够让郡守听命出兵,必须有虎符相合。毕竟“节”这个东西容易伪造,而虎符一人一半,只有正品才能严丝合缝。这里刘彻用新即位为由,解释为何不用虎符,实际内情恐怕仍是顾虑窦、王两位太后,毕竟动用大军便要任命将军,此时大动干戈、大张武事,极有可能让窦太后误以为自己想要发动军事政变。甚而至于,刘彻此时能不能调用虎符,都是件值得怀疑之事。于是,他只派庄助一人,持天子使节前往毗邻东瓯的会稽郡,尝试发郡兵就近前往解救。然而,会稽郡守见没有虎符,果然一口拒绝。庄助临机应变,斩杀了一名司马,才胁迫郡守为刘彻发兵。
庄助的军队还没开到东瓯,闽越就罢兵归国了。东瓯为免屡受侵害,请求举国内迁至大汉。刘彻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其国人全部安置在长江和淮水之间的地区。这一次出击兵不血刃,却得到了一个小国人民的归附,尽管接下来迁徙和安置他们需要耗费大量财政支出,但看上去的确是一次成功和漂亮的军事行动。这为刘彻好兵的内心增添了一些底气。
除去这一场悄无声息的小小尝试,这一年开始,刘彻学会了在大部分时间韬光养晦,以避免引起窦太后更多不满。他韬光养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招选了很多文学才能之士,却并不让他们在政府担任职务,只是作为近臣陪伴。不任官位,便不会招致嫌疑;作为近臣,则能养为心腹谋士,便宜行事。继庄助之后,陆续来到刘彻身边成为亲信和弄臣的有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等。看起来,刘彻只是和一群近侍谈谈辞赋文学,玩玩诙谐滑稽,然而潜移默化影响的,是刘彻对中朝和外朝两个系统的信任程度。所谓外朝,是指居于禁宫之外以丞相为首的政府序列;中朝,是指可以出入禁宫之内的皇帝近侍,他们未必在政府担任职务,但会有侍中、常侍等称号的加官。武帝一朝,刘彻有意把权力收归中朝,并不时以近侍在辩论中摧折打压外臣,极有可能便发萌于这几年在窦太后阴影之下的经历。
刘彻第二种韬光养晦的方式,是开始微服游猎,做出一副不恋权位、不务正业的样子。他仔细挑选了一群精于骑射的卫兵,夜里领着他们一起在长安城附近纵马游猎,因此踏坏了不少庄稼,居民无不号呼骂娘。为了隐藏身份,他自称是姐夫平阳侯曹寿。长安附近鄠县、杜县的县令得知有这么一拨人扰民如此,差点要将他们捉拿治罪,直到随从拿出天子信物才作罢。有一回半夜,刘彻一行寄宿在柏谷的旅舍之中,向店主老头讨要喝的。大约是这群人看上去气势张狂,店主老头怀疑他们非奸即盗,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喝的没有,新鲜的尿你要不要?”说完便暗中纠集一些少年来捕捉盗贼立功。店主老太劝丈夫道:“我看他们不是一般人,且瞧上去似乎有所防备,不可轻举妄动。”见老头不听,为免生事,老太把丈夫灌醉绑了起来,少年们一哄而散。老太杀鸡做菜好好款待了刘彻一番。刘彻第二日回到宫中,便赏赐了老太千金,拜老头为羽林郎。羽林郎负责宿卫宫殿,老头为人警觉,正适合这个岗位。但为免再发生类似危险,刘彻从此在行猎途中私设了十二个临时驻点。
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妪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为了更方便地游猎骑射,又不至于扰民之声传入祖母和母亲耳中,刘彻干脆让近侍吾丘寿王在长安附近、终南山边用财政圈了一大块地,准备扩大皇家私人游苑—上林苑。吾丘寿王汇报该项工作进度之时,东方朔正好在旁,以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等大兴土木的例子为谏,希望刘彻不要擅夺民田以满足个人私欲。刘彻对东方朔的进谏非常满意,赐他百金,加官太中大夫,但是上林苑的工程一切照旧。司马相如也曾劝刘彻不要亲自驰逐野兽,搏击猛虎,以身犯险,刘彻非常高兴,但也没有停止游猎的日程。
刘彻这种欣然表彰进谏却绝不接受意见的态度,其实并不矛盾。究其原因,在于他兴建上林苑便于游猎,根本不是纯为爱好,而是一边以纵情玩物来麻痹窦太后,一边训练一支忠于自己、骑射有素的私人警卫,以备任何不虞,同时还可为将来对匈奴用兵提前做准备。这常常是人君处于弱势而为求自保的应变之招,故他既欣赏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的直言,又拒绝因此改变这一计划。这些警卫夜里出发随刘彻行猎之时,通常是相期于殿门之外,所以这支警卫部队最后被称为“期门军”,士兵被称为“期门郎”,没有定员限制,多的时候可达上千人。
刘彻知道,韬光养晦虽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智慧,但拥有自保的实力,才是这种聪明哲学背后的信心来源。刘彻的好“兵”,在于“兵”既是支撑他此刻度过危机的依靠,也是未来实现他宏大抱负的倚仗。
刘彻已经懂得“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道理。他隐忍不发,运筹帷幄,蓄势待机,为将来走出外戚政治的阴影,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埋下了伏笔。(庄春波《汉武帝评传》)
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朝与匈奴之间,无论平时和战时,士兵、平民常有互相投降之举,“南下”“北上”者不乏其人。有一回,一个匈奴投降者为汉朝带来了一桩故事。
秦朝的时候,紧邻着中国西疆,有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叫作大月氏,处在敦煌与祁连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河西走廊中。《汉书·西域传》称其与匈奴同俗,但在秦时应比匈奴更为强大,故匈奴头曼单于把儿子冒顿作为质子,送在大月氏。后冒顿逃回匈奴,杀父篡位。其时正值陈胜吴广起义,中原大乱,匈奴趁机向东吞并东胡之地,向南夺取秦河套地区,向西又连连复仇大月氏。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继位于文帝时期,也是一位致力于扩张的首领,在位期间继续袭击大月氏,杀月氏王,以其头作为饮器。大月氏因此不断西迁,离河西走廊的故土越来越远。
匈奴投降者讲述的这件往事,未必一定如史书所说,在武帝朝才为人知晓。这种就发生在邻国的兴亡大事,一定早已在汉朝廷流传。经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不断被口口相传,则必然会塑造出夸大的印象并逐渐强化固化。汉朝人心目中的大月氏人形象,想来可能是苦大仇深、遗民血泪,听到“匈奴”二字眼里恨不得冒出火,顿时激发无限家国仇恨。
向西和大月氏人取得联络,组成同盟,怂恿他们复国,借他们的力量一起对抗匈奴,这种计划在汉朝君民内心,无论从逻辑还是情感上都显得非常自然,几乎不可能是到刘彻即位后才产生的,却只有到刘彻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而此计划最大的难点是,西行途中必然要经过匈奴的领地,搞不好就是一次送命之旅,即使顺利到达也有可能说不动月氏人,无功而返。总之这是一项前途未卜、结果难料的挑战,只有具备足够冒险精神、牺牲精神以及外交能力的勇士、智士、辩士方敢应募。
激进的时代注定会有激进的人才,一位年轻的郎官站了出来,他叫张骞。这一年,一支上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从大汉的陇西出发,目标是不知位置所在的大月氏。由于本书是按照纪年来叙事的,从此很长时间里,这群人,包括他们的领队张骞在内,将消失在我们的叙事中,正如同当年一离开汉界,汉朝人就长达十多年得不到他们的消息一样。但我们现在总算可以知道,这段时间里,他们仿佛处在汉朝人的平行时空,正用生死挑战一个未知的西域世界和一段凶险无比的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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