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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知名非虚构作家阎海军继《崖边报告》后的最新力作，以二十四节气和农耕日常互为经纬，深情回望乡土，为崖边，这个渭水流域的村庄写下一本深沉的田野笔记。
这里曾是彩陶之乡，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尽管干旱是常态，但不论籽实多寡，农人对待庄稼的态度一贯诚恳，作者深谙乡村生活的朴素逻辑，在对乡村物事的温润书写中，透视百年农业生产变迁、传统农耕人家的农事生活、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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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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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边，渭水流域的小村庄，这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区域，摇摆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干旱是常态。农人在这里因循节气物候，周而复始耕耘希望，定义着朴素的生存哲学。作者以二十四节气及农事活动互为经纬，用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落谷有声，百年农业生产变迁、传统农耕人家的农事生活、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图景在这本时间之书中一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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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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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海军，媒体人，知名非虚构作家，著有《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陇中手艺》《翻越陇坂：从东西互动到天下中国》《官墙里》《铸印》等多部作品，主编《崖边》MOOK。曾获得“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类推荐图书、“华文好书”2015年度社科类十大好书、敦煌文艺奖、2022年度“最美的书”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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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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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立春 漫长的过年
雨水 积肥
惊蛰 开犁
春分 种麦季
清明 菽者稼最强
谷雨 谷雨谷，种了胡麻耽搁谷
立夏 立夏高山糜
小满 锄田
芒种 繁花
夏至 艰难的斗争
小暑 六月忙，地主的小姐请下楼
大暑 夏浅耕，秋深翻
立秋 拔胡麻
处暑 拉田上场
白露 洋麦也是麦
秋分 穄青喉，黍折头
寒露 宿麦
霜降 与时间赛跑的秋收
立冬 打碾
小雪 上粮
大雪 磨面
冬至 榨油
小寒 压粉
大寒 一碗“盐煎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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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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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起源地
每一处地方，都有沟壑，但很少流水。原来有水的河谷，也在渐渐干涸。渭河就在不远处，所有的沟谷都连着渭河，所有的沟谷滋养渭河的能力越来越弱，渭河也在逐渐逼近断流。没有水，也就缺了绿意。山峦多数裸呈赤黄，也有焦红、暗黛色。人在旱海，难有舒展。靠天吃饭、靠地生存，每一天的农业生活都像战斗，一年一个周期，有时候会赢，有时候输得颗粒无收。
这是陇山以西的大部分地区，秦汉以来经常简称陇西或者陇右。近现代以来，陇西的辉煌逐渐消逝于金戈铁马的历史烟尘，因为接近寸草不生的荒凉，这片区域响亮的称谓是定西、西海固。
崖边，就在这旱海里。
翻过陇山，陕北高原有类似的景致；跨过黄河，山西的地貌照旧支离破碎；越过太行山，晋冀鲁豫虽然不再沟壑纵横，但依然缺雨少水，一片赤黄。这大片黄土区域，包含了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这里是中国农业起源地，孕育了中国文明。
地球上共有三大农业起源地——新月沃地驯化了小麦、大麦；中国黄河流域驯化了粟和黍，长江流域驯化了稻；北美南美接壤地带驯化了玉米、甘薯和马铃薯。这三大区域都在北纬30度附近，其实都不是地球上环境最好的地方。显然，是最恶劣的环境压力，催生了农业的起源，点燃了文明之花。
崖边位于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重要考古遗址——大地湾和马家窑——中间位置，东距秦安大地湾遗址98.4公里、西距临洮马家窑遗址96.8公里。崖边，北纬35.12度；大地湾北纬35.01度；马家窑北纬35.31度。三地纬度相差无几。
大地湾遗址距今8000—4800年，遗址中采集到已碳化的禾本科黍和十字花科油菜籽，充分证明黍为中国原生物种，是中国最早驯化了它。
马家窑遗址距今5200—4400年，遗址在最新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动植物遗骸，被认为“在大麦、小麦等农作物，牛、羊等家畜，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马家窑文化及后续的齐家文化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以村庄为核心，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分属通渭、陇西两县的史前遗址众多，大量彩陶的花纹表现了以农业为主的文化特色和生活印迹。
马家窑到大地湾的广大黄土高原，属于渭河流域，这广阔而干旱的黄土高原正是今天的定西和西海固。
农业诞生的一万年，黄土区域一直是催生文明的地方，曾经的城池和江山虽已难觅踪迹，但跟随石窟走廊，从洛阳到乌鞘岭，足见那片黄土地上的历史荣光何其繁盛。近现代乃至当代视角里，中国的黄土区域都是不发达地区。尽管华北平原今天依然是中国的粮仓，但黄土高原的确成了最落后之地，每一个或大或小的城池抽取着周边的水源，呻吟着维系现代化。从当下切入黄土高原的历史，人们会畅想，中古时期、远古时期或许黄土高原水草丰茂、良田沃野遍布大地。实则非也。
早在20世纪60年代，何炳棣先生根据考古材料和古代文献相互佐证，推断出黄土区域从来都是干旱之地的结论。根据黄土的成因，黄土区域的特性就是干旱。
何炳棣推断，中国最古的农业与黄河这条泛滥大河并无直接关系，也与灌溉无关。根据古文化遗址的地理和地形，仰韶文化的核心区是陕西的泾、渭盆地，山西西南部汾水盆地和河南西部，向西延伸是甘肃东半部，与很多稍晚的甘肃仰韶文化和其他古文化区重叠；向东延展到黄土平原，与很多较晚的龙山文化遗址重叠。
综合起来看，华北各省新石器时代遗址，除甘肃、山西沿着黄河上、中游有一部分外，其余大多在黄河支流或者支流的更小支流；遗址多在黄土台地和小丘岗，高出河面十余尺至几百尺。由此证明中国最早的农业不是灌溉农业，而是旱地农业。大量史前和殷商时代遗址，始终没有发现灌溉的证据。
农业发明以来的一万年，黄土高原经历了不同的气候环境，有极寒阶段，有相对温润的阶段，但总体而言，干旱是黄土高原的真实面貌。“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是浸透着漫长时光的人文总结。
基于几乎一成不变的干旱，我们可以推想，人类在狩猎采集阶段，生存于黄土高原的人们，显然处在贫瘠状态。只有山地和隰地存在森林的黄土高原，缺少更多的野兽和野果。人们走出树林，便是满目草场。“穷则思变”，最聪明的人发明了对野生粟和黍的种植，便有了农业的开启。这块狩猎采集最没有前途的土地，诞生了最有希望的农业。
金牧场变身“苦甲天下”
人类的历史，无法用线性的截然不同的阶段来划分。人类的狩猎采集形态、农业种植形态、实现动物驯化以后的游牧形态，应该有互相叠加的时段。及至今天，地球上依然有狩猎民族存在。
村庄没有考古遗址，无法判定新石器时期是否有人类聚居，但根据周边考古证据判定，村庄所在大区域产生过最早的农业种植。村庄即使人居历史较短，但深受农业文化浸染和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先秦时期，陇西高原应该是游牧强于农耕的状态。秦人在渭河沿岸台地与戎人反复征伐、逐步壮大。到秦昭襄王时期，秦人已坐拥关中，尽享农业之利，具备了吞噬六国的气概。秦昭襄王时，秦灭义渠，为绝戎人游牧袭扰后方根据地，下令在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之间，修筑了战国秦长城。其时的陇西高原，应该依然以游牧为主。崖边就在距战国秦长城十里开外的地方，所在区域应是戎人纵马驰骋的牧场。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陇西“畜牧为天下饶”，可见秦汉时期，陇西高原是一块金牧场，牧业能输出优质战马，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宋以降，尤其明清之际，陇西高原人口激增，垦殖扩大，逐步变成了完全的农耕区。由于降雨偏少，瘠薄的土地难以养活高密度的人口，遂成了“苦甲天下”之地。
陇右地区由牧区向农耕区的过渡阶段，应该是村落人口大规模定居的阶段。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由2亿翻番到4亿，这些新增长的人口，一方面依靠了美洲新近传播而来的马铃薯、玉米，一方面依靠的必然是粟、黍、稻、麦等已有作物单产的提升和种植面积的扩大。种植面积扩大的背后，就是草地变成耕地的生态退化过程。
村落的主山是东山。这是风水学里的方位概念。村庄的营建，也完全依据了堪舆学。村庄依靠的主山，实则四周都有村庄，只是我们的村庄处在山的西侧。按风水学，别的村庄就相应靠上了南山、北山、西山，其实大家背靠的是同一座山。
山的顶峰，是一座古堡。古堡建于何时，无从考证。或许是明朝，或许是清朝，总之，以坍塌陷落的程度，远比民国时期早。站在古堡之上，手机定位系统显示的海拔高度是2220米。
从堡子以下，村庄的区域像一个张开臂腋的巨人，主干部位的逐级台地上，依次修建了土夯墙做成的院落屋舍。左侧，是一道深沟，围绕沟谷，形成一个臂弯，排列着因为逐年滑坡而破碎不堪的黄土梁峁地；右侧，是伸展的手臂，指向遥远的北方，布满了水平梯田。左侧深沟的溪流一直流于脚底，汇于临县的溪流趋向渭河，右侧的梯田一台台也收拢于脚端。
村庄土地中，左臂弯三分之二的地块是坐北朝南的向阳地，剩余三分之一则跟着河沟绕成了相反的二阴地。右臂弯的土地，都是坐东朝西的向阳土地。村庄的耕地总体趋向晚阳山，有着较好的光照时长。历史上，这里非常适宜糜谷的生长，它们年复一年地繁育，养活了村庄一代又一代的农民。
村庄的中央位置，海拔1980米，处在北纬35.6度，东经104.51度。村庄的耕地是逐步拓荒而来的，海拔基本处在1910—2130米之间。2130米以上的区域，是仅剩的一块山头，因为坡度超过了60度，所以才保留了下来。不过，1990年代初期，村庄迎来了新一轮垦荒热潮，2130米以上改革开放初期划定的还林区也被开垦了，就连古堡内部的地块也被邻村人耕种了。其时，奶奶已是80岁高龄，她一边看着村里的后生开荒，一边感叹说：“挖上梁畔，荒了门洞，你们这些坏蛋都是瞎折腾，总有一天家门口的地都会种不过来。”
1998年，长江发生洪涝灾害，退耕还林成为国策，2050米以上的区域，全部实施了退耕还林。从此，村民耕种的土地主要集中在1910—2050米之间，比之前降低了80米。
又过了20年，果不其然，村里大量人口外出谋生，土地撂荒，有的人进城后锁了门，门洞蒿草连天。
从“杂五谷”到单一化
村庄所属的区域，在地理学上，叫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区，年平均气温7.7℃，降水量300—600mm，无霜期120—170天。
降雨量、无霜期、光照、海拔，是作物生长的先决条件。村庄土地普遍高海拔，加上降雨稀少，并不是适宜作物生长的区域。
梳理过往种植史，作为寒旱高原地区的村庄，成功种植过的作物种类还是比较丰富。按照收获季节，农人把高原上适种的作物分为夏粮和秋田。其中，夏粮包括冬小麦、春小麦、黑麦、扁豆、豌豆、蚕豆、黄豆、箭舌豆、三棱豆；秋田包括胡麻、莜麦、燕麦、洋芋、糜子、谷子、荞麦、玉米、麻子、高粱。村庄也有蔬菜种植，白菜、包菜、菜瓜、萝卜、甜菜、胡萝卜、葱、韭、蒜都能很好地成活。地膜诞生以后，农人又成功种植了黄瓜、茄子、辣椒、西瓜、西红柿。这些蔬菜水果通过采购菜苗移栽，有地膜保墒，成活率极高。
“种谷必杂五谷，以备灾害。”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农民就懂得了用作物多样性克服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绝收，以保障粮有盈余。村庄的种植结构，也是尽量多地引种粮食品种，在不同的季节播种，错峰应对随时可能降临的灾害。凡是高原上难以适应的作物，种植一两次就被淘汰了；凡是能在高原上繁育的作物，都被保留了下来。
“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鸡下蛋换油盐。”
农民的种植周而复始，一年都不敢耽误。
在漫长的耕作光阴里，一切在缓慢地起着变化。中国古人心中的五谷，有稻、黍、稷、麦、菽；或麻、黍、稷、麦、菽。北麻南稻。经过演变，除南方的稻米依然是主粮外，其余原生作物在小麦、土豆、玉米的挤兑下，逐渐由杂粮弱化到了退出历史舞台。地球上的农作物，在全球性的融合与交流中，最终稻米、小麦、玉米、土豆四大家族胜出。玉米、土豆来到中国的直接结果，让中国多出了2亿人口。
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以史无前例的高度组织化，推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到1970年代时，良种、化肥、农药陆续输入乡野，作物的产量有了质的飞跃。祖祖辈辈为吃饱而较劲的农业劳动，逐渐有了盈余。这一次科技改良，让中国的人口由4亿提高到了14亿。
科技催生的粮食增产变化，同时改变了粮食的种植结构，粮有盈余的农民，不再担忧饥饿，而是挖空心思获取现金收入，以应对外部世界的资本化。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吸食乡村的有生力量，最终，村庄被风卷残云般销蚀了下去。
在中国农业起源地，由关中平原沿着渭河一路向西，万千村落的种植结构从1990年代开始，一调再调。林果占用了大量耕地，猕猴桃、苹果、梨、樱桃、葡萄、药材……什么赚钱种什么，成了农民的首选。粮食种植越来越变得不甚重要。
根据何炳棣的研究，中国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旱作农业是中国农业的本来面貌。但南方稻作发达之后，北方灌溉农业兴起以来，陇西黄土高原依然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模式，成了种植条件最艰苦的农业区域。就是这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也响应了时代的号召，粮食种植面积一压再压，经济作物不断扩容。
村庄曾经压倒一切的冬小麦种植，不再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农民开始奉行够吃就行的原则。只有胡麻一直在种，为了保障食用油自由。剩下的土地，大都用来种玉米、种洋芋。新世纪研发的地膜种玉米亩产普遍都在1200斤以上，稳产保产，成了打不倒的铁杆庄稼，每斤1.3元左右的售价，可为农民保障收入。洋芋也是耐寒耐旱，亩产更是超过2000斤，同样能保障经济收入。这看似顺应市场的种植调节，实则是工业化自身矛盾被转嫁的后果。
农业创造的一切正在改造农业。
在中国农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莫过于“皇粮国税”停收，种粮发放补贴。这个大转机，直观的促动因素是政策的变化，而推动政策转向的核心原因，源自工业革命对农业社会的改造。农业中国大踏步迈向现代化，到21世纪初彻底免除“皇粮国税”，刚好运行了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中国提取农业剩余价值用于工业原始资本积累，最终顺利完成了工业化改造，才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成为可能。
从土地革命到免除“皇粮国税”，近半个世纪，正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交汇期，这是一个复杂的新旧社会形态的转型。生长于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经历了复杂的世事。
年老的农民，对于新世纪的生活，用沧桑的表情感叹：现在是天堂，是福窝。
而外出打过工，见过世面，没有经历过太多苦难的年轻农民，则一边比对城市生活，一边抱怨农村太萧条。
农业用一万年完成社会改造后，蝉蛹一样窝趴在地球最不起眼的褶皱里，接受着被改造。
农业还重要吗？
农业村庄的过去，资源循环利用、耕作方式具有可持续性，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生产模式。与工业化结合的农业，以工业化方式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过去那个传统的农业已有了本质的区别。今天的中国，只有在偏远的乡村，还能寻觅到一丝古旧的农耕气息。变化还在继续，即使偏远的乡村，仅有的农耕图景也正在快速地消失。
作物种植的精简，直接导致了作物多样性的弱化。曾经的杂粮退出种植，有些作物的种质濒临灭绝。这将会让生态链发生改变。农业农村部联合多部门曾发布《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30年）》，各地在过去也收集了一些濒危种质。不过，藏种于农户、藏种于田野，和藏种于仓库、藏种于科研院所，是两个概念，两种结局。
追求种植效益，农家肥、有机肥不再成为必需，施用化肥、农药成为必配。土壤肥力的恢复，必须经由有机肥还田形成循环。长久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土壤结构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种耗竭农业。还有地膜的使用，很难降解，会造成面源污染。
作物结构单一化之后，农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作物单产较低的年代，农人经历了悲痛的饥饿，从吃饱到吃好，基本在过去四十年迅速解决。精面精油成为农人日常饮食，这种饮食结构与过去杂粮搭配的日子相比，其实营养输入变差了。从人体健康的角度，这是一个新的隐忧，这是吃饱以后的新问题。
今天的城市人群，大都不太关心农业。在很多市民心目中，粮食等于粮油店，蔬菜等于超市。粮食的消费者不再关心粮食的生产，这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细化造成的进步，还不如说是人类的忘本行为。
农业已经有了一万年的历史，一万年的农业历史，既是农业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既是人类追求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类保全自身的历史。漫长的农业历史，中国人一直强调“民以食为天”。农业文明，循法天地，遵循自然，获得生命价值。这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农业文明奠基了中华文明。漫长的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循环理念、可持续发展模式，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与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相悖逆，最近两百年，人类正忘乎所以地行进在竭泽而渔的“人类世”。
一万年太久，一万年匆匆，世事总无常，艰弱也有爆发力，盛大难免落幕时。一万年后，工业文明拼资源要效益，起源过农业的黄土地又陷入了新的落寞。
村庄种田的农民中，50后、60后、70后是中坚力量，80后寥寥无几，90后无一人。过去10多年，回乡与种粮农民的交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论怎么发展，人总是要吃粮食的！
抢救性记录
《吕氏春秋》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这是古人对农业最好的定义。
是天地人化育了农业。
农业诞生的一万年，地质年代处在全新世。仅全新世，冰期和暖期就互相交替，形成过一系列对农业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气候变迁，但灾难过后，人类和农业又重新聚拢了生机。
可以断言，所有的土地都经历过离乱。
来到村庄土地上耕作的人，与其说为了生活，不如说为了生存。可以想见，很多村落的很多人，都是只身进村，设法积累，换得土地，安身立命。兴旺发达者，长成家族树。也有一些人，经受疾病、天灾、祸端，难以立足，从村庄出走或者消失。
一边是希望的生长，一边是落败的惆怅。
2022年，这本书的写作正式开启。以二十四节气及农事活动互为经纬，我力图用乡村生活图景记录下农业中国变迁的缩影，为那些已经消失的还有即将消失的庄稼和耕作方式，留下田野笔记。
我曾在乡间生活到十七八岁才离开，按理，我是熟知农事的人。但是，当我提笔真正写一部关于种田的作品时，却陷入了尴尬。比如农具的使用、物候的把握、作物的特性，我其实并不精通。我幼时漫长的乡村生活，更多只是一个劳动的配角。重回村庄，我要找到老庄农人，他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部关于农事劳动的史书。
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整年的每个节气都在村庄度过。但这是比写作本身更难的事，因为工作原因，我无法抽身在所有的节气都去村里。今天见到的老人，能侃侃而谈庄稼的故事，过两个月再去，他已经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次抢救性的记录。
过去，村落缺乏识文断字之人，村落大都没有文献，只有活态传承的记忆。活态传承，久远的历史无从考证，可靠而具体的历史脉络，多停留在百年之内。人的记忆，在另一个百年到来时，就会被无情地覆没。
这本书关注的时间跨度，集中在1920—2020年的100年内。
这100年时间，工业文明对农业社会的改造、商业经济对熟人社会的塑形，达到极致。其间的三代人，分别经历了变局的开端部、延续部、高潮部。变局在三代人身上发生碰撞，有文化的冲突，有文明的冲突。变动的剧烈，微观到具体，更显得天翻地覆。
书中的农民言行、农事劳动、生活观念、理想信念、忧虑担心，既浸透着农耕文明史，又杂糅着应对变局的局促和调适。三代人一百年的农耕纠葛，集合在生的希望、活的艰辛、死的悲凉，一如黄土般沉静凄婉。
白露之后，大地寒凉，秋分一过，天地生冷。
秋分后的天气，阴雨多晴光少。气温变低，水汽蒸发放缓，只要有微弱的降水，大地都会很好地将墒情向寒露及更久远的冬天封存。
有墒情，气温不太低，土壤具备孕育新生命的条件，这是秋播的最佳时节。不论多么干旱的年份，秋分前后，陇西高原总会落一些雨。村庄过去一个世纪的记忆里，也的确没有出现过一秋无雨不能下种的年份。
由此，高原盛行秋播。
寒露前后，是播种冬小麦的时节。
2022年，国家重视粮食种植的号令传到村庄，农民在清明节后响应号召种了一些春小麦。起初人们担心下种过晚，难以成熟，但种过的人还是见到了收成。
夏收刚刚结束，数台大型挖掘机和推土机轰隆隆开进了村庄。一场颠覆农民认知的土地整理项目如火如荼地在收获之后的田地里展开了。陡地变平了，窄小的水平梯田变宽了，没路的地方有了四五米宽的道路。挖机取土填方轻松自如，如同晨餐上饥饿的银勺挖吃一碗馨香的豆腐脑。
城市化号角声声，村庄早已没有了年轻人。这场景，让村里的老人目瞪口呆。
曾在愚公移山精神感召之下，村里的老人不分男女都曾喊着“人定胜天”的口号修建过水平梯田，那是铁锹挖土、架子车运土的漫长工期，整整一个冬季，一村人仅能完成三五亩的面积。这种人海战术被誉为“大干水利”，曾是农业合作社提高土地产量的不二办法，也与陈永贵的大寨实践紧密相连。分田单干20年后的20世纪末期，“大干水利”还在村里有所推行。适逢周末的某个凉寒深秋，我也作为成员参与过一次“大干水利”的劳动。那个地块，在后来的退耕还林运动中，早已变成了林地。
不过月余，夏收之后的空地全部变成了宽阔的水平梯田。秋天，雨水格外稀缺。风刮过，村庄尘土飞扬。已是白露之后的时节，荞麦花开正艳，村庄通往田野的道路，全部积着细软的尘土，观看小时候曾经劳作过的地块，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村庄在等待一场良好的降雨，道路、土地，都需要雨水的润泽，才能在风中沉静下来。大哥除了等雨，还在等待土地整理项目的进度，他需要规划一片土地，种植冬小麦。
这一年，村庄极不平静。春天，村庄收到了极其反常的种粮指令；夏天，村庄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整理项目。
与谷类或者豆类作物相比，小麦是上乘口粮。我在村庄生活的年月，农民格外重视麦子的种植。
《氾胜之书》说：“凡田有六道，麦为首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
夏至后七十日，恰在寒露前后。种宿麦的时节，古今变化不大。寒露之后的大地，气温降低，水汽蒸发减缓。就着好的墒情，播种一般在微寒又罩着雾气的清晨开启，道路边、地埂边的野草花上，覆着晶莹的露珠。
没有彻底离开村庄的岁月，播种冬小麦的劳作，都是在父亲的吆喝下参与的。我跟家中的两头毛驴一样，对播种之事充满了无限的抵触。缺乏主动的工作，令父亲气恼不已，他对毛驴备着皮鞭，对我备着呵斥。所有的流程，要注重的工艺，我毫不关心。父亲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开始，我的任务是帮忙牵引毛驴，在土地的最边缘开犁。然后，我的任务或许是将堆好的土粪均匀撒向即将耕种的地块；抑或是一个干旱的年份，我必须拿着沉重的枹子击碎犁铧翻起的巨大土坷垃。
后来，一个秋露朦胧的清晨，离开村庄的时候，我爬到山顶时看到了正在山湾里播种冬小麦的大哥。那时候，我已进城很久。那天我们没有正式告别，他赶在天不亮就下地了。我们只在前一天的夜晚絮叨了亲情。
那时候，村庄没有像样的公路，没有便捷的机动车辆，回家和离乡都要翻越村后的大山，靠着步履一步一步迈向十公里之外的柏油马路。攀爬山路很吃力，歇脚时看着山下的大哥和一对毛驴在一块破布一样的土地上来回播种冬小麦，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大哥因循了父亲，一辈子都要在支离破碎的黄土沟壑间循环往复。如果不选择离开，我的命运不会和父兄有任何差别。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不存在外部世界的侵扰，农民在土地上的循环往复，或许并不是枯燥的。对于世界给农业形成的压迫，尤其资本主义的敲骨吸髓，农民从来都觉得天经地义。
旱作农业，最要命的是缺水分。在陇西高原种冬麦，由于雨水不佳，导致出苗不齐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民称作“缺苗断垄”。“缺苗断垄”的结果是麦子减产。还有那种地表有潮气，但地下过于干涸的年份，下种基本是一次冒险。如果下种一周后麦子依然没有发芽的迹象，这一茬庄稼基本就流于失败。捯饬半天的土地，只能等待来年耕种别的作物。
种冬麦一般选择种过豆类作物的土地。豆科与根瘤菌共存，可以为土地营造良好的倒茬环境。再经过夏浅耕，秋深翻，保持旺盛地力的土地，如果雨水恰当，麦子下种着床，就会开开心心发芽透土。也有豆类地块不够或者缺少的情况，冬麦只能重茬种。过去种麦重茬过多，麦子基本不生长。早前，当地农民最多重茬三年。后来，手头宽裕的农民有了购买化肥的资金，对缺乏氮磷钾的黄土地，通过尿素、磷二氨补充元素，雨水充沛的话重茬种麦五年照样丰产。
种冬小麦，先种高海拔地块，再种低处。从山顶到山中腰，再到最低处的川谷，依次种。忙碌半月，麦子基本种完，寒露也走向了霜降。冬小麦必须在霜降前完成播种，过迟，麦子会换不过苗，存在风险。
冬小麦的种法，和其他作物一样，也由精细化耕作的沟播演化成了新世纪的机械化撒播。
墒情好，温度适宜，冬小麦播种之后一周，基本就发芽了。种得迟，或者遇上低温天气，发芽则得十天左右。
麦苗探土前，农人要仔细观察地块，瞅机会打耱一遍。胡基（土坷垃）被耱破，地表变软。土层经过耱压，能起到封闭地表的作用，地表土壤变密实，可以封锁水分蒸发，利于麦苗扎根。打耱还可以让已经发芽的麦芽受到压制，才出苗的经过翻拨地表使其尽快赶上来，达到出苗齐整的作用。打耱，时间要掌握得恰到好处，过早起不到松土助苗作用，过晚又会损伤幼苗。
完成打耱，一季冬小麦的播种，就算完成了。绿油油的麦苗在晚秋金黄的阳光里，使劲生长着，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寒冬。
在古代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冬小麦的播种远没有这么简单。冬麦出苗旺盛生长之际，农民还要采取措施去除杂草，壅固麦根：“秋，锄；以棘柴耧之，以壅麦根。”古谚语还有“子欲富，黄金覆”之说，所谓黄金覆，也就是壅麦根。
在陇西高原，看到麦苗的农民，会静静地等待接下来的天时——下雪。至于锄麦，那都是明年开春以后的事情了。
《氾胜之书》中详细记载了人力为小麦加覆冬雪的细节：“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氾胜之书》所载情节，大抵为关中民俗。在陇西高原，冬天万物萧瑟，人的活动大为受限，日常生活蜷曲不堪。对于山野草木，人完全是放逐的心态，从来没有人因为小麦精贵而去人为覆雪。
一场雪，对于冬小麦而言，胜过一切。雪片缓缓落入田野，积压在枯死的麦苗之上，这看似残酷的冷凝，反而等于给宿冬的麦根加上了一层被子。雪后忽晴忽冷的天气，会让积雪融入地表，又结成冰，死死地封住地皮，让麦子的根系放心地冬眠。春天来临的时候，大地慢慢解冻，地表会像小孩口中融化的冰棍一样，将丰富的水分浸润进麦根。迎着浩荡春风，麦田迅速地生发新芽。这就是“瑞雪兆丰年”的奥妙。
春麦叫旋麦，冬麦叫宿麦。
宿麦的命运，更像人生。越冬，本是一次濒临死亡的挣扎。只有在越冬前拼命生长，将根系扎深，任凭枝叶全部冻死，也能挨过漫长的寒冬。
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给汉武帝建议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可见，其时，种宿麦在关中还不甚流行。
汉武帝之后，宿麦种植在关中显然愈来愈普遍。诞生于西汉的《氾胜之书》关于宿麦种植的技巧介绍很详细，东汉之后皇帝因为天旱而求雨保宿麦的诏令也比较多。比如显宗孝明帝在四年春和十八年夏，曾两次因为天旱危及宿麦而下诏，广求“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洁斋祷请，冀蒙嘉澍”。隋唐明清各代，都有皇帝因为“时雨不降”“宿麦不滋”而“夙夜在怀”，下诏求雨。
小住三日，我即将离开的那天下午，天空阴沉欲雨。只穿了短裤、凉鞋，在村外拍摄时，脚脖子冻得生疼。直到夜幕落下，雨也没有成型。第二日离开的时候，村庄被挖掘机开膛破肚的大地，迎着风，不停地卷着土雾。雨还是没见一滴。
一月之后，跟着节气写宿麦，再打电话问大哥，他原本要种宿麦的地块听说要修建梯田便停下了。但梯田直到入冬也没修。这一年，没有茬口适宜的地块，大哥索性放弃了种宿麦。
宿麦畦中雉，柔桑陌上蚕生。
骑火须防花月暗，玉唾长携彩笔行。
隔墙人笑声。
莫说弓刀事业，依然诗酒功名。
千载图中今古事，万石溪头长短亭。
小塘风浪平。
宋人辛弃疾创作这首《破阵子》的时候，宿麦只是作为景致进入了他的视野。如同今日，除了农民，太多吃面的人，并没有真正关心过麦田的重要。
冬麦收获一般在夏至时，其时正是“断粮缺食”最严重的时候，有了冬麦，可以填补口粮。郑玄说冬麦是“接绝续乏之谷”。
董仲舒曾经担忧关中不种宿麦。如今，西北一些地方的宿麦种植大为减少，当然，旋麦也一样：一来农民有存粮，二来大家更乐意种植能卖好价钱的经济作物。宿麦种植，往后肯定还会被重视起来。毕竟，麦，就是饭。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
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
化蛤悲群鸟，收田畏早霜。
因知松柏志，冬夏色苍苍。
正如唐人元稹的这首《咏廿四气诗·寒露九月节》所描述的一样，晚秋的村庄，变幻日甚。不过，农民没有闲暇赏味秋景，而要赶在霜降来临前，投入紧张的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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