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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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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根：中西哲学双轨下的形式理论构建》是一部杰出的学术著作，系统地探讨了东西方哲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双轨应用。作者以中国景德镇陶瓷产业为例，通过扎根理论方法论的创新应用，深入剖析了文化与历史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书中不仅详细比较了中西方哲学的异同，还提出了多种新的理论模型，对学术界在科学哲学和质性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提供了重要贡献。本书对从事哲学、管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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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哲学是一个深奥而晦涩的研究领域，它与现实世界追逐的“实用性”有一定的距离。在日趋商业化和自动化的当代世界，其生存的土壤瘠薄，其重要性日益式微，加之其学习与研究进程漫长而艰辛，是“短平快”的对立端，所以其不为主流研究者所喜。尤其在商业研究领域具备哲学底蕴的研究者越来越少，将其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人更少。然而，运用哲学思辨考量商业问题，从历史和空间的大格局出发思辨国家与时代大格局与战略方向，才是其真正重要的治学价值。
中国有着千年的哲学智慧与体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许多现代西方企业管理思想都能从流传两千多年的以儒道法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找到共鸣。但由于东西方哲学体系生成土壤不同，在西方研究模式的学术世界里，东方哲学的立场与智慧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因此，推进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势在必行。
本书作者早年便确立了坚定的志向，耗时十余年潜心钻研，旨在从知识体系、研究发现和商业战略层面为学术界做出有益的研究探索。本书从难得一见的东西方哲学范式对比起笔，探讨扎根理论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实用性和实现途径。本书作者更是以被称作世界“活遗产”的中国景德镇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扎根产业，田野调研，并赴多国考察研讨，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最终应用其开发的、更新的哲学范式和扎根理论方法论，以景德镇陶瓷产业为主体，以多个文化体的对比为辅助验证，总结得出众多极有价值的产业集群相关理论。
无论从学术上来说，还是从实用战略上来说，本书都对学者研究与政府施策有所启示。在学术方向和研究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政府的干预与支持、集群自身生态系统的共生进步机制等方面，本书从理论和实用层面做出了许多重要阐述，相信各层面的读者都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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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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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管理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师、科研能力养成社群联合创始人、中华脸谱计划、元宇宙课堂和质性研究论坛发起人。在国内外高校授课课程包括《质性研究方法与人工智能》《数据素养与商业决策》《商业与社会:文化、审美与创造力》《研究方法》等。2007年起从事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质性研究，2016年起在海外专职教授研究方法课程，2018年起在国内各高校(北京邮电大学、中南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和科研平台(IACMR)讲授扎根理论方法论。组织编撰《学术能力养成指南》(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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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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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1.1 研究定位
1.2 目标贡献
1.3 本书结构
第2章 哲学背景综述
2.1 西方哲学范式
2.1.1 西方哲学背景
2.1.2 社会学的三大支柱
2.1.3 西方哲学范式比较
2.2 东方哲学范式
2.2.1 东方哲学背景
2.2.2 中国主要哲学家
2.2.3 东方哲学范式比较
2.3 哲学范式的个人偏好
2.3.1 本体论偏好
2.3.2 认识论偏好
2.3.3 文化立场偏好
2.4 小结
第3章 方法论背景综述
3.1 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
3.1.1 西方的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
3.1.2 东方的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
3.2 实质扎根理论方法论
3.2.1 扎根理论方法论在商业研究中的背景
3.2.2 实质扎根理论方法论路径
3.3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
3.3.1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中的韦伯（新康德）流派
3.3.2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路径
3.4 扎根理论方法论的文献使用
3.4.1 扎根理论方法论中的文献讨论
3.4.2 理想类型在社会研究中的使用
3.5 小结
第4章 研究设计
4.1 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设计
4.1.1 韦伯（新康德）思想框架的设计
4.1.2 社会现实、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与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的设计
4.1.3 社会知识建构模型的设计
4.2 实质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
4.2.1 Lehmann和Fernández的实质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
4.2.2 “我”的实质扎根理论方法创新
4.2.3 纳入实质扎根理论方法论的数据收集方法
4.3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
4.3.1 ４种三角测定和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
4.3.2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的演变
4.3.3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
4.3.4 现有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与韦伯（新康德）流派的系统比较
4.4 在扎根理论方法设计中的文献使用
4.4.1 静止锋效应设计
4.4.2 静止锋效应模型中的理想类型
4.4.3 静止锋效应中的文献数据图书馆
4.4.4 静止锋效应中的田野笔记库
4.4.5 静止锋效应的研讨会
4.5 小结
第5章 数据收集与分析
5.1 数据收集
5.1.1 数据收集：经验田野数据库
5.1.2 数据收集：文献数据库中的历史编纂法
5.1.3 数据收集：田野笔记库
5.1.4 数据收集：研讨会
5.2 数据整理与分析
5.2.1 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四阶层次模型的准备工作
5.2.2 正式理论化的数据准备：景德镇07/08
5.2.3 形式理论化的数据准备：景德镇14/15和历史编纂法
5.2.4 形式扎根理论方法准备
5.2.5 数据分析：景德镇14/15的实质（点）理论化
5.2.6 景德镇瓷器产业集群团形式化（线）理论
5.3 小结
第6章 研究结果与讨论
6.1 研究结果
6.1.1 景德镇14/15的实质（点）理论
6.1.2 古代景德镇陶瓷集群的形式（线）理论
6.1.3 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形式（线）理论（当代）
6.1.4 景德镇陶瓷集群的形式（线）理论（普遍性）
6.1.5 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分析中浮现的理论总结
6.2 讨论
6.2.1 理论与文献的空间维度比较
6.2.2 理论与文献中的人维度比较
6.3 小结
第7章 结 论
7.1 总结与贡献
7.1.1 哲学维度
7.1.2 方法论维度
7.1.3 理论维度
7.2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7.2.1 哲学维度
7.2.2 方法论维度
7.2.3 理论维度
7.3 个人反思
附 录
参考文献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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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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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导师见面中……
我问：“为什么大部分的博士论文都是闭环研究，如果博士研究生是一个学术生涯的起点，是一段学术的训练，不应该是展示一张航海图吗？从一个研究问题扩展到一个研究领域，同时展现学术的能力与潜力？”
导师：“这是个很有趣的想法，你就去实践吧。”
基于以上对话可见，本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作，它展现的是一段青年学者的探索之旅——展示对自我哲学本真的探视，拓展本质揭示方法论的可能性及对科学问题的本源探究。
本真
从2011年完成第一个扎根理论研究后，我开始遭遇研究者身份认同的危机，而这个危机的核心是研究者自我的哲学立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纯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来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始终难以自洽。这种感受就像穿越到了2008年的景德镇，我在街边的粉店，拿出一副刀叉开始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江西炒粉。18岁前浸润东方文化的我和18岁后到西方接受教育的我，都是真实的我。因此关于我是谁的问题，在以西方哲学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之外应该有来自东方哲学的诠释——这是我内心的呐喊。
由于我在硕士研究中使用经典扎根理论方法论，因此我被归类为一个实证（或后实证）主义研究者。这种简单粗暴的科学哲学偏见同样发生在做计量统计经验研究的学者身上，因为他们都被自动默认为实证主义者。但是，我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吗？我觉得我不是！所以，我到底是谁？这个灵魂拷问无意中开启了我（本真）的“逐根”之旅。
当我开始探索个人哲学定位的时候，即从后实证主义开始走近德国理想主义、韦伯论，再到后康德主义。有一天，我突然感到隐隐的不妥，为什么我不能在中国哲学中定位自己？那些躺在科学哲学上的范式有点像欧洲大教堂壁画上的历史人物——神圣、伟岸但与我并无太多关系。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哲学上的“香蕉人”（西化的华人）呢？披着西方哲学的范式，而在中国人的逻辑里寻求自洽？我发现许多被假定为实证主义者的中国计量学者，其实非常像实用主义者。这给我造成非常大的困惑：或许这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入世的儒家哲学。
在哲学定位上，我选择了3位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中国的儒家、墨家和道家进行双案例六单元的系统比较来锚定哲学偏好。既然哲学范式是一种选择而非判定与分配，那我们就有权做出不止一种选择。我虽未曾阅读墨家所有经典，但在墨家的实名论与三表法中找到了认识论上的共鸣。用以西方哲学为基石的科学哲学去推动社会科学在世界的全面发展有点像愚公移山，而当我走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才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阶级禁锢。
本质
本书书名中的“逐根”一词有两层含义。从有限的田野研究中是否能直接产生理论？扎根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一般理论存在什么差异？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和一个平庸的扎根理论所产生的理论性贡献是否仅仅因为方法的选择就会自动成为理论？这些问题在我完成第一个扎根理论研究之后一直挥之不去。逐根也可诠释为追逐扎根理论方法论的突破，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本质（Nature）通过从实质扎根理论（Substantive Grounded Theory）上升到形式扎根理论（Formal Grounded Theory）的方法论可以被更深刻地剖析。但是由于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路径的不确定性，直至今日，极少研究者声称他们所阐发的理论为形式扎根理论。一个商学院的博士到底能否对社会学家所开创的方法论成功地革新？这个问题开启了另一段“逐根”之旅。
2008—2011年，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进行了第一个扎根理论研究。等到2013年，我在进行博士研究的时候，导师问我：“你有没有兴趣继续做扎根理论研究并延展这个方法论的应用？”我查阅了经典文献，对Glaserian、Straussian和Charmaz派系著作进行了深入阅读，居然发现了一个研究生方法课程鲜少提及的事实：扎根理论有两层，即Substantive（实质）和Formal（形式）。Glaser曾经发表了一本书，名字为Doing formal grounded theory:A proposal（2006），但他不认为这就是形式扎根理论的最终版本。他过世前曾经承诺让世界等待他的形式扎根理论大作，很可惜我们没有等到。虽然世界上已知有5个团队从事相关领域的方法论设计，但几乎都是重复原著，毫无创新。因此，我的形式扎根理论研究始于一片荆棘，没有蓝图，看不到彼岸。我只能从“铺路搭桥”的基建工作做起，这就涉及自我哲学范式的定位（包括本体论及认识论）、从实质扎根理论到形式扎根理论的方法路径设计及设计的执行与检验。
从2019年回国至今，国内的质性研究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诠释主义案例研究在实证主义范式主导的案例研究社群中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然而相比理论创新，方法论创新并不被推崇，这源自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当方法产生强路径依赖的时候，它会自动衍生出很多新的规则（Rite），使原来的方法变得臃肿，也因此容易形成门派（或教派）。在对扎根理论3个派系的系统对比研究中，我发现传统扎根理论虽然灵活，但在发展过程中衍生了很多新规则，而规则的判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程序扎根流程严苛，相对固化，符合计量研究者的方法思维传统，自有拥护者。Charmaz后来者居上在建构主义范畴里深耕，不鼓吹扎根理论的复杂性，却成为更有影响力的流派。我非常喜欢建构扎根理论，但由于哲学范式的冲突，我不能执行其方法设计。
虽然方法论是一种选择（如同哲学范式），但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容易的，是可获得的，是导师擅长的，还是容易发表的？我的判断标准是忠于自我（与我哲学范式）和我所要探究的社会现实（或研究命题）。
本研究选择历史文化集群作为田野，以展示系统的方法论设计。集群由地理位置上聚集的一群来自不同产业的企业和机构相互连接组成，以支持其核心产业创造竞争力优势（Porter，1990）。本书涉及的历史文化集群数据收集包括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中国）、京都陶瓷集群（日本）、斯托克（Stoke-on-Trent Staffordshire）陶瓷集群（英国）、伊川陶瓷集群（韩国）、但尼丁遗产旅游集群
（新西兰）。本书所收集的数据证明了社会现象理论化进程在时间、空间和人的维度上的四层级模型的可行性。本书的数据分析侧重于线理论，在时间维度上对两个实质性田野（Substantive Empirical Areas/Fields）进行比较，涵盖了景德镇瓷器产业集群的全历史。
本书检验了形式扎根理论方法论设计在生成线理论方面的能力。通过对比2007—2008年与2014—201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数据，得出了2个新的点理论（实质理论），以及14个新的线理论（形式理论）。它们反映了景德镇3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而且本研究中3D模型的时间维度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概括性。本书未包括的面理论和体理论的实验性研究将成为笔者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包括对已收集的新西兰、日本、韩国和英国的数据做进一步比较分析。本研究所建立的历史文化集群数据库将与更多其他人文社科学者分享，进行知识共创。
本源
从2007年开始的景德镇研究虽出于偶然，但对景德镇的田野调查不仅仅是我知识探索的启蒙，更诱发了自我的文化觉醒，进而追寻文化之根。景德镇陶瓷是中华文化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华文明的窗口，景德镇也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陶瓷产区。探究景德镇陶瓷产业经久不衰的奥秘（本源），这本身就是在究其本质，亦是逐根。景德镇成功的根本原因对中国传统产业有启示作用，世界人民亦然。
本书对形式理论的发展和产业集群文献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本研究共产生了16种新理论模型，提出了主要的结构、过程、关系和功能，包括129种关键关系和10个核心类别。从景德镇2014—2015年的数据集中，发展了两个实质（点）理论，包括市场的划分和从业者的职业道路。古代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中的4种形式（线）理论，分别涉及市场分工、劳动分工、政府干预和创新。5种形式（线）理论以当代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为基础，阐述了生产分工、市场分工、等级制度与教育、创新、商业伦理等方面的关系。在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整个历史中，出现了5种形式（线）理论，包括可持续性模型、工艺模型、经济相关现象，以及韦伯的社会经济学范围模型在陶瓷产业集群中的应用。
自白
自反性（Reflexivity）是保证研究质量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它使研究者的理性和严谨性在研究探索中得以诠释。以下是我的自白，希望它有助于读者理解个体在研究道路中的抉择与思考。
我出生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18岁才离开家乡到新西兰求学。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了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科学哲学，逐渐对科学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产生质疑，这种方法论体系缺乏对非西方哲学和文化的承认和接纳，缺乏普遍性意义。这样的感受从2008年我在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第一次田野工作开始诱发，从硕士毕业到博士研究期间变得越发强烈。我感到害怕和羞愧，觉得自己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异乡人”。我深深感受到，通过比较西方和东方哲学来增加对话不仅是为了使相关研究受益，也是为了自我探寻。我在景德镇的第一个项目始于2007年，主要利用陶瓷产业集群史学资料研究集群生命周期。由于导师认为该项目的研究发现意义重大，当2008年我开启硕士研究历程的时候，我决心进一步探索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本质。在田野工作期间，我在景德镇与一群人类学家一起生活和工作。他们分享了许多关于艺术和陶瓷生产的见解，以及与此相关的有趣故事，这使我对景德镇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商业现象有了更强烈的感知力。
作为研究者，我的多重宗教和文化体验使我更容易从社会现象中跳脱出来，像“局外人”一样去调查。然而，我发现自己在中国田野中与受访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社会中默会知识的相对迟钝。一个西方的“自我”和一个东方的“自我”很难交融共存，却都是真实的“自我”。交代“自我”内在的真实，是让读者能够明白我的研究意图和展示研究过程透明性的基础，也是“自我”内在真实性与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决定保持一致性的最好阐述。
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决定了理论的形成，是长年累月发展得来
（Glaser and Strauss，1967），亦可佐证扎根理论方法论的合法性。Glaser和Strauss（1967）把它作为个人的“气质倾向”（Temperamental Bent）来讨论；Strauss和Corbin（1990）认为这是一种感知数据微妙内涵的个人品质，关乎理论敏感性是如何通过心智（Mind）和直觉（Intuition）与外部世界交互而产生的。
我的宗教知识和经验对我的整个哲学体系乃至对现实的假设、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指导着个人道德和伦理标准的建立。伦理是古典哲学的研究范畴，影响着个人的行为规范，然而它并非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虽说如此，它仍对田野调研中的伦理考量具有特殊影响。
个人教育历程能发展心智，对我而言，新西兰/西方的教育体系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因为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那个教育阶段趋于稳定。从田野调研的角度来说，对中国本土宗教、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使我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经验田野中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有所理解，确信这些国家的文化受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影响。而我对基督教、西方哲学的了解以及在新西兰的生活经历，使我更能够理解英国和新西兰的商业环境。
我相信在时间和空间中架构的经验现实（Empirical Reality），独立于调查者之外，其宏大远超个体体验。不同的现实范畴内都存在支配原则且在不同视角下诠释各异，例如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利益相关者视角。社会文化现实不仅有待挖掘，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关系和行为，而不同的诠释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社会现实的要素是动态的、相互关联且不断发展的。新社会现象的涌现与旧社会现象的消亡更替，是经验现实中生命周期的表现。
即使从特定的视角切入，现实也存在着不同层级，因为社会现实是复杂、动态而综合的。如果限制对现实观察的范围，社会研究就可能使支配原则抽象化。抽象的社会理论通过普遍性获得解释力，然而，社会现象可能有多个诱因，来自一个研究领域的社会理论，只能对目标调查的总体提供部分解释。个体作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内在受个人兴趣、情感状况、心态（思维方式）的影响，外在则受他人和外部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现实不能被简单化，它混合了理性和非理性行为，普遍化（Generalisation）不应是社会理论的唯一兴趣，社会研究者应重视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社会现实解释的多样性。
在此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感叹人生的一段话：
“我们鲜少在光明时想到黑暗，
在幸福时想到灾难，
在安逸时想到痛苦，
不过，
反过来的想法却经常出现。”
希望这本书所呈现的缺憾与未达，让追寻真理与科学的同行者看到一点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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