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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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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研究安倍上台以来日本的安全战略思考、安全体制调整、安全战略选择、防卫理念演进与防卫能力提升、安全关系的深化等问题。全书共八章，分别为：第一章，太积极——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构建；第二章，大摆脱——日本国家安全体制重构；第三章，谋秩序——日本“印太战略”的展望；第四章，新竞争——“大国竞争”时代日本防卫力构建；第五章，不安全——日美同盟新强化；第六章，在建设——新时代的日中安全关系；第七章，再汇合——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第八章，重施压——安倍政权的朝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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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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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旭，博士，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曾留学于东京大学。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日本学会理事。2013年入选首批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战略与对外关系、中日关系、东北亚安全与治理等。出版《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等专著三部，主编著作一部，参与编著及译著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二项，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及其他各类课题多项。在《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安全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撰写研究报告和发表译作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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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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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安全战略、影响因素及实施路径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
三、当前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特点
四、安全战略转型与日本危险化
五、日本安全战略转型与地区安全困境
六、余论
第一章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构建
第一节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谱系
第二节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构建
第三节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
第四节日本国际安全合作的特点及路径
第二章日本国家安全体制的重构
第一节安倍政府主张“摆脱战后体制”
第二节重构国家安全顶层设计
第三节大幅改变“安全输出”体制
第四节积极谋求修改和平宪法
第三章日本“印太战略”及其秩序构建
第一节安倍政府提出“印太战略”
第二节作为秩序战略的“印太构想”
第三节“印太构想”对秩序的构建
第四节“印太构想”的战略特征
第五节日本“印太战略”的贫乏
第四章“竞争时代”日本防卫力建设转型
第一节“竞争时代”日本防卫力建设转型背景
第二节日本构建“多域联合防卫力”
第三节日本防卫力建设转型与新竞争
第五章日美同盟新强化与东北亚安全
第一节日美同盟新强化的背景
第二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
第三节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路径
第四节东北亚安全新困境
第六章日本对华安全政策与新时代中日安全关系
第一节日本对华安全的消极认知
第二节以防范为主的日本对华安全政策
第三节中日安全合作深化与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
第四节新时代中日安全关系面临的挑战
第七章战略交汇与日英安全合作
第一节“印太战略”与“全球化英国”的战略交汇
第二节日英安全合作的深化
第三节日英安全合作的动因及挑战
第四节再同盟？日英安全合作的前景
第八章日本重“施压”的朝核政策
第一节朝核问题与日朝安全关系
第二节日本重“施压”的朝核政策
第三节日本朝核政策的影响及前景
第九章“四边安全对话”及日本与印澳的安全合作
第一节“四边安全对话”与三边安全合作
第二节日印安全合作及其前景
第三节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前景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
（二）中文期刊论文
（三）日文著作及期刊论文
（四）英文著作及期刊论文
（五）其他主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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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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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章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构建
在东亚安全格局变化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形势下，安倍政府利用国民和国际社会相对能接受的“国际贡献论”推出“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以改变日本“消极”的安全角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主张从国内、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等各层面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战后日本其他政府慎谈战略不同，安倍政府不仅大谈战略，而且还积极实施战略，并把战略与外交融合，以扩大国家安全利益。在再次就任首相的首次记者会上，安倍表示，日本“有必要以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考虑战略，战略性地开展作为综合力量的外交”。在“积极和平主义”和“战略性外交”的理念下，日本在国际安全领域积极活跃，不断拓展对外安全合作网络。
一 第一节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谱系
在19 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近代和平主义萌生。两次世界大战进一步促使人类思考战争与和平。1942 年，美国学者昆西·莱特提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概念。1969 年，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进一步将“消极和平”定义为“非战争状态”，将“积极和平”定义为“不仅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并由此推动和平学的确立。令人忧虑的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既不在世界和平主义的主流谱系之中，也有别于战后日本立国的和平主义，深藏战争的危险。2015 年8 月，不顾高龄亲往日本重新“布道”的和平学之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加尔通在零距离接触日本之后就说，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与我所说的‘积极和平主义’完全不同”。
一、日本“和平主义”的嬗变
日本“和平主义”具有“善变性”特点。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和对战争的反省，战后初期，日本“反战和平”意识特别强烈，在拒绝外来战争可能性的同时也严格审视自己，一些人甚至认为只要日本参与国际事务就是给国际社会“添麻烦”。为了绝患明志、保持和平，日本主动献策，提出在《日本国宪法》中加入“和平条款”（即宪法“第九条”）。建议者国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剥夺日本旧军方有朝一日可能夺回政权的一切手段，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知道日本将永远不会发动战争了。经历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受益于“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日本在创造战后崛起奇迹的同时，也勾画出战后和平主义的基本特征——那就是以经济为中心，在国内坚持和平民主体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低调，在安全上坚持“专守防卫”，向国际社会承诺不做军事大国。和平立国既是日本的主流意识，也是战后日本新的国家形象。尽管如此，和平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冲击也从未停止过。虽然在国内斗争中仍保持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战后和平主义却因“国际贡献论”而在国际事务方面不再那么低调，这又成为迫使国内和平体制做出“适应性”调整的反压力。
20 世纪80 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日本感觉自身已经追上了“坂上之云”的欧美强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提出了“政治大国”目标，强调日本对国际贡献的责任，主张借助经济力量来增强日本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日本政治家们把此描述为并齐于明治维新的“日本第三次远航”，试图激发内向的日本人“向外看”。由于国际社会的怀疑和国内社会的冷淡，“国际贡献论”没有立竿**地取得效果，但它却影响甚远。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也给日本带去了新的“契机”，日本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然到来，开始思考“后霸权体制下日本的选择”。1990 年1 月，海部俊树首相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主张将“经济三极”转化为“政治三极”，共管世界。但是，1990 年的海湾战争让日本看到自己离“三极”共管世界相去甚远。尽管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提供了巨额资金，但由于没有在人员派遣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日本的行为并未得到西方盟国的称赞，也没有收到来自受助国科威特方面相应的感谢。
出于抱负，缘于失落，也是忧于被孤立，日本政界和舆论界开始把战后以来形成的和平主义贬为“一国和平主义”“消极和平主义”，并加以批判，进而提出“能动的和平主义”“负责的和平主义”等口号。一些政治家提出，日本要成为能对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除了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必不可少，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观念。1992 年，提出“政治大国”口号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在《冷战以后》一书中就提出，“该是时候了，日本必须放弃绝对和平主义，而提倡面向国际社会的‘负责的和平主义’，并应该发挥其领导作用”，并强调所谓的“负责的和平主义”就是“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以行使武力（或警告行使武力）来维护保持和平的国际规则，而且还应该准备为避免武力冲突的危险而做出经济上的牺牲”。
以“和平主义”为名，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国际上开始试探性涉入经济之外的领域，先后将自卫队派到柬埔寨、叙利亚、东帝汶等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日本还对盟军提供了支援。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和平体制”也为了适应自卫队“走出去”的需要而陆续发生调整，先后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 法案”）、《伊拉克人道复兴支援特措法》等。一方面，尽管鼓吹修改和平宪法的势力在不停地躁动，但这些“能动和平主义”都还在禁止集体自卫权和坚守“专守防卫”的框架之下。国民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坚守还不允许有“野心”的政治家们在通往战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自战后以来否定“军队”、否定“行使武力”的和平意识开始急剧衰退，承认“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武力行为”的意识上升。据日本总理府的相关调查，关于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赞成者情况，从1991 年的占比46% 上升到2000 年的80%，反对者则从占比46% 下降到9%。
事实上，“积极和平主义”早在安倍提出之前就曾在日本国内作为战略理念被加以提及和讨论。2008 年9 月10 日，日本智库国际论坛召集多达87 名智囊，其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时任拓殖大学海外事务研究所所长的森本敏、防卫大学教授神谷万丈等学者、西尾干二等评论家以及平沼赳夫等国会议员，他们经过多次讨论修改，进而汇总撰出题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的研究报告，报告于2009 年10 月提交给日本政府后不久，全文又分别公开发表于《产经新闻》《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上。报告建议，日本应该由消极被动的和平主义向积极能动的和平主义“进化”，并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思考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
该报告书从三个层面提出日本今后安保的政策调整方案：（1）在国土防卫层面，主张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等防卫政策“根本”，配合美军战略调整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强化国家情报搜集和分析体制；（2）在地区安全层面，主张握住东亚地区的对话和合作主导权，强化和发展日美对华战略协调，直视对日本主权的侵害行为；（3）在全球安全层面，主张制定《国际和平合作一般法》，为全球集体安全保障做贡献，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和平利用核能等。该报告的原题目是《日美关系再调整和日本的前进方向》，最终题目在逻辑和用词上的变化旨在向政府强调日本积极作用的必要性。显然，这份早于安倍再次执政有三年多的战略报告是安倍政府的“执政说明书”。报告起草之时，日本尚是自公两党联合执政，但提交之时，日本已经“变天”。2009年9 月上台的是民主党政权，鸠山内阁主张“友爱”外交，积极倡导构建“东亚共同体”，他并没有采用该报告中的“积极和平主义”建议。
二、安倍“积极和平主义”
2013 年9 月，安倍在“制定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专家座谈会”上公开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安倍的“新瓶”装的不只是“旧酒”。此后，安倍又在各种场合宣传“积极和平主义”，大到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台，小到普通的研讨会，试图把它打造成日本的“标志性旗帜”。在联合国大会上，安倍就“积极和平主义”演讲道，如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如仅凭一国之力，则难以维护自身的和平与安定，即使从保卫本国安全的角度，也要积极参与建设国际和平环境。他列举的例子是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集体安全保障行动，以及为此进行的人才培养事业等。安倍强调，日本与以往将“不一样”，会作为更超以往的、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而存在，以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为支柱，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崭新旗帜。① 在次日的记者会上，安倍又表示日本对叙利亚内战中难民的援助和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都属于“积极和平主义”。 仅由此看，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似乎接近于20 世纪90 年代的“能动的和平主义”等提法。安倍又表示，当前日本要以这些成绩和评价为基础，高举新的“积极和平主义”大旗。古本阳庄在《每日新闻》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安倍所设想的是更高一层次的概念。
2013 年12 月，安倍在一个特别演讲中继续宣传“积极和平主义”，把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和在钓鱼岛海域的维权等都作为“积极和平主义”推行的背景。安倍同时倡导建立一个“安全的民主世界”，提出“建立一个日本与东盟各国的防卫大臣进行协商的平台，并决定在今后推行”，并将以上想法明确定位为与日本“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十分相符”。 在2014 年初的施政演说中，安倍又将“积极和平主义”专列为演讲的一大部分，把自卫队在菲律宾台风袭击中的救援活动、在亚丁湾执行的反海盗任务等国际贡献作为“积极和平主义”的案例来阐释，但同时也不忘指责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强调决不接受试图“依靠实力改变现状”的想法。
“积极和平主义”中的“积极”二字，既暧昧模糊、无法界定，又含义丰富、留有余地。日本对外发动的军事行动甚至战争都可以被解释为“积极和平主义”的行动。暧昧的文字表述背后隐藏着安倍政府修宪强军的野心，《每日新闻》就曾指出，首相提出“积极和平主义”，他头脑中所设想的肯定是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来实现自卫队的安全功能和行使集体自卫权，也许修改宪法第九条也被纳入了视野。《东京新闻》观察到，安倍在和平主义前面加上“积极”二字，背后隐藏着“鹰派”思想，本质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加强自卫队与美军的军事合作。《琉球时报》也直言，“积极和平主义”不过是安倍为修改宪法、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而创造出的一个掩人耳目的词汇罢了。
奠定日本战后初期“重经济、轻军事”路线的吉田茂首相就曾指出，过去所有的战争都是在和平和自卫的名义下发动的，所以日本必须以此为教训，放弃包括自卫战争在内的所有战争。回首望去，日本离和平主义国家的立场偏离了很远，币原喜重郎所系的“保险扣”日益松动，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谱系明显战争化。“积极和平主义”下的日本正在重回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老路上去，日本时任防相小野寺五典曾公开宣称，在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有权发展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为了实现国家“正常化”，为了“强大”日本，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之路无异于饮鸩止渴，也必将重蹈覆辙。正如《朝日新闻》指出的那样，安倍“强化”日本的目标是实现了，但战后和平主义也将轰然倒塌，周边邻国也必然对这样充满危险味道的日本保持警惕。从更深层面上看，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是将内外政策集于一体的政治招牌，是适应日本转型的战略性政策主张，其宗旨是为了实现日本内政、外交以及安全政策的顺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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