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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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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大清的滑落》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嘉庆的个人性格、统治风格等多个层面展现了嘉庆时期的中国社会，揭示了清王朝各种弊病的积重难返，并深刻反思了世界坐标下近代中国陷入愚昧落后状态无法自拔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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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嘉庆是一个存在感相当低的皇帝，人们提到他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那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从自己那个好大喜功、喜好排场、晚年沉迷享乐的父亲乾隆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的天下，以及一个腐败成风、糜烂不堪的官僚体系。作为一个平庸的中衰之主，他既无能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无魄力改变官僚们的尸位素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势无可挽救地倾颓下去。
《嘉庆十八年：大清的滑落》以“乾隆与嘉庆的权力交接”“清算和珅”“陈德行刺案”“淮安奇案”“癸酉之变”“铜钱通胀”“英国使团访华”“兵部行印失窃案”等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嘉庆的个人性格、统治风格等多个层面展现了嘉庆时代的中国社会，揭示了清王朝各种弊病的积重难返，并深刻反思了世界坐标下近世中国陷入愚昧落后状态无法自拔的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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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闫燎原，历史自由研究者、历史类图书作家。
文章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世界史等多个领域。善于通过细腻的笔触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从而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的本质与原因。
除了对历史的研究之外，还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使得作品不仅具有历史学的专业性，还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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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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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权力的交接
当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干够六十年就退休的乾隆皇帝，不情不愿地举行了传位大典，立自己这个平庸的第十五子为“嗣皇帝”。要说乾隆心甘情愿地交出皇位去当太上皇，那是扯淡！权力这东西就像毒品，一旦沾上，就不可能戒掉。在刘墉的软磨硬泡下，乾隆恋恋不舍地将玉玺交给了儿子，颙琰这才完成了尴尬的登基大典，年号嘉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立长与立贤
·秘密立储
·金从善上书
·递刀子
·尴尬的传位大典
第二章 真·儿皇帝
和珅夹在太上皇和皇帝之间，没有太多选择。乾隆大权在握，嘉庆对权力哪怕表现出一丁点染指的欲望，都有可能被废掉。自古，天家父子无恩情。掌权人和接班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和珅只能站一个队。如果被乾隆发现他脚踏两条船，以乾隆的小心眼，和珅会死得更惨。
·“嗣皇帝”不如“儿皇帝”
·千叟宴：面子工程害死人
·杀鸡儆猴
·韬光养晦
·老君臣VS新君臣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第三章 新手大礼包
嘉庆从乾隆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的江山，以及一个上下散发着腐臭的官僚系统。《明史·神宗本纪》中评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乾隆曾说过，“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轮到大清身上，清之滑落，实滑落于乾隆之奢靡。虽说乾隆给儿子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也给他准备了一个“新手大礼包”。这个大礼包，就是和珅。
·挣面子，不寒碜
·皇权大于法
·皇家也没余钱啊
·浮生若梦
·玉石纲
·官逼民反
·养兵千日，无兵可用
·多管齐下
·地方亏空滚雪球
·填坑！填坑！
第四章 尴尬的遇刺
一个走投无路的草民陈德，混入紫禁城刺杀皇帝，大内侍卫居然一齐吃瓜看热闹。作为皇帝，在象征至高皇权的紫禁城被自己的子民袭击，嘉庆虽然没真的挨刀，但面子被砍得七零八落。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大清官吏体系的集体性腐烂，更是令他细思极恐。
·小刀向皇帝的头上砍去
·大内高手齐吃瓜
·拉皇帝陪葬的小民
·紫禁城菜市场欢迎您
·嘉庆：谁敢比我更委屈
·集体性腐烂
第五章 帝国的蚁穴
朝廷下发的修河工款，能有五成用到堤坝上，就是奇迹了。豆腐渣工程出了问题，可以让“蚁穴”背锅，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贪腐，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王朝的附骨之蛆。“淮安奇案”作为“清朝四大奇案”之一，折射出一个现象——做贪官的，荣华富贵；做清官的，死于非命。大清腐烂至此，不亡那就没天理了。
·跗骨之蛆
·皇帝都怕老油条
·贪腐之固
·大清官场潜规则
·借刀杀人
·疑雾重重
·名侦探嘉庆
·迟到的审判
·细思极恐
第六章 嘉庆十八年：癸酉之变
嘉庆十八年，天理教的几十名信众突袭紫禁城，上演了一出“屠龙闹剧”，史称“癸酉之变”。貌似精锐、总兵力一万余人的紫禁城守军，居然让七十来号人差点打进紫禁城内廷，也算是千古奇闻了。嘉庆虽然深知问题出在百官“因循怠玩”上，却没能力和魄力解决，只能哀叹一声“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极度压抑中的寄托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神棍
·两大忽悠的强强联合
·君主专制的顶峰
·尸位素餐才是最佳选择
·屠龙闹剧
·癸酉之变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第七章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相传在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个十分奇怪的习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皇帝躺在帝国的顶点上，每天被“太平盛世”“海晏河清”的毒品麻醉着，也就无法感受到被华服遮盖住的脓包烂疮。我是当官的，向上汇报这些“脓疮烂包”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没有！那我为什么要说呢？
·接话的艺术
·铁帽子王一点也不铁
·历史的通病
·无耻的裁定
·帝国的麻醉剂
·领导让你多提意见
第八章 坎坷的货币
铜币的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许多百姓只能卖田卖房，沦为佃户；有些连佃户都当不上的，只能沦为流民。这些流民，后来成了太平天国的兵丁来源。可以说，从通货膨胀的那一刻开始，大清的灭亡就启动了倒计时。
·金属货币：交易不能承受之重
·疯狂的纸币
·灾难性的铜钱通胀
·铸钱工匠大罢工
第九章 最后的机会（上）
可以说，从蒸汽机落地的这一刻起，世界的天平就开始倾斜了。而在乾隆眼中，这不过是奇技淫巧，更何况这东西节省了不少人力，人一闲，就会胡思乱想。这些没文化的洋人，自是难以理解我天朝上国的“驭民五策”。为了维持自家江山的千秋万代，皇帝们宁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反正苦的是老百姓，享福的永远是他爱新觉罗家的皇亲国戚。
·天平的倾斜
·遍地贫困的天朝上国
·失之交臂
·海关杂费猛于虎
·三跪九叩高于一切
·坐—站—跪
·一个文明古国的没落
第十章 最后的机会（下）
在“天朝上国”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只有大清、大清的附属国、仰慕大清但是大清懒得管的化外之地。大清对外只有朝贡体系，没有外交体系。在朝贡体系中，中国耗费巨大，除了赢得一个“万国来朝”的虚名，没什么切实利益。大清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鸡同鸭讲
·最后一次机会
·一个王朝的执念
·世俗理性
第十一章 消失的行印
兵部行印丢了，如实上报的话，肯定要彻查，那么兵部平时那些蝇营狗苟就瞒不住了。在大清官场中，有道是“瞒上不瞒下”，天大的事情，只消遮掩得过去，那就不叫事儿！反正吃哑巴亏的是皇家，只要不耽误自家捞钱，管他的！风头过去，万事照旧。
·万两赎官印
·兵部行印不见了
·东打听，西审问
·名侦探嘉庆再次登场
·真相大白，悬而未破
·欺上瞒下的惯性
第十二章 反腐的悖论
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大的悖论：要反腐，就要在建立监督机制的同时，给各级官员一个较为理想的收入；国家要负担如此高的财政成本，就要提高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就要改革生产关系；要改革生产关系，就要一面限制特权阶级的特权，一面打破特权阶级的利益；既然要打破权贵阶层的特权和利益，那我还反哪门子腐？！
·层层压榨重于山
·国贫民弱官富贵
·大清账本忒玄幻
·领导的刻意安排
·隐隐的亡国之相
·治标不治本
·朱元璋的抠门与大方
·大清的“铁杆庄稼”
·临时工们的灰色收入
·奇事频出
·症结所在
·大清腐败是无解的
尾声
在清政府自始至终贯彻执行的高压愚民政策下，整个国家失去了活力；官僚系统尸位素餐，腐败糜烂；底层百姓民心涣散，离心离德。所谓的“嘉道中衰”，其实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带来的必然结果。爱新觉罗氏貌似稳定了眼前的统治，实则伤害了国家元气，动摇了国之根本。当海面上出现侵略者的战船时，大清只能任人宰割，再无还手之力。
·骤然驾崩
·凑巧的遗诏
·既抠门又悲催的继承人
·长太息以掩涕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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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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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庙号：清仁宗；陵寝：清昌陵）在清朝算是一个存在感相当低的皇帝。托清宫戏的福，大家对清朝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这仨皇帝可谓耳熟能详，对乾隆皇帝的各种风流韵事更是如数家珍。而后面，道光皇帝打输了鸦片战争，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直接将中国历史拖入了近代，也算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尽管这一笔极不光彩。
论知名度，嘉庆不仅和自己的风流老爸乾隆没法比，连自己那不成器的儿子道光也比不上。大家提起嘉庆，唯一能想到的，也就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了，还是托了和珅的福。
嘉庆登基时，“康乾盛世”已是明日黄花，帝国正在一天天崩坏。表面上，大清的版图达到了巅峰，而实际上，王朝正在加速滑落。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时间点，也是我想认真回顾这一时期的主要原因。
面对国势的滑落，嘉庆也努力过、挽救过，然而面对庞大而失控的官僚系统，嘉庆一个人的努力犹如蚍蜉撼树一般，未能掀起一丝波澜。眼见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若给大清朝的皇帝们排个序，嘉庆必然是最尴尬的那一个。他本人写过一首诗，形象地描绘了令他苦闷不堪的局面：
内外朝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了一件极尴尬的事，尴尬到令他本人连连哀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不得已发罪己诏缓解尴尬，这一事件史称“癸酉之变”。
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一伙儿人出现在紫禁城周边。所谓“一伙儿”，大约是二百人。清朝的核心是京师，而京师的核心是紫禁城。皇帝居住的地方，理论上应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守严密至极。这二百来号人，分别由天理教的大牛人陈爽、陈文魁带领，兵分两路，直扑皇城。这些人去紫禁城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杀皇帝造反。
我查了一下，清代紫禁城的守备结构主要有侍卫处、前锋营、护军营、内务府三旗包衣各营、神机营等。其中侍卫处负责内廷保卫，只允许上三旗的子弟任职，总兵力大概一千人；护军营是守卫紫禁城各个门户要道的主力军队，主要由下五旗的旗人组成，共有八名统领，总兵力一万五千零四十五人；前锋营负责皇帝出巡时的警卫工作，总兵力一千八百多人；神机营是咸丰帝一朝才设立的，这里就不算进去了。
历朝历代，守卫皇帝的，都是最精锐的部队。而此时紫禁城外的这二百来号人，主要任务就是在聚集了一万六七千精锐的紫禁城中找到并干掉皇帝老儿，然后宣布自己造反成功，并等待远在河南的天理教教主李文成的大军前来收割战果。
历代战争中，奇袭国都并取得较大战果的例子并不是没有，但即使是魏延奇袭子午谷，计划兵力也有五千。用二百人奇袭紫禁城一万六千人的案例，恕我孤陋寡闻，我只听说过这一次。
陈爽、陈文魁二人大概是按照一比一百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天理教兵分两路，陈爽带领一队人身穿长衫，藏着兵器，先进城，主攻东华门；陈文魁带领一队人在宣武门外，伪装成小贩，进攻西华门。尴尬的是，陈爽这一队人来到东华门外时，只剩下二三十人——一路上不声不响地溜了几十个人。陈文魁这一队人来到西华门外时，也只剩下四十余人。看来，陈爽、陈文魁虽然脑子不清醒，下面机灵的人还是不少的。然而令人更尴尬的是，这七十来号人，居然还真溜进了紫禁城！只可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嘉庆出巡未归，天理教“浩浩荡荡”地打了个寂寞。紫禁城墙高门深，回过神来的守军关门打狗，全歼了这一伙儿脑子不太清醒的热血狂人。
“癸酉之变”虽然规模并不算大，但给嘉庆带来的震撼却极深。一方面，康乾盛世才过去十几年，老百姓就造反造到紫禁城了；另一方面，这貌似精锐的紫禁城守军，居然让七十来号人攻入了紫禁城，战斗力脓包至此，大清的军队又怎么可能戍卫大清呢？
被天理教深深刺激到了的嘉庆帝，痛苦地在罪己诏里哀叹：
朕以凉德，仰承皇考付托，兢兢业业，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即位之初，白莲教煽乱四省，黎民遭劫，惨不忍言，命将出师，八年始定。方期与我赤子，永乐升平。忽于九月初六日，河南滑县，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隶长垣，至山东曹县，亟命总督温承惠率兵剿办，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于九月十五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天理教匪七十余众，犯禁门，入大内，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朕之皇次子亲执鸟枪，连毙二贼，贝勒绵志，续击一贼，始行退下，大内平定，实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门外诸王大臣，督率鸟枪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剿捕搜拿净尽矣。我大清国一百七十年以来，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泽，爱民如子，圣德仁心，奚能缕述？朕虽未能仰绍爱民之实政，亦无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总缘德凉愆积，惟自责耳。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言念及此，不忍再言。予惟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残生，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嘉庆十分纳闷，自己做了十八年皇帝，并不暴虐昏庸，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老百姓会造反造到紫禁城来。没办法，自己是天子，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只希望各级官员能够忠心为国，别再尸位素餐下去了。诏书最后的“笔随泪洒”，我觉得未必是客套话，换我是皇帝，遇到这种事，估计也会郁闷地大哭几场。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嘉庆自己也说，“变起一时，祸积有日”。紫禁城的防守如此拉胯，主要因为各级官员“因循怠玩”。后来嘉庆又专门写了一篇《因循疲玩论》，把“因循怠玩”升级为“因循疲玩”，开篇就说“癸酉之变，因循疲玩酿成也”。
其实嘉庆只说对了表面原因。“癸酉之变”固然是各级官员“因循疲玩”造成的，但是这个官僚系统又是如何变得如此“因循疲玩”的呢？那些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仅凭皇帝的谆谆教导，就能勤勉清廉起来吗？
显然不会。
重要的事往往是简单的，而简单的事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嘉庆虽然指出了问题的部分原因，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嘉庆虽然是当时世界GDP排名第一（1870年之前，大清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的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面对庞大而顽固的官僚集团，仍免不了束手束脚、毫无对策。
到底该怎么办呢？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所以本书既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水准，更提供不了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只愿能在大家茶余饭后、枕前厕上增一点陶情的消遣，添一些适性的谈资。
奇事频出
有背景的胥吏这么牛还说得过去，没背景的胥吏就不敢了吧？其实不然。还真有更神奇的牛人，直接把手伸进了国库。这几名胥吏，真的就只是普通的胥吏，毫无后台背景，却能从国库里冒领出69000余两库银。大清朝贪腐案件虽多，以此案最离奇。
这几个胥吏中的主犯名叫蔡永受，是工部的一个铺户。嘉庆十一年（1806年），在工部负责文书工作的宋允吉，工部铺户张清泰、商曾琪几人来蔡永受家闲聊，其间各自吐槽自家日子清苦，一年到头也挣不下几个钱。蔡永受突发奇想：既然大家都穷，没钱花，干脆去国库里寻摸点儿银子怎样？
一般人这么说，那是脑子抽风。不过在大清朝，这种事还真未必就是抽风。前面说过，户部的库丁坚持不懈地锻炼“菊花”的容纳能力，每天下班都能塞入“菊花”里顺走几锭银子。蔡永受这几人久在工部当差，对此事早有耳闻。这种公开的秘密，也就皇帝本人还被蒙在鼓里。
要从国库里领用物品，其实很简单。比如某个衙门需要东西，就让贴写（写字员）写个文书，然后盖上印章，就可以领取了。此时工部贴写正是宋允吉，其余几人都是工部的铺户，对操作流程那是门儿清。只要以工部的名义发给工部下属的虞衡司，然后勾结虞衡司的官员，伪造工部大印盖上章，就可以由蔡永受堂而皇之地领取物品了。
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混日子，下面人递单子上去，官员们往往看也不看，随手就签了字，有的甚至连签字都懒得签，一股脑地扔给贴写。负责盖章的人，也从来不看单子上的内容——他也没法看，所有的单子都有猫腻，要一个个地细究，这活儿就没法干了。而库房负责出库的人，也懒得核对印章的真假，反正都是朝廷的东西，又不是我自己家的。就这样，蔡永受这帮人轻而易举地制作了一堆半真半假的文书，大摇大摆地从库房里领了颜料、缎匹等物品，拉到市场上变卖成银子瓜分。冒领几次物品后，这哥几个觉得变卖银子太麻烦，干脆直接去户部冒领银子，也是一领一个准。
就这样，几个毫无背景却胆大包天的书吏，从嘉庆十一年开始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四年间，从库房先后冒领了14次，累计捞了约69000两银子。别的不说，起码在雍正朝，这些书吏绝不可能钻这样的空子。而到了嘉庆朝，朝廷上下尸位素餐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能捞钱成功，并不是因为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大家都在捞钱，这几个人只是一堆捞钱的人中几个不起眼的小鱼小虾，这几人被抓，也只是因为真的没背景，倒霉而已。前面提到的“蟑螂定律”同样适用于此事：当你在厨房发现一只蟑螂时，厨房里起码有一窝蟑螂了。
国库乃国之根本，居然发生这样的奇事，气得嘉庆将户部、工部各级堂官全降了级；经手的几个胥吏有的发配黑龙江，有的发配乌鲁木齐。蔡永受等几个主犯那更不必说了——斩立决。嘉庆还特意下旨，命六部和内务府的所有书吏前去菜市口现场观看，好杀鸡儆猴。然而蔡永受此案虽了结了，国库里的蛀虫们却一如既往，直到嘉庆皇帝的儿子——抠门的道光皇帝时才初步核查出900多万两银子的亏空。国库到底亏空了多少，鬼才晓得！
贪腐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此。整个行政机构腐烂僵化，各种奇葩事层出不穷。大清朝这个百足之虫，此时已是“又死又僵”了。
症结所在
朱元璋薄俸养官，本意是节约人力成本开支。但是官僚胥吏们靠着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百姓们反而要加倍支出供养官僚体系的成本，这就是古代社会官场反腐的最大悖论。看似朝廷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供养了一大堆官吏，实际上整个国家要为此支付正常赋税之外三至四倍的成本。这个成本全部转嫁到百姓和国库身上，致使民力处于枯竭的边缘，稍有天灾人祸，就酿成巨灾。
官吏们对百姓竭泽而渔，本质上并不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哪个皇帝都希望自家江山万万年，割百姓的韭菜也得一茬一茬地割，哪能连根拔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只要心智正常的，都会对官僚进行敲打——适可而止，切勿杀鸡取卵、焚林竭泽。
然而皇帝面对官员，就像官员面对胥吏一样，完全不让对方贪，是不可能的。自己给官员们开了多少工资，皇帝心里有数。按这个工资水平，下面人都得饿死，谁还给皇帝办事呢？除了朱元璋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哪个皇帝也不会真的往死里收拾贪官。哪怕雍正，也知道给官员发一笔养廉银。在皇帝眼里，你可以贪，只是别贪得太过分，毕竟这天下是皇帝的，你作为职业经理人，搞点灰色收入可以，可要是把公司搞垮了，那就别怪董事长不客气了。
在压榨百姓这方面，皇帝和官僚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是所有权不同，心态就不同。皇帝是董事长，希望可持续发展，世世代代都有韭菜可以割；官员只是职业经理人，权力不用，过期作废，能多割一点是一点。皇帝既要反腐，又不能彻底反腐，症结就在这儿了。
既然如此，那能不能提高官员的工资水平，然后严厉反腐呢？也就是高薪养廉。理论上可以，但是仅凭高薪，并不能养廉。因为欲壑难填，哪怕像包拯那样年入近三千万元人民币的，也会忍不住去思索怎么拿六千万元人民币。宋代官僚薪资水平很高，贪官污吏也不少见。那么在高薪的基础上，配备一个类似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机构进行监督和惩处，有可能杜绝贪腐吗？那也未必！
明代锦衣卫连官员每天晚上吃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想抓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是抓完之后怎么办？一茬贪官下去了，上来一茬新的继续贪。贪腐的根源是权力，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是问题的核心。确切来说，权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无监督、无制约的权力就是问题本身。只有对整个权力体系进行监督和制约，使之完全处于阳光下，才有可能遏制腐败。
更何况要给官僚们发高工资，会是一笔巨额支出，社会要有相应的生产力才行。要想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生产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要打破既有的特权阶级，使大家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上。英国也是先有了《大宪章》，之后才有了工业革命。如果各项优惠政策、优质资源都倾斜于宗室高官或八旗子弟这样的特权阶层，普通民众的上升通道被堵死，那么社会将完全失去活力与流动性，成为一潭死水。正如阿美士德访清时看到的那样，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生产力自然也就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上。
然而，改变生产关系是不符合皇帝及权贵阶层的利益的。皇帝富有四海，而权贵阶级靠着侵占资源和榨取民脂民膏，过着富贵优游的生活，怎会为了天下人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改革家之所以会遭遇巨大阻力，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历朝历代，皇帝鲜有跟贪腐死磕的，大多数情况下，是维持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上。你贪一点可以，但两条红线别碰：一是别贪皇帝本人的钱，二是别贪太多引起民变。就这两条底线，一般的贪官也很难把持得住，毕竟人的欲望是难以把控的。
贪腐一旦成风，清廉就成了原罪，所以才会有李毓昌这种被贪官贪吏联手做掉的清官。贪官们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官官相护，谁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跟谁死磕到底。
大清腐败是无解的
那么大清朝有没有廉洁的衙门呢？还真有——后来的大清海关。只不过尴尬的是，这个衙门的主管是英国人赫德。
清代海关理论上的关税很低，具体可参见本书第161页。但是大清海关巧立名目，私设的杂费多达70项，各国商人入关后交的钱远远高于理论关税。一根筋的洋人对大清海关到底收多少税始终弄不明白，阿美士德访华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搞清楚清帝国海关税额到底是多少，好照章纳税。而大清衙门是不可能告诉你要交多少税的，都明码标价了，官员们还怎么捞钱？因此洋人交的钱并不少，但是国家也没收到多少税。鸦片战争之前，清海关关税只约占全国总税收的1/10。海关进出口多少货物、该收多少税、实际收了多少税、被私吞了多少，始终是一笔烂账，谁都查不清楚。
吃了不少暗亏的洋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中明确提出：前在江宁立约第十条内定进、出口各货税，彼时欲综算税饷多寡，均以价值为率，每价百两，征税五两，大概核计，以为公当，旋因条内载列各货种式，多有价值渐减，而税饷定额不改，以致原定公平税则，今已较重，拟将旧则重修，允定此次立约加用印信之后，奏明钦派户部大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俾俟本约奉到朱批，即可按照新章迅行措办。
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签订后，大清不得不建立起一个新的海关部门，因为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办海关，必须“邀请外国人帮办”。而清政府的四大海关早已是千疮百孔、腐烂透顶。当时中外的共识是，要让大清海关高效地运转起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税金，给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晚清续命，那就只能聘请洋人了，因为任何一个大清官员，都能将新生的大清海关搞得和传统衙门一样腐败不堪。具体执行此事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对英国代表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这样说道：“（海关交给）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随后，文祥拿上海道台薛焕举例，此人“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篇（上海海关的）账”。从这个意义上讲，《天津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对大清来说，反倒是歪打正着了。
经过一番波折，英国人赫德成为大清海关的最高长官。赫德入主海关后，降低了税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却跃居大清财政收入的第二位。1910年，大清海关年银税总额高达3450余万两，而在1861年，这个数字只是区区500万两。财政收入的激增，与政府机构的廉洁有着极大关系。
凭良心说，洋人的职业道德是令人敬佩的。赫德虽是英国人，但在担任大清海关最高长官期间，能处处以海关本职工作为重，并未给英国开任何绿灯，一切按规章制度办事。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他同时附上了自己的态度：“不符合我们条件的人，不得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接手海关后，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唯一清廉的部门。赫德首先确立了“垂直领导”的原则，原来各自为政、隶属关系混乱的海关全部由总税务司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不得插手海关事务（这一点很重要）；接着，赫德引入了“服务”和“公仆”的理念，要求各口税务司简化海关办事程序，顺畅海关和商人的交流，海关由管理部门转变为服务部门。上述举措，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好的制度，需要人来执行和监督，不能让人饿着肚子给你干活。因此，赫德给海关高级职员开出的薪酬非常优厚，最高能拿到9000两白银的年薪，是其他国家同等职位的两倍。职员干满一定年限后，还有一笔数额等同年薪的酬劳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未婚人员抚恤金、因功致残抚恤金、丧葬费、医药费、来华探亲家属旅费。给了你这么高的待遇，那你就要保持绝对的清廉，高薪与高尚的职业操守是直接挂钩的。若被发现有渎职、贪污等行为，立即开除，养老金一分也拿不到。海关职员为了保住这份好工作，伸手之前会权衡一下利弊。此外，赫德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监督制度，引入了英国当时的新式记账法，徇私舞弊的行为很难被隐瞒过去。
就这样，在赫德的带领下，大清海关首次实现了按章征税、按律执法。大清海关也成为清政府唯一清廉的部门。
赫德的一系列举措，说白了就是变“人治”为“法制”，佐以独立的监督机制和人性化的薪酬福利体系。可见，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和管理，再腐败的土壤也能开出美丽的花。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说过，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制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他还补充道：“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人做不到的，或没法做得更好的。”
那么，将海关的经验推广到整个大清，岂不是更好吗？恭亲王奕欣对此的回答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我们就采纳。”言下之意，大清是不可能有一百个赫德的，可能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搞不了，大清的腐败是无解的。
赫德是洋人，自身廉洁奉公的同时，可以不顾中国官场的人情往来，斩断所有伸向海关的手。而大清官员一则达不到赫德这样的清廉，二则不可能不顾官场的迎来送往。海关部门虽然可以在洋人的管理下保持清廉与高效，但是大清这棵大树已经从根上腐烂了，嫁接的树枝终究救不了整个树干。
更深层的原因是，大清的特权阶级已经腐朽入骨（恭亲王自己就是特权阶级的一份子），要推动法制，就要限制皇权，打破特权阶级的权力垄断，别说恭亲王本身不可能背叛他的阶级，就算恭亲王觉悟甚高，不顾一切地推动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合力将他搞下去，再推一个利益代言人出来。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大的悖论就形成了：要反腐，就要在建立监督机制的同时，给各级官员一个较为理想的收入；国家要负担如此高的财政成本，就要提高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就要改革生产关系；要改革生产关系，就要一面限制特权阶级的特权，一面打破特权阶级的利益；既然要打破权贵阶层的特权和利益，那我还反哪门子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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