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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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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长沙天心阁茶楼里认识了一位前国民党老兵，他参加过著名的衡阳保卫战，而他参战时只有十七岁，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于一九四四年开春时大多入了伍，为的是打击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我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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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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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生再见》是实力派文学大家何顿的长篇小说力作。本书讲述了主人公黄山猫等一代人的生命成长故事与传奇人生经历，充分展现出一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秉性。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正是青壮年热血时期，对生活和未来前景充满美好的想法和憧憬，在青年时期的生活历练中，他们不断经历与成长，学会了勇敢、刚毅、坚韧，也习得了另一门技能，知道怎样做才能保护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走出生活困境。小说通过社会底层普通人物的个人成长经历和对生活的热爱，折射一个时代的奋进精神。充分展现了小人物的成长历程和生存智慧，以及一代人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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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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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男，长沙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生活无罪》《青山绿水》等；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来生再见》《狠》《湖南骡子》《黄埔四期》《幸福街》和《囯术》等。获过多种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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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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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安乡保卫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中阵亡的抗日将士唱一首迟来的挽歌
抗日战争是一场极为残酷的战争。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也没被好好认识，真是让人感慨、嘘唏。思考片刻，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华民族比较宽容，而宽容就容易走向健忘。大概中国人都不愿意回想那段倒霉和可怕、甚至令人说起来都齿冷的历史吧。而如今，精神和思想方面的东西愈来愈被大众所忽略，代表财富和物质的东西却以其强大的攻势占领了精神领域，致使没有人再去思考过去及昨天的伤痛，想的都是未来，展望的都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而过好生活当然需要好的东西。拥有好的东西成了中国人及中国当下年轻人的话题，都着了魔。什么都想占有最好的，好房子、好车、好女人或好男人。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而身为国人的广大老百姓都想摆脱多年来困扰着我们的贫困，赶到前面去。战败后的日本由于没搞政治运动，工业就比中国发展得快。二十多年前，中国人都以拥有日本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等而自鸣得意，假如你还拥有一辆日本小车，那屁股都翘上天了。
中国人健忘。
中国人从不痛定思痛。
中国人的民族情结很少。
但也有人说，民族情结是狭隘的。
什么是不狭隘的呢？这个问题很复杂，我相信没有人能说清楚。
还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教室里，老师跟我们讲解南京大屠杀，讲解“九、一八”和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卢沟桥事变，讲国民党军队拒不抗日、节节败退等等。那时候我很困惑。既然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了三十万炎黄子孙，为什么炎黄子孙的军队却拒不打击侵略军？为什么不拼死抵抗而节节败退呢？后来长大了，听省参事室的国民党老兵说，不是中国军队不抗日而是日本军队实在太厉害了，装备太好了，想打也打不赢。这话我愿意接受，打不赢就撤，打不赢还硬拼，那是送死。都死了，谁去打日本人？
小时候还听说日本兵曾四次进攻长沙，前三次被长沙守军击退，第四次由于张德能将军的轻敌和指挥失误，致使日本侵略军攻克长沙城。那是一九四四年，即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前一年。后来下乡当知青，于农村里听说日本兵到过我下乡的那个村子，并在那个村子里烧杀抢掠强奸妇女多名。农民于歇工时讲的日本兵进入村子的故事里，有两个细节留在我心里多年了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一个是说日本兵不呷死猪肉。他们捉住猪捆起来，割下活猪的腿肉烧着吃；另一个细节是说日本兵强奸了妇女后，还割下了那名妇女的一对乳房扔在地上。在我下乡的那个村子里有一名抗日英雄。村里有人告诉我，说他杀死过两名日本兵。那名抗日英雄是个农民，我下乡时他六十来岁，脸黑黑的，与其他农民没什么两样，只是感觉上很结实。村里人说他有武功。那时候我常常将崇敬的目光投向他，觉得他不是电影里日本兵瞧不起的“东亚病夫”，更不是令我们一百个鄙夷的汉奸。
大学毕业后我结了婚，去常德看岳父岳母。我岳父跟我提及了常德会战。我最开始晓得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和余程万师长，是从我岳父嘴里。岳父告诉我，一个师，六千多名国军官兵把几万日本兵打得很恼火。日本军队想在三天内消灭这个师，结果用了十九天，而且还动用了大量的飞机、野炮、重炮和毒气弹。我当时就想这是民族的东西了，是一种民族的精髓或者叫做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这六千多名官兵，致使他们顽强抵抗，将生命献给了家乡这片炽热的土地。
我起心写这部抗战小说是九十年代的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长沙天心阁茶楼里认识了一位前国民党老兵，他参加过著名的衡阳保卫战，而他参战时只有十七岁，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于一九四四年开春时大多入了伍，为的是打击来犯的日本侵略军。我很感动，想写，但心里没底，好像材料准备得还不够充分。隔了些年，又认识了一些前国民党老兵的后裔，继而也认识了那些老战士。那些老战士都有一个共同情结：恨日本人。他们讨厌日本人，讨厌日本货，阻止家里人买日本电器。他们谈论起抗日战争，脸上都有一种不愿回忆的痛苦，那些痛苦感觉像蚂蚁一样在脸上爬着，我甚至想走上去把那些蚂蚁一只只拈掉。这些事情于那几年里常常于有意无意中涌入我的脑海，不断地敲打着我的脑壁，致使脑海里一片呐喊声，甚至枪声、炮声也涌入了我的梦中，最后我抑制不住创作的冲动，写了这部长篇小说。
我要强调一点是，我写它时，把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春末的湖南南县的厂窑大屠杀，推后了几个月，这是为了便于集中起来一并叙述。厂窑大屠杀是很残忍的，是日本侵略军在湖南境内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杀死了三万多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我写小说从来不掉泪，眼泪仿佛与我无缘，但当我写到厂窑大屠杀和著名的衡阳保卫战时，我那久违了的眼泪水涌现了，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夺眶而出，掉落在我颤抖的手和冰冷的键盘上。
这本书里，有些情节看上去很荒诞、离谱，好像不可能的，但却是发生过的事。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情不可能。老实说，我写这本书，既不是讨好当下政府，也没打算讨好远在台湾的国民党，而是觉得老一辈人很了不起，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孱弱和自己最无奈的时候，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在小说开篇之际，还得交代几句，以免只有传统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生气。我要说的是，本小说与众多传统小说不同，时间是打乱的，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也许会放在后面，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因为需要，又放在了中间或前面。我敬请诸位读者注意一下年月日，只要你心里对年月日有数，你就不难理清头绪。我曾经想按时间的顺序写，但那样的话，也许要写一百万字，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只好把时间提来拎去，便于长话短说。
一
我爹快九十岁了，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生在马厩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几天后他复活了，成了基督。书上是这么说的，不信也不行。后来这一天被基督徒定为圣诞节。有一首歌唱耶稣降生尘世的歌，名叫《平安夜》，很多人都会唱。有天我因事去教堂找一朋友，无意中撞见许多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男女排成三行，站在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前（耶稣被聚光灯照着，一副令人伤痛的悲惨相）合唱这首歌，我蓦地感到，有的人唱这首歌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神圣，仿佛被来自远古时代的圣光神秘地爱抚着。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是这样的：
平安夜 圣善夜／神子爱 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
我爹的生日就是圣诞节，所以我也会唱这首歌。
上个世纪，中国社会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人受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年轻人基本上过起了圣诞节，不过圣诞节的年轻人，仿佛就是思想僵化的年轻人，所以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成了年轻人喜欢的节日。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从下午起到半夜，我的手机总会响很多次，总能收到很多条信息，都是祝“圣诞快乐”的，这一条条信息都会让我想起第二天是耶稣的生日，也是我爹的生日，我便会想明天怎么给爹过生日。多年前，爹对过生日很不习惯，总是说：“过什么生日？不过，我不过。”
但不过也没用，这一天是圣诞节，耶稣降生了，虽然我和妻子、儿子都不是基督徒，但大家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宾馆里、酒店里，甚至一些大学的学生都在给耶稣过生日，即使那天我假装忘记了，姐也会打电话说：“小毛，今天是爸爸生日，我们在哪过？”
我会说：“是啊，那我们去哪吃饭吧，你顺便买个生日蛋糕。”
姐会衣着讲究地拎个生日蛋糕来，吃完饭后，生日蛋糕便会摆到桌上，关了灯，点燃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看着爹，开心地拍着手，边唱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这种家庭活动，每年要搞一次，都是圣诞节这天。
我爹的一生是这样的：他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在湖南白水县黄家镇。二十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参加了长沙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会战。五年后被日军俘获，成了日军的力夫，为日军搬运炮弹——那是发生在湖南境内的常德会战期间，后来被收复失城的国军官兵解救。半年后再次被日军俘虏，那是于著名的衡阳保卫战结束时，他与他的弟兄们在团长的指示下一起向日军举起了软弱无力的双手，当时他们饿得要死，几天没吃一粒米，喝的是阴沟水，都没打算再活了。当时我爹的军衔乃排长，休整后被编入伪军。几个月后又被湘南游击队捉拿，于是弃暗投明，成了游击队员。五年后又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逮捕，关在黄家镇乡公所，关了五天。五天后，一支去攻打白水县城的游击队，折回来解放了黄家镇。我爹再次获得自由。我爹前后四次被三种不同性质的部队俘获，然而却顺利地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这证明他确实命大。我爹从他二十岁从军至他三十一岁放下枪杆子的人生经历里，参加过近百次大大小小不同性质的战役或战斗，却只是在我以后将说到的槐树店负了一次伤，这证明我爹这人于冥冥中是受上帝关照的。
爹于去年满了八十九岁，现在正往九十岁挺进，虽然今天的中国，发展了，老百姓不用再愁吃穿，看病也有医保，但能活到我爹这个年纪的老人，仍然不是很多。我爹不能说仍很健康，但仍还活着。爹比我大四十岁，我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这一天离他满四十岁生日只差十七天。我大哥生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正好是国际儿童节，全世界的儿童正在欢庆节日。我爹在我大哥一岁零三个多月大时，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天，由于他极度思念从未谋面的儿子、便不顾组织上约束，偷偷跑回家看儿子——我大哥，而被国民党地方治安队捉拿了。我大哥如今在北京工作，在一家研究所当副所长，那是一家厅级单位，所以他官至副厅级。但是在首都北京，官至副厅级的干部太多了，也就没什么好骄傲的。我大哥和我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他母亲在五十年代初因患肺病吐血而亡。我和姐共一个母亲，姐比我大三岁。
我和姐都是我爹续弦的女人所生。我们的母亲也死了，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死时不到四十岁。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投河自杀。这是一九六九年初夏发生的事情，当时我还只十岁半，而我姐姐也只是个十三岁的姑娘。我那个从小就很会读书且接连跳两级的大哥，当时二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进了北京大学，但大学尚未毕业就被赶到了北大荒那片冻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爹已神经错乱，不晓得自己有老婆、儿子和女儿，面对我母亲的遗像，他奇怪地瞪大眼睛，用迟钝的语气犹豫着说：“这个人好面熟样。”
我当时很想唤醒爹那被霉菌腐蚀的大脑，说：“爸爸，她是我妈妈李香桃。”
爹不明白地望着我，苍白的脸上布满疑惑，“你妈妈是不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我说：“爸，你说什么呀？妈妈是跳河自杀。”
爹就嘻开扁嘴大笑，不相信的样子道：“我妈早作古了。”
由此读者又得到一条信息，我爹于文化大革命中疯过。造反派说我爹是国民党高级特务，又是汉奸，还是叛徒。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座大山，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一天他就精神崩溃了，不晓得自己生活在哪个年代，看见整他的造反派雄赳赳地走进来，目光那么凶，像尖刀一样刺着他，他忙一副中弹的样子倒下，摁着胸膛，装死，或一本正经地跑到窗口喊叫“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这种视革命造反派为日本鬼子的行径，弄得造反派们既莫名其妙又大为恼火，觉得受了我爹的挑衅和侮辱，就用脚踢我爹，边冲他吼叫：“谁是他娘的日本鬼子，你说？”我爹惊惧地看眼他们，想逃，但背后是坚固的墙，前面是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就绝望地蹲下身，缩成一团，形似一只害怕挨揍的大猩猩，抱着头呻吟道：“日本鬼子来了、日本鬼子来了。”
他们起先认为我爹是装疯，以此蒙混过关，因为在他们看来，黄抗日这个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坏人，是不可能疯的，便凶道：“别装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的这些小把戏，早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你只能骗自己，骗不了我们！”爹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缩成一团，哆嗦着。那些人讥讽我爹道：“喂，你是看了《红岩》吧？你想学电影里的华子良？你这德行，怎么学得像我们共产党？坏人就是坏人。”
《红岩》那部革命斗争小说里，华子良为了牢友们的需要，在监狱里装疯。那个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革命斗争小说，都晓得华子良装疯，以此麻痹敌人，好在混淆视线中从事地下活动。我十几岁时也读过，我爹没读过，他不看小说。但是没有一个装疯的人会搓自己的粪便，并将粪便搓成条状吃掉。他们把我爹放了，因为我爹吃自己的屎。他们感到很失望，纷纷摇头，鄙视说：“猪狗都不吃自己的屎。”那意思是我爹连猪狗都不如，这样的人再关着，实在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财力，也是侮辱他们的智慧。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进我家，虎着脸把我和我姐叫到关着我爹的房前，打开门，对我和我姐说：“你们把他带回去。”
姐叫道：“爸爸。”
爹头也不抬。
我唤了声：“爸爸。”
爹照样埋着头，好像没听见我和姐叫他。姐走过去拉他，爹蓦地抬头，大张着嘴痴笑，突然醒过神来的样子，紧张着脸、左右觑一眼，睨着我姐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呢，快跑呀姑娘，日本兵是什么人都杀的。”
那是一九六九年。
爹现在住在我家。此前，爹被我大哥接到北京住了三个月，但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北京气候干燥，不像南方湿润。爹住在北京的那三个月，先是手上的皮肤开裂，跟着脸上的皮肤也开裂成一条条缝，就像树皮裂开一样，接下来身上的皮肤也裂开了，露出粉红色的肉。于是大哥把爹送回了南方。爹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所有开裂的皮肤全愈合如初了。这是南方的空气湿气大，湿气对保护皮肤很有好处。爹只适合在他生长的南方生活。大哥十七岁就去了北方，已适应了北方气候，因此皮肤不开裂。
爹在两年前，还是个正常老人，能吃能睡，不吵事，也不跟我或我姐纠缠。吃过饭，他会拿张报纸，坐在梨木太师椅上或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人民日报》或《湖南日报》，从头读到尾，看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看国家又颁布了什么新政策。往往要我催他睡觉，他才如梦方醒的样子弃下报纸，走进卧室躺下。但他的生命向九十岁这道大关迈进的近两年里，人返老还童了，动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我们不关心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爹哭着对我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了，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家，”我对爹说，“你没别的家了。”
“这不是我的家，这是你家。”爹分得很清。
“我家就是你的家，爸爸。”
“我要回黄家镇。”爹哭巴巴地指明道。
“回黄家镇干什么？”
爹说：“回黄家镇住。”
爹在黄家镇有一套两室一厅房，那是镇政府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建的，爹是离休干部，自然也分了一套。早些年爹就住在那套两室一厅房里，一个人住着，一个人搞饭吃。但他不搞卫生，家里肮兮兮的，厨房里油渍渍的，弄得同邋里邋遢的狗窝一样。结果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溜了一跤，中了风，在地上睡了半天。要不是他的邻居——一个比他年轻的老头跑来找他下象棋，发现他躺在厨房的地上话都说不出，慌忙叫人把他送进镇医院抢救——那他在八十岁那年就已经见阎王了。但阎王爷那天还不想要他，派那个年轻点的老头来救了他的命。我和姐把爹接回长沙治病，总算把爹从死亡的谷底拉了上来。从此，我再也不敢让他只身回黄家镇住了。他这样的年龄，再摔一跤，恐怕就直接与阎王老子对话了。
“小毛，我要回黄家镇。”吃饭时，爹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
我的小名叫小毛。我的大名叫黄跃进，我是大跃进那年生的。我的名字上打着时代的烙印。我用困惑的口气说：“你怎么又要回黄家镇？”
爹说：“小毛，我住在你这里同坐牢一样。”
“同坐牢一样？”
爹感到说错了话地低下头。
“你有吃有穿，既不要你做饭又不要你干其它家务，还坐牢一样？”
爹说：“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连说话的人都没一个。”
“你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听音乐，家里有唱花鼓戏的ＤＶＤ，你可以随便听呀。”
“听厌了。”
“那就看看电视。”
爹回答：“电视不好看。”
“那你要看什么呢？”
“我还是想回黄家镇，”爹说，“我不想住在你这里。”
我住着一套三室两厅两卫房，是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花几十万买的，楼层为七楼，顶层，但没电梯。我买它，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锻炼身体，上楼、下楼都得依赖两条腿，回家爬爬楼，这就是锻炼。我爹却无法出门。七层楼的上下，对于某些健康的老人都很吃力，对于我爹就更加要命。爹快九十岁了，人老得有些古怪了，思想也天上地下了，假如他下了楼，就得用很长时间上楼，要不就是我把爹背上来。爹为了不麻烦我，就尽量不下楼，想晒太阳就站在晾台上，伸出头去迎接阳光，否则他就没法晒到太阳。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场所非常狭窄，犹如坐牢一般，白天又没人来，即使有人来，也不是找他的，打电话找人聊天又没人聊——他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死了，活着的几个彼此都不关心了，而且打电话聊天，爹又舍不得，觉得说两句话都要钱，是浪费钱。我姐住五楼，住的是复式结构，有电梯。但爹思想封建，认为女儿嫁人了就是别家的人，他住到女儿那里等于是住在别人家里。他可不愿意麻烦“别人”。我打电话把姐叫来了，爹总是吵着要回去，好像是我束缚了爹的人生自由一样。如果要送爹回去，也得征求姐的意见。姐是医生。我问：“爸这样子回去行吗？”
“绝对不行，”姐尖声说。
爹坐在沙发上，蜷缩成一团，犹如一个被伤害的老人，偷偷地看着我和姐。
我说：“爸总是说他要回黄家镇，我都烦了。”
姐说：“你看爸爸这样子，还能一个人搞饭吃？”
“不能，可以给他请一个保姆。”
“保姆会照顾爸爸拉屎拉尿？爸爸经常小便失禁，保姆会给他洗尿裤？”
姐说的是事实，这两年，爸爸经常小便失禁，要解小溲了，突然就急慌了神，往卫生间走的几步中，往往还没来得及解裤扣，尿就急不及待地出来了，尿湿了裤子。而且他又要面子，你说他尿湿了裤子，他会否认。我明明看见他的裤裆或裤扣边湿了一块，要他把裤子换了，他竟不愿意换，说“不换，等下就干了”。这种状态，当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单独生活。我说：“爸爸整天说他要回去，我有什么办法？”
我姐精干，但脾气较大。她的面相有些像我记忆中的母亲。她是内科医生，早几年评了教授，还出过两次国，所以讲话大声大气的，一副见了世面的样子。她冲缩在沙发上的爹没好气地说：“爸爸，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动不动就用回去威胁我们。我告诉你，我们都要工作，你回去了哪个管你的死活？！”
爹惧怕的样子瞪着我姐，就像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老猩猩。
姐咳声嗽，脸上有些愠色，又说：“你回黄家镇有什么好？你那一辈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人会理你和找你？你想错了，爸爸。”
爹仍是那种表情瞪着姐。
姐生气地说：“黄家镇哪里好？一个我都不愿意回去看一眼的地方，我们还没受够？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没吃足亏？我是坚决不赞成你回黄家镇。”
爹憋着脸，看着说话干脆、坚决的姐。
姐又说：“住在这里多好？吃饭、洗衣都不要自己动手，卫生也不要搞，还要好舒服？小毛这样孝顺你，你还不满足？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爹仍是那种害怕什么的老猩猩神态，不敢强嘴，垂下了他那张皮打褶的脸。
姐说：“爸爸，你太不像话了。”
姐有训斥病人的毛病，凡是让她烦躁的人，她一律将其视为病人。姐在病房里就是以恶著称，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都有点怕她，晓得我姐训起人来总是把人不做人训，指出生死要害，一点也不留情面。姐还不甘休，继续教训道：“爸爸，以后你再不要说这样的话了，真的把你送回去，死了我们就不负责任。”
姐讲狠话道：“反正我这辈子是不会回黄家镇了，要去你去。”
爹认错的模样回答：“好了，我不说这样的话了。”
“你过两天又会说，”姐驳斥爹说，“小毛都烦了，我耳朵都听起茧了。”
爹迷茫地张大嘴道：“我过两天又会说吗？”
“你要记住你说的话，我不想再听小毛打电话说你吵着要回黄家镇。”
爹惭愧地低下头，想让自己镇静、清醒，像个正常人一样说话、思维和交流，以免儿子、女儿冲他发火，但他那头发花白的脑袋里，总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让他迷惑。爹看着我姐，拼命回想着什么，临了问：“李香桃吗你是？”
爹又犯迷糊了，他把自己的女儿认成了我母亲——他的亡妻李香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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