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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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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文学繁荣的时代往往是人类精神文明飞速前进的时代，1920—1940年的印度印证了这一事实。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思想和制度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开始发展规范准则、机构以及一种语言，以表达对“统一”“进步”“共同文化遗产”等新概念的需求。供争辩和辩论的公共空间得以建立，规范准则得到发展，由此，人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进入共同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不仅容纳了，更是超越了人的社会存在。20年代，文学和政治角色、公共空间与制度、出版市场以及文学和政治读者都在数量上均实现了增长，从而带来了质的飞跃。新主体发出不容忽视的批判性声音，而且还时常形成真正的“反公众”。印地语文学媒介的开放性和视野成就了大胆的实验，促使产生了新的文学类型，缔造了独立作家。与此同时，19世纪的努力所形成的潜在公众似乎终于真正地现身。规范性趋势与批判性声音之间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语言和文学是呈现这种张力的显著标志。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而且很多人是第一次承担公共角色，这是一个振奋人心、令人陶醉的时代。印地语界把这个时代称作现代印地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且各领域都展现了真正的、超乎寻常的文学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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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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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20世纪上半叶以标准印地语为基础形成的北印度地区性公共领域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语言、文学、性别、历史以及政治话语的角度分析印地语区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而探索语言和文学勾勒与书写一个新的民族的过程。这一过程对现代印度的政治、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带来了实践、新视角、大胆批评，以及重新讨论一切的意愿，助推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印地语受教育群体的品味。1920年至1940年是一个振奋人心、令人陶醉的时代。印地语界把这个时代称作现代印地语文学的“黄金时代”，而且各领域都展现了真正的、超乎寻常的文学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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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朗切斯卡·奥尔西尼（Francesca Orsini），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南亚文学荣休教授，世界著名南亚语言文化学者。主要从事北印度多语文学史、书籍史、世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迄今已出版《印地语公共领域1920—1940：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与文学》（2002）、《德里以东：多语文学文化与世界文学》（2023）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专著，编著有《爱在南亚：一部文化史》（2006）、《帖木儿离去后：15世纪北印度的文化与流通》（2014）等。担任印度“穆尔蒂经典系列”丛书分区主编、《世界文学学刊》主编、“剑桥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主编、欧洲研究理事会重大课题“多语地方与重要地理：探索世界文学新路径”首席专家。
任筱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印地语专业教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要从事印度印地语文学翻译与研究。已出版译著《被抵押的罗库：加西纳特·辛格作品选》（2022），发表《印地语进步主义小说中的种姓批判——文学生产与马克思主义印度化》等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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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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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1
拼写说明 5
前 言 7
第一章 语言与文学领域 27
1.1 语言问题 28
1.2 印地语文学领域的多样性 43
1.3 文学竞技场：期刊、出版业和诗会 70
1.4 印地语教育和文学 114
第二章 语言、文学与公众关注 155
2.1 民族主义话语中的语言：母语—国家通用语—国语 156
2.2 流变的文学观 176
2.3 公众关注与文学评价：奖项、流行程度与文学批评 193
第三章 对历史的使用 215
3.1 涉足历史 215
3.2 作为镜子的历史 253
3.3 塑造社会 274
3.4 小 结 292
第四章 女性与印地语公共领域 297
4.1 教育与行动领域 297
4.2 拓展关切：印地语女性期刊 317
4.3 感受的权利 334
4.4 女性形象 351
第五章 印地语政治领域 373
5.1 合宪领域和违宪领域 375
5.2 作为主体的农民 389
5.3 印地语政治家 410
5.4 关乎权威的问题 429
后 记 455
附 录 459
部分参考文献 515
索 引 535
译后记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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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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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关注的是印地语文学领域，但其转型反映了在更大的公共—政治领域中拓展、制度化以及巩固这些更普遍的进程。本书覆盖了1919年至1920年伴随甘地领导的大众运动而出现的大规模民族主义运动扩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大党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国大党从1937年至1939年成立省政府到独立前夕巩固成为执政党的进程。因此，需要一个囊括文学、社会以及政治现象、活动、机构、角色和话语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诸多方面具有吸引力。首先，操持印地语和其他语言的印度知识分子在构想进步和现代民族时，闪现在他们脑海中的正是欧洲（尤其是英语）公共领域。其次，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欧洲公共领域与20世纪初印地语公共领域之间的显著差别或许可以确立欧洲（英语）以及殖民时期印度的特殊性，并丈量印度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源自他对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分析。在当时的社会中，“普通公民作为公众［聚在］一起”讨论与“公共事业”或“共同利益”相关的话题，同时批评专制政府并向其施压。在传统封建社会中，统治者即公众，站在人民“前面”展现自身的地位和权利，人民则站在层级有序的封建结构中自己的位置上观看这一奇观。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向非个人化国家（impersonal state）转型、资产阶级经济增长以及资产阶级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出现，个体公民作为“公众”相聚在社会性制度这样的中间领域，如俱乐部、杂志、期刊等。这些公民自由理性地交换意见（尤其是在审查制度被取消之后），从而形成了公众舆论，并且为表达舆论创造了一种语言、文化符码和常规行事方式。随着城市文化、报刊业和商业出版的发展，识字率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增长带来了“社会文化变革的积累”。这些公民所谈论的“广大公众”实际上非常有限，主要指资产阶级和有头衔的贵族，但其自认为这个文学领域即“公众”且向所有人开放。而且，尽管资产阶级宣称理性实践是他们的专属权利，但“非资产阶级的属下群体，无论雅各宾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及其后继者，还是包括农民、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广泛阶层也获得了公共性这一好处，以及理性交流的自由渴望。……自由公共领域产生的积极价值很快获得了更广泛的民主共鸣。结果，便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众运动，而且每一场运动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运动文化（即公共领域的形式）” 。
媒介、公众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批判性功能最先围绕无伤大雅的文学议题发展起来，进而产生了一个“文学共和国”。理性成为批评的普适标准，而且批判性辩论的话题很快从品味问题转到与国家相关的问题上，即政治话题。比如，要求公开国家运行的相关信息以便使国家行为受到批判性审查以及公众舆论影响。这样的辩论促使国家法规与职能得到公开讨论，具体阐明公民理想，并且孕育一个更加抽象的观念，即只有受制于公众判断的行动才能在理性上被接受。这一观念具有强大的民主潜力。正如一位哈贝马斯的评论者认为，它意味着“公众关切”并不一定是先验的关切；相反，“什么被视为共同关切将由参与者之间的话语论争精确决定”。于是，公众舆论成了这些辩论的结果，即对共同利益形成的
共识。因而，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给出了一般性抽象定义：
所谓“公共领域”，首要指的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能够形成像公众舆论这样的东西。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私人聚集形成公众，在他们之间的每一次对话中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形成了。公众中的个体既不是处理私人事务的商业或职业人士，也不是受制于国家官僚法律规约的合宪成员。公民在非强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集会组织自由和言论发表自由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商讨普遍利益时，他们是作为公众开展行动的。当这类公众形成较大规模时，这种交流需要特定的手段以传播信息，并对那些获取信息的人产生影响。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共同的辩论语言。进而言之，尊重理性的话语争论意味着观点、表达和行动在这一空间内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既有规范、信念以及社会关系可以被质疑，并且具有有意识的非永久性（consciously impermanent）。当下世界及个人身份有了新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共同的议程和制度得以设立，且资源和公众可以为上述议程的实行而被调动起来。这种共同视野和空间产生了一种并非受限于既有参与程度的公共行动主义，它可以为自己树立格外宏大的目标，因为理论上所有人都被囊括在内。连哈贝马斯都承认，这种形式的公共领域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评论者们也指出它在性别和阶级方面呈现出严重的排他性。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它作为一种理想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这些人渴望创造属于自己的公共表述和制度，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到来之际，他们渴望所有大众参与到反殖民抗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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