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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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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建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模式与视角，并以典型个案新加坡为对象具体分析和研究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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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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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遭遇了一系列危机，尤其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外来的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本土的传统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互动的二元化困境。那么，后发展国家与地区应该如何处理这一二元化问题？本书建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框架，并以新加坡为典型案例分析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问题。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呈现出复杂的二元化格局。在后李光耀时期，互动二元化带来的危机使新加坡开始进行了调整，政治制度不断制度化，并通过共同体主义来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冲突，从而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使二元化的冲突演变为一元化的趋同，开出了新加坡现代化而又不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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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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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廷，男，1987年生，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研究。当前主持省级社科基金1项，完成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课题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一般项目以及教*部基金项目多项，发表CSSCI来源期刊论文多篇，出版合著1部，曾获得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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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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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 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评述及可能的创新之处与难点/
三、概念界定/
四、研究方法/
五、行文逻辑与章节结构/
第一章 政治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第一节 政治发展阐释：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及其互动/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范式演变及其内在缺陷/
二、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政治发展阐释的新视角/
三、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类型与具体要素/
四、作为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载体与能动者的政治精英/
五、影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外在因素/
六、系统论的内部解释：一个分析的框架/
第二节 案例的选择：为什么是新加坡？/
一、作为个案研究的新加坡是否具有典型性？/
二、作为个案研究的新加坡在政治发展上的“独特性”/
第三节 东西方交融下的新加坡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期划分/
一、东西方交融下的新加坡/
二、独立后的新加坡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期划分/
第二章 李光耀主政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第一节 新加坡独立后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国家构建/
一、政治制度继承与建构：英国政治遗产与本土政治实际的结合/
二、制度现代化、自主性与二元化：李光耀时期政治制度发展的进程与特点/
第二节 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建构/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建构：李光耀时期新加坡形成的政治价值/
二、政治价值的相互影响、优先性与疲软：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特点/
第三节 发展型互动：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一、生存主义、实用主义与政治制度的移植/
二、国家主义、精英主义与精英政治的建立/
三、严明的法治、精英的培养、权力的集中与政治价值的巩固/
四、形式的移植与发展型互动背后的二元化/
五、影响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国内外环境/
第三章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与新加坡政治权力的交接/
一、新加坡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二、政治权力的代际交接/
第二节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微调与制度化/
一、路径依赖、微调与制度化：后李光耀时期的政治制度变迁/
二、制度化与民主化：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的政治发展/
三、政治制度化、权力限制与治理风格转变：后李光耀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第三节 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的重构与融合/
一、发展型政治价值的延续/
二、反思与批判：亚洲价值观的兴起及其对西方人权与民主的挑战/
三、共同体主义/
四、民本主义/
五、东西政治价值的冲突与融合/
第四节 一元化融合：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一、制度调整后政治制度对政治价值的影响/
二、共同体主义与“托管式民主”/
三、民本主义、民主实践与好政府/
四、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
五、价值的融合与互动的一元化/
六、影响后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国内外环境/
第四章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挑战与展望
第一节 新常态：后李光耀时代演变中新加坡的新态势/
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
二、演变中形成的新常态/
第二节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政治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二、政治价值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三、动态性与开放性：新常态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
第三节 新常态下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展望/
一、儒学思想的现代解读与政治价值的自我调整/
二、政治制度的调整与制度化/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四、政治精英的决策与建设性政治的构建/
五、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平衡/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互动一元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第一节 李光耀时期VS后李光耀时期：比较与总结/
一、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发展/
二、新加坡的政治价值：从二元化到一元化的融合/
三、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从二元化向一元化的趋向/
四、小结：新加坡式的政治发展道路/
第二节 一元化与二元化：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互动与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 /
一、政治发展：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持续性与开放性/
二、从二元化向一元化的发展：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
三、何种民主化以及如何治理：后发展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重点/
第三节 新加坡政治发展对后发展国家的启示/
一、新加坡政治发展对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启示/
二、后发展国家视角的重要性/
三、从二元化到一元化：政治价值重构与政治制度变革/
四、共同体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五、对自由民主普适性的质疑/
六、政治精英的重要能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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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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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与地区，都在很大程度上普遍性地遭遇了危机。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政治发展理论与现实。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勃兴以来经历了发展主义到多元视角的范式演进，关注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政治民主与政治制度。偏重于政治民主与制度的政治发展研究存在忽略文化、价值差异与政治制度自身衰败的内在缺陷。西方发达国家在遭遇政治制度衰败的同时，后发展国家却面临着外来的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本土的传统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互动的二元化状况。那么，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如何互动？后发展国家与地区如何处理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中存在的二元化问题？本书建立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模式与视角，并以典型个案新加坡为对象具体分析和研究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
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政治价值是政治体系的“软件”，而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的“硬件”。政治价值是政治发展内在层面的政治观念本源，而政治制度则是政治发展外在层面的政治形式结构，二者相辅相成。东西方政治发展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一元化和二元化格局的处理上走向了分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具体体现了两种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关系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模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发展深受西方国家影响，是在西方国家的冲击下被迫展开的一种进程。后发展国家往往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二元格局，即既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同时又深受本国历史悠久的传统价值的影响。政治发展的顺利展开必须认真处理这种二元化格局，努力实现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一元化。
在建立上述理论框架和选择案例之后，本书将新加坡的政治发展划分为李光耀时期和后李光耀时期两个时期，对这两个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李光耀时期，李光耀为了新加坡的发展与稳定，建构了生存主义、实用主义、精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发展导向型的政治价值。在这些价值的指导下，新加坡移植了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建构了一党独大体制和精英培养选拔制度，集中了权力，保证了新加坡的国家建构。但是，主导性的政治价值并非现代西方政治价值也非儒家传统政治价值，而是发展主导型的政治价值，从而导致政治制度的移植只能是形式上的。权力的集中与形式的民主造成了政治制度形式与实际过程的二元化。发展型政治价值虽然受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双重影响，但更多地是偏向西方政治价值中的法治、精英、实用，强调的是发展与稳定，因而没有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之间冲突的能力，造成了政治价值的二元化。上述情况造成了李光耀时期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复杂二元化格局。
一系列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以及政治权力的代际更替促使新加坡从李光耀时期向后李光耀时期转变。在后李光耀时期，新加坡感受到了互动二元化带来的危机，开始逐渐调整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新加坡新建了非选区议员制、官委议员制、民选总统制、集选区制等，政治制度不断走向制度化。价值上的危机导致“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亚洲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新加坡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但是，新加坡并非将亚洲价值观“意识形态化”，而是作为“共同价值观”来凝聚多元种族和政治价值，以应对传统价值的衰落。共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新加坡试图融合东西政治价值冲突的努力。儒家伦理教育实验失败之后，儒学在新加坡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学的深入挖掘和“瘦身”之后被转为对“共同体主义”的强调。新加坡试图通过共同体主义来融合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冲突。融合了东西方政治价值的共同体主义为新加坡所形成的“新加坡式的民主”即吴作栋所提的“托管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价值支撑。内含于共同价值观背后的共同体主义、民本主义在政治价值层面融合了东西方对共同体的重视、对民生的重视，同时又在政治制度层面与民主和精英政治对接起来，从而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使二元化的冲突融合为一元化的趋同，开出了新加坡现代化而又不西化的政治发展道路。
从李光耀到后李光耀时期的发展，新加坡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一元化互动的保持并非易事。2011年“分水岭”式的大选标志着新加坡政治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新加坡在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方面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新加坡的政治精英必须调整国家发展的步伐，正视问题和发展的环境，以政治价值的巩固为切入点，着重处理政治制度、公民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等关系，来促进新加坡的政治发展。
总的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不断互动的复杂和开放的持续过程。后发展国家与地区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互动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化解二元化格局的困境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走何种民主化的道路实现民主的优良治理。新加坡案例带来的启示是：后发展国家不应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与民主体制，而是通过挖掘传统，走出一条既现代化又不西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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