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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一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轨迹总结与展望之书
★ 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工具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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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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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何建明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为评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法，从何建明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品”“时代主题”“人民精神”“人物塑造”“国家叙述”“大美乡愁”“理论思想”“民生文学”等方面，对其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进行了细致梳理，紧扣作品创作和作家实践本身，试图寻找到一种更能把握中国报告文学规律的评论方式，探索推动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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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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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陵，文学评论家，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作家岀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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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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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代表作品
第一节 《那山，那水》：绿水青山孕育“中国时代”
“两山”理论诞生的地方
“两山”理论的里程碑意义
生态文明与中国时代
第二节 《诗在远方》：“脱贫攻坚”的“闽宁经验”
宁夏人民摆脱贫困的史诗
福建人民与宁夏人民的情谊
第三节 《大桥》：中国造桥人为什么能？
工业题材的重要书写
着力塑造中国建桥人形象
克服创作的难度
第四节 《革命者》：“牺牲”书写党史
红色题材的标志性作品
上海革命史话
背叛者太多了
第五节 《复兴宣言》《浦东史诗》：新时代大上海壮美画卷
大上海的时代风貌
民生“硬道理”
心中的神圣之城
第二章 时代主题
第一节 发展的硬道理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苏南模式”的样板
到底哪一个模式好
第二节 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第一只“螃蟹”
新苏州，新故事
拥抱“大上海”
中国“芯”路
民族第一品牌
第三节 脱贫攻坚之诗与远方
“闽宁经验”与康庄大道
山神不是神话，是一种精神
第四节 绿水青山与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的样板
山是名山，湖是美湖
双流怎样“飞”起来？
第三章 人民精神
第一节 弘扬伟大的党史精神
庄严悲壮的文学表达
红色题材的创作优势
必须提到的作品
“人性”之谜
第二节 讴歌伟大的抗战精神
公祭日来得有点晚
回到历史现场
持久战是胜利之路
安全区中的“保护神”
第三节 书写伟大的抗灾精神
中国作家没有缺失
众志成城的坚强意志
社会构筑强大的救灾力量
灾难题材不得不选择的写法
第四节 感受人民的抗疫精神
以亲历者身份直面“新冠”
上海题材的新视角
逆行向浦东
第五节 赞美伟大的人道精神
什么是人民的国家
抗击人类厄运
第四章 形象塑造
第一节 中国当代共产党人形象
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
一代伟人形象
新时代领袖的形象
第二节 革命斗争时代的英雄形象
“非英雄化”的创作理念不可取
雨花台的英雄之歌
歌乐山下英雄谱
女人无叛徒
丁香之“香”
第三节 农村党支书的形象
吴仁宝与伟人品格
吴栋材实干家的形象
灾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的贾正方
“山神”黄大发
第四节 新时代建设者形象
中国“飞天”人
大国工程师
浦东建设者
茅台之“神”
第五节 “反黑”英雄的形象
第五章 国家叙述
第一节 何建明“国家叙述”认知解读
几种观点
中国报告文学何以需要“国家叙述”
第二节 问题报告文学
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
告别问题报告文学
第三节 《国家》的意义
何建明“国家叙述”的形成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国家》与国家叙述
第四节 报告文学的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与国家叙述
《那山，那水》的鲜明问题导向
《大桥》潜在的问题导向
《我心飞扬——“华虹520 精神”纪事》尖锐的问题导向
城市题材特殊的问题导向
历史题材的问题导向
第五节 讲好中国故事，写好中国英雄
“国家叙述”并非高大上
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国家叙述
第六节 何建明作品的“我”
“我”与“自我”
“我”与“国家叙述”
第六章 大美乡愁
第一节 绿水青山之美
绿色发展激活艺术意识
风景描写中的和谐共生文化
探索践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
第二节 奋斗之美
海与山的诗情
美丽中国乡村的场景
“心机场”，新意象
第三节 故乡之美
母亲河的抒怀
父重如山的歌
第四节 城市之美
方兴未艾的“城市传”
报告文学的城市意识
大上海情怀
第五节 情节之美
《生命第一》的独家情节
《爆炸现场》的叙事节奏
《国家》的神来之笔
《我心飞扬——“华虹520 精神”纪事》的温情插曲
《石榴花开》的边陲风情
《行香之情》的“飘香的文字”
第六节 政论之美
强调主题的政论
红色历史的政论
哲理思考的政论
第七章 理论思想
第一节 保卫报告文学
“非虚构”能否取代报告文学？
何建明所认识的“非虚构”
“非虚构”对写实作品的危害
第二节 守护文学基本关系
中国将成为世界报告文学中心
何建明理论思考的底气
报告文学与时代
报告文学与生活
报告文学与人民
第三节 探索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
何建明谈自己的创作
何建明的作家论
何建明的创作论
何建明的人物论
何建明的文体论
第四节 何建明文学思考的理论创新含量
报告文学叙事理论创新
报告文学文体理论的创新
第八章 民生文学
第一节 民生文学的历史沿革
红色文学与民生文学意识
新中国文学与民生文学内涵
新时期的问题报告文学
第二节 报告文学就是民生文学
民生文学的时代内涵
何建明的民生文学观
民生文学与改革文学
民生文学与生态文学
第三节 民生文学与共同富裕的时代课题
新时代的“赶考”
民生文学要具备勇于开拓探索的本领
民生文学的愿景
结 语
附件一 关于“民生文学”的对话
附件二 报告文学评论的发展特点与优势
附件三 何建明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出版年表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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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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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的创作引领着新时期的中国报告文学向前推进，何建明的文学思考也在推动着中国报告文学思想的进步与发展。在创作大量报告文学作品的同时，他也十分关心报告文学理论评论的建设，花了大量心血，写下了很多报告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接受许多讨论报告文学问题的访谈，以自己的思想智慧，为报告文学理论不断注入了来自一线作家思考的资源。我们知道，报告文学的理论评论建设一直处于薄弱状态，与报告文学越来越强劲的创作势头很不相称。这块短板不补上，势必给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带来不良后果。事实上，中国报告文学正是在不断地承受势单力薄的理论评论不够给力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过程中，才更加深刻认识到理论评论的重要性。何建明作为新时代报告文学的领军者，显然比任何人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因此，比任何人都着急于致力报告文学的理论评论的发展与建设。
何建明出版了两部理论著述：《何建明报告文学论》《何建明新时代报告文学论》。这两部理论专著较集中收录了何建明新时代以来，思考和论述中国报告文学繁荣发展规律、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规律的理论文章，创作谈、访谈以及讨论其他报告文学作家作品评论文章，另外还收录一部分评论家对他新时代重要创作的评论文章，是很有现实问题意识，很有前瞻思想含量，很有创新意识的报告文学理论评论集。
何建明的理论思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报告文学理论思想，和他新时代的报告文学创作同样丰富，同样重要，值得我们报告文学的理论评论工作者好好地进行思想挖掘和学术研究。任何理论都是来自现实需要，也服务于现实的需要。我们这个时代，创新意识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有力，必然要求思想理论也带着创新的气象。
我们更愿意从这个层面上去讨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思想，特别愿意读到从创作第一线的创新实践传递给我们理论建设的创新意识与思考。
保卫报告文学
“非虚构”能否取代报告文学？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与其说是不断发展，不如说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断破解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发展，得以找到中国正确的发展之路。有意思的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比，文学的进展反而看不出那么多尖锐的问题，那么多复杂的问题，那么深刻的问题。这样的判断可能得不到多少人的认同。多数人会认为，我们的文学问题那么多，怎能说不尖锐，不复杂，不深刻？实际情况是，中国文学由于长期处于不争论状态，把所有尖锐的、复杂的、深刻的问题都束之高阁，直到无法再搁置，直到出现文化上或文学意识形态的风险。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问题的尖锐复杂深刻。如文学上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一直搁了好多年，现在才知道，当年如此放任，埋下了意识形态安全的多么深的潜在隐患。
整个 21 世纪前二十年，文学界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思想碰撞和思想斗争，仿佛整个文学界一片祥和安静稳定，不存在任何值得争鸣的问题。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学思想交锋的就是所谓的“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的争议。“非虚构”是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种与“新新闻主义”相关的写作思潮，总体思想是为拯救想象力日益衰退、低迷无力的虚构作品，“新新闻主义”的写作主张小说创作可以运用真实的材料如新闻背景、历史文献、专业文件、现场记录、个人口述等材料，也就是“非虚构”，以寻求更广阔的写作空间，降低虚构作品的“虚构”压力，在看上去不像“虚构”的写作中，打开一条虚构作品的出路。从这个层面看，所谓的“非虚构”理念首先是一种小说理论或小说理论的延伸观念，其次才有可能向纪实文学靠拢，似乎有点“虚构”在向纪实转化的意味。这种创作思想进入中国文学思想后，曾引起了理论评论家的注意。如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家王晖先生、周政保先生就曾探讨梳理这种“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非虚构”理念之于报告文学，不能说没有启发作用，其实并无太要紧的关系。
如果我们再深一步解读的话，不难得知，所谓的“非虚构”更多指的是“非文学”，并不一定就是纪实，更多讲的是材料运用，而非写作方式的变更。西方多年形成的传统文学观念倾向认同在小说思想范围内，“虚构”等同“文学”，就像中国现在通常把小说等同于文学一样。如果离开了虚构，就不是文学，就是“非文学”。这当然不是正确的理论，却一直作为文学思想的约定俗成的主流理念，影响着我们。在这种约定俗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似可定义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
小说把自己的“文学”写作，延伸到“非文学”的写作领域，把“个人化”的写作向“非个人化”倾斜。坦率地说，这只是小说也就是虚构类作品自身摆脱困境的运动变化，与纪实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并无必然的关系，甚至可能毫无关系。
直到 2010 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发表虚构作品为主的《人民文学》在这个年度的第 2 期，看上去不经意地为几部他们认为“不同于报告文学”的纪实类作品下了个“非虚构”的定义，试图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寻找一种可以称之为“非虚构”的文体。也许，这就是一个刊物编辑的思路，并无过多过深的文学思考，也无文学思想上的标新立异。然而，小说评论家们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解读出用非虚构替代报告文学的意味，也解读出文学思想碰撞的意味，由此大做文章，一时“非虚构”成了一个理论的热点，大有文学思想创新突破之势。大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才被人为地捏在一起，发生了成为“非虚构”打击目标的关系。本来，也是为虚构作品如小说寻求更好反映现实的出路，但落点却在宣布中国报告文学“死亡”上面。有理论评论家在分析“非虚构”理念成因时曾认为：中国的非虚构“主要来自文学界的三重不满。当代文学中 1950—1970 年代的现实主义写作实际包含着某种失真，这是一重不满；1980 年代的先锋小说在主观上呈现出一种对现实的排斥态度，一定程度上切断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这又是一重不满；1990 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成为一种对时代的记录，而不再是 1980 年代意义上的反思文学，这从文学角度上讲也是令人不满的”。① 现在看来，这个理论判断非常准确，一下子指出了“不满”
现象背后，有点拿报告文学撒气的意思——报告文学成了虚构文学
的出气筒。
小说评论家们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什么思路去评价小说，都是分内之事，可他们对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和规律并不深入掌握，就敢草率地下结论。就算后来的报告文学不“反思”是事实，也不至于使用“死亡”的“窒息”疗法这一猛招。事实上，中国报告文学后来“不反思”，不跟着小说走，恰恰是报告文学写作更接地气，更追求真实，是报告文学思想的进步。只是小说评论家们不认为是一种
进步，潜在地认为，脱离了小说，就是脱离了“文学”。总想用“文学”拯救报告文学，总想用“非虚构”去取代报告文学。殊不知，他们越来越突出地把打击目标对准报告文学，在不断地宣告报告文学的“死亡”，“非虚构”时代到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把这场实力并不对等的文学写作上的争议，推向文学意识形态的思想之争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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