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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 二、 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 税收激励提高创新活动预期收益 （二） 税收激励降低创新活动投资风险 （三） 税收激励降低研发成本 三、 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 （一） 激励驱动机制 （二） 催化加速机制 （三） 信号传递机制 （四） 资源配置机制 四、 研究假设 （一）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 （二） 税收征管与研发投入 （三） 政策不确定性与研发投入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二、 基本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一） 基本模型设定 （二） 变量设置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 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实证检验 （三） 税收征管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实证检验 （四） 政策不确定性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第六章基于三维框架的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量化分析 一、 政策文本来源与分析框架 （一） 政策来源与文本选取 （二） 政策条款编码 （三） 政策分析三维框架 二、 科技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单维量化分析 （一） 政策目标维度 （二） 政策设计维度 （三） 政策执行维度 三、 科技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多维量化分析 （一） 生命周期与创新要素 （二） 创新价值链与税种 （三） 创新价值链与优惠方式 四、 我国现行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一） 税收激励政策的立法层级较低，变动较为频繁 （二） 税收激励政策显示出较强的特惠性质，影响政策公平与效率 （三） 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程度与税种地位错配 （四） 税收激励政策偏重于采用直接优惠，重事后利益让渡轻事前引导 （五） 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对象存在结构性失衡 （六） 税收激励政策侧重创新价值链后端，结果导向型特征明显 第七章完善中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初步建议 一、 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 日本 （二） 美国 （三） 英国 （四） 新加坡 二、 国际税收优惠的特征与变化 （一） 税收优惠由临时性制度逐步过渡为正式法案 （二） 税收激励政策聚焦企业创新行为，普惠性较强 （三） 税收政策激励形式多样，且更偏重间接优惠 （四） 政策优惠力度呈现增强趋势 （五） 对中小企业实施“加强优惠” （六） 关注创新链条前端，引导产学研深入合作 三、 完善中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对策建议 （一） 加强税收立法，提高政策规范性和稳定性 （二） 弱化税收优惠选择性，推进普惠性政策体系构建 （三） 优化税种与优惠方式搭配，增进对创新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引导作用 （四） 设置针对中小企业的加强优惠措施 （五） 加大对科技人才的税收激励力度 （六） 优化税收服务环境，建立政策定期评估机制 第八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 主要研究结论 （一） 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高研发投资企业特征 （二）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 （三） 税收优惠政策与税收征管行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估 （四） 中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特征与局限 （五） 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二、 未来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前言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期，亦是中国从创新大国向创新强国迈进的关键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世界各国都迫切希望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围绕科技创新核心要素的争夺愈演愈烈。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部分前沿领域逐渐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但是客观而言，中国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这是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完善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重要举措。税收政策历来是稳定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关键工具，也因其发力精准、结构性特征突出，运用税收优惠方式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趋势。本书聚焦税收激励政策，探寻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税收激励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潜在路径及作用机理，并从企业微观视角评估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回应了现有研究中对税收激励促进或抑制效应的论争，同时为政府部门制定和调整符合现实情况的优惠方案提供方向指导，有利于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税收环境。 根据研究主题，本书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五个方面就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展开研究： （1） 从来源、执行以及配置的交叉结构视角深入分析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R&D经费的变化趋势，重点关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现状与结构特征，并将之与主要创新型国家的企业数据进行比对，以明晰中国企业研发活动在投资规模、投入强度和产业布局等方面存在的差距；（2） 阐述政府干预企业创新活动的理论依据，并通过对税收优惠政策内在机制的论述，厘清其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的路径与机理；（3） 运用统计方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政策效果，评估各项企业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因素对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影响；（4） 系统梳理中国现行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统计，实现对政策变动的动态分析，归纳中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特点以及在政策设计科学性、布局合理性和动态适应性等方面的改进空间；（5） 总结国外税收激励的经验与发展趋势，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结论，提出完善我国创新税收激励机制的具有应用价值的建议。 本书聚焦税收优惠政策，阐释其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内在机制的逻辑思路，并在考虑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系统梳理中国现行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归纳中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特点，并关注主要创新型国家税收激励的经验与变化趋势。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高研发投资企业特征。以2014—2019年《欧盟产业研发投资记分牌》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为样本，对比中国与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和英国等六个主要创新型国家的研发投资规模、研发投入强度和产业布局后发现： 大型跨国公司全面引领世界企业研发，发达国家仍是全球研发活动的主要源头与载体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中国企业研发活跃度不断提升，对法、英、韩等国形成赶超之势，已成为推动全球创新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强度与创新型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中国产业分布逐渐向高技术领域聚集，有待形成世界领军的行业领域，但高研发投入企业在制药和生物科技产业的覆盖率相对较低，顶级制药与生物科技企业长期缺位。 （2）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选择。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活动的预期收益、降低创新活动的投资风险以及降低研发活动成本三个路径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税收优惠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的创新要素成本、提高各类要素贡献率，并对打通创新链条、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具有积极作用；同时税收激励政策本身具有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的功能，并且向外界传递出企业资源与财务安全信号，体现出税收优惠通过激励驱动机制、催化加速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协同作用于企业科技创新活动。 （3） 税收优惠政策与税收征管行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估。中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积极的效应，稳定而持续的税收激励能够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资，但在激励程度上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提升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同时，税收征管行为对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活动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税收征管力度增强会降低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企业内部特征与外部制度性环境因素会对政策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相比于国有企业，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税收征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也会相应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提升时企业会加速研发投资以应对环境变化，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得到增强。产权性质、行业特征与融资约束会对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带来异质性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程度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4） 中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的特征与局限。构建“政策目标—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三维框架，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税收优惠条款展开单维与多维量化分析，认为经过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调整，我国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格局已基本形成，只是在政策设计科学性、布局合理性、动态适应性等方面尚有待加强与完善，具体表现在： 优惠条款贯穿于创新价值链条全过程，但较为偏重后端产业化阶段，结果导向特征明显；税收优惠政策的特惠性质显著，企业是税收政策的重点激励对象，但条款多具有产业导向或资质认定限制；对最具创新活动的中小企业和创新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的激励力度尚显不足；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强；优惠方式以直接优惠为主、间接优惠为辅；税收激励政策法规层级较低，与税收法定要求有较大差距。 （5） 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梳理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国际税收激励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表现为税收优惠由临时性制度逐步过渡为正式法案；税收激励政策聚焦企业创新行为，普惠性较强；税收政策激励形式多样，且更偏重间接优惠；政策优惠力度呈现增强趋势；对中小企业实施“加强优惠”；关注创新链条前端，引导产学研深入合作。在前文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依托对国内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梳理以及国际经验借鉴，从政策设计与税收征管视角提出如下建议： 加强税收立法，提高政策规范性和稳定性；弱化税收优惠选择性，推进普惠性政策体系构建；优化税种与优惠方式搭配，增进对创新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引导作用；设置针对中小企业的加强优惠措施；加大对科技人才的税收激励力度；优化税收服务环境，建立政策定期评估机制。 本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将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研究由政策设计层面拓展到政策执行层面。既有文献中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效果呈现出多样性，学者们多聚焦于政策设计视角评估政策效用，但税务部门征管活动作为税收政策工具实施的重要环节，却鲜有文献关注其对企业研发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本书在税收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研究框架中纳入税收征管要素，将研究视角从政策设计层面延伸到政策执行层面，是对创新领域文献体系的有效补充，丰富了企业研发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2） 综合考虑外部制度性环境特征和企业内部特征的差异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文献对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的探讨并未达成一致结论，且过往研究更多聚焦于企业内部特征对税收优惠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影响。本书则在依托微观企业样本实证检验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基础上，关注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地方政府干预等表征的外部制度性环境特征对税收激励和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同时揭示所有制形式、融资约束、所属行业表征的企业内部特征差异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从而较为有效地将外部因素和内部特征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联系起来。本书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为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进一步丰富了该领域研究。 （3） 量化统计中国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动态分析政策变动。既有研究对税收激励政策的特征与问题分析多采用定性研究，鲜少对政策文本展开频数统计与量化分析，使得研究结论缺乏数据支撑。本书系统梳理分散于各项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的现行有效税收优惠政策。为将定性问题定量化，本书构建“政策目标—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三维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并基于统计结果归纳中国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局限性。结合对主要创新型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化趋势分析和国际比较，提出优化中国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相关建议，对拓展并深化关于税收激励政策的认识、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二、 税收激励政策效应的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对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以及与财政补贴的比较并未形成统一结论，加之世界经济体在制度、要素市场等方面逐步变革，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变得更为复杂。差异化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用可能会受到来自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异质性影响，近年来国内外涌现大量相关研究。为此，本节系统梳理企业内部特征与外部制度性环境因素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一） 内部特征因素 1． 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研发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规模较大的企业在风险分担、融资渠道、垄断利润和人才储备等方面拥有优势，加之其能够深入理解政府政策并加以利用，从而能够充分运用税收优惠引导研发投资的合理布局，有能力获得研发投资回报并从创新中获得动态溢出效应（Thomson，2010；冯海红等，2015）。因而，企业规模越大，税收优惠对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激励效应就越为显著（Koga，2003；袁建国等，2016）。Crespi等（2016）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得益于其较易获得用于创新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本和技术基础设施等补充性资产，大型企业的调整成本相对小型企业更低，尽管从长期来看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R&D价格弹性系数较为接近，但是短期内大企业能够快速响应税收激励的效应，其价格弹性系数（-1.679）高于小型企业（-1.188）。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现有的税收制度更加注重扶持大型企业或明星企业引导主流创新，而忽视了零散销量的个性化创新需求，造成国家激励科技创新的资源配置扭曲现象。大型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较弱，对税收优惠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税收政策对其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有限，促进作用在中小型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刘明慧、王静茹，2020）。对大企业而言，单纯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都不能激发其创新的积极性，只有同时采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促进创新投入（唐书林等，2016）。同时，有部分学者认为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规模差异，仅是激励强度略有不同，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会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王俊，2011；马玉琪等，2017）。 2． 产权性质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由于产权性质、股权结构不同，面临的市场环境、投融资政策待遇、资源条件等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研发创新行为上也存在一定差距。众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国有企业的创新精神较弱，民营企业在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上居于领先地位（Choi et al．，2011；Lin et al．，2010）。由于国有企业缺乏对科技创新的有效激励与监督机制，加之可能存在的复杂的代理问题及管理者道德风险，可能对税收优惠条件下的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李文贵、余明桂，2015），从而在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创新的关系中表现出异质性特征。 就产权性质角度而言，学者们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与国有企业相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投资（胡华夏等，2017；李万福、杜静，2016；黄志忠等，2015）。Jia和Ma（2017）认为国家所有权会极大地削弱税收激励的效力，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降低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资没有产生影响，但研发成本降低10％短期内能够促使民营企业研发支出增加4．63％。国有企业对研发成本降低并不敏感，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在确保社会经济稳定方面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承担很多超出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政治责任，这些责任会阻碍国有企业对创新成本变化的响应（Jia & Ma，2017）；另一方面，对于有着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或许更有意向通过与政府建立特殊的关系来获取利润，而非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获取发展，这最终会导致企业整体创新意愿不足，创新能力低下（党力等，2015）。因此，当国有产权比重超过门槛值时，税收优惠政策有可能成为企业规避纳税责任的“税盾”，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佳（潘孝珍，2019），而较低的国有产权比例意味着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更为充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更为灵活，更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作用，更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加大研发投资（冯海红等，2015），唐书林等（2016）则认为国有企业高管持股比例过低是造成政府扶持创新出现“南橘北枳”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与创新收益的长期性相比，国企高管的任期较短，因而会使其做出短视决策而放弃创新。而民营企业较高的高管持股比例则会产生“利益趋同效应”，使高管在实现自身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效用的实现，还需要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辅助。 3． 行业类型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税收激励的效果在不同的行业领域中具有差异。Castellacci和Lie（2015）认为研发强度较低的企业受制于市场计划或融资约束，更倾向于采用税收激励方案。这类公司往往会因为初期研发投入水平较低而体验到优惠政策更高的额外效应。因此，与高研发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相比，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对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具有更明显的激励效应。Crespi等（2016）运用动态面板技术对阿根廷企业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认为税收抵免对低技术领域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 但仅靠大量的税收激励措施似乎不足以实现刺激额外研发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行业内的创新机会可能会对税收激励政策效果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Chen & Gupta，2017），表现为税收优惠对高技术领域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更显著的诱导效应（Yang et al．，2012）。Chen和Gupta（2017）对台湾企业的研究结果表明，抵免比率的提升可促使高科技企业研发支出增加27％，相比之下非高科技企业仅增加6．6％。 4． 所处地区 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及区位优势不同，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因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也存在国别与地区差异（Hall & Reenen，2000）。中国东部地区拥有较强的研发投入与自行研发能力，并且具有先进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优势，企业的创新驱动性更为明显，因此税收优惠对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效应则呈递减趋势（袁建国等，2016；崔也光等，2017；梁俊娇、贾昱晞，2019）。珠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多中心”特征为区域内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相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呈现出独特的市场化优势，税收优惠政策的吸收效果明显（崔也光等，2017）。 5． 成本粘性与调整成本 税收政策可以通过调节经济利益流向影响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成本粘性的存在表明企业存在资源冗余。胡华夏等（2017）引入成本粘性作为企业内部结构性变量，从企业资源配置视角探讨发现，适度的剩余资源引致成本调整决策滞后，带来的缓冲作用能够激励企业尝试高风险的创造性活动，从而显著提升税收优惠对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因此，成本粘性可被视为一种应对环境变化的资源缓冲物，促使企业享受到稳健带来的长期成本降低与效率提升。 调整成本是影响企业投资与资本存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小型企业应对研发成本变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Agrawal et al．，2014）。研发税收激励政策与调整成本存在逆向效果，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效应随着调整成本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企业需要在调整成本与研发投资之间进行权衡，当调整成本过大致使研发活动的收益无法弥补时，会导致企业放弃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李华，2018）。李万福、杜静（2016）研究发现，单位资本的调整成本临界值为0．012，即超过该数值税收优惠将丧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目前93％公司的调整成本低于该临界值，意味着我国现行税收优惠力度已突破调整成本的制约，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 （二） 外部制度性环境因素 1． 制度环境 产权保护、契约约束等能够为研发投资与创新成果提供必要的保护，政府支持与制度环境是促使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互补性因素（Lin et al．，2010）。Hellman等（2003）提出的政府俘获理论认为，在制度不健全的转型期国家，政府官员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而特殊利益集团向其开展的寻租活动却难以受到制度的有效约束与监督。制度越落后、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的国家或地区，企业运用寻租手段扭曲社会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动机越强烈（Faccio，2006）。因此，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更有可能是寻租的结果，并不会为企业带来技术创新的增加，只有在法治较为健全的良好制度环境地区，税收优惠政策才会发挥激励作用（夏力，2016；Jia & Ma，2017）。刘放等（2016）对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研究也证实，税收优惠政策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低、市场化进程程度较高的地区对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杠杆作用。 2． 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会强化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性环境强度，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可以享受到优惠待遇，比如有力的监管条件、更多的商业机会、外部融资和政府采购等，为企业突破各种管制和行业壁垒带来比较优势（Amore & Bennedsen，2013；Chan et al．，2012；Faccio，2010）。但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更愿意追求短期寻租，也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冲突影响其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干扰和削弱其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Amore & Bennedsen，2013；Faccio，2010；杨其静，2011）。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对研发成本降低并未表现出相应的研发支出水平提升（Jia & Ma，2017），反而表现出更强的避税行为，所得税优惠政策并未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反而成为企业规避税收的“税盾”（李维安等，2016）。而当企业试图通过政治关联的建立获取发展所需的要素与机会时，产生的寻租成本会挤占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即使政治关联本身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并未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其对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削弱了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韩庆兰、刘莉，2017）。因此，减少政府干预是发展中国家培育企业创新能力除税收激励手段之外的重要补充（Jia & Ma，2017）。 三、 税收激励政策国际比较与问题分析 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国际竞争实质上已演变为各国对创新资源，特别是可跨国流动的高端创新资源的竞争（史昱，2017）。学者们对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和新兴国家（地区）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持续的关注，如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通过政策梳理与经验总结，以期为我国的政策完善带来启示与借鉴。世界范围内的税收激励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与特征： 价值取向从单纯的效率优先转而兼顾效率与公平；政策普惠性增强，并且伴随着优惠强度的持续增加，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享受“加强版”税收优惠；激励政策的着力点实现由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从有形资本到无形资本的转变；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并重，与创新链紧密贴合，并且实现对创新价值链条主要环节的全覆盖（胡凯，2015；薛薇，2015；余宜珂等，2020），尤其是许多国家针对政策实施效果建立跟踪和严格的定期评估机制，成为政策能够不断完善的坚实基础（薛薇，2015）。 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对我国税收优惠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与国外的政策相比，尽管我国税收政策的激励范围呈现出扩大化与多元化趋势，并且已由区域优惠过渡为产业优惠为主的激励格局，但针对区域、企业资质认定等优惠措施仍旧偏多，聚焦企业具体创新行为，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创新活动的税收支持不足（贾康、刘薇，2015），鲜明的特惠性质影响了税式支出的公平与效率，同时相关政策尚未能充分体现对人力资本的足够补偿与有效激励（李为人、陈燕清，2019）。优惠政策对创新链条前端关键阶段的支持力度尤显不足，而侧重事后奖励、轻事前引导的优惠方式组合，削弱了税收政策对企业长期创新活动的引导与扶持（韩灵丽、黄冠豪，2014）。此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风险投资优惠、技术交易所得税优惠、技术人员股权奖励所得税优惠等具体措施在政策设计与执行过程中存在门槛偏高、口径偏窄、实施效果不佳、落实难等问题（薛薇等，2015；王再进、方衍，2013；刘永涛，2018；李为人、陈燕清，2019）。针对政策中的上述缺陷，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扩大政策享受面，构建普惠与特惠相结合的优惠体系；强化所得税优惠力度，优化直接与间接优惠政策搭配方式，增进对创新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引导作用；细化政策适用范围、条件、配套要求等细则，提高政策可操作性；加强政策执行效率与后续管理，关注政策效应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移动互联等新技术的应用正迅速改变税源分布，应当以培育新兴产业为主线推动结构性减税，支持互联网时代以商品流通、物流配送等为表现的网络经济链条，推动相关产业“内生”的转型升级（贾康、刘薇，2015；许生、张霞，2017）。 四、 税收征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一种市场化的支持创新的有效工具，能够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边际值（蒋丽丽、周丹，2015）。既有成果聚焦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效果展开了大量不同层面的研究，但有关政策效用的争论持续存在。“促进论”观点将多元化的税收激励政策视作促进私人研发投资水平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而持“抑制论”观点的学者则认为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十分有限。可见，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边际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视角之外，学者们日渐关注政府税收征管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经济效应。于文超等（2015）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严格的税收征管会显著提升企业的主观税负水平与非正规活动支出，税务检查的“征税效应”与“寻租效应”加重了税收负担，造成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加剧，并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于文超等，2018）。而面临较高的税收征管强度会促使国有企业减少采用账税差异避税策略，转而选择具有更强隐蔽性的账税一致避税策略（曾姝，2019）。同时，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会导致企业削减生产性资源投入，张明（2017）以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的研究证实了税务部门的征管行为会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法制环境的改善将显著弱化这一负向影响（于文超等，2015）。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索税收征管“治理效应”的作用路径，Hoopes等（2012）认为较强的税收征管力度能够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有效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并且通过增加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抑制企业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叶康涛、刘行，2011）。李广众、贾凡胜（2019）在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自然实验背景下考察政府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发现政府税收征管动机变化会有效抑制辖区内企业盈余管理和逃税行为，从而提升县级政府财政收入。税收征管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能够缓解企业内部潜在的利益侵占等代理问题，在税收征管力度强的地区较少出现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关联交易等“掏空行为”（曾亚敏、张俊生，2009）。税收征管作为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强化征管措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Dyck & Zingales，2004；Desai et al．，2007）。江轩宇（2013）和刘春、孙亮（2015）以我国上市公司股价暴跌风险为切入点，认为税收征管力度提升能够约束经理人在税收激进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企业打破隐性风险的连续囤积，及时释放负面消息，避免未来股价的暴跌风险，从而实现对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孙刚（2017）则探讨了税收征管对上市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征管活动能够增强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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