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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以15000年广阔时间视野解释战争如何塑造文明发展历程
本书作者在15000年的时间跨度上，结合历史上各文明国家战争前后的发展状况，通过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惊人的智慧思考，客观、审慎地呈现了战争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建设性作用。这一观点是富有挑战性的，但若仔细阅读本书，读者将刷新自己的认知。
2.跨越多类学科知识，涵盖重要军事变革，解读历史战争故事
这本书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诞生的15000年的争斗和暴力。同时，从宏观角度，带领读者俯瞰战争15000年来的演变图景，并从中解读战争对人类历史的重大意义。
3.国内外知名历史专家鼎力推荐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葛剑雄作总序推荐；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何怀宏作推荐序；
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鼎力推荐。
4.全新美术设计、内文校订。新增二十余张地图，作者亲笔新版自序。封面背面设计精美脉络图，帮助读者快速了解本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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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几万年来，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的梦魇，它能在顷刻间将富饶的田地夷为不毛之地，也能在转瞬时颠覆一个盛世帝国。战争所经之处，恐慌、贫穷和死亡如影跟随。而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客观的学术研究和颠覆性的思考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快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从长期来看，尽管战争带来了死亡和血腥，却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
这本书综合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诞生这15000年来的争斗和暴力。作者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代，有10%的人可能会死于暴力；而在20世纪，尽管人类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发明出足以摧毁地球生态的核武器，暴力死亡率反而下降了90%。战争所打造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让这个世界有机会在更长时间的和平中发展、繁荣。
作者对15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更表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可以渡过这一阶段，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
这本书无疑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战争的方式，并改变我们在未来应对冲突的选择。不论是将战争看作灾难的人，还是正在参与和平事业的人，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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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伊恩·莫里斯
全球知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智库高级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考古中心负责人、人文与科学学院高级副院长。
他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希腊城邦的崛起，随后转向古代经济学，目前主要研究冰期以来的全球历史。曾在英国、希腊和意大利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并主持斯坦福大学在意大利蒙特帕里卓的考古挖掘。
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战争》《历史的偏见》《地理即命运》《希腊人》等14部著作，其中《西方将主宰多久》已被翻译成13种语言，并荣获《经济学人》2010年度图书、《纽约时报》2011年度杰出图书，入围2011年英国奥威尔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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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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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主线（葛剑雄）
推荐序 对战争的长程观察（何怀宏）
新版自序 战争的客观意义（伊恩·莫里斯）
前言 送葬人之友
为我们时代的和平
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实现和平
战争猪
进攻计划
第一章 不毛之地？古罗马的战争与和平
世界边缘的战斗
罗马治下的和平
坐寇
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
我们就是怪兽
怎样才能成为罗马
第二章 将怪兽放入囚笼：建设性战争
并非西方式的战争
帝国 / 帝制国家的时代
囚笼
当利维坦遇到红桃皇后
坚守你的立场
烈火战车
到长安（和华氏城）看看
扩张，再扩张
第三章 蛮族的反击：反建设性战争（1—1415年）
帝国 / 帝制国家的极限
跨上战马
坟墓
军事上的反革命
死而复生
没有出路
把世界装入“囚笼”
自然实验
幸运的少数人
第四章 500年战争：欧洲（几乎）征服世界（1415—1914年）
将成为国王的人
顶级的火器
回报
练啊，宝贝儿，练
对世界开战
“看不见的拳”
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日不落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第五章 钢铁风暴：争夺欧洲的战争（1914年至20世纪80年代）
有序世界重归混沌
未知的未知
风暴来临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世界警察”之死
暴风骤雨
学会爱上原子弹
一路走向彼得罗夫的时刻
第六章 赤牙血爪：贡贝黑猩猩为何走向战争
杀手人猿与嬉皮黑猩猩
死亡博弈
我的朋友们帮了一点儿忙
人猿星球
裸猿
1.2千克的魔法
和平主义者困境
超越彼得罗夫
第七章 地球最后的、最好的希望：美利坚帝国（1989年—？）
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金星与火星
美国的布尔战争
难免会进行的类比
打破岛链
危险年代
合而为一
死亡博弈的终局
战争！将会有什么好处？
致谢
注释
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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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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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西方式的战争
“希腊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们常这样说道，在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词汇中，有一个词是“混沌世界”。在希腊神话当中，混沌世界是在众神创造宇宙之前就存在的无序虚空。而在历史上的希腊战争当中，混沌世界是波斯将军马铎尼斯在公元前479年8月的一个早晨看到的场景。当时，太阳正在普拉提亚城的上空升起。众多全副武装的希腊步兵已经在能够俯瞰马铎尼斯营地的山坡上驻扎了一个星期。就在前一天夜里，希腊人开始撤退，但场面一片混乱。有些人拒绝后撤，坚称撤退是懦夫的行为；有些人听从了命令，但走错了方向；有些人则干脆消失不见了。
这是马铎尼斯的机会。一条险峻的山脊将斯巴达人与其他希腊部队分隔开来。因此，马铎尼斯带领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直冲斯巴达人的队伍。很快，其他的波斯部队也打乱队形，向前冲锋，淹没了寡不敌众的斯巴达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波斯人跟希腊人一样勇敢、强壮，但他们没有盔甲，没受过训练，也不像他们的对手那样有作战技巧。他们时而一个接一个，时而十几个人一起冲进斯巴达人的队伍。但不管他们的数量是多是少，这些冲进去的人都被砍倒了。”
“马铎尼斯骑着白色战马，由上千人的精锐部队簇拥着。他出现在哪里，波斯人就会猛烈地进攻哪里。马铎尼斯活着的时候，波斯人奋勇作战，杀死了许多斯巴达人；而在马铎尼斯阵亡，他的护卫亲兵也被消灭之后，剩余的波斯人很快就被击溃了。他们转过身去开始逃命。”希罗多德总结说，残酷的现实就是“波斯人……他们有很多人，但没有多少真正的士兵”。
美国军事史专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认为，这说明作战方式的不同会影响其后历史的走向。他说：“在过去的2500年里，一直有一种西方式战争方式，这种方式是西方人作战的共同基础，并不断地传承了下去。正是这种作战方式，使得欧洲人成了文明史中最具杀伤力的士兵。”
汉森将这称作西方式战争。他说，这种方式由希腊人发明，他们从约公元前700—前500年开始把穿戴全副铠甲的长矛手方阵间的正面交锋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汉森总结道：“正是西方人这种对单一的、步兵间大规模的交锋，以及士兵持利器展开血腥搏杀的渴望，在超过2500年的时间里让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对手感到困惑和恐惧。”
已故的约翰·基根是20世纪军事史学泰斗，他深入阐述了这种观点。基根认为，希罗多德的时代以降，就有“一条分界线，将（西方的）作战传统和欧亚草原及近东、中东地区以间接、躲避、僵持为特征的作战方式区分开来，在欧亚草原的东侧和黑海的东南侧，战士们延续了与敌人保持距离的习惯；而在欧亚草原的西侧和黑海的西南侧，战士们不再谨慎从事，而选择近身搏斗”，马铎尼斯来自这条分界线的错误的一边。
在上一章的结尾，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缔造了罗马式的国家，而古代的许多其他民族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汉森和基根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作答：罗马人之所以能缔造罗马式的国家，或许是因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西方式战争，而只有这种直接的、血腥的战斗才能缔造利维坦。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当我说到战争是有好处的时候，我的意思其实是，西方式战争是有好处的。
验证这个观点是否正确的唯一方法就是扩大我们的视野。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希腊人在普拉提亚的作战方式是否独一无二；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其形式是否也是西方独有的。
在本章里，我将尝试说明两点：首先，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其次，这一事实反而让这些问题变得有趣。当我们把视野从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时，就会发现罗马人能创造出罗马式国家的真正原因，由此，我们也能发现用来解释“战争为什么是有好处的”这一问题的关键线索。
帝国/帝制国家的时代
首先，我将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庞大、安全、繁荣的社会，其形式是西方独有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一张地图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普拉提亚之战结束后的2~3个世纪里，一些十分相似的帝国/帝制国家崛起于亚欧大陆，西起地中海，东抵中国。它们都幅员辽阔、和平、稳定、繁荣。而在大洋彼岸，一些稍小但同样令人敬畏的国家统治着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地区的一部分。
在这些帝国/帝制国家的极盛期，它们中的翘楚，西方的罗马帝国、中国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的孔雀王朝各自占据着约400万~5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统治着3000万~6000万人口，并且将其（大部分）军事力量转化为了生产力量。在每一个帝国/帝制国家中，暴力死亡率都迅速下降，人民很好地利用了自身的生产能力，创造了相对和平富足的盛世。
总的来说，我们对汉朝和孔雀王朝的了解要少于罗马，而对美洲大陆国家的了解就更少了。在美洲，考古证据十分匮乏，以至专家们甚至无法在“何地最先出现利维坦”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位于今墨西哥的奥尔梅克文明（约公元前1200年）和位于今秘鲁的查文德万塔尔文明（约公元前1000年）率先形成了利维坦。不过，主流观点认为，直到1000年之后，当莫切文明出现在今秘鲁、阿尔班山和特奥蒂瓦坎的城邦出现在今墨西哥时，美洲才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有效的政府。这些政府统治着上千平方千米的土地和上百万的人口，并留下了伟大的遗迹，监管着复杂的贸易网络，主导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仍然没有留下文字。
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个坏消息。就算考古学的发现再多，它能告诉我们的关于利维坦的事情也还是有限的。或许，在特奥蒂瓦坎发掘出的人祭遗迹表明，这一文明要比亚欧大陆的古代帝国/帝制国家更加暴力，可是，罗马人同样也会蜂拥着去观赏角斗士把对手大卸八块（有很多被肢解的角斗士遗骸被发掘出来），所以这个结论也未必成立。在位于安第斯山地区的瓦里帝国的皇家墓穴中，人们发现了60具尸体。这一墓穴大约修建于公元800年，而那时亚欧大陆上的帝国/帝制国家早就抛弃了这种行为。因此，这或许说明美洲的暴力程度要高于亚欧大陆。但如果我们深究的话，这样的证据还不足以支持进行系统性的比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中美洲的塔西佗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无法找到这个人。通常来说，一个利维坦越是强大，那么它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留下的证据往往就越多，因为强大的政府需要建设很多东西，也需要进行大量文字记载。缺乏文字记载这一点本身，可能就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的统治水平还不够高，没有让文字记载变得不可或缺。这或许意味着，美洲的利维坦从未像罗马那样接近丹麦的水准。
帕提亚帝国的中心位于今伊朗和伊拉克，其发展程度似乎处于罗马和美洲国家之间。帕提亚人继承了西亚绵延千年的文字传统，也拥有能读会写的统治者和官僚，但只有少量的文字流传至今。其中有一部分技术因素。帕提亚的官员们曾经在用黏土烧制的碑上写字，这种材质可以永久地保存下去。然而，他们后来开始使用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而这些材料不一定能保存很久。并且，在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朗的宗教领袖们的阻挠下，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被严重延缓了。但这并非全部的原因。帕提亚帝国的政府也比较弱小。罗马的作家们惊讶地发现，帕提亚帝国的贵族们无法无天（埃利亚斯不会同意这一点），有时甚至掌控着独立的小王国的实权。他们经常彼此征伐，无视国王的存在。
不过，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罗马帝国和汉朝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印象深刻。在经历了公元前4—前3世纪愈演愈烈的战争之后，汉朝创造了可以媲美“罗马治下的和平”的“文景之治”，在辽阔的国土上实现了和平。战士式的墓葬在公元前3世纪还很常见，但在公元前2世纪就消失了。旅行者们出行时不再携带武器，用土垒成的城墙逐渐荒废。律法取代了战争。
像罗马一样，汉朝政府也会镇压匪徒和海盗，官员的过激行为也会受到惩处。公元前1世纪的地方官尹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因在都城长安肃清暴力团伙而名声大噪。但是在那之后，他在任江夏（位于今湖北）太守时，因为在保障社会安全时使用了过当的武力而遭撤职（“坐残贼免”）。
就像罗马一样，汉朝也并非天堂。比起今天任何一个局势稳定的现代国家，汉朝的暴力程度都更高。官员们经常抱怨百姓总是恣意妄为，甚至雇凶杀人。那些官员自己也并非无可指摘。在这里，你无权保持沉默：按照官方的指导办法，调查杀人案件需要找到多个证人，并对他们进行反复盘问，还要寻找物证。但在讯狱程序的最后也表示，若反复质问而无结果，可以按律法对犯人实施笞刑。
不过，与更早的时期相比，汉朝无疑在通往丹麦的道路上。在汉朝之前，法律规定可以对使用轻微暴力的人进行割鼻、割耳、剁脚和剁手的刑罚；而对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可以实施凿颠（用铁器在头顶钻洞）、抽肋（切除数量不等的肋骨）、枭首、活埋或是腰斩。这些可不仅仅是说来吓唬人的。在墓葬中发现的庭审记录表明，这些刑罚真的会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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