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麦哲伦像一个被拒绝的乞丐一样离开王宫时，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待、再犹豫下去了。他已年满 35岁，饱经陆上的武士或海上的水手所能经历的一切。他四次绕过好望角，两次从西边绕过，两次从东边绕过。他一次又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他受了三次重伤。他见识过大千世界，比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师都更熟知东方。在将近 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接受作战技能的磨练和考验。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剑和火绳枪，学会了掌舵和用指南针辨识方位，知道怎样操控船帆和大炮，以及如何使用铁锹和长矛。他学过航海，知道如何推算航迹；他既是一名优秀的测深员，又是经验极其丰富的领航员；他可以像任何“天文学大师”一样精确地操控问世不久的象限仪和六分仪。别人只敢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他是在无所畏惧的身体力行中学到的，其中包括不断经历的风平浪静和疾风暴雨、陆地和海上的战斗、掠夺和围攻、猛攻和沉船。在以往的 10年间，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他学会了等待茫茫大海表明自己的意志，随时准备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他结识了各种肤色的人，包括黄种人和白种人，黑种人和棕种人，印度人和黑人，马来人和中国人，泰米尔人和土耳其人。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是在水上还是在陆地上，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严寒中，在烈日下，他都忠实地履行着对国王和国家的职责。但是，服兵役是年轻人的事，现在，当自己将满 36岁时，麦哲伦决定，他已经为陌生人的利益和陌生人的荣耀做出了足够多的牺牲。如同每一个具有创造性气质的人到达职业生涯中途时那样，他渴望身负重任以及自我实现。他的祖国使他陷入困境；他与公职和义务的联系被切断了。这样也好，现在他彻底自由了。世事往往会这样，当一个人甘心听凭命运安排时，他常会回归本性。 当麦哲伦下定决心后，他从不莽撞行事。尽管当时的人们极少提及麦哲伦的性格特征，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缄口不言的非凡禀赋总是表现为一种崇高的美德。他既不缺乏耐心，也不爱唠叨，即使在喧嚣的军队中，他也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引人注意，并且总是能够暗自筹谋。他一如既往地深谋远虑，悄悄权衡每一种选择的可能性，绝不会贸然透露自己的计划或决心；他要将它们琢磨透，达到事无巨细、无懈可击的程度。 在当前的情形下，麦哲伦保持沉默的天性又有了用武之地。若是换做他人，在受到曼努埃尔国王如此轻慢之后，早就忙不迭地离开这个国家，去为他国君主效劳了。但是麦哲伦在葡萄牙默不作声地待了 1年，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作何打算。他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显露什么特别之处。唯一能引起众人注意的（如果一个去过东印度群岛的著名航海家如此举动也会引人注目的话）无非是他常去找领航员和船长们聊天，而且特别喜欢去找曾经航行到南半球海域的那些人。不过，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大型猎物狩猎活动爱好者喜欢谈论自己和别人的狩猎经历，而海员则向往大海和新发现的陆地。即使他钻进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图书馆，查看涉及最近去巴西探险的所有航海图、航向和日志（作为秘密文件存放在档案库中）之举，也不会让人起疑心，因为一个无所事事的船长，除了看看这些文件之外，还能做什么消磨充裕的闲暇时间呢？ 有件事的确非同寻常，麦哲伦结交了一个名为鲁伊 ·法莱罗的新朋友，而且两人的友情迅速升温。此人是个喜怒无常、有些神经质的知识分子，十分健谈又固执己见，动辄与人争吵不休，按常理来说，这个人的言谈举止与含蓄内敛、自制、讳莫如深的水手和武士格格不入，几乎不可能得到后者的青睐。但是，也正因为他们两人天生各有所长，性情迥异，反倒促使他们一时可以和谐共处。他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俩一直形影不离。麦哲伦酷爱海上探险和对现实世界的探索，而法莱罗则热爱抽象的地理学和天文学。作为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一个从未上过船或离开过葡萄牙本土的学者，鲁伊·法莱罗在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全部知识来自计算、阅读、数学表格和地图；但是在这个抽象知识的领域，他被视为葡萄牙最具权威的制图师和天文学家。他不懂得怎样扬帆或掌舵，但他构建了自己的一套经度体系，尽管这个体系不尽合理，但它涵盖了整个地球，并且在麦哲伦环游世界航行期间提供了帮助。虽然他不能驾船出海，但他绘制的航海图、标定的航向、制作的星盘和其他仪器似乎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航海配件。对于一贯在实干中学习的麦哲伦来说，他接受过的正规教育只有战争和冒险，只是在亲身经历的航行中学到了一些天文学和地理学的粗浅知识，能有法莱罗这样的专家相助，无异于雪中送炭。正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才能和品位如此不同，他们才有幸代表了理论与实验、思想与行动、精神与物质的最圆满的结合。 像麦哲伦和法莱罗这样的交往有一种特别的含义，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特别重要的关联。这两位卓越的葡萄牙人（他们如此不同却又都非同凡响）均遭到了曼努埃尔一世的羞辱，而且在各自的职业发展中遇阻。鲁伊 ·法莱罗多年来一直渴望被任命为皇家天文学家。毫无疑问，在葡萄牙没有人能比他更有资格享有这项殊荣。但是，正如麦哲伦的沉默寡言和骄傲自大毁掉了自己的前程，鲁伊 ·法莱罗也因贫嘴和坏脾气丢掉了自己在宫廷中的晋升机会。他的敌人说他是一个傻瓜，而嫉恨他的竞争对手，恨不得异端裁判所能出面除掉他，并为此不惜散播谣言，声称他暗中与魔鬼勾结，利用非自然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俩都是仇恨和猜疑的受害者，因此成了一对关系亲密的难兄难弟。 麦哲伦把他从塞朗那里听说的香料群岛的情况一股脑地转述给了法莱罗，并提出或许可以开辟一条新航线，从西边前往远在东方的这些岛屿。法莱罗研究了麦哲伦的计划，为其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通过精确的计算和详尽的图表，证实了麦哲伦凭直觉得出的结论。理论家和实践家你来我往，接连不断地提出各自的设想，对他们的问题认识得越来越全面，热情也日益高涨，一个具体计划随之逐渐成型。这个惊人的计划一旦成熟，我们就很难分辨哪些构想来自理论家、哪些来自实践家，但不管怎样，它在为这个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期增光添彩的同时，也几乎等于为这一时期画上了句号。结果是，他们决心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设想。他们相互承诺保守秘密，在他们的努力结出硕果之前不向外界透露任何细节；他们还决定，如有必要，在没有本国资助，甚至有可能背离母国的情况下，他们要做一件大事，不仅仅为了一国一地谋利，而是要造福全人类。 现在是时候追问一下麦哲伦和法莱罗躲在里斯本王宫的暗处，究竟密谋了怎样的神秘构想。这项计划究竟有多么新颖、史无前例、无比珍贵，以至于他们还要发誓保密？是什么让这项计划如此危险，以至于不得不把它像一把淬毒匕首一样深藏起来？从表面上看上述疑问的答案似乎会令人不安。其实它只不过是麦哲伦下决心要落实他从东印度群岛带回的那个想法—向西航行先到美洲大陆再去香料群岛（作为葡萄牙人向东绕过好望角抵达那里的替代方案），也就是因塞朗鼓动而萌生的想法。这个想法似乎没有什么新意，因为哥伦布早已横渡过大西洋，他设定的目标就是印度，而不是当时尚不为人知的美洲大陆。虽然全世界都很快认识到他的错误，但这位热那亚航海家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仍坚信他发现的是中国皇帝治下的边远领土。 起初，西班牙根本不想费力开拓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西行航线。哥伦布因想象力丰富但缺乏大智慧而名誉扫地。他声称圣多明各和海地岛上遍地都是黄金，但事实证明，那种说法就是个骗局。那里没有黄金，没有香料，甚至没有“黑象牙”，因为当地人体质羸弱，当征服者迫使他们做苦工后，他们就会像苍蝇一样成群死去。尽管西班牙享有发现美洲的盛誉，但并没有因此获得任何想象中的财富。这种状况直到 16世纪 20年代才开始有所改变。随着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皮萨罗劫掠印加人的宝库，以及在 1546年，波托西的大银矿被发现，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就商业而言，美洲是一片空白。渴望得到黄金的卡斯蒂利亚人不想在这些新领土上定居并费心治理。他们一心想着离开美洲，找出一条捷径，前往珠宝和香料的天堂 —东印度群岛。因此一批又一批冒险家遵照国王的旨意前赴后继，想要找到穿过或绕过这片新大陆的途径，争取抢在葡萄牙人之前劫掠东方的宝库，即香料群岛。 一支探险队接着另一支探险队起航。但是，在寻求通往东印度群岛航线的探险活动中，西班牙人一无所获，满怀的期望渐渐化作泡影，就如此前葡萄牙人面对非洲大陆大失所望一样。当年亨利王子以为非洲面积不大，去东印度群岛的路也要短得多。他希望在赤道一带或附近探明大陆南端，但他派出的水手们惊恐地发现，非洲大陆的南端似乎遥不可及。西班牙航海家们在美洲也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想无论在哪里，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只要能找到一条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就行，但是他们始终没能如愿，遇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陆地屏障。这片绵延无际的大陆一直阻碍着他们。肯定有什么地方可以通行，比如说存在一处“ estrecho”（海峡）或一条“ paso”（通道）吧？哥伦布在最后一次向西航行时，仍然希望可以经由印度返航。当他沿着巴西海岸航行时，并不是为了什么新发现，而是“ con proposito di andare e scoprire un‘ isola verso Oriente che si dice Melacha”（意大利语：希望能够到达东方的摩鹿加群岛，也就是香料群岛。） 科尔特斯在他的第 4次“汇报”中，曾向查理五世承诺自己将竭尽全力找出那处“海峡”，并为此派遣手下一名军官前往巴拿马。科尔特 -雷亚尔和卡伯特怀着同样的梦想驶入了北方冰封的海洋。1515—1516年间，胡安 ·德·索利斯①上溯拉普拉塔河时是想从南边找到一条通道。 但是这种探寻最终徒劳无功。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不管是在寒带还是热带，所有的探险队都遭遇了同样无法穿过的土石墙。人们的希望开始消散。一些制图师把南美洲描绘成一直延伸到极点。其他人已经不再指望经水路从大西洋进入美洲大陆另一侧的那片汪洋了，尽管他们知道，努内斯 ·德·巴尔沃亚曾在达连湾最高点所见的那片海域无疑是与印度洋相通的。太多的帆船在这场徒劳无功的探索中迷失了方向，当年葡萄牙人梦断非洲大陆，如今西班牙人重蹈覆辙，也未找到令人魂牵梦绕的那个海角。 就在这个时候，几乎不为人知的费迪南德 ·麦哲伦突然冒了出来，向世人宣称：“有一条路走得通。只有我一个人，或者说我和法莱罗，知道这个地方。给我一支船队，我就可以从东向西环绕地球。” 至此，我们触及了一个历史的谜团 —众多哲人和心理学家在数百年间都绞尽脑汁，各显神通要解开的谜团。我们可以断言，麦哲伦的提议并不新奇，这可以说在他那个时代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麦哲伦要做的，也是哥伦布、韦斯普奇、科尔特 -雷亚尔、科特斯和卡伯特想要做的。麦哲伦的提议最令人动容的不是它本身，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决断。因为，从一开始，麦哲伦就不像其他人那样谨慎地说：“我希望在某个地方找到一处海峡，一条出路。”他言之凿凿地宣称：“我肯定能找到那处海峡。我知道，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麦哲伦怎么会（这就是谜团）事先知道那处海峡的方位、所在的经纬度，而别人却遍寻不见呢？他和他的搭档法莱罗都不曾去过美洲大陆，甚至都没有靠近过美洲海岸。因此，无论是他还是法莱罗都不可能直接观察到那处海峡。由于麦哲伦本人无法亲眼看到它，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一定是从别人——另一个航海家、另一位欧洲人——那里获知了它的存在和地理位置，那个人一定亲眼看到了这条航线，并且确实乘船穿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无情的逻辑推断，麦哲伦并不是历史所宣告的那个著名的发现者，而是一个剽窃者和篡夺者，一个坐享其成的人。如此说来，那个海峡被错误地命名为“麦哲伦海峡”，就像美洲大陆被错误地用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命名一样。 匪夷所思的是，麦哲伦海峡的发现者并非麦哲伦这一观点最重要的见证人，却是麦哲伦旅途中最亲密的伙伴、他的崇拜者以及传记作家安东尼奥·皮加费塔。他告诉我们，当船队接近海峡时，众人都认为那是一个封闭海湾的入口，并希望驶过此处。只有麦哲伦事先知道这个入口的实情，因为他借着出入葡萄牙国王私人档案库的便利，看到了其中收藏的一张秘密地图上标注的内容。那幅地图是杰出的宇宙学家马丁·贝海姆的作品。以下是皮加费塔的原话：“Ⅱ che aveva veduto descritto sopra una charta nella Thesoraria del Re di Portogallo， la qual charta fu fatta per un’eccellente uomo， detto Martin de Boernia.”（意大利语：“他看到葡萄牙国王私人档案库里的一幅地图，上面标注的文字表明它是由著名的马丁·贝海姆制作的。”） 那么，是否就像人们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马丁 ·贝海姆正是这位神秘的先驱呢？ 根本不是。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在他去世（ 1507年）之前几年，马丁 ·贝海姆曾作为宫廷制图师，专为葡萄牙国王制作地图。毫无疑问，麦哲伦和法莱罗研究了他在此期间绘制的一些地图。但在关键的那些年，也就是从巴西被发现（ 1500年）直到他去世，贝海姆都没有去过美洲。因此，他本人肯定不会是发现海峡的那个人，至多是在地图上标注了他从去过巴塔哥尼亚的水手那里了解到的一些情形。这些水手是谁？难道在贝海姆绘制那幅地图之前的某一天，葡萄牙船只曾循着那条通道从大西洋进入了太平洋？当然，有些文件似乎无可辩驳地表明，在 16世纪初，数艘葡萄牙船只（韦斯普奇在其中一艘船上）探察过巴西海岸，也许还顺便探察了阿根廷海岸。或许它们中的一艘或多艘探险船发现了那条航道。 但这又产生了更多问题。这些奇怪的探险队究竟走了多远？他们中是否有人曾到过后来以麦哲伦命名的海峡？长期以来，人们基于两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一是皮加费塔的有力证词，二是由著名制图师约翰 ·舍纳 ①制作的地球仪上的标注。这个流传至今的地球仪于 1515 年问世，比麦哲伦透露探航计划的时间要早数年，它上面清楚地显示了一段位于南部的通道（尽管标错了位置）。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贝海姆和那位德国教授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在那个年代，各国及其统治者就像警惕性特别高的商人一样，都会竭尽全力提防这类情报泄露，因为这种情报极有可能被商业竞争对手用来为自己谋利。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进入葡萄牙国王的秘密档案库，存放在里面的领航员的航海日志、草图和航行路线都被严密地保管着。根据葡萄牙国王于 1504年 11月 1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禁止对外提供任何关于刚果河以外航行的信息，以免外国人从葡萄牙的发现中获利。” 因此，他们的信息源一直是个谜，但最近有人发现了一座尘封已久的信息宝藏，它表明贝海姆、舍纳，以及最终麦哲伦在何处听说了美洲南方有条海峡。《来自巴西大陆的新闻报道》记载了前面提到的一个葡萄牙探险队在 1506年前后的经历。这本小册子或《新闻报道》的内容，据称译自一位葡萄牙地产管理人写给奥格斯堡商业巨头韦尔泽家族的商业信函。我们从（这封用极其蹩脚的德语写的信）中得知，在南纬 40度某处，一艘葡萄牙帆船绕过了一个相当于好望角的 “cabo”（德语：海角）。这里有一条与直布罗陀海峡相似的海峡，航道宽阔，可从东向西通往另一个大洋，从那片水域能轻而易举到达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这不就清楚地表明船只可以从大西洋航行到太平洋吗？ 难道证据看起来不完整吗？这个谜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开了吗？麦哲伦对早期葡萄牙探索“巴西大陆”的了解并不比那位匿名的地产管理人更多，后者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奥格斯堡的地理学家。如此说来，麦哲伦只不过是一个摘桃子和剽窃他人成果的人。他的全部成就仅仅是把一个被人精心守护的秘密转化为全人类都可以获得的动态知识。他只不过属于眼疾手快、肆无忌惮地攫取他人成果的那种人中的一员而已。 但峰回路转，上述论据最终被推翻。如今我们知道，早期远渡重洋前往南美洲的葡萄牙水手们从未到达过麦哲伦海峡，但当时麦哲伦并不知情。无论是麦哲伦还是贝海姆和舍纳都认为远征队的报告是可信的，殊不知他们的报告基于一个误解、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当时的领航员们在南纬 40度一带究竟发现了什么？《新闻报道》中提到的目击证人报告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其实是在 40度线附近的某处，水手们偶然发现了凹进去的海岸，他们在里面航行了两天也没有到达尽头，因遭遇了一场风暴而被迫返航，失去了最终找到出口的机会。他们后来以为自己曾驶入了横穿美洲大陆的海峡的东端，但这仅是猜测。只是在麦哲伦航行之后，世人才知道，当时的探险队所寻找的真正的海峡位于南纬 52度附近。 那么，船员们在南纬 35度至 40度一带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是首支进入拉普拉塔河的探险队。这条河是拥有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大河口的河流之一，因此他们误以为这个河口是与“海峡”相连的海湾并不奇怪。欧洲人从未亲眼见过如此开阔的 河口，因此才会贸然断定这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两个大洋之间的通道。 依照他们的报告绘制的地图和制作的地球仪，都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假如除了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以外，探险队还在更南的地方发现了名副其实的麦哲伦海峡，那么海图上就会标出两条水道。但是，无论是在舍纳的地球仪上，还是在麦哲伦发现该海峡之前的任何图示中，都没有标出拉普拉塔河 —只在那条河的确切位置上标出了那条臆想中的“海峡”。 这件事总算是水落石出了。根据这种报告而编写的“新闻报道”的故事纯属自我蒙蔽。信以为真的人是一种明显容易解释的错觉的受害者。当麦哲伦宣称他得到了可靠消息，的确存在一条海峡时，他也并非有意蒙骗世人。他其实是被前辈们犯下的错误蒙在了鼓里。他根据贝海姆的航海图、舍纳的地球仪，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领航员的叙述，制订了环游世界的宏伟计划。只要我们认识到麦哲伦的计划和行动都出自无心之过，他的谜团就解开了。 我们不要低估错误的重要性。在天才的激励下，在运气的引导下，最荒谬的错误或会将人引向最富有成效的真理。在任何一个学科中，数以百计的重大发明都是错误的假设结出的果实。假如不是托斯卡内利①的地图荒谬地低估了地球的周长，从而欺骗了哥伦布，这位航海家就不会为找到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捷径而冒险进入未知海域。假如麦哲伦没有盲目崇信贝海姆绘制的并不准确的地图，并对此前葡萄牙领航员们富有想象力的报告无一丝一毫的怀疑，他就不可能说服一位君主交给他一支船队。正因为麦哲伦对一个神秘事物满怀信心，他才能解开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地理之谜 —地球的精确大小和形状。正因为他内心如火，完全委身于一个神圣的幻念，他才发现了奇妙无比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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