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妈妈的情绪,决定孩子的未来
》
售價:NT$
194.0
《
推拿纲目
》
售價:NT$
1836.0
《
精致考古--山东大学实验室考古项目论文集(一)
》
售價:NT$
1112.0
《
从天下到世界——国际法与晚清中国的主权意识
》
售價:NT$
347.0
《
血色帝国:近代英国社会与美洲移民
》
售價:NT$
265.0
《
海外中国研究·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艺术系列)
》
售價:NT$
811.0
《
唐宋绘画史 全彩插图版
》
售價:NT$
449.0
《
“御容”与真相: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1840-1920)
》
售價:NT$
505.0
編輯推薦:
在烟火簇拥下登上王座的天命之子,
转眼堕落为匆忙逃跑的落魄君主
美好的政治愿景全部化为泡影
一场始料未及的革命猝然将至……
英国史权威学者蒂姆·哈里斯代表作“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第二部
蒂姆·哈里斯是英国研究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家,布朗大学芒罗·古德温·威尔金森欧洲史教授,擅长对各类历史材料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挖掘被世人忽略的关键信息,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重现在字里行间。
本书是2006年约翰·本·斯诺基金会奖获奖作品《复辟:查理二世和他的王国,1660—1685》的续作,记录下英国政治发展史上格外重要却充满戏剧性的里程碑时刻。
留意地方治理的性质,关注公众舆论的重要性——细微之处重现王权倒塌的漫长之路
市面上关于詹姆斯二世和光荣革命的著作,大多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去论述历史,将焦点集中在政治精英、宫廷和威斯敏斯特上,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似乎不知道应该如何在自己的论述中同时顾及精英与平民。
但在作者蒂姆·哈里斯看来,詹姆斯左右公众舆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政治目标的成败,发生在宫廷之外的民众骚乱代表着大众之声。因此,本书将政治融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挖掘传统统治阶级以下小角色的
內容簡介:
“光荣革命”不“光荣”,哪有革命不流血?“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第二部,深入剖析英国政治斗争的高光时刻。
直到今日,英国的每个人都仍然生活在1688年“光荣革命”的影响之下。这是一场迅速却深刻的革命,彻底改变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未来。然而,与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不同,这并不是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革命:王朝的危机与变革,1685—1720》以绵密的叙述手法记录了“光荣革命”这一英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同时也展示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本书是蒂姆·哈里斯“斯图亚特王朝三部曲”的第二部。作者在书中描绘了詹姆斯二世接任王位之后跌宕起伏的政治命途,分析其所有愿景与努力最终功亏一篑的根本原因,并探索光荣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最终得出结论:仅凭外部因素,我们无法解释詹姆斯二世的倒台——国内的政治动荡才是罪魁祸首,而光荣革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结果上都具有超前的革命性。
關於作者:
作者|蒂姆·哈里斯 Tim Harris
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博士, 1983年成为埃曼纽尔学院研究员,1986年起任教于布朗大学(芒罗·古德温·威尔金森欧洲史教授)。他从事英国现代早期的政治、宗教、思想、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为博伊德尔出版社编辑《早期现代文化、政治和社会史研究》(Studies in Early Modern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丛书,著有《斯图亚特王朝后期的政治:1660—1715年分裂社会中的政党冲突》(Politics under the Later Stuarts: Party Conflict in a Divided Society, 1660-1715)、《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伦敦人群:从复辟到王位排斥危机的政治与宣传》(London Crowd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Politics and Propaganda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Exclusion Crisis)等书。
译者|张珉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温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世界史。
目錄 :
序 言
导 论
第一部 詹姆斯二世 / 七世的统治(1685—1688)
第一章 法定继承人继位
第二章 遭遇激烈挑战
第三章 “不幸的爱尔兰岛”
第四章 詹姆斯七世治下的苏格兰
第五章 英格兰的天主教绝对主义
第二部 三个王国中的革命(1688—1691)
第六章 只能根据法律积极服从
第七章 逃亡
第八章 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第九章 苏格兰的光荣革命
第十章 爱尔兰的“悲惨革命”
结 论 革命、后果和不列颠的重建
注 释
內容試閱 :
一部政治的社会史
让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关于政治的社会史?乍一看,我们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假定,在一个君主制时代,统治者声称拥有绝对权力,而且议会选举仅限于有产者,关注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是恰当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国王及其亲信、议会两院的议员,以及在地方上拥有影响力的地主和商业精英,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最多,我们也许可以扩大一下研究范围,将那些在议会选举中有投票权的人包括进来:根据自治市特许权的不同,可能是那些在郡中拥有超过 40 先令财产的自由地产保有人,或者是生活在城镇的更富裕的人们。难道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而其他的人,即占人口的大多数,被排除在了政治之外吗?
然而,一旦我们仔细观察近代早期政治的运作方式,这种看似合理的逻辑很快就站不住脚了。首先,很显然的一点,政治不仅关乎那些拥有最大政治权力的人如何决策,也涉及那些负责决策的人如何设法使他们的倡议在地方层面得到执行。在17世纪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在地方上要依赖广泛的无薪中间人,上至担任郡最高军事长官及其助理、大陪审团成员、治安法官、市长和市议员的贵族、乡绅和富商,下至小陪审员、民兵、税务员、堂区俗人执事、济贫官、堂区委员会委员、治安官员,以及其他堂区或选区的官员。大多数在这些低阶职位上工作的人都属于中间阶层。然而,中间阶层通常不想承担声望一般,责任却很重的地方职位,比如堂区治安官员,因此,其中一些职务可能会由出身草根的人担任。最近的研究得出结论:“在近代早期,人们参与公职的比例高得惊人。”17世纪中期,在管理严明的伦敦,每年都有十分之一的户主担任公职。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大约有二十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可能担任堂区的职位。鉴于许多堂区的职位实行轮换制,官员任期为一到两年,以十年计的话,担任公职的人口比例还要更高。
我们应该想想这些发现是否会影响我们对近代早期政治性质的认识。以复辟时期政府政策中备受争议的一点为例,如果政府想对新教不从国教者执法,它需要与政治精英以下的人合作,才能逮捕罪犯并将其定罪。而1670年代末和1680年代初的英格兰,由于没有堂区治安官员和陪审员的支持,政府针对不从国教者的政策很难生效。
此外,政策制定者永远不是在凭空造法,他们要处理的是他们负责管理的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说白了,统治者要解决的是受他们统治的人制造的问题。所有的社会都需要监管。在内战和十多年的共和政治试验后,如何监管这么一个容易发生叛乱、同时出现政治和宗教异见者的社会,自然是刚刚复辟的君主要重点关心的。如果这个社会需要耳目,谁能胜任:是传统的无薪公职人员,还是专业团队,比如军队?如果是后者,那么军费从何处出?要提高税收吗?军队如何管理自身,驻扎在哪里?然后,我们还得考虑人们对政府的举措会有何反应。他们会接受甚至表示欢迎,进而与政府积极合作,还是会反感,并试图通过不服从或公开抵抗来进行或被动或主动的阻挠? 换句话说,政府试图解决如何监管社会的问题,会不会适得其反地制造出更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抽象。然而,对于查理二世(如《复辟》所表明的)和詹姆斯二世(如本书将阐明的)来说,这是他们的政府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被卷入政治进程的人比最初设想的要多得多。普通人的想法也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重要得多,统治者除非想冒险才会对其视而不见。这不仅仅是因为,如果人们对政府的政策感到不安,他们可能会奋起反抗。当然,在17世纪,尤其是在詹姆斯二世的统治时期,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不满民众确实多次这样做了(或者威胁要这样做)。同时也因为,如果政府不能得到足够多的支持——特别是那些负责地方治理的人的支持——其统治就难以维系。所以,为了充分了解17世纪晚期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政治运作方式,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小部分政治精英的活动和计划,还需要去了解统治者所继承的遗产的性质,以及他所统治的人民向他提出的治理难题。我们必须去探讨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地方上普通人的积极合作或默许才能落实政策,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容易受到或者能够免于公共舆论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去分析他为了落实政策而选择的策略,无论是高压手段(像严厉的治安管制,或在官员拒绝合作时就强行清洗),还是意识形态控制(例如用宣传来说服当地官员支持和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