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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聚焦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勾连文史与政治，为君主提供镜鉴
★ 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在世界戏剧史上举足轻重。
★ 本书以德国巴洛克时期三位代表性戏剧家的经典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语文学和文学解释学方法，在对戏剧作品做详细疏解的基础上，呈现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之间的深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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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指文艺复兴晚期到启蒙运动以前在德国上演的戏剧，在世界戏剧史上举足轻重，但中国学界对此仍然陌生。
《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研究》以德国巴洛克时期三位代表性戏剧家的经典剧作——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以及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古典的君主形象入手，辅以戏剧形式的分析，阐释三部戏剧中相关的主导论题，展示德国巴洛克戏剧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及其与当时的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三部不同的巴洛克戏剧中所展现的君主形象，透射出17世纪德国巴洛克时期的戏剧对国家制度和国家形式的文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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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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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女，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曾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交流学习，现为华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德语文学，重点为近代早期德语戏剧。主持202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北大德国研究》《古典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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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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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
第一章 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 /31
一、阿旺西尼生平及背景 /31
二、耶稣会士的君权理论 /38
三、《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 /57
四、《虔诚的胜利》中的耶稣会戏剧形式 /85
第二章 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 /103
一、格吕菲乌斯生平及背景 /103
二、路德的君权理论 /112
三、《查理·斯图亚特》中的君主形象 /119
四、《查理·斯图亚特》中的殉道剧形式 /151
第三章 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 /163
一、罗恩施坦生平及背景 /163
二、利普修斯、法哈多和格拉西安的君权理论 /171
三、《克里奥帕特拉》中的君主形象 /186
四、《克里奥帕特拉》中的历史剧形式 /213
结语 /224
参考文献 /230
附录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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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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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和罗恩施坦三位巴洛克剧作家生存和活跃的17世纪，是欧洲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段转型时期内，中世纪的神权政制逐渐趋向终结，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逐渐步入历史舞台。诞生于这一时期的君权观念自然带有转型时期的特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图景。在这一背景下，本书以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和罗恩施坦在17世纪中叶创作的探讨君权问题的戏剧为例，运用语文学和文学解释学方法，通过对《虔诚的胜利》《查理?斯图亚特》《克里奥帕特拉》三部戏剧的分析，呈现了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之间的深度关联，勾勒出了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的图景。
一、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表达和弘扬了“教权至上”的君权观念。在神圣罗马帝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入侵、与法兰西王国争夺欧洲霸权以及与新教世俗君主争夺领土主权的背景下，耶稣会士阿旺西尼在戏剧中表达了中世纪罗马公教传统的政治观念，即教宗在属灵领域和属世领域均拥有至上权力。本书指出，阿旺西尼的君权观念主要受到近代早期耶稣会士的“温和的教权至上”观念的影响。身为耶稣会士的阿旺西尼肩负着双重使命，他既要抵御奥斯曼帝国异教文化对罗马公教文化的侵蚀，又要防止新教路德宗君权神授观念中的绝对君权观念在欧洲的蔓延。为此，阿旺西尼以戏剧为载体，通过在戏剧中塑造理想的君主形象，以此表达和弘扬耶稣会士的君权观念和政治理想。在戏剧中，阿旺西尼选取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君主——君士坦丁作为塑造对象，将君士坦丁塑造成“虔诚”的君主。君士坦丁的“虔诚”表现为，他不仅接受只有教宗的加冕才能成为合法君主的做法，即认同教权与君权的统一，而且还承认教权高于君权即“教权至上”。在阿旺西尼看来，君主唯有顺从“教权至上”，接受教宗在基督教国家的精神领袖地位，让整个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臣服于一个牧羊人即教宗的领导，才能抵御奥斯曼帝国异教文化的入侵，而在这方面，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恰恰是基督教君主的典范；同时，面对法兰西王国和新教世俗邦国绝对君主制的不断发展，阿旺西尼在戏剧中弘扬了教宗在属灵领域拥有至上权力的观念，试图以此夺回由新教世俗诸侯占领的属灵领地，恢复中世纪教宗精神领袖领导下的基督教共同体统治模式。为了实现弘扬“教权至上”观念的目的，阿旺西尼主要采用了中世纪寓意剧的形式，用形象化的方式强化了中世纪罗马公教理想的政治统治模式。另外，阿旺西尼还运用了寓意剧中的对比技术，把马克森提乌斯塑造成了与“虔诚”的君士坦丁截然相反的“不虔”的僭主形象。在“虔诚”与“不虔”、“罗马公教信仰”与“异教信仰”、“顺从教权至上”与“悖逆教权至上”，以及“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中，阿旺西尼强化了耶稣会士的“教权至上”的君权观念。最后，阿旺西尼还采用了当时各种多媒体技术，将耶稣会戏剧发展成一种整体艺术。本书指出，无论是阿旺西尼塑造的“虔诚”的君主形象，还是他采用的基于多媒体技术和对比技术的寓意剧形式，都与他表达和弘扬耶稣会士“教权至上”的君权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二、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表达和弘扬了“绝对君权”，即“君权至上”的君权观念。在英格兰内战爆发、绝对君主制统治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格吕菲乌斯在戏剧中倡导“绝对君权”，这是因为他主要受到了路德的君权神授说和反诛杀暴君说的影响。在格吕菲乌斯看来，加尔文教信徒的诛杀暴君说是对新教世俗诸侯建立绝对君主制政体的最大威胁。为此，格吕菲乌斯在戏剧中通过对君主的形象进行塑造，表达和弘扬了君权神授观念中的“绝对君权”观念，以抵御加尔文教信徒诛杀暴君观念在帝国境内进一步的蔓延。在戏剧中，格吕菲乌斯主要借鉴了保王派采用的“效法基督”的塑造模式，在查理的神性原型中阐释君权拥有神圣性和绝对性的君权观念。不仅如此，格吕菲乌斯还采用了殉道剧的塑造形式，将查理塑造成“坚韧”地效法基督受难的殉道者形象，展示了查理在逆境中坚韧并勇敢地捍卫君权神授观念中的“绝对君权”的殉道者形象。为了更好地凸显戏剧表达和弘扬的“绝对君权”观念，格吕菲乌斯还采用了殉道剧的对立结构形式，为读者展示了殉道者与僭主对立的形象。通过一系列的对立元素，格吕菲乌斯将查理和克伦威尔这两个人物进行比照，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正义”与“不义”、“君权神授”与“诛杀暴君”以及“永恒”与“短暂”等等，从而揭示了戏剧的主旨：拥有神授君权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是正义的，会得以永恒；反对君权神授、支持诛杀暴君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是不义的，只会获得短暂和易逝的命运。本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剧作家弘扬美德统治的观点，并且剧作家倡导的“坚韧”美德与其倡导的绝对君权观念也是密不可分的。本书指出，格吕菲乌斯在戏剧中将查理塑造成拥有“坚韧”美德的典范旨在让读者效法查理拥有“坚韧”的美德，以便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僭主的暴行时能够处之以“坚韧”，开之以“达观”，而不是积极的抵抗，亦即是与表达和弘扬“君权至上”以及反对诛杀暴君观念密切相关的。
三、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表达和弘扬了“政治理智”，即“政治至上”的君权观念。在西欧各国逐渐完成从中世纪神权政制向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过渡的背景下，罗恩施坦为帝国皇帝和新教世俗君主创作戏剧，展示各种强国之术以及导致国家衰亡的错误政治行为模式，以提倡“政治理智”的治国之术。罗恩施坦的君权观念主要受到了利普修斯、法哈多和格拉西安的影响，提倡君主应拥有“政治理智”的治国技艺。在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逐渐步入历史舞台的时刻，罗恩施坦认为君主的首要责任是对国家的责任，以“政治理智”观念为指导、以实现政治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的政治行为方式是君主应具备的理想的政治行为模式。《克里奥帕特拉》中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就是拥有“政治理智”的君主，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罗恩施坦对“政治理智”的呼唤。但是罗恩施坦反对不计伦理道德原则约束的“政治至上”，他的君权思想拥有某种折中主义的特征，即在塔西佗主义和斯多葛主义之间寻求一种中道，提倡君主拥有不违背伦理道德原则的政治理智并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美德统治。在这位同时服务于新教世俗诸侯和罗马公教帝国皇帝的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其君权思想的折中主义特征和些许矛盾色彩：一方面，他为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写作，赞美哈布斯堡皇帝的统治；另一方面，他将屋大维塑造成深谙政治权术和不计道德伦理规范的政客，又将屋大维类比为利奥波德一世。由此看来，罗恩施坦本身就是拥有“政治理智”的典范。为了帮助新教世俗君主赢得更多的政治利益，他游刃有余地游走于新教世俗君主与罗马公教皇帝之间，权衡利弊、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他既能够赢得哈布斯堡皇帝的认可，又能够为新教世俗君主争取更多政治利益，因此，他本身就是拥有“政治理智”、以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准则的典范。在戏剧形式上，罗恩施坦主要采用历史剧的塑造方式，关注历史空间中具体的政治行动。在罗恩施坦看来，历史空间中具体的政治行动对统治者治理国家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意义。因此，通过在戏剧中展示不同的政治行为模式，演绎各种政治行为背后的情绪观念和君权观念，罗恩施坦为君主的政治行为和如何处理情绪提供镜鉴，实现其戏剧教导君主学会拥有“政治理智”的创作意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罗恩施坦高度讴歌“政治理智”，但他又同时认为，君主的政治行动仍受超验形象的主宰，“机运”而不是“政治理智”决定了君主的政治命运。由此可见，罗恩施坦虽然倡导“政治至上”，充分肯定政治独立自存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其戏剧仍有超验维度的考量，其君权观念仍有古典意义的道德叙述，与现代政治哲学中政治至上主义者是有所不同的。
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和罗恩施坦这三位剧作家先后活跃于17世纪上半叶至17世纪中下叶，他们的君权观念体现了从中世纪神权政制中的“教权至上”向近代早期君权神授中的“君权至上”再到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中的“政治至上”的嬗变。除上述论断之外，在对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和罗恩施坦三位剧作家戏剧的君权观念的分析和梳理过程中，本书进一步发现，在欧洲各国政治形态的转捩点上，君主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标准逐渐从罗马公教信仰、伦理道德原则向世俗的理性化原则过渡。处于时代夹缝中的三位剧作家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对君主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标准的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也呈现出一种变化的趋势。耶稣会士阿旺西尼提倡由罗马公教信仰统摄的、与伦理道德原则相结合的价值秩序。具体来说，罗马公教信仰“虔诚”统摄下的仁慈、节制、勇敢和政治理智等基督教传统美德是衡量君主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标准。耶稣会士阿旺西尼并不反对由罗马公教信仰“虔诚”统摄下的“政治理智”，反对不顾罗马公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原则约束的“政治理智”。格吕菲乌斯提倡路德教信仰与伦理道德原则相结合的价值秩序。具体来说，格吕菲乌斯倡导君主的政治行为不仅应符合路德教的道德规范，而且应符合伦理道德原则，例如新斯多葛主义哲学所倡导的“坚韧”的美德等。格吕菲乌斯坚决反对不顾路德教道德规范和伦理道德原则的“政治理智”。与前两位剧作家不同，罗恩施坦将政治生活建立在罗马公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原则之上。罗恩施坦明确区分“政治正当”与“罗马公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原则”，并把“政治正当”提到优先于“罗马公教信仰”和“伦理道德原则”的地位或独立的地位。换言之，在罗恩施坦看来，君主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以世俗的理性化原则为首要标准，世俗的理性化原则即是“政治理智”。事实上，三位剧作家在戏剧中对君主政治行为正当性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智”，即“国家理性”展开。近代早期来自不同教派和不同等级的智识者对马基雅维利“国家理性”观念的接受是一个广泛且重要的课题。限于篇幅和能力，此处权且搁笔，留待以后进一步探讨。
本书以语文学和文学解释学为主要方法，采用文本与政治语境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三部戏剧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进行比较分析。主体分三章，即第一章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第二章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以及第三章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最后结语部分综合三章的考察，总结性说明三部戏剧在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上的区别。
第一章阐释并分析阿旺西尼《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共四节。第一节首先梳理《虔诚的胜利》创作的历史背景，即三十年战争前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奥斯曼帝国之间展开的权力博弈。不仅如此，帝国内部各教派势力斗争不断，体现在罗马公教和新教就君权问题展开的政治观念对垒。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是他在中世纪神权政制模式衰微之际对教权与君权关系的思考。第二节阐释并分析阿旺西尼戏剧中所探讨的君权思想的渊源与脉络。由于阿旺西尼是从耶稣会士的神学思想出发，所以本书在探讨阿旺西尼君权观念之前，首先追溯对阿旺西尼的君权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贝拉明、马里安纳及苏亚雷斯著作中的相关思想，梳理并重点阐释和分析贝拉明、马里安纳及苏亚雷斯有关君权的理论。本节基于耶稣会士贝拉明、马里安纳及苏亚雷斯的法学和神学著作，考察在近代早期绝对君主制政体发展之初，耶稣会士是如何秉持“间接权力说”“反君权神授说”“诛杀暴君说”来反对绝对君权观念的发展，以及如何捍卫中世纪罗马公教传统政治观念的，进而尝试阐发“温和的教权至上观念”对于阿旺西尼君权思想的意义与影响。第三节阐释和分析《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首先，介绍《虔诚的胜利》剧情梗概。其次，以《虔诚的胜利》中的关键词“虔诚”为中心，考察并追溯“虔诚”在中世纪神权政制模式形成之初的内涵，尝试展现“虔诚”概念的深刻意蕴，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虔诚”在17世纪的全新涵义。再次，对《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进行剖析。通过对君士坦丁“虔诚”和马克森提乌斯“不虔”两种君主形象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虔诚”在阿旺西尼剧中的深刻意蕴，即君士坦丁的虔诚，表现为他认同教权高于世俗君权。本节最后试图阐发，阿旺西尼之所以选择君士坦丁作为戏剧主人公，原因正是看重该历史人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即君士坦丁拥有在“教权至上”观念逐渐趋向衰微之际，被重新塑造为拥护“教权至上”代言人的可能性。第四节分析《虔诚的胜利》的戏剧形式，展示耶稣会戏剧形式及其与君权观念之间关系的深度探究，尝试阐发耶稣会戏剧形式与阿旺西尼君权观念表达的联系。本节追溯中世纪道德剧中的寓意剧形式和对比技术，结合耶稣会戏剧理论，探究耶稣会戏剧形式与阿旺西尼君权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第二章阐释并分析格吕菲乌斯《查理?斯图亚特》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共四节。第一节从“格吕菲乌斯与绝对君权观念”的角度再现格吕菲乌斯的生平经历，展现格吕菲乌斯信仰路德教的家庭环境及西里西亚格沃古夫的政治处境，揭示格吕菲乌斯出生和晚年活跃的西里西亚地区存在着罗马公教信仰和路德教信仰并存的现象，展现同时代学者对格吕菲乌斯君权思想的多重影响。第二节阐释并分析格吕菲乌斯戏剧中所探讨的君权思想的渊源与脉络。作为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的源头之一，路德关于俗世政权与教权及这两者关系的思考十分重要，这也是本节探讨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的出发点。因此，本节基于路德的著述文本，论述路德的绝对君权观念，考察路德如何通过“君权神授说”“两国说”和“反诛杀暴君说”来构建绝对君权理论体系，进而尝试阐发其对于格吕菲乌斯君权思想的重要意义，由此转入对于路德宗信徒的格吕菲乌斯戏剧中的君权思想的探讨。第三节阐释和分析《查理?斯图亚特》中的君主形象。首先介绍《查理?斯图亚特》的剧情梗概，接着从“效法基督”的塑造模式入手，考察保王派在查理一世被弑后创作的作品中是如何运用“效法基督”的塑造模式对查理一世进行塑造的。通过对比查理作为“基督的效法者”和克伦威尔作为“弑君派”两种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进而阐发“效法基督”塑造模式在表达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上的意义，说明“效法基督”的寓意是格吕菲乌斯文学拟制根源的观点。继而聚焦《查理?斯图亚特》的“坚韧”概念，对剧中的君主形象进行解读，尝试展现新斯多葛主义哲学重要概念“坚韧”之深刻意蕴，阐发“坚韧”概念与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表达的深刻联系，进而揭示并阐释格吕菲乌斯的君权思想。第四节分析《查理?斯图亚特》的殉道剧形式，展示殉道剧形式及其与君权观念之间关系的深度探究。本节以奥皮茨的戏剧理论为开端，追溯其代表作《德意志诗学》中的悲剧理论，系统梳理并重点阐释和分析巴洛克悲剧理论，此基础上揭示剧作家的创作主旨，探究巴洛克戏剧理论与君权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第三章阐释并分析罗恩施坦《克里奥帕特拉》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共四节。第一节从“市民等级在新教和罗马公教领地”的角度，介绍罗恩施坦出身市民等级的家庭环境、从政经历以及西里西亚布雷斯劳的教派斗争状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罗恩施坦跻身新教世俗诸侯和罗马公教哈布斯堡皇帝之间这一夹缝处境下其君权思想的特征，进而指出罗恩施坦的君权思想拥有折中主义的特征，而且从其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来看，罗恩施坦本身就是拥有“政治理智”的典范。第二节分析罗恩施坦“政治理智”观念的来源。由于罗恩施坦是从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出发研究君权问题的，所以本书在探讨罗恩施坦的君权观念之前，首先追溯对罗恩施坦君权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利普修斯、格拉西安和法哈多的君权思想。本节基于利普修斯、格拉西安和法哈多的著作文本，考察三者如何通过“政治理智”学说来构建各自的政治理论体系，并由此说明，罗恩施坦在君权观念上与三者有着相同之处，从罗恩施坦的戏剧中能看到一脉相承的痕迹，进而说明“政治理智”概念是把握罗恩施坦《克里奥帕特拉》的关键所在。第三节关注《克里奥帕特拉》的君主形象。首先介绍《克里奥帕特拉》剧情梗概。其次，以该剧关键词“政治理智”为中心，考察“政治理智”在罗恩施坦其他作品中的含义。再次，结合“政治理智”概念对《克里奥帕特拉》的君主形象进行剖析。通过对比克里奥帕特拉、屋大维和安东尼三种不同的君主形象，进一步阐述“政治理智”的内涵，即克里奥帕特拉的“政治理智”是邦国和帝国在向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过渡过程中统治者应具备的治国之术。随后，本节将借助罗恩施坦的其他悲剧来对其“政治理智”观念进行佐证。最后总结性地表明，罗恩施坦之所以选择克里奥帕特拉作为戏剧主人公，正是看重了该历史人物对邦国和帝国统治者在政治行为方面所具有的指导意义。第四节关注《克里奥帕特拉》的戏剧形式。本节尝试说明，与其他两位剧作家不同，罗恩施坦关注历史人物在历史空间中所采取的具体的政治行动。通过为观众展示历史空间中政治行动的具体示范，演绎各种政治行为背后的情绪，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为君主的政治行为指导和情感教育提供了镜鉴，实现了戏剧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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