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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思想的通俗理论读物
为走出现代秩序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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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放眼全球，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秩序、甚至人类文明再度处在动荡边缘：离战争不远，离危机更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
本书从历史大变局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革命性变革、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蕴等方面进行论述，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律性，阐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性意义，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了时代之问，并在实践中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重塑世界秩序、走出现代秩序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各种形态的文明共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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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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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梅，博士，副教授，著有《做合格有为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100问》《作风决定作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员干部读本》《新时代党员干部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历史自信》《强党之问》等，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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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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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明发展的困境 001
第一章 历史大变局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003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012
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019
四、“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 028
第二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逻辑
一、精神标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承 039
二、理想向度：五百年社会主义文明的坚守 044
三、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求索 053
四、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060
第三章 超越“资本的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革命性变革
一、物质文明：“共同富裕”对“两极分化”的超越 069
二、政治文明：“人民至上”对“资本至上”的超越 077
三、精神文明：“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异化”的超越 081
四、社会文明：“和谐正义”对“冲突排斥”的超越 087
五、生态文明：“协调共生”对“无限逐利”的超越 091
第四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意蕴
一、“新”在指导思想的科学性 101
二、“新”在领导力量的先进性 107
三、“新”在“中国之治”的独特性 115
四、“新”在发展的和平性 120
第五章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律性揭示
一、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127
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135
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144
四、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147
第六章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意义
一、原创性和引领性相结合：文明话语权提升我国国际地位 157
二、先进性和科学性相结合：文明新内涵破解全球“四大赤字” 160
三、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文明新道路为各国探索现代化提供新选择 164
四、多样性和统一性相结合：文明新特征推动世界文明新发展 167
第七章 大道而行：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回答现实之问
一、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73
二、坚定主心骨，画出最大同心圆 178
三、坚持融入全球发展大局与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相结合 188
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193
第八章 大道同行 美美与共：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明“交往形式” 203
二、当前世界多元文明的“交往形式”困局 206
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209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16
结束语 共产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向度 229
后记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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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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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文明发展的困境
人类的出现，特别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发生了二重分化，即从自然界中分化出人类社会，从客观世界中分化出主观世界。在这种分化中，世界得到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考古学和远古历史的研究中，“文明”是一个具有组织性功能的概念，它有助于把关于人类早期生产、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的研究，整合成一个边界相对清晰、题材相对具体、方法相对鲜明的领域。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在英法语言中，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文明”被赋予社会进步的意涵，即社会与人性的发展。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一块愈合的股骨”。在古老的年代，如果有人断了股骨就无法生存，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这些断了股骨的人如得不到别人帮助，就不能打猎、捕鱼或逃避野兽的伤害。因此，一块最早被发现的愈合的股骨，表明有人将伤者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且悉心照料，让他慢慢康复。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开始帮助别人，应该是文明最初的标志。
大致说来，“文明”的概念，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接受早期人类学的观念，把人类社会的演化区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阶段，以“文明”为更高级的阶段。第二，把“文明”作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侧重生产活动、技术形态、艺术成就和宗教信仰等。第三，把“文明”作为“文化”的近义词或同义词使用，或者是以“文明”对“文化”进行归类，通常是把若干相近的文化归入一种文明，如西欧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第四，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6页。
]不论是创造人本身的劳动，还是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都是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可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分化的关键，也是它们相统一的关键。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始终在处理自然与社会、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力求克服二者的对立而达成它们的统一。文明正是人的这种实践本质的运用，既表现为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也表现为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成果。第五，用“文明”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征，也就是把基于具体地域的具有相对复杂的行为、制度和观念体系的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同“社会”的含义相近。人类社会由众多部落、民族、国家等社会共同体组成，文明通常指代这些社会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如中国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文明”单位，中国这一社会共同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的总和也可以被称为“中华文明”。在现实世界中，文明发展的程度，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水平。
概而言之，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范畴，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元宇宙作为全球科技领域关注的焦点，正在为产业带来深刻变革，昭示着数字化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不论大家在理解上有何不同，从哲学上看，元宇宙作为对传统虚拟现实的技术升级，本质上是用数字信息技术复制现实世界得出的镜像与愿景，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第三世界”。作为镜像，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写与反映； 作为愿景，它试图依据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人们的意愿设计出精神世界，归根到底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延伸和拓展，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明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规律，认为社会形态的演进，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文明形态的更替。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史，不同的社会形态意味着是不同价值取向、发展水平和特定内涵的文明形态。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它的品质、地位，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表明这种文明已经高度成熟。以社会形态为依据，受物质生产条件支配下的人类文明是由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向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节点式攀升”。这表明所谓文明形态是以一定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支撑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形态是指由于物质生产实践、政治民主实践、精神文明实践等系列实践活动的发展推进，使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开拓进步的一种状态。
当然，文明的存在有规定范围的场域。同时，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和场域，总是存在多种文明相互交织的文明景象，这是因生产力水平等因素参差不齐所导致的“文明整体的级差失衡”。
溯及历史，农业文明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是人被自然规则制约，完全沉淀于自然之下的形态，同时也是时间跨度最久的人类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是人利用自然规则，将人与自然进行区分，高举人之主体性，将自然视为人之主体性之下被构建的时期。后工业文明时代，大多数劳动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最显著的特征是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日常生活和现代产业紧密结合，灾难和科技同在、贫穷与过剩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难以界定，既充满了向未来的可能性，又突兀地展示着向脆弱的文明链接的现实。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产生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让人类文明蒙羞。据统计，两次世界大战带来超过8000万人的死亡；2014年仅毒品就在美国造成了4.7万人死亡，到2020年则造成了超过7万人死亡；2019年世界范围内有接近4亿名抑郁症患者。
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现有文明并非只有发展的成就，其蕴含的危机已经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世界性、时代性、历史性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马克思曾经对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巨大世界影响作过精湛的分析：“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这表明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深刻揭示的这些问题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难以克服的“顽症”甚至“绝症”。由此，我们可以感知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争取“文明”的斗争史，这种斗争的内涵和目标乃是不断追求“理智的发展和尊重人的权利”[ 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6页。
]。
站在时代之巅，究其实质，当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处境既有基于自身始终追逐私利的独特成因，又彰显世界的一般性，这也是人类在建构文明时几乎必然会遭遇的困境。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荣耀无限的威尼斯从“幸福”中走向衰败的经历，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远鉴。当年威尼斯人“从勤俭到奢华消费”，罗马公民变成“有闲阶级”后蔑视生产活动，原因都在于丢失了过去简朴生活方式和强烈的市民精神，转而追求私利、缺乏责任感。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衰亡的种子就存在于成功之中”。反思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主流观念和社会秩序不能再继续沿用，人类必须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自觉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相应的主流价值观，以开创新的文明。
应对这一讨论域，首先需要总结厘清当下人类文明面临的生存危机到底是什么？然后分析其成因。具体来讲，当下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分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个部分。
第一，人与自然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人借由科技发展增强了其面对自然必然性的能力，但这一增强却带来了对自然无限度的开发利用，造成了环境危机、资源短缺和物种灭绝等问题，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文明危机。
第二，人与人的危机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文明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使人陷入“以物为依赖”主导的时代，物成了评价和衡量人以及一切价值的标准，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知识拜物教，而社会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人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社会。
第三，人与自然、人与人发生危机后，人自身产生危机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让物将人统摄，人的内心呈现矛盾和焦躁的状态；另一方面，高速发展的世界让人时刻面对着远超自身的海量信息、知识，这些海量存在让人不得不逼迫自身永远处于竞争压力之中，被片面化、单一化、原子化、碎片化，抑郁症、亚健康成为常见症候，人自身的危机也逐渐成为文明危机。
从系统论的视角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叉重叠和相互作用的。在自然界中有“人化自然”，即经过人的改造并体现着人的目的和意志的自然。在社会中有自然物质和自然力的运用，而构成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而主观世界从客观世界中分化出来，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主观世界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也不是一个超然于客观世界而孤立存在的世界，它不能完全脱离客观世界，而是从属于客观世界。从根本上说，主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反作用于客观世界。由此可见，自然、人和社会构成一个“三元互动”的整体，即“环境—人—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其原动力来自人类对更加健康、幸福和安宁生存的本能追求。在这一追求的驱动下，社会用它已有的秩序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环境—人—社会系统”运动起来，而运动的结果当然是自然、人与社会都发生变化。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推断，“环境—人—社会系统”运动的内因是其内部两大基本矛盾的运动。第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对物质财富积累追求的无限性和自然界支撑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第二个基本矛盾是人对所获得的物质财富的公平、公正追求的无限性和社会秩序公平、公正分配物质财富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动乱变化无不都是出于争夺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需要，都是这两个基本矛盾交织作用的结果。这表明以上这些人类文明危机事实上反映的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以物为依赖的文明形态的危机。在人类文明语境下，即唯有直面人类所面临的巨大现代性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危机，才能真正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化——文明进步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的解放。
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既有其历史任务，也有世界任务，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国对于这一时代之思的回答。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深刻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后又一次郑重作出的重要论断。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确定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页。
]
从蒙尘的劫难岁月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盛大出场，这100年，为了实现文明的复苏和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时代发展为任务，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浸润和实践的打磨，最终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姿态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实现了华丽转身。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向世界扩张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类的普遍交往，推动了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仅是中国的文明新形态，更是全人类的文明新形态，其包含了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创新回答，实现了文明理论的“术语的革命”，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发展的新境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给出自己的答案。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第一章 历史大变局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毛泽东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页。
]历史事件的发生以及特定历史性概念的产生是对过去诸多历史条件的综合性继承，这对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历史进程，就重大事件来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3页。
]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从“历史大变局”中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建党百年之际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到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再到党的二十大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个重要内容，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已经由实践探索上升到把握规律的新阶段。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前进。我们将按照历史主脉、现实审思、未来向度的逻辑理路从一百多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现实的人”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解放中的综合视角，按照历史主脉、现实审思、动力来源的逻辑理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加以深度解读，以期明晰历史大变局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各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不懈追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承载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形象表达。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探索构成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理路，并将其贯穿于中华民族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的全部过程。
（一）追寻工业文明为目标的现代化探索
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模式主要划分为以英国、法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者是早发的、内生的、渐进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通过殖民侵略、血腥掠夺而完成的，其结果是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等等。后者是后发的、外生的、赶超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基础上实现的，虽然成效显著，但是存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必然烙下深刻的西方印记，而且必须先把帝国主义赶出国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当然，马克思的结论主要来源于欧洲的历史经验，但他随即提出了先进生产力在当时落后的亚洲的双重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马克思的研究彰显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要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进行探索。
从近代开始，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长期奋斗，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试图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等方案来实现现代化，他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历史证明，没有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治力量领导，实现现代化的任何蓝图都无法变为现实。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胆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了清醒的逻辑思维：先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旧制度完成救国大业，再通过工业化逐步走向现代化。毛泽东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终其一生，他对于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从未动摇过。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讲清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因此，革命这一手段是在救国之路上探索现代化、创造新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连日用的煤油、火柴、铁钉都称为洋油、洋火、洋钉，因此我们党提出要尽快改变我国工业化水平落后的状况。
1957年，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认为，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上国防现代化”。至此，“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被完整提出来。196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郑重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这标志着“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构想正式确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目标和路线愈加明晰，并且经过多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初步构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中国实际，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开始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1页。
]自此之后，我们党在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聚焦和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党的十二大强调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强调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就是要实现包括推进现代化建设在内的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强调，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这一时期我国实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突破、人民生活提高的历史性跨越、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三）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b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第22页。
]。
其中，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在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表述上，经过了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增加“和谐”而突出社会文明的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增加“美丽”而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历史昭示，在革命时期初步提出理论构想，经过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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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的先进生产关系促进本国落后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同时，其彰显的文明逻辑和文明内核成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文明形态的现代化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元融合。从多元文化中取长补短，吸收优秀的文化元素，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二是系统创新。在科技、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三是共创共享。共同创造创新，共享发展成果。四是全球化视野。走出国门，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管理经验和文化内涵。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和艺术成果。五是合作共赢。强调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通过互补性推动共同发展，创造共赢。同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意旨不仅限于提炼出了原创性的中国话语，还正确处理了创新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促进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开创了新的文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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