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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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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接续几千年的文明，正视自身的不足，在旧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文明，也即在新的基点上实现民族的新生。《中国科学社史》在写作时始终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科学社是由一批留美学生建立的？民族危机是如何激发和催生这批留学生的“科学救国”梦的？他们为什么一回国就选择南京作为落脚点？而当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国科学社为什么又将总社迁移到上海？其后，上海成为中国科学社发展的重心所在。《中国科学社史》在写作中用比较多的笔墨去写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所承载的与中国科学社相关的人与事，其中的艰难与辉煌、荣光与使命、挣扎与抗争，的的确确蕴含着中国科学社同人舍我其谁的时代勇气和历史担当。无论是192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南京》，还是193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民族复兴》，都体现出中国科学社同人始终抱着发展中国科学、求中国复兴的信念，传播科学，开展研究，不断扩大各项事业，正如竺可桢所言：“有志之士莫不以复兴民族为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社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成为国家的事业，民间学术团体纷纷解散。即便如此，他们发展中国科学的信念和精神，从没有因为外界变化而改变。他们始终坚持科学报国，与时代同行，作为科学家群体，他们所执着的，不仅是中国科学化，更是科学中国化，让科学的种子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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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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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国科学社成立的背景
第一节 民族危机与科学救国思想的形成
第二节 西学东渐与近代科学的传播
第三节 废科举与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
第四节 近代留学生社团与活动
第二章 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与成立（1914-1917）
第一节 中国科学社成立
第二节 中国科学社的组织结构
第三节 《科学》的创办
第四节 年会的形成
第三章 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与成长（1918-1927）
第一节 社务发展与改组
第二节 《科学》的出版发行及办刊特色
第三节 生物研究所的创办
第四节 参与科学名词的审定
第五节 科学宣传与科学教育
第六节 年会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
第七节 中国科学社北美分社的成立
第四章 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与鼎盛（1928-1936）
第一节 社务发展概况
第二节 《科学》的转向与改版
第三节 生物研究所的发展与繁荣
第四节 明复图书馆的设立
第五节 《科学画报》的创办
第六节 中国科学社的事业扩展
第七节 科学奖励的设立
第八节 联合年会的召开
第五章 中国科学社的内迁与坚守（1937-1945）
第一节 社务及发展概况
第二节 《科学》的转变
第三节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内迁：
第四节 中国科学社的坚守
第五节 年会活动与学术交流2
第六章 中国科学社的抉择与转变（1946-1949）
第一节 抗战后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第二节 《科学》的转向
第三节 1949年的中国科学社
第七章 尾声：最后的十年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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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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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几经曲折。晚明时期，西学东渐，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华，西方科学技术开始向东方古老帝国传播，并一度出现群星璀璨的景象。但是，这一阶段相当短暂，伴随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科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的进程掐断了，也大大延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脚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开始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但这次的科学传播，则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自我反思，并主动向西方学习，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并开启赴国外留学的大幕。但是，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还没有跳出古老帝国的阴影，没能够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没能够真正抓住科学发展的机会。因此，当时中国科学的发展有其形而少其神。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依然是有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民国建立以后，随着留学生们陆续归国，尤其是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知识分子，开始以科学家群体的力量，用学会的集体力量，整体性向中国传播现代科学观念，全方位输入现代科学技术，合力开拓和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效地建立了现代学术组织，培养了一大批现代科学研究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奠基人。留学期间，他们身处异域，目击西方文化之昌明与我国科学思想之落后，深刻感受到祖国受到的屈辱，也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震惊，因此，他们立志刻苦学习，以图报效国家。科学救国之梦与家国情怀成为这一代科技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自创立到解散，中国科学社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沉浮，顽强成长，走过了相当坎坷和艰难的历程，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以说，没有坚定的科学信念，没有炽热的家国情怀，没有以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竺可桢等一批骨干分子的竭诚尽力，中国科学社就不可能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综合性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自成立起，以社长任鸿隽为代表的一批骨干成员就有相当的历史意识和自觉担当。早在1914年，任鸿隽就在《留美学生季报》连续发表文章，论述应该建立中国的“学界”，认为“求为吾国未来学界之代表者，其唯今之留学生”。1915年1月，任鸿隽在《科学》发刊词中，指出“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基于这种清醒自觉的历史担当意识，1916年9月，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首次年会上作长篇演讲《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对中国科学社成立情况作了最早综述。1923年1月，《科学》第8卷第1期刊登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将来》，文中记录了中国科学社成立的经过及将来之计划。中国科学社于1924年、1927年、1929年、1931年，相继刊印《中国科学社概况》，1921年、1924年、1926年、1928年分别出版《中国科学社社录》，对中国科学社成立情况、组织及事业、社员统计、各机关概况、职员等作了详细记录，并附中国科学社历年年会地点。1935年10月，时值中国科学社成立二十周年，任鸿隽在《科学》第19卷第10期发表《中国科学社二十年回顾》一文，认为中国科学社以一私人学术团体，而能继续发展至二十年之久，且能蒸蒸日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内外工作人员孜孜砣砣、穷年不已的埋头苦干精神。1944年10月25日，作《中国科学社三十年大事记》，附组织、事业等概况，由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印赠。1950年7月，在上海的总社理事会向社友印发《中国科学社三十六年来的总结报告》和《中国科学社近两年来的社务》，对中国科学社过去36年来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和回顾。1961年5月，任鸿隽在《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上发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这是第一份全面而系统叙述中国科学社历史的文本，是凝聚了任鸿隽毕生心血的历史性文献。
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仁人志士苦心孤诣发展中国科学的历史。作为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会聚了当时学术界数千名科技精英，促成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1915年，《科学》创刊，最早并提“科学”与“民权”，明言“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开启了科学传播新时代，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1918年，中国科学社整体迁回国内，经历了极其困难的考验，办公场所不定，财政经费竭蹶，《科学》曾一度不能正常出版。面对生存困境，中国科学社领导群体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化危为机，逐渐使得社团迈上了快速发展轨道。到了1920年代末，中国科学社已然成为国内科学团体的领头羊，其推行的各项科学事业，逐渐开花结果，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成长。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中，任鸿隽、杨杏佛等与蔡元培、梁启超、张謇、马相伯等社会贤达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得到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少中国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进入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中国科学社由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开始了“黄金十年”的扩展期，尤其是获得政府拨助40万元发展基金和南京社所及其围墙外的成贤街文德里官产的永久使用权后，中国科学社事业逐渐迈向巅峰。然而，这种快速发展的机会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行中断。随着战争的爆发，中国科学社也被迫千里内迁重庆，进入了困苦时期。这一阶段，尽管物质条件十分简陋，生存问题严峻，但中国科学社同人始终坚持不屈地斗争，无论是困守上海孤岛时期，还是寄居北碚大后方时期，他们忘我工作，进行艰苦的学术研究，对抗战有关的科学技术保持高度的关注，尤其是《科学》刊发了一批有关科学与国防的文章，反映出中国科学家群体对战时中国科学发展的深刻思考和报国情怀。全面抗战期间，中国科学社事业遭受严重打击，损失中最惨重的，莫过于南京生物研究所被日军焚毁。抗战后，通货膨胀，内战一触即发。中国科学社基金几成废纸，经费拮据，事业困顿。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科学社同人没有气馁，一方面竭力恢复各项事业，另一方面积极联合各学术团体，发出团结的呼声，为中国科学发展进言。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科学社社员们对新政权充满了期待，积极参与新社会的建设。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私立科学团体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新中国成立前建立的科技社团纷纷解散，中国科学社退出历史舞台也是迟早的事情。
近代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接续几千年的文明，正视自身的不足，在旧文明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文明，也即在新的基点上实现民族的新生。本书在写作时始终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科学社是由一批留美学生建立的？民族危机是如何激发和催生这批留学生的“科学救国”梦的？他们为什么一回国就选择南京作为落脚点？而当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国科学社为什么又将总社迁移到上海？其后，上海成为中国科学社发展的重心所在。本书在写作中用比较多的笔墨去写南京和上海这两座城市所承载的与中国科学社相关的人与事，其中的艰难与辉煌、荣光与使命、挣扎与抗争，的的确确蕴含着中国科学社同人舍我其谁的时代勇气和历史担当。无论是192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南京》，还是193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民族复兴》，都体现出中国科学社同人始终抱着发展中国科学、求中国复兴的信念，传播科学，开展研究，不断扩大各项事业，正如竺可桢所言：“有志之士莫不以复兴民族为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社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事业成为国家的事业，民间学术团体纷纷解散。即便如此，他们发展中国科学的信念和精神，从没有因为外界变化而改变。他们始终坚持科学报国，与时代同行，作为科学家群体，他们所执着的，不仅是中国科学化，更是科学中国化，让科学的种子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中国科学社史》：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是在中国倡导和实践科学教育的先驱，是他们使西方的科学教育在新式学堂中得以确立。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建立，近代科学教育正式纳入中国的教育体制，此后得到了快速发展。
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近代科学知识开始列入正式课程，包括外国史地、代数、物理、几何、化学、机械制造、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等。1868年福建船政学堂聘请物理、化学教授M.L.Rousset先生任教。1874年由徐寿和傅兰雅创办的我国第一所专门进行科技教育的格致书院，将科学教育融于实用技艺教育中，“照今所有西学书籍足资考求者，可分六学：一、矿务，二、电务，三、测绘，四、工程，五、汽机，六、制造。”在洋务学堂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教育得到大大增强，但又更重视实用技术的学习。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还只是局限于“器技之末”，认为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一种用来富国强兵的工具，科学教育带有强烈的“实用”目的和“应需”的特征。
1878年，张焕纶等在上海创办了正蒙学院（1882年改名为梅溪书院，1902年又改名为梅溪学堂），设立了国文、地理、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等课程，采取以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为基础的教学管理和组织形式，将格致、数学等科目纳入课程体系，标志着我国近代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发端。随后开设的新式学堂也大都采用这一课程体系，但这一时期尚无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因此，科学教育体系还未建立。
在清末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清廷曾组织人员对日本教育做了全面调查，于1902年提出壬寅学制的构想，翌年做了修改，又称癸卯学制。新学制有关自然科学课程的设置，在各级学堂中的叫法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向是把自然科学科目称为“格致科”（日本当时称“理科”），用以区别于社会科学，也区别于工程技术（另设农、工、医各科）。大学堂的格致科，下设六门课程，分别为高等算学、物理学、星学（天文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1904年1月，张之洞等修订了学堂章程，颁行全国。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和高等小学堂的课程都包括算术、格致等自然科学；中学堂的课程包括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等自然科学。这个时期，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加，使得自然科学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制定和颁行，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促进了教育内容的改革，使自然科学正式进入课堂。在新学制的引导下，中国教育开始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革命性变革。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使以后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有章可循”，科学教育不再依附于技术教育，众法不一的局面也结束了。从此，中小学科学教育在学制的规范下开始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育的步伐趋于合理。可以说，我国这时已正式出现了科学教育，普通中小学科学教育体系由此诞生。
此后，各级学校开始设置大量科学课程。1906年学部订立的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所列各科，每科学生五十名，如有不能匀配之处，应即趋重理化博物二科以养成现今最为缺乏之学术。”①这说明晚清新政侧重近代自然科学的政策导向。地方办学也是如此。1909年1月，湖南巡抚奏称，该省优级师范学堂已先办理化、博物、数学三类选课及预科，各设学额60名。在各省高等专门以上学堂，一些归国留学生陆续接替外国教习，成为科学课程的主要承担者。京师大学堂非常注重加强对学生的自然科学教育。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认为：当时他们所读的书，“现代科学是占了最大的成分的”。各类科学课程成为影响考试名次与奖励的主要内容，受到普遍重视。在京师大学堂，“1907-1909年头几届学生毕业考试的情况可以证明，科学课程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许多学生因科学课程考分不够，得不到优等、最优等的考评。校方不断努力，争取扩大场地，设立科学实验所需的实验室和实习地，也同样表明了对科学课程的重视程度。”①
在近代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中，教科书扮演着重要角色。教科书以其渗透力和持久的影响力开启民智，促进科学传播。1903年开始，文明书局出版了中国人自编的第一套以“科学”命名的分科设编的教科书《蒙学科学全书》28种，涵盖了当时科学的最新分类：地理、动物、植物、生理、天文、地文、地质、化学等。这意味着科学已经稳定地进入教科书中。1904年的《最新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这两套教科书基本抛弃了传统教育中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已经具有现代科学分类的观念，具备了现代学科特性。
从1904年到1912年，以上海文明书局和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鼻祖——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陆续出版了多种适用于中小学堂的科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引入教科书体系，倡导观察和动手实验，注重从常见的事物出发，选择与儿童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内容。这体现了科学教育逐渐渗透基础教育。“这些曾经只在少数维新学者圈子里流行的‘新学’，在20世纪初开始变成童蒙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普通人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必须了解的知识和道理。我们有理由说，清末民初小学科学教科书对于整个民族的科学启蒙，促进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②“在一定意义上，清末民初教科书传播现代文明的价值甚至超过那些思想家改革家，使科学民主由少数知识精英关注的对象而成为浸润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精神与生活取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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